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璐璐 曹依民 周先武

(山东理工大学， 淄博 255049/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 730070；浙江万里学院 宁波 315100)

【责任编辑孙 颖】

劝说行为中英汉人称视点的选择对比*

张璐璐 曹依民 周先武

(山东理工大学， 淄博 255049/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 730070；浙江万里学院 宁波 315100)

本文采用Chesterman的“对比功能分析”模式，自建小型英汉戏剧会话对比语料库，以人称指示语为研究对象，探究英汉语中劝说行为中人称视点的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在劝说行为中，英汉语均存在类似的人称视点选择；(2)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是影响说话人在劝说行为中视点选择的两个重要语用参数，且相对权势的影响更大；(3)但汉语中体现视点选择的人称指示语类型比英语更为丰富；(4)英汉语人称视点选择的内在动因和选择机制受到各自语言特点和文化语境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劝说行为；人称视点；对比研究

1 引言

视点(perspective)自上世纪70年代起逐渐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句法和语篇层面。在句法方面，Kuno分析视点变化对语法结构(1972:269-320)、词汇编码(1977:627-672)和句法结构的影响(2014:5-34)。van Dijk探讨视点如何影响时态选择(1981：159)。Langacker(1991)应用视点等级(empathy hierarchy)探讨主语的话题性。Harder(1997)较为详尽地分析视点与时态、体式及间接引语等的关系(1997:324，359-361，484-489)。曹依民和张璐璐(2014)从视点等级体系视角探讨英汉语主语的选择机制。在语篇层面，van Dijk阐释视点对话语发展的作用(1977：71)。Brown 和Yule提出视点能够折射事件呈现的“自然顺序”(1983：270-271)。Short(1999: 170)指出对任何语篇的把握都离不开视点。Sells(1987: 445-479)和Büring(2005)认为视点是话语所指对象的词语、思想、认知、情感或空间处所。熊沐清(2001)提出语篇视点的理论框架。Wu(2004：223)从互动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的交叉角度，阐释汉语中会话末尾小品词的语用视点及其功能。王正元(2006)从认知角度出发探讨语篇视点意象图式、语篇视点和认知参照点的关系，以及换喻视点、视点缺位、定冠词嫁接名词视点的功能等问题。刘礼进(2011)系统地阐释篇章视点回指式在英汉语中的分布异同。关于人称视点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现有研究如下：伍铁平论述汉语的“从儿称谓”时注意到第三人称指示选择(伍铁平 1984)；吕叔湘和江蓝生讨论说话人指称第三人时意识到说话人视点选择对第三人称指示词的影响(吕叔湘 江蓝生 1985: 40)；陈辉和陈国华系统研究《红楼梦》中第三人称视点的选择(陈辉 陈国华2001)；冉永平依据顺应理论探讨汉语人称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冉永平 2007)。人称视点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

正如Kuno(1977)所言，说话人描述事件时往往表达出对事件参与者的态度。不同人称指示语代表说话人不同的视点。在会话过程中，说话人指称受话人时选择的人称指示语也就直接反应说话人的视点。所以，本文主要以英汉语指称受话人的人称指示语为研究对象，探讨两种语言视点影响人称指示语选择的异同，分析其内在动因和选择机制。

2 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Chesterman(1998)的“对比功能分析”模式，探究英汉语视点对人称指示语选择的影响。这一研究框架将对比研究的出发点和标准确定为最初感知到的两种语言之间的某种相似性，该范式可以避免无穷尽地探究到底这种相似性如何确定，这一对比的标准又是什么等问题(许余龙 2007：25)。根据Chesterman“感知”到的语言相似性，英汉语都存在相似的人称视点选择问题。该范式的研究程序是：首先，提出初始假设，即，确定语料，提出英汉语中均存在人称视点的选择问题。其次，根据比较语料统计分析两种语言中人称视点的分布，决定支持或修正初始假设：英汉语均存在人称视点的选择问题，但两种语言体现视点选择的人称指示语在类型和分布上存在异同。然后继续修正假设：讨论英汉语人称视点选择的内在动因和选择机制，总结规律，探究异同。

2.2 研究设计

为保证研究范围的可比性，本文只对比研究同一种言语行为下的人称视点选择——劝说行为。现实生活充斥着各种冲突，而劝说行为是解决冲突的一种有效途径。说话人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往往会根据所处语境选择不同的人称指示语，体现说话人的视点选择。劝说行为一般界定为说话人无恶意性的目的、试图以摆事实或讲道理的方式改变受话人态度或行为的言语行为。根据这一定义，可以建立一个在英汉语料中识别劝说行为的共同标准，且有别于其它同义词(如诱骗、欺诈、哄骗和说服等)。然后，建立一个小型英汉戏剧会话对比语料库，对劝说行为下有关人称视点选择的实例进行穷尽性分析。英语截取GrowingPains剧本中的100，000词，汉语截取《家有儿女》剧本中150，000字(遵循英汉字数对等的1：1.5原则)。这两部作品在语体和语域上一致，都是有关孩子成长历程的家庭剧，因此具有典型性和可比性。儿童成长过程难免出现诸多问题，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多种矛盾，他们的对话必然出现大量劝说行为。说话人在劝说过程中，会选择不同人称指示语来表达自己对受话人的态度，这体现说话人的视点选择。

