刘梁剑

一、“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以言取效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见《春秋左传正义》，第10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反之，言而文，则行之弥远。不同的言说方式有不同的言说效果。《庄子》一书，卮言日出，诸多言说积淀为成语，“朝三暮四”便是其中之一。“朝三暮四”之为成语，例证了庄子言说方式对于言说本身的积极影响。进一步看，“朝三暮四”故事本身又从另一层面(即言与实的层面)关涉到以言取效。《庄子·齐物论》云:

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依庄子之意，这些小狝猴未达齐物之理，迷惑于“朝三”与“朝四”的分别，以前者为非而后者为是，因是而喜，因非而怒;它们没有看到“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从橡子的总数来看是一致的:“其于七数，并皆是一。”②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3，73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七”既是标示数量的“名”，也是众狙所得到的橡子之“实”。“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实非达道者。庄子用这个寓言让我们看到执着于是非的荒唐可笑，从而对“道通为一”有所领会。

《列子·黄帝》也讲了“朝三暮四”的故事: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名实不亏，使其喜怒哉!③杨伯峻:《列子集释》，第8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故事的基本要素没有改变，但要素的结构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子》和《庄子》讲了同一个故事吗?是，又好像不是。与《齐物论》不同，《黄帝》的叙述重心从众狙转向了狙公。“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这是《齐物论》的解譬。“名实不亏，使其喜怒哉!”《黄帝》盛赞狙公之智。七升橡子，把它放在“朝三暮四”的框架中说出来，可以使众狙怒;可是放在“朝四暮三”的框架中说出，可以使众狙喜。郭庆藩引家世父解说众狙的心理:“赋芧在朝，故以得四而喜，得三而怒，皆所见惟目前之一隅也。”④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3，73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言说框架下具有不同的言说效果。以言取效见证了语言的行事力量(performative force)。⑤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原初同样的事实，经过不同言说框架的整理之后，我们似乎看到了不一样的事实;与此相应，我们做出不同的反应。在这里，不是语言反映实在，而是语言参与我们对实在的反应，并且引发我们对实在的反应。在此意义上，语言与实在相互编织、彼此渗透。

一种事实，两种言说框架，具有不同的言说效果。“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分别不只存在于寓言。汤放桀、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汤武的行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判断。非议者称之为篡逆，而赞同者称之为“革命”。如《易·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在命名的同时赋予了汤武行为以正当性的肯定。《汉书·儒林传》第八十八卷载汉景帝时，儒生辕固与黄生辩论汤武是受命还是篡弑: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辕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孟子从仁义、民心的角度论证汤武放伐的正当性。《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齐宣王和孟子关于这一问题的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桀纣破坏仁义，已经堕落为“一夫”。所谓“一夫”，也就是失去了天下百姓的支持。《孟子·离娄上》云:“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一夫”失民心失天下，也就丧失了作为“君”的资格。在这个时候，汤武针对他们的放伐行为不再受到君臣之义的约束。

“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分别不只存在于寓言，也不只存在于古代。面对半瓶水，可以说“只有半瓶水”，也可以说“还有半瓶水”。“还有半瓶水”的言说激发乐观积极的反应，“只有半瓶水”的陈述引发悲观消极的情绪。美国当代语言学家平克(Steven Pink)举例说:“思想的语言允许我们将一情形纳入相异且不相容的构架(frame)之中……这为人类无尽的争论搭建了舞台。干细胞研究毁掉的是一团细胞还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美军进入伊拉克是侵略一个国家还是解放一个国家?人流意味着终止怀孕过程还是意味着残杀婴儿?高税收的办法是为了重新分配财富还是在没收公民收入?公费医疗制度是保障公民健康还是扩张政府权力?在这些论辩中，架构同一事件的两种方式相互竞争，而论辩者都极力表明自己的架构方式才是恰当的”。①Steven Pinker，The Stuff of Thought:Language as a Window into Human Nature，New York:Penguin Group，2007:4—5.英国当代学者汤普森(J.B.Thompson)举例说，用漂亮的框架“美化”行动、体制或社会关系乃是意识形态的运行模式之一:“暴力镇压抗议被描述为‘恢复秩序’;监狱或集中营被描述为‘新生中心’;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体制化不平等被描述为‘分别发展’;剥夺公民权的外国劳工被描述为‘客籍工人’。”②[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第70，62—63页，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按照汤普森的理解，意识形态体现了包括语言在内的象征形式的统治关系、权力关系之间的交叉。③[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第70，62—63页，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二、“正名实”而“化天下”

“朝三暮四”故事中提到的“名实”问题是先秦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孔子感叹“觚”这样的日常器皿名实不相符:“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就政治生活而言，众所周知，孔子主张为政以“正名”为先，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从正面说，则是通过正名实现成事、兴礼乐、使刑罚得当而安民的效果。在社会政治之域，名实关系中的“实”主要指社会实在与社会政治秩序。孔子列举的“事”“礼乐”“刑罚”属于社会实在，民之“安”涉及社会政治秩序。孔子正名说实际上强调了语言如何嵌入社会实在之中并参与社会政治秩序的生成过程。这可以说是语言与实在于社会政治之域如何相互编织和彼此渗透的一个方面。

