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

2015-03-19张森林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6期

刘洋，张森林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长春130024）

战争与和平观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认识和看法。自战争与和平问题产生以来，人们就极为关注，也形成了不同的战争与和平观。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立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形成了独特的战争与和平观。本文认为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集中体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本质的基本认识、关于战争与和平趋势的基本估计、关于制止战争与维护和平的战略方针等方面，对此略作探讨如下。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本质的基本认识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影响和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军事家、理论家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过广泛的研究，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还没有人能够揭示战争与和平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战争的根源、本质及其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形成了自己关于战争与和平本质的基本认识。

1.战争的根源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战争根源的立场，深入研究了阶级社会战争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什么是战争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回答。

毛泽东认为，私有制和阶级及其矛盾的出现是阶级社会战争产生的根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开始有了剩余，人们逐渐产生了私有的意识和概念，氏族成员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使不同阶级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极端对立，在社会地位上极端不平等。当对立阶级之间因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发展到用其他诸如经济、思想、文化等和平手段难以缓解的时候，必然导致阶级之间的战争。因此，毛泽东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1]171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最基本、最准确的概括。战争是私有财产及阶级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2]479。

私有制和阶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当“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1]174，只有彻底消灭战争产生的根源——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几千年阶级斗争的历史已反复证明：只要私有制和阶级没有完全消灭，人类仍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遭遇战争。

2.战争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赞同普鲁士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提出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的观点，并始终把这一原理作为考察战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认真研读了《战争论》，批判地吸取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某些观点，形成了对战争本质的科学认识。

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一点上指出，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2]479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存在。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因素都与战争存在着内在联系，都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在众多影响战争存在和胜负的因素中，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是最直接、最深刻、最本质的。从阶级社会的战争历史来看，任何一场战争都与政治相依相随。革命政治引发革命战争、殖民政治引发殖民战争、霸权政治引发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总是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爆发，也总是因为政治目的的实现而结束。从本质上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就是政治。与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比较和平的斗争形式不同，战争是以流血方式解决利害关系冲突的。因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479战争的政治本质决定战争的性质主要取决于战争的政治目的和内容。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2]475～476显然，毛泽东是以是否能够推动历史进步，作为观察、分析和正确区分不同性质战争的标准和重要原则，也就是说，一切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一切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在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具体内容也不一样，所以，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划分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毛泽东指出，在现代，“只有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援助这两种战争而战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3]468。

3.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研究战争和进行战争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实现消灭战争，达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一最终目的。那么，战争与和平又是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法则，对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社会现象的一般关系给予了正确揭示，指出：“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4]348

毛泽东把战争与和平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战争与和平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状态。战争是社会活动的暴力状态，和平则是社会活动的非暴力状态，是对战争暴力方面的否定。在这一点上看，二者是对立的，是互相排斥的。另一方面战争与和平又是互相联结的，存在着同一性。战争与和平都具有政治性，“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指出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5]524。二者都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互相依存，交替出现，没有和平就无所谓战争，没有战争也就无所谓和平。矛盾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双方同样也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同一性为它们的互相转化提供了内在根据和可能性。和平时期酝酿着战争，战争时期酝酿着和平，“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三八线一打仗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6]374。

二、关于战争与和平趋势的基本估计

随着世界法西斯阵营的瓦解，国际格局发生了大分化、大改组。关于战后世界发展的趋势就成了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战争与和平趋势的基本估计构成了毛泽东战争与和平观的基本思想，它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的认识中。战后，世界两极格局对峙，美苏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某些居心叵测的西方国家到处宣扬“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言论。关于新的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世界持久和平能不能实现？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客观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考察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是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也是有可能的科学论断。

1.世界大战爆发和避免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毛泽东始终坚持从爆发和避免两种可能性上观察战争与和平趋势。他指出：“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也就仍然存在。”[7]110～111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发展得很快，它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使得战争受到制约乃至避免发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7]147。毛泽东的分析是，帝国主义正处在衰落时代，在外部随着侵略扩张的范围越来越大，军事力量越来越分散，在内部又有自身难以彻底根除的经济危机。所以，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做战争准备，想发动战争，但也惧怕世界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担忧战争给自身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增多、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正处于上升的时代。因此，毛泽东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制止战争的力量更壮大了。过去人民力量弱小不能制止战争，而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当然，毛泽东在作出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判断的同时，也提醒人们世界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

2.局部战争在战争根源消除以前难以避免

世界大战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和地区都卷入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世界性的战争。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相比较，在影响范围、破坏程度、战争成本和可控性等方面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把二者等同。毛泽东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局部战争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8]1047。