在识别语料中的劝说行为时发现，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是影响人称视点选择的关键性语用参数。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会影响交际双方选择的语言形式。这一点见诸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如Brown和Gilman(1960)从亲和(solidarity)与权力角度研究印欧语系第二人称代词tu(你)和vous(您)的用法；Brown和Ford(1961)研究发现美国人对常用的头衔+姓以及头衔+单位两种称呼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交际双方的关系和地位差别等因素；陈辉和陈国华(2001)探讨说话人在受话人面前指称第三者时选择视点的情况，得出人称视点的选择至少受亲疏原则和地位原则制约。为了进一步研究劝说行为中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怎样制约英汉语人称视点选择，本文设定两组自变量：(1)社会距离(D)：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是亲族关系或亲密关系(D0)、相识关系(D1)或生疏关系(D2)；(2)相对权势(P)：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与受话人相等(P=)、说话人的社会地位高于受话人(P>)以及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受话人(P<)。

3 对比分析

3.1 初始假设

首先观察基本语料，然后根据感知提出初始假设。

汉语实例(括号内为受话人)：

①夏雪(刘星)：刘星，爸妈也不容易。你就不能省省心啊！(《家有儿女》，②-同)

② 麦穗(戴天高)：天高，我觉得他们说得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比我们有经验。

③ 夏雪(刘星)：你这根本就是不了解情况。如果你妈妈改嫁，爸爸又做生意常年不在家，你会怎么样？

④ 刘星(刘梅)：您那哪叫聚啊，您那就是瞎混。今天是个多么重要的日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相聚。

⑤ 刘梅(夏雪、刘星)：我告诉你们啊，大年初一不许拒客。要不一年都得门庭冷落。

⑥ 刘梅(夏东海)：咱们别急。孩子不可能一下子态度有那么大的转变。

⑦ 夏雪(陌生小女孩)：小朋友，你告诉姐姐到底怎么回事？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啊？

⑧ 刘星生父(刘星)：儿子，快跟爸爸走。爸爸为了接你特意借了一个跨子。走，爸爸带你兜风去。

⑨ 夏雨生母(夏雪、夏雨)：宝贝儿，你们知道妈妈这一年这么辛苦为什么吗？就是为了让你们过上一个好年。给妈妈一个机会，好不好啊？

⑩ 刘梅(戴天高)：老戴，你别急。我觉得还是安排明明和麦穗在我们家见面比较好。这样不会太尴尬。

英语实例：

上述典型语料表明，汉语出现的人称指示语类型主要包括：姓+名(刘星)、名(天高)、第二人称代词(你、您和你们)、包含说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复数(咱们)、称呼语(小朋友)、亲属称谓(儿子)、昵称(宝贝儿)、老+姓(老戴)及名+亲属称谓(明明姐)；英语人称指示语类型则主要是：名(Maggie)、第二人称代词(you)、称呼语(guys)、亲属称谓(mum)和昵称(sweetheart)。根据Chesterman的对比分析模式，可从上述人称指示语类型得出初始假设：英汉语均存在人称视点选择——说话人在劝说行为中选择不同人称指示语来指称受话人，体现说话人对受话人的不同态度，反映说话人的视点。

3.2 验证初始假设

进一步分析自建语料库中人称指示语在英汉语中的类型和分布，以验证初始假设。

本文将汉语语料中搜集到的人称指示语归为7大类、11小类，英语语料中搜集到的人称指示语归为5大类。对比汉、英语人称指示语类型及分布，我们发现英汉两种语言人称指示语的类型大致相同，即都存在名字、第二人称代词、称呼语、亲属称谓及昵称5种类型；不同的是：汉语说话人用名字指称受话人有两种形式(姓+名或者名)，英语只出现后一种情况。汉语第二人称代词有3种形式(第二人称代词单数“你”、单数敬称“您”和复数“你们”)，英语没有这样细致区分。此外，汉语比英语多出包含说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咱们”、老+姓氏和名+亲属称谓(指称非亲属受话人)3种类型。两组数据的统计频度表明，汉语人称指示语类型多于英语，那么以汉语为母语的说话人在劝说行为中就有更多指称方式以表达自己对受话人的态度——在所选语料中汉语反映视点选择的人称指示语类型要多于英语。

接下来，需要在所选语料中考察人称指示语的分布。汉语第二人称代词出现的频度最高(54.71%)，亲属称谓第二(16.98%)，名字居第三位(11.32%)，然后是包含说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7.55%)、其他类型(3.78%)、称呼语(3.77%)及昵称(1.89%)。英语人称指示语出现的频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名字(50%)、第二人称代词(28.26%)、亲属称谓(10.87%)、昵称(6.52%)及称呼语(4.35%)。

因此，须要根据上述分析结果修正初始假设：英汉语中说话人实施劝说行为指称受话人时，均存在人称视点选择，且体现视点选择的人称指示语类型在两种语言中均是多样的，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但是，汉语人称指示语类型多于英语，且分布不同。