从历史语境来看，孔子上述正名说“为卫君而言”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2，14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问答发生在鲁哀公十年，孔子自楚返卫。这里的卫君指卫出公辄，蒯聩之子、灵公之嫡孙。朱熹引胡安国述出公与父争国之事:“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2，14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春秋》记鲁哀公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蒯聩得到晋国的支持，但卫出公在齐国的帮忙下暂时阻止了蒯聩回国夺君位的意图。

蒯聩与辄，父子争国，孰是孰非?《春秋》三传及后世儒者的具体判断虽不尽相同，但都分享了孔子的基本想法:父不父、子不子。这既是春秋乱世之乱象，亦是乱世之所以乱的原因之一;故，“拨乱世，反诸正”③《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必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另一方面，孔子作《春秋》，正是通过具体事例的记述与微言褒贬，经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达到“拨乱世，反诸正”的效果。《庄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这里的“道”首先有记述之意。④钟泰:《庄子发微》，第7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说苑·复恩》:“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⑤刘向:《说苑校证》，第142页，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自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有情绪、有态度的历史记述。《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繁露·俞序》曰:“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⑥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59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孔子作《春秋》，修其辞而“窃取”其义。⑦《孟子·离娄下》记孔子论《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里的“义”，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君臣父子之名分。在此意义上，《春秋》试图通过“道”说乱世的名分之乱而达到引“導”(导)名分重建于后世的目的。⑧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69页。《孟子》孙奭疏:“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贬著，而乱臣贼子于是乎恐惧之。”⑨《孟子注疏》，第1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名的问题不是纯粹理论的问题或纯粹逻辑的问题。先秦诸子，即便非常富有逻辑头脑的公孙龙子、荀子，对名实的讨论也不是出于纯粹的逻辑兴趣。荀子的名实论强调“制名以指实”，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治之极”(《荀子·正名》)。至于公孙龙子，他也反复强调名辩之学与政治的关系。他把“明王”和“正名实”直接关联起来:“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孙龙子·名实论》)作为理想政治秩序建构者的“明王”之所以成为明王，就在于能正名实。对于公孙龙来说，古有明王，今有乱政;古之明王能审名实，今之乱政出于名实之乱。公孙龙本人追随古之明王，从名实入手以救世之乱。公孙龙认为，名实相当为“正举”，名实无当“非正举”。“正举”则“其有君臣之于国焉，故强寿矣”;“非正举者，名实无当，骊色章焉，故曰‘两明’也。两明而道丧，其无有以正焉。”(《公孙龙子·通变论》)那么，究竟如何正名实?公孙龙的办法是提出有名的“白马非马”“诡辩”。《公孙龙子·迹府》述公孙龙之行事，其中说道:“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所谓“守白”辩即“白马非马”之辩。

在公孙龙那里，“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白马论》)。“马”就是各式各样具有相同或相似形体的东西的集合。这是理解概念的“集合模式”。与此相应，“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里的“非”乃是否定同一性关系的连词。“白马非马”无非是说，“白马”这个概念不同于“马”这个概念。这实际上是辩名析理的功夫。一方面，要知道“马”(“白马”)之何所谓，而“名”之何所谓在公孙龙那里就是“实”，举名知实则为“察类”;另一方面，要求辨析“马”“白马”等相近概念的差异，不能彼此相混。如果混淆“马”与“白马”，便难免以“白马”之“白”遮蔽“马”。人们谈论“白马”，思维的焦点往往在于“白”，而不不于“马”。在此意义上，“白马非马”借助“非”的否定力量获得了一种超越于“白马”之上的大视域。

进一步，公孙龙欲“推”白马之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比如，由“白马非马”可以类推出“楚人非人”:

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公孙龙子·迹府》)

“楚人”的视界着重在“楚”上而不在“人”之上。“楚人”之“楚”遮蔽了“人”。楚王见“楚”不见“人”。相形之下，孔子进一步超越楚王，“异楚人于所谓人”，即“楚人非人”也。在此，我们进一步看到，“白马非马”“楚人非人”之类的“诡辩”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言说效果。

正名实可以化天下。那么，“化”的机制究竟如何?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讨论风化与功罪之名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理解“化”的机制不无启发。船山说道:

功罪者，风化之原也。功非但赏之足劝，罪非但刑之足威也。虽其为不令之人与，然而必避罪之名，以附于功之途。夫人欲自伸之情，相奖以兴，莫知其然而自动，无贤不肖一也。故正名之曰功，而天下趋之;正名之曰罪，而天下违之。①(明)王夫之:《尚书引义》，见《船山全书》第2册，第281，271页，岳麓书社1996年版。

