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旭东

[关键词]世界大战，决策，战略决策，危机处理，开战决策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5—0009—05

当人类来到20世纪时，欧洲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心，欧洲也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处置着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但是，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以理性著称的欧洲却接二连三地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世界大战，欧洲的年轻人用工业文明所制造的最先进的武器相互残杀，无数的生命刚刚绽放就结束了。

那么，欧洲的政治精英在战争到来时是如何处理国家间政治的？他们为什么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什么原因使他们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举措失当，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一、决策——研究战争起源的

另一视角

决策就是在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从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的行为。从决策的角度研究战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美国学者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认为，在2400年以前，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研究过那些使城邦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决定战争与和平、结盟与建立帝国等重大问题的因素。他不仅研究了领袖们的决策合理性问题和他们对总体环境的认识，而且研究了各种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如恐惧、荣誉和兴趣，等等，这些心理动机以不同的组合形式构成了人们行为的驱动力，并为当时的社会定下了基调。由此可见，修昔底德确实是决策研究的先驱。

修昔底德的决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延續下来，许多现代学者用决策理论解释战争起源，其中说得最坦率的是英国著名学者A.J.P泰勒。泰勒认为，只要各个国家让他们的主权不受约束，战争就会在他们之间发生——有些战争是蓄意预谋，更多的则是出于估计错误。

泰勒指出，“战争就像交通事故，它们的发生有一个共通的总根源，与此同时又有种种特定的原因。……国际无政府状态使战争有可能发生，但它并不使战争一定要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同样有着深层原因；但它同时又是从具体的事件中产生出来的，这些事件值得仔细考察”。

从泰勒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不否定学术界对战争深层原因的分析，但他认为，决策更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双方决策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人性，希特勒是恶魔，而天使般的张伯伦非常不幸地碰到了恶魔。

国内较早注意决策与战争起源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巨廉先生和潘人杰先生，他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程和结局，同主要策动国或参战国的当权集团最初决策的愿望和预期是不一致的，有时是相反的，或者是他们中有些人本来不想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法苏等国甚至还做过不少维护现状、保持和平局面的努力，或者至少不想打一场如此进行和如此结局的世界战争（一次大战中的各参战国和二次大战中的希特勒等）。这就意味着：一、形势比人强，事情的客观发展，走向了当事人愿望的反面；二、当事人的主观决策（包括对诸如敌我力最对比、对方可能的反应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犯了错误。

李巨廉先生和潘人杰先生的观点成文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两位先生的文章写得小心翼翼，在不否定主流观点的同时，提出要注意偶然性，注意对决策人物的研究。

美国康奈尔大学陈兼教授认为，各国学者从宏观上发掘与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并确实从不同的层次涉及并回答了一次大战发生的远因问题。然而，上述种种探讨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萨拉热窝刺杀案会导致一次大战的爆发这一问题。

国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释是，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战争必然爆发，这次危机不导致战争的发生，下一次危机将导致战争的发生。而陈兼教授的考虑是，为什么第一次危机能处理好，第二次危机能处理好，而第三次危机会处理不好呢？人在趋势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否则，历史将会显得单调乏味。正如恩格斯所说：“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二、战略决策与战争起源

战略决策是长周期的，受国际格局、国内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程度和周边环境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但其中也有较大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素。

德国统一后，其国际战略最起码有两种选择，一是满足于现状，二是挑战世界。俾斯麦任首相时就将德国限于在欧洲大陆称霸，在俾斯麦看来，“普法战争后的欧洲局势对德意志来说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与其重复以往的战争，倒不如继续保持和平状态”，因此，大陆政策最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虽然与奥匈结盟，但没有必要为巴尔干牺牲德国士兵宝贵的生命。

威廉二世出任国王后，立即罢免了俾斯麦。威廉二世是非常不成熟的一位国王，他的父亲在去世前两年曾这样写道：“鉴于我的儿子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倾向，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让他接触外交政策问题，实属危险之事。”

可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德国经济高速发展，也相应面临诸多国际国内问题，在德国最需要杰出的政治家的时候，来了一个平庸而又好大喜功的国王。威廉二世挑战世界的姿态给德国带来了灾难。

