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摘 要：现代国家的科技实力与政治实力成正比，这种关系的日益凸显使科技活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主体的政治管辖范围。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政治规划能在客观上带动科学技术的整体进步，同时也引发了科学精神与政治利益的冲突。政治势力过多地涉入科学界，还容易使学术分歧与政治斗争纠合在一起。现代综合性的国防科技体系关涉的领域越来越广，这使整个科技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过度政治化的科技体系会对科技创新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国家政治对科技系统的干预应适度。

关键词： 科技创新；世界大战；科技竞争；政治动力；过度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D0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5-0015-06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际政治力量中心的变迁总是与全球科技中心的历史位移步调一致。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中心是英国，它也随即成为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 。法国、德国、美国这些依次成为后续科技革命中心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政治强国。迄今为止，地球上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无论是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 ，还是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 ，都是科技强国争雄世界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二战后的“美苏争霸” ，其最重要的形式就是高科技竞争。随着科技实力与政治实力之间联动关系的日益凸显，科技活动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主体的政治管辖范围。科技活动的政治化是福是祸？本文将通过考察现代科技与国家政治的互动谱系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战争诱使政治力量大规模介入科技研发

文艺复兴释放的文化能量为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的日渐强势又从信仰层面上助推了政治变革，而政治秩序的重构则为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进而激发了以连锁技术创新（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与之同时，现代科学精神广泛的社会化也为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技术革命营造了新的伦理向度。第一次现代技术革命的成果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课题，而新的科研成果又转化为技术进步的原创基础，科学与技术在推进新兴产业（如化工业）的发展中融合，一种服务产业经济、尊重市场需求的科研模式逐渐兴起。这种产业化的科研模式既使各种改善民生的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又进一步带动更多的社会成员投入科技事业，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实用主义”科学观。科学不再仅是一种纯粹追求真理的社会活动，产业科技赢得了与传统“纯粹科学”并立的社会位势，二者在交互影响中并立演进。产业科技与“纯粹科学”在德国的协同共进，使其于19世纪后半期迅速超越英国和法国，跃升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向境外夺取更多的市场和原料是当时工业系统膨胀的必然逻辑，这就使德国与传统列强已圈定的全球性殖民体系之间发生政治冲突，并最终导致世界大战。

德国发达的产业科技使德国在科学技术转化为实用武器装备上占据了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与德国的士兵阵亡比例是2：1，双方被击落的飞机比例是6：1，[1]这说明，协约国的科技系统在应付军事形势上远落后于德国，德国不但科学家人数众多，而且，这些科学家都与工业保持着密切联系。[1]（39）协约国为了对付德国，不得不紧急动用政府力量促进科学与工业的结合，[1]（39）交战双方都极尽所能地开发已有科技成果在军事应用上的潜力。电话、无线电、火车和汽车这些科技革命的成果被整合于军事通信与交通系统，从而使几百万规模的军队迅速调动、集结成为可能；交战各国将当时最先进的动力技术、冶金技术、机械技术改制出机关枪、远程大炮、坦克、战斗机、战舰；化学工业除服务于炸药的生产外，也开始用来研制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毒气。1915年4月22日德军在战场上释放了168吨氯气，英法联军受到重创，死亡人数达15000。[2]从此，协约国和德国展开了军用毒气的研发竞赛，化学武器成为“新宠” ，光气、芥子气都先后登上了一战的舞台，在一战中毒气造成的伤亡人数达100万。[2]（214）