在船山看来，“功罪”作用，不在于现实的功或罪发生之后通过“赏”或“刑”的方式达到“劝”或“威”的效果。相反，“功罪”的作用在于现实的功罪发生之前。更确切地说，我们对何者为功、何者为罪的规定与命名居于风化过程的发端处。所谓“功罪者，风化之原”，实际上乃是“功罪之名”居于“原”即本原的位置。通过功罪之名的命名，违避之物成为应当违避之物，天下人，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莫知其然”而不知不觉地就加以违避;趋就之处显现为应当趋就之所，天下人，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莫知其然”而不知不觉向之趋近。相反，如果功罪之名不正，“功非其功，罪非其罪”，则会导致世风衰靡以及现实世界的混乱。

“无贤不肖一也”，这是说，不分贤或不肖的一切人构成了一个“众著而共由”的世界，即船山所讲的“均乎人之天”。尽管“贤智有贤智之天”，而“愚不肖有愚不肖之天”，但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通贤智不肖而一”的“均乎人之天”。②(明)王夫之:《尚书引义》，见《船山全书》第2册，第281，271页，岳麓书社1996年版。“均乎人之天”正是人与人相互影响的空间。功罪之名正是在“均乎人之天”之中让天下人“莫知其然”而加以趋近或规避。由此，看似迂远的正名之举能够达到“风化”天下的神奇效果。

三、话语和现代社会政治秩序

正名运作于“均夫人之天”，用现代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名言的社会性构成了名言得以行事和取效的条件。张申府已有见于此。他说:“名是一种魔力，诚不可以不慎用善处之。名是社会的。而名之有魔力，遂在乎社会的制约反应。”③张申府:《续所思》，见《张申府文集》，第三卷，15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有名，有名言，有话语，在现代条件之下，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离不开话语。我们不妨以此剖析国民话语与缔造现代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④刘梁剑:《国民意识的觉与梦》，见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10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近代中国，缔造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国离不开民。梁启超就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⑤梁启超:《爱国论》，见《梁启超全集》，第27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现代国家需要与之相应的现代国民。缔造现代中国，塑造现代国民，此二事相辅而相成。传统中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就是传统“子民”转化为现代“国民”的过程。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恰恰从塑造国民入手从事现代中国的缔造使命。那么，如何塑造国民?一言以蔽之，曰:运用“国民”话语。台湾学者沈松侨已指出，当时“中国知识阶层亟欲动员‘国民’概念及其所蕴涵的特定价值以改造社会大众之意识构造”⑥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四分，第686页，2002年12月。。动员“国民”概念改造社会大众的意识，正是近现代处于先知先觉地位的启蒙者运用国民话语以言行事，试图达到唤醒国民意识的效果。

中国近现代的“国民”话语是在跨语言情境下生成的。虽然“国民”这一用法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文献，但是，与相当多的现代思想关键词一样，现代汉语语境下的“国民”主要是作为译名得到理解的。作为一个指涉特定价值与意义的现代政治概念，“国民”是一个由日本转借而来的译名。就其跟西语的关系而言，“国民”对应的德文词为Volk，而英文词则主要为nation，有时也可对应于people或citizen。翻译转渡思想文化。作为nation的对译词，“国民”向现代汉语世界转渡了独立、自由、平等、权利等理念，“国民”被视为一个与传统的“子民”相对立的概念。

启蒙思想家的语言策略和先秦名学之间不无相通之处。如前所述，孔子的“正名”主义的语言哲学意蕴在于:语言与实在相互编织、相互渗透，因此语言可以作用于实在。这一点在政治之域表现为，语言对于政治文化秩序具有建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正名达到成事、兴礼乐、使刑罚得当而安民的效果。正名活动看似迂远，实则就是政治活动，而且是首要的政治活动。当然，较之古代，名、名言、话语在现代的魔力有增无减。所谓话语权，不仅是可以说话的权力;话语权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可以通过说话创造一套话语来获得或增强权力。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名言之所以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魔力，无远而弗届，无微而不入，离不开现代话语载体的深刻变化。在运用国民话语的过程中，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分别从新小说、演义、白话文等角度注意到了国民话语的载体问题。梁启超力倡“新小说”，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①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梁启超全集》，第886，884页。。他不无夸张地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梁启超全集》，第886，884页。与梁启超类似，章太炎十分重视“演义”这一普遍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为之昭宣令闻。”③章太炎:《洪秀全演义序》，见《章太炎政论选》，第308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胡适强调白话文，从一个方面延续了梁启超、章太炎重视普及性文学的思路。通过白话文这种语言建制，知识阶层的声音方能更加畅通地到达普遍老百姓，启蒙思想家所运用的国民话语才能更加有效地唤醒国民意识，从而缔造现代中国。(作者简介:刘梁剑，浙江永嘉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