英国的战略决策因政治精英的原因也出现了问题。

1933年，纳粹上台后，英国政府内部就对德政策有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粹政权的建立改变了一切，纳粹是潜在的最有威胁的敌人。德国可能会用武力改变一切，对此，英国应坚决反对，否则会最终被拖进1914年那样的大战。根据这一意见，英国应迅速重整军备，积极介入欧洲事务，寻求建立与法国的战略同盟，不能对德国的要求作出太多的让步。这是一种以实力作依靠积极维护欧陆均势的外交。另一种意见认为，要保持“行动自由”，英国的边界在莱茵河，英国的义务仅限于保护低地国家不遭占领和阿尔萨斯、洛林不再划归德国，也就是说，英国要保持行动自由，不因法国的义务而受约束和牵连。总之，英国的安全第一，英国的行动自由第一，不要卷入欧陆冲突，这也意味着对英国原来的欧洲政策即均势政策的某种背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是否与苏结盟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上，英国政府犹犹豫豫。

1939年5月的英国外交部备忘录就缔约的优缺点作了全面的分析，这份分析显示了英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

缔约对英国的坏处是：第一，英国将会失去与德国达成谅解的一切希望；第二，可能会使日本加强同德意的合作；第三，更进一步的弊病是，不管是由于波兰或罗马尼亚抗德失败，或是由于德国经海路或越过波罗的海国家进攻苏联，英王陛下政府都可能不是为了保护欧洲小国的独立，而是为了支持苏联抗德而卷入战争。

缔约对英國的好处是第一，这也可能是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第二，能够获得苏联支持而巩固英国正在努力建立的东方战线，使德国处于两线作战；第三，如果必然要爆发战争，可以把苏联也卷进去，否则，到战争结束时苏联军队毫无损伤，而英德两国倾家荡产，苏联将会统治欧洲。

备忘录虽然总地倾向与苏联缔约，但强调在可能同苏联达成的任何安排中，最好能为我们提供给苏联的任何东西换取最大的收益。

备忘录显示了英国外交部官员的外交素养，对与苏联结盟的利弊分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另一方面，鉴于几个月后，二战就全面爆发了，这表明英国外交部对局势的发展过于乐观了，没有感觉到苏联态度可能发生的变化，没有感觉到德国与苏联结盟的可能性。

在大战略上犯下大错，英国的政府高层是要负相当责任的。华东师范大学王斯德教授指出：希特勒为什么敢于在没有做好充分战争准备的情况下挑起战争，正是由于英国政府的“优柔寡断和动摇犹豫，破坏了希特勒最害怕的反侵略联盟，打消了希特勒时刻担心的英法干涉的顾虑，终于使希特勒决心提前发动世界大战”。

三、危机处理与战争起源

当大国之间的关系因某一局部危机将发生重大转折时，该局部危机的处理是否得当就会影响到战争与和平。危机处理固然受到国际格局和国内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但主观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非常关键。

第一，危机处理时对盟友无条件支持，会导致危机的升级，进而引起战争的爆发。

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内部对如何处置是有不同看法的。当维也纳获悉斐迪南大公被刺后，奥匈帝国的政府高层认为，塞尔维亚应该对此事负责，并应当受到惩罚。但是，如何惩罚，惩罚到什么程度，奥匈帝国内部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约瑟夫皇帝和首相施图赫认为要惩罚塞尔维亚，但要根据刺杀案调查后的情况再作决定。外交大臣伯克特德和总参谋长康拉德·冯·霍森多夫等人的反应则比较强烈，前者主张对塞尔维亚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后者则认为应立即实行军事动员。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决，最后决定征求德国的意见。奥匈帝国想了解柏林的态度后再作定夺。

德国决策者面前有着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建议奥匈帝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处罚塞尔维亚，但要适可而止。二是全力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姿态。鉴于德国是奥匈帝国在欧洲主要大国中的唯一盟友，德国的选择将会影响奥匈帝国的决策。

德国的回应是坚定地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学术界普遍认为，威廉二世向奥匈帝国特使开的空白支票加剧了危机。假如威廉二世能够对奥匈帝国特使稍稍有所保留，局势不至于如此走向。毕竟当时的塞尔维亚并不准备与奥匈帝国开战，法国、俄罗斯和英国都不想与德国交战，俄罗斯就曾劝告塞尔维亚，只要奥匈帝国的要求不过分，塞尔维亚可以考虑作出让步。

德国作出这一决策的重要原因是，奥匈帝国是它唯一的盟友。德国担心在这关键时刻若不坚决帮助奥匈帝国，奥匈会离自己而去，去寻找新的盟友，那自己将成孤家寡人了。

同盟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现在是担心盟友不信任自己而加入战争。这样的决策是极其荒谬的。

第二，对危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清，将导致危机升级。

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英国的反应是温和的，在英国看来，这不过是又一次新的国际危机而已，无非是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英国居间调停，塞尔维亚自然要受到处罚，只要奥匈帝国别太过分，问题就解决了。