各国都想在激烈的军事科技竞争中压倒对手，为此，英国政府于1917年专门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 ，而产业科技相对发达的美国则于1916年就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 ，[1]（39-40）这些部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干预。与产业科技一样，[3]政府也要求科学家们通过集体协作在短期内创造出能付诸实际应用的新材料、新器械、新设备，但是，政府调配科研人员和科研设备、原料的规模和力度要比企业大得多。在政府组织的科研活动中科学家们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整体，[2]（216）这并非否定个别优秀科学家的卓越贡献，而是说明战时所迫切需要的科技攻关充分发挥了集体协作的效率，在这样一种直接以战争实际需要为目标的研发过程中，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理想，[2]（215）科学家们俨然都是“爱国英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战败而告终，但是，作为战胜方的“协约国”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德国的科技优势在于其科技与产业互动的科研模式，所以，“协约国”只是瓜分了德国的科技成果。然而，德国凭借其科研模式上的优势很快就“东山再起”，[1]（206）这种产业化的科技体系在“野心家”操控的政权中又很容易转化为战争机器，因此，二战以后，“同盟国”不但要占有德国的科技成果，还要肢解其产业化的科技体系，以遏制其科技再生产的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再次被德国拽入高强度的军事科技竞赛。那时，交战各国的科学家都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感召下，被政府和军队大量征召，二战前希特勒就已成立的军械局以及二战中日本驻扎于中国东北的731部队都是军事化的科研机构，1940年美国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 ，[4]美国的军事部门在二战期间花费了联邦政府科研规划中六分之五的经费。[3]（202）

众所周知，在二战中深刻改变人类战争观的是原子弹，为原子能奠定理论和实验基础的都是追求客观真理的“纯粹”科学家，按照他们的研究旨趣和当时的产业发展水平，原子能很难被付诸实际应用。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的著名公式E=mc2是核能释放的理论依据，但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于1933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年会上进行演讲时却彻底否定了应用核能的现实可行性。1938年底德国科学家哈恩（Otto Hahn）和斯特拉曼（Fritz Strassmann）用中子轰击铀时，铀核分裂成两个新的原子核，移居瑞典的奥地利女科学家L·迈特纳（Lise Meitner）和她的姨侄O·弗里希（Otto Robert Frisch）对这个过程进行物理学解释，推断出这个过程中缺失的部分原子核质量转化成了能量。1939年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提出，裂变还会释放出多余中子，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产生巨大的能量爆发。核能研究的最新成果很快引起了希特勒政府的注意，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等大批一流的德国原子专家被招入军械局。移居美国的爱因斯坦为防止德国率先研制出原子弹，亲自给罗斯福总统写信，建议美国尽快研制原子弹。[5]爱因斯坦是典型的“纯粹”科学家，他用笔在“香烟盒”上推算宇宙秩序，对科学能否产生实用价值没多大兴趣，对战争更是“深恶痛绝”，但他面对纳粹紧锣密鼓的原子弹计划，也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威望游说美国总统去与德国纳粹展开原子武器的研发竞赛。美国终于实施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康普顿（Arthur Holly Compton）、尤雷（Harold Clayton Urey）、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费米（Enrico Fermi）、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等一批世界知名科学家先后参与了这项工程，由约里奥—居里在法国沦陷后带到英国的“重水”也是美国曼哈顿工程的一个关键部分，约里奥—居里后来被法国政府任命为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主席。[4]（51）这些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当初涉足核物理领域的动机绝不是为了研制原子弹，但他们出于遏制法西斯势力的“正义感” ，还是参与了原子弹的研制，然而，“以暴制暴”的武器，其“正义性”是难以保证的，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德国已经投降，原本主要用来对付德国的原子弹被投放到了已处于穷途末路的日本，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爱因斯坦无奈地看到他的质能方程式竟是以这种方式在实际应用中被验证的。

二、科技研发的政治化及其优势

二战结束以后，战时国家化的大科研模式并没有随之消逝，反而在美、苏争霸中升级，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原子弹释放出来的惊人能量使各国政府深刻领略了现代科技的威力，国家间的高科技竞争成为冷战的重要形式，振兴科技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国家职能。