私有制和阶级斗争是战争的根源，而帝国主义及其政策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及其政策依然存在，战争作为解决政治危机的最高斗争形式和社会现象就是难以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以及侵略反侵略战争从未间断过。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年代里，我国经历了50年代的抗美援朝、60年代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多次反侵略战争。对于二战后发生的局部战争，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研究它们的性质、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给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带来的影响。而对于那些由于外国武装挑衅和侵略强加给我国的战争，毛泽东不仅研究它们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而且还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勇敢而果断地进行了武力反击，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和国家主权尊严。尤其是针对60年代末期苏联在我国边境的武装挑衅和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毛泽东批准实施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坚决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一切从最困难处着想，毛泽东从60年代中期开始就提醒全党、全军要立足于战争准备，1964年他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9]542但随着美苏争霸都想打“中国牌”这一形势的变化，我们立足于战争准备的基点不变，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判断需不需要改变呢？为此，毛泽东在1972年向全党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积极做好战备工作作为防范战争、遏制战争的有效手段。同时，在外交领域通过与斯诺谈话，推动“乒乓外交”，积极推动中美高层对话。现在看来，虽然毛泽东在60年代关于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思想，从战争的根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准备看，现在看来虽然缺乏根据，但是立足于战争准备，敢战方能言和，促使战争向和平转化的基本思想符合唯物辩证法，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从立足于战争准备来避免战争包括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的一系列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换句话说，没有战争准备就不可能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只有敢战方能言和。因为，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一样，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同时存在爆发和避免的可能性。但局部战争爆发的频率更高，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使战争的影响和范围不断扩大，甚至酿成世界大战。

3.和平力量的团结和斗争是世界和平的保证

毛泽东相信，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经过努力和斗争会不断发展壮大。如果人民力量的发展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是可以推迟和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10]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保卫世界和平、制止新的世界战争，人民大众也是主要依靠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世界民主和平力量空前觉醒。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摧毁了统治他们的殖民体系，成为国际政治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支强大的力量。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因为饱受战争之苦而渴望和平，不愿意再被卷入战争。从国际形势的发展来看，世界民主和平力量已经超过反动力量，而且还在继续发展。这一切形成了避免世界大战、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随着世界民主和平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避免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是世界和平的保证，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然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毛泽东正是客观而充分地估计了世界人民的力量，所以先后论述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概念，主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制止战争、维护和平。

三、关于制止战争与维护和平的基本策略

毛泽东在探讨了如何认识战争与和平的本质、如何判断战争与和平的趋势的基础上，也探讨了如何制止战争与维护和平的战略方针问题。

1.以“反对”和“不怕”对待战争

在晚年毛泽东看来，尽管有可能制止新的世界大战暴发，但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的危险就不可避免。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在绝不惧怕的同时还要坚决反对。

毛泽东一贯坚持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也绝不惧怕战争的基本思想。毛泽东认为只要私有制和阶级没有消灭，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战争的。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制止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但是当战争无法阻止时，我们该怎么办？毛泽东指出：“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6]238“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11]297毛泽东不仅明确了对待战争的态度，而且还预测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结局。他指出：“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13]343毛泽东在他那个时代所能看透的帝国主义的本质，至今也仍对我们研究西方敌对势力的本质有指导意义。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4]1195他认为，如果真的爆发世界大战，在战争的初期，从表现形式上看，帝国主义可能是“铁老虎”，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它会变成“纸老虎”。因为帝国主义不得人心，人民反对它，它的实质只能是“纸老虎”，“铁老虎”掩盖不了其虚弱的本质。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扩张，反对它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多，人民力量终将胜过反人民力量。真正有力量能够赢得胜利的是前途光明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我们热爱和平，努力阻止战争爆发，“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我们也绝不惧怕，“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15]356。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正因为世界和平力量对战争一是不怕、二是反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战后的主趋势，部分“战争贩子”始终不敢挑起世界大战。

2.以国家间和平共处维护和平

世界和平是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来维护的，如果世界各国之间能够和平共处，世界持久和平就能实现。列宁曾经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提出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思想，他指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16]354，并制定了苏维埃俄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列宁提倡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够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并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当然也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继承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不仅将“和平共处”作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作为处理一切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也将其视为制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战略方针。他指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12]167，“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12]160。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二战结束后，共存于同一时空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却都有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壮大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毛泽东认为在大家都要和平，不愿打仗，各自搞建设的基础上，不同制度国家是可以求同存异，通商做生意，和平共处的。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3]1466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又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2]116后来，他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其他领导人又共同酝酿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总结概括了当代国与国交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的方式，不仅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基本准则，也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得到众多亚非国家的积极响应。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倡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在他看来，“和平共处”不仅是国与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最好方式，也是制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最好方式。历史实践证明，和平共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共同努力制止战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正确选择。

3.以平衡国际力量来遏制战争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善于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在他看来，平衡国际力量，争取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是制止战争与维护和平的有效手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320“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322毛泽东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分析就是严格建立在对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并且根据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及时调整我国的国际战略，平衡国际力量，以制止战争，维护和平。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中苏关系恶化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分化，使美苏力量对比发生改变，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机遇，产生了利用美苏矛盾，联合美国共同遏止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战略思想。1969年5～9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对国际形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分析，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这两份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联扩张主要是想与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因此，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中国应该有意识的利用美苏矛盾，与美国达成和解，联美抗苏，从根本上缓和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同时为世界和平寻求新的基石。这样做既可以抵制来自苏联的威胁，也能改善中美关系，排除美国为阻挠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而设置的种种障碍，进一步恢复和扩大自己的国际交往，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17]。“毛泽东一生重视矛盾，总结形成了自己的矛盾哲学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国际战略格局下，毛泽东联美遏苏的战略思想就是其“矛盾”哲学的具体运用，促使发动战争与制止战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平衡了国际力量，对维护国家安全，制止战争与争取和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是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但是，局部战争、流血冲突从未停止过。重温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对于我国正确地分析复杂的国际局势，应对战争与和平的具体问题，对于我国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对于我国正确地制定国际战略策略，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8]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6—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廖国良，李士顺，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11]《红旗》杂志编辑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N]．人民日报，1963-03-02．

[12]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