英国的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英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一个当时国际争端的仲裁者，英国清楚地知道，战争对英国绝不是最好的选项，战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战争只会损害大英帝国的经济利益。因此，英国希望萨拉热窝事件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但是，英国忙于处理爱尔兰问题，没有看到萨拉热窝事件的严重性，对萨拉热窝事件处理的漫不经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加速了危机的升级与恶化。

第三，一方一厢情愿地处理危机，会加速危机走向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希特勒的扩张战略是一次切一片。面对这一局势，英国首相张伯伦一厢情愿地认为，希特勒只想建一个德意志人的帝国。鉴于此，张伯伦的重点是确保西欧，对东欧则持放任态度，并迫使法国放弃对中东欧盟国所负的义务，终至把捷克斯洛伐克献上祭台。

四、开战决策

李巨廉教授和潘人杰教授认为，就发动战争的积极性而言，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交战一方积极主动发动战争，一种是交战双方都积极主动地发动战争。对于后一种情况，如果再作深入分析，那么仍然可以看到其中一方发运动战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高。一场战争是否打得起来，什么时候打起来，最后都必然落实到积极主动或比较积极主动地发动战争的一方的战争决策中上。在这里，个人的作用和偶然性的因素就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首先，如果领导人低估对手的实力，相信自己能以很小的代价赢得战争，这就可能引起战争的爆发。1937年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不堪一击，三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中国军队。与这一情况相类似的是，对战争的残酷f生估计不足，也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第一次大战爆发前，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以为战争不可能持久，德国相信半年之内可以结束战争，当战争爆发时，姑娘们亲吻德国小伙子，希望他们在圣诞节前回国。法国也认为经过一、二次会战，就会分出胜负。英国认为他不需要派出多少陆军，而只需出动海军就可以了。谁也没想到，战争会持续四年之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欧洲人都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的代价。历史学家詹姆斯·乔尔指出，在整个欧洲的“政府内外几乎没有人预计到这场旷日持久而且造成巨大破坏的世界大战”。德国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一霍尔维格预想的是“短暂的风暴”。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1914年向下院保證：“如果我们参战，我们所遭受的伤亡会很少，甚至比我们不参战也多不了多少。”

其次，如果领导人判断对方软弱无能，会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并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以获得较大的让步，并在危机时刻作出开战决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就给希特勒留下了软弱可欺的印象，希特勒一次次用战争威胁从英法获得巨大的让步。希特勒在背后称英国首相张伯伦为“毛毛虫”，认为要趁自己还活着而张伯伦、达拉第仍在英、法掌权的情况下提前发动战争。

第三，领导人对对方盟国参战情况的判断失误也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领导人认为，英国将保持中立，而英国保持中立，那么，法国和俄罗斯就不会与德国交战，即使与法俄交战，德国也有胜算，因此，德国放任自己的盟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时，如果领导人过于自信，相信第三国有能力，也愿意在战争期间对本国施以援手，这会让该国在国际危机中寸步不让、态度强硬。这样的强硬政策也可能让危机扩大化，进而引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匈帝国就是如此，奥匈帝国认为，德国是其可靠而又非常强大的盟友，因此，奥匈帝国在处理萨拉热窝事件时，提出了令塞尔维亚无法答应的要求，并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四，领导人对局势判断不清，在危机面前犹豫不决，态度不明也会加剧危机的升级，使对方产生误判，导致战争的爆发。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关键时刻态度暧昧，未明确告诉德国，一旦德国与法、俄交战，英国将站在法、俄一边，这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西方学者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是，人能否做出最理性的决策。

一种观点认为，决策过程中包含着重要的理性成分。决策者在考虑了所有可能性之后，能够做出最优选择。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紧张和焦虑的情况下，决策者可能不会按照被称为理性的效用标准行事。在各国的领导人作决策时，有些情况比较清楚，容易被人们所认识和把握，但另一些形势则比较复杂，很难为人们所掌控。在危机时刻，要对别国的意图进行准确的分析极为困难。所以在紧急时候，也会有不理性的决策。

人类的趋势是越来越能做出理性的决策。从战略决策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一度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为国家战略，但在冷战结束后，当今世界以挑战国际秩序为目的的国家战略已不复存在，即使对国际秩序有看法，也主张以改革的方式来处理。从危机处理角度来看，大国之间能越来越灵活地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从开战决策的角度看，尽管冷战时期，有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但大国之间特别是美苏之间，能尊重彼此之间的势力范围，通过对危机的管控，避免超级大国之间发生战争。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