相对于推动科技创新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而言，由国家政治力量组织的科技研发在规模和速度上都超越了前两者，像美国当初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耗资22亿美元，动用了15万科研人员和35万其他工作人员，占用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电力。[5]（495）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苏联政府利用科学家的“爱国热情”和其对所有国内资源的绝对调配权，集中物力、人力在航天领域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奇迹：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1961年苏联将世界上第一个载人航天器送入地外空间，苏联空军上尉尤里·加加林（Yury Alekseyevich Gagarin）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苏联在航天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震动了美国朝野，精英荟萃的美国为重新确立自己的战略优势，于1969年利用“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将两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美国政府为阿波罗登月工程调拨了200多亿美元，参与这项工程的美国企业达20000多家、大学有120多所，而政府直接为此项计划雇用的科学家有1200多名，直接雇用的员工总数最多时达40万人。[4]（108）从哥白尼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这些大师们都怀着“纯粹”的求知热情为我们建构了科学的宇宙图景，但要实现从“遥望星空”到“太空漫步”的跨越性突破，仅靠经典科学家们的个人热情是不能完成的；同样，产业化的科技体系也负担不起这巨额的研发成本，即使能负担得起，也要考虑“投资—收益” ，而且，广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也不是个别财团或联合财团所能做到的；要支撑“不计成本，只重效率”的庞大科研工程，非国家莫属。

虽然，国家对科技发展的规划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目的，但它却能在客观上带动科学技术的整体进步，即使战时发展的军用科技也能转为民用，这是因为许多科技成果几乎可以无差别地既使用于战争又使用于和平事业，像一战中英国军队中设立了专门的气象机构，[1]（204）但天气预报也可造福于民；火炮、坦克和战舰的升级促进了对金属特性的研究，[1]（209）其研究成果同样适于民用；诺贝尔发明的炸药，既可以用来摧毁敌军，也可以用来开山修路、采矿。制造炸药用的硝酸长期以来依赖于硝石，这种矿物质主要产于智利，战争时期的海上封锁很容易切断这种军需品的供应，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化学家哈伯（Fritz Haber，也被译为“哈柏” ）发明了用氮气制造硝酸的方法，使德国有了充足的军火储备，但硝酸盐也可用作肥料，[1]（212）1918年哈伯因发明氮气固定法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213）哈伯也是德军大规模使用氯气进行化学战的“始作俑者” ，他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积极地为德军研制毒气，并指导释放毒气的军队，还视察战场效果，[2]（213）但是，氯气制造过程中的中间产品都是普通商品。[1]（212）还有，飞机制造技术能得以迅速发展完全是战争的催化，1908年美国莱特兄弟才在欧洲进行了首次飞行表演，而1918年一战结束时，交战各国已制造出了183877架飞机。一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飞机的最远航程由600公里增至1200公里，最高时速由每小时165公里升至230公里，其飞行高度的极限由5000米增至8000米，最大起飞重量由700公斤增至14000公斤，最大载重量由50公斤增至3400公斤，最长续航时间由4小时增至10小时。[5]（509）飞机虽然是由美国人发明的，但是，从一战后的飞机制造业状况来看，英、法、德三国明显领先于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5]（509）一战以后，德国、美国、苏联和日本的军事航空工业发展最快，[5]（509）日本能在二战中“担当其重要角色”跟其军用飞机制造技术的迅速发展不无关系。飞机制造业是一种综合型工业，其发展受益于动力、材料、电子通讯等专业技术的进展，但是，刺激这些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并非只来自于军事需要，所以，军用航空技术转为民用并不难，像美国波音公司，既为美国军方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也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客机。飞机加入现代战争以后，如何侦测敌机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军用雷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研制出来的，1940年英国首先将微波技术应用于雷达系统，[2]（219）而我们今天生活中使用的微波炉就是雷达的衍生品。军用技术转民用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像核能发电、卫星通讯、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是美国军方于20世纪60年代末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的一种国防通信系统，80年代初，这种军用计算机网络的一部分开始转向民用），等等。

总之，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许多科技产品都源于国防科技或某国政府出于某种战略需要而组织研发的科技成果，也就是说，没有政治力量的推动，科学技术不可能在今天达到如此高的整体水平。国家化的科研模式也为后发展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本国地位提供了参照，中国的“两弹一星”就是“举国”科技攻关的成果。

三、科技创新的政治负赘

政治力量在加速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引发了科学精神与政治利益的冲突。当科技事业与国家的政治前景“捆绑”在一起时，科学家的人格就不可能那么独立了，在国际学术界，科学家们会因为政治党性的差异而互相攻击。一战期间，英国著名化学家威廉·拉姆赛（William Ramsay，19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自然》杂志上针对德国科学界发表文章说，日耳曼种族的人并没有促成科学思想的伟大进步，德国也不是应用科学知识的发源地，德国的科学成就主要归功于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1]（219-220）而在政治力量未大规模介入科学界之前，情形并非如此，那时虽然也有国家间的战争，但科学则被认为是超然于战争之外的。例如，拿破仑与英国交战时，英国著名化学家戴维（Humphry Davy）不仅获准去法国访问，而且受到了拿破仑的接见。[1]（220）

政治势力过多地涉入科学界，还容易使学术分歧与政治斗争纠合在一起，从而使正常的学术争论演变为一派对另一派的政治打压。热衷于纳粹政治的德国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也被译为“斯塔克” ，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于1937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很难说清是“学术见地” ，还是对犹太裔物理学家的人身攻击，他说从伽利略、牛顿到当代（当时）的物理学先驱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尤其以日耳曼人为主；而爱因斯坦、薛定谔、波恩（Max Born）、约尔丹（Pascual Jordan）这些犹太裔物理学家，以及“犹太化”的物理学家海森堡、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则都是“教条主义”者。[1]（256-257）这样的科学悲剧并非只有纳粹会“导演” ，在科学建制高度国家化的苏联也同时上演。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生物学界在“进化问题”上存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内部因素对进化起决定作用，另一派认为环境因素对进化起决定作用，前者坚持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摩尔根（Thoman Hunt Morgan）学派的遗传学观点，被称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 。[6]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春化法”成名的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开始在苏联生物学界崭露头角，但是，李森科的学术观点受到“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的反对，而李森科的回应却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他把学术分歧转化为“阶级斗争” ，并受到斯大林的赞许。李森科的论调为科学界的“大清洗”提供了根据，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苏联生物学家相继被收监或处死，而李森科却于1938年当上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6]（18-20）

科学与民主犹如一对 “连体婴” ，科学家们崇尚“有条理的怀疑”精神，“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科学家共同体的行为准则，如果评判科学价值的客观性标准从属于某种政治想象或被权术所践踏，那无疑会带来一场科学灾难，“李森科主义”的盛行严重影响了苏联生物学的发展。1933年摩尔根因发现染色体在遗传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此奖是世界公认的生物及医学界的最高荣誉，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和梅契尼科夫（Ilya Ilyich Mechnikov）分别于1904年和1908年获得此奖，但是，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里，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获得此奖的科学家，[7]这种状况不能说与“李森科事件”无关。当然，“李森科事件”只是苏式科学体制的一面镜子，苏联科学家在那个时代遭受政治迫害并非只局限于生物学界。

如果说施塔克和李森科的行为是专制政体、集权统治的产物，那么，西方原子科学家们的遭遇则说明，在所谓的“民主”体制内，试图坚守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们同样难以抵御政治压力。由于科学家们一再表示核垄断是靠不住的，二战以后，美国在原子科学家中实行了比战时更加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审查制度，有些科学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有些科学家被监禁，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甚至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为苏联间谍，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奥本海默还接受了审判。[5]（498-499）在欧洲，丘吉尔表示，如果约里奥—居里敢与苏联接触就将其逮捕；玻尔认为多国拥有核武器能达到相互制约的效果，所以，他建议将原子弹情况通报给苏联，为此，丘吉尔主张把玻尔“限制一下” 。按照“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的科学精神，科学活动应当是全人类共同促进和受益的事业，但国家间的政治纷争却使原子能技术背负着军备竞赛的包袱成为战略机密。其实，在未开发原子弹之前，政治势力在高科技领域对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妨碍就已经很明显了，像一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飞机制造业，由于它的迅速壮大一开始就是军需刺激的结果，以致后来国家间在航空研究上的合作越来越少。[1]（210）

虽然，国家间带有政治使命的高科技竞争能刺激各国的科技创新，但各国为了独占优势又都会对其科技成果的核心内容严守秘密，由于现代综合性的国防科技体系关涉的领域越来越广，以及许多民用和军用技术很难明晰地划界，这就使各行业的科技研究有越来越多的内容被卷入“涉密”的范畴，进而使整个科技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从现代科技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次科技突破都离不开前人的工作积累，这些“前人”往往来自多个国家，而新的科技成果经跨国界的传播之后又往往会在多个国家实现进一步的突破，也就是说，科技交流的国际化为科技发展带来了广阔的智力资源。例如，牛顿认为自己能取得成就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些“巨人”中不乏英国人，但也有很多异国人，像德国的开普勒、意大利的伽利略、荷兰的惠更斯，等等；再如，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和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对电流磁效应的证明为英国化学、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奠定了基础，法拉第的发现又为本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而麦克斯韦的理论则引导德国物理学家赫兹完成了对电磁波的实验证明，赫兹的实验成果又引发了各国发明家研制无线电的热潮，像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俄国发明家波波夫研制的无线电通讯技术都是在赫兹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典力学和电磁学及其应用并非科技史上的特例，国际交流一直伴随着科技革命，国际化是现代科技的显著特征。所以，各国科技系统因牵扯过多政治利益而在国际交流上趋向保守，也最终会阻碍本国科技进步，要知道，美国能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收容”了大量为逃避纳粹暴行而流亡的德国犹太裔科学家。[8]

由上可见，无论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环境中，过度政治化的科技体系都会对科技创新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所以，国家政治对科技系统的干预应适度。像产业科技与“纯粹科学”的关系一样，“纯粹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科研政治化的流弊。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给予“纯粹”科学家们的荣誉历来是他们最为注重的，[4]（51）而获得这种优先权的方式是将科学新发现公布于世，但这样一来，他们的科学发现就可能被应用于军事，这往往是科学家们无法控制的，尽管这样，许多科学家还是尽己所能地抵制科学的军事化用途。像英俄战争时期，法拉第就拒绝为英军研制毒气；迈特纳拒绝参加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哈恩和海森堡对纳粹开发核武器的工作“阳奉阴违” ，并在战后致力于反对研制核武器的宣传。总之，政权意志不可能完全规定科技发展方向。现代科技的政治功能只是其多元社会功能中的一元，其多元社会功能的实现才可能带来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和谐共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又需要科技发展动力的多元化。因此，国家科技政策的设计还应充分考虑科技创新与政治之外的文化、经济等社会因素的互动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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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磊.科学技术的现代面孔——国家科技与社会化认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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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慕天.“李森科事件”的启示[J].民主与科学，2007，（3）：17-18.

[7]秦伯益.社会政治状况与科技发展[J].文明，2006，（10）：8-9.

[8]李工真.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J].历史研究，2005，（4）.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Drag Forc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ang Bin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irect proportion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political strength of modern country， sci-tech activities are more and more incorporated into a nations political jurisdiction. A nations political planning about sci-tech development will drive the whole progress of sci-tech objectively. Nowadays， political power brings about the conflict between scientific spirit and political interest. That political forces involve in scientific community too much will easily make academic differences to get entangled with political struggle. Moder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defense system concerns wider and wider area， which causes more and more constraints among 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whole scientific community. Excessively political sci-tech system will produce many negative effects on sci-tech innovation， therefore， national politics should intervene properly.

Keywords： Sci-tech innovation； The Word War； Sci-tech competition； Political power； Excessively political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