3.3 继续修正假设

前文(2.2部分)说明，人称视点选择主要受社会距离(D)和相对权势(P)制约。要进一步探究英汉语言此处的异同，需要根据这两个自变量深入分析。

3.31 社会距离与相对权势

首先，观察语料中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对人称视点选择的影响。汉语语料中，在D0+P=条件下，人称指示语出现8类：第二人称代词单数“你”(16.98%)、名(3.77%)、含说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咱们”(3.77%)、姓+名(1.89%)、第二人称代词单数敬称“您”(1.89%)、第二人称代词复数“你们”(1.89%)、老+姓(1.89%)和名+亲属称谓(1.89%)。当D0+P>时，人称指示语出现6类：第二人称代词单数“你”(13.2%)、名(3.77%)、姓+名(1.89%)、第二人称代词复数“你们”(1.89%)、亲属称谓(1.89%)和昵称(1.89%)。当D0+P<时，人称指示语出现3类：第二人称代词单数敬称“您”(13.2%)、亲属称谓(15.09%)和第二人称代词复数“你们”(1.89%)。当D1+P=时，人称指示语有2类：第二人称代词复数“你们”(1.89%)和包含说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咱们”(1.89%)。当D2+P=时，人称指示语有3类：称呼语(3.77%)、第二人称代词复数“你们”(1.89%)和包含说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咱们”(1.89%)。其它情况下没有人称指示语的分布。

英语语料中，当交际双方之间的关系是D0+P=时，人称指示语共有4类：名(13.04%)、亲属称谓(6.52%)、第二人称代词(4.35%)和称呼语(2.17%)。当D0+P>时，人称指示语有4类：名(23.92%)、第二人称代词(19.57%)、昵称(6.52%)及称呼语(2.17%)。当D0+P<时，人称指示语共有3种类型：亲属称谓(6.52%)、名(2.17%)和第二人称代词(2.17%)。当D1+P=时，人称指示语只有2种类型：名(10.87%)和第二人称代词(2.17%)。其它情况下没有人称指示语的分布。

两种语言中，说话人通常会参照交际双方实际的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选择人称指示语以表达自己的视点。在P=和P>情况下，汉语语料中说话人可选择恰当的人称指示语“你”表明自己是以同龄或长辈的身份劝说，其频度分别为16.98%和13.2%；英语语料中，此种情况下说话人选择名来指称受话人，表达自己是从相对权势等于或高于受话人角度劝说，其频度分别为23.92%和13.04%。此类人称指示语符合说话人的实际视点，出现的频度自然较高。此外，在P=和P>情况下，说话人除了选择符合实际视点的人称指示语，还可以从交际目的出发，从心理上改变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或相对权势，选择其它类型人称指示语。例如，在汉语语料中说话人指称与自己是相识关系的同学时，有意将D1缩短为D0，选择包含说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老+姓、名+亲属称谓等，使得受话人有亲切感，以达到劝说的交际目的。英语语料中，丈夫劝说妻子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劝说内容严肃，需要引起受话人的重视，故将亲密的社会距离D0拉大到D1，选择称呼语lady.

在英汉两种语料中，说话人变换心理上的社会距离影响人称视点选择的情况一般出现于交际双方的相对权势为P=或P>时，通常P<的情况不存在。不难想象，当说话人的相对权势小于受话人时，若是不恰当地将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拉近或拉远，会造成受话人反感，导致劝说失败。

据此，假设可以修正为：在劝说行为中，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都是影响人称指示视点选择的两个重要语用参数，而且相对权势对人称视点选择的影响更大，因为在P=和P>情况下，两种语言中人称指示语类型较为丰富，分布较广；在P<的情况下，人称指示语的类型和分布相当有限。

3.32 具体语言限制与文化语境

虽然人称视点选择在英汉语中遵循的规律大致相似，都受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制约，且后者的影响更大，但二者也表现出明显差异。首先，汉语人称指示语类型比英语丰富；其次，汉语人称指示语频度最高的是第二人称代词，英语则为名字；最后，两种语言在这方面的差异还受语言和文化因素限制。

英汉语说话人可选择的人称指示语类型均是多样的，但汉语人称指示语类型总体上要多于英语(汉语共搜集到7大类、11小类；英语只有5大类)。汉语相对于英语是一种表达较为丰富的语言。就语料中出现的第二人称代词一类而言，汉语语料有第二人称代词单数“你”、 第二人称代词单数敬称“您”和复数“你们”；虽然古英语存在过类似分类，而现代英语第二人称代词只有you一种形式。汉语有3类人称指示语是英语语料中并未出现的——包含说话人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老+姓氏、名+亲属称谓。此外，汉语语料中亲属称谓出现频率高于英语。导致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是：汉语人称指示语的表达形式比英语更为丰富和复杂。所以，在劝说行为中选择人称视点时，以汉语为母语的说话人的选择余地更大，而英语说话人受语言限制更多，因而汉语人称指示语类型必然多于英语。

虽然汉语语料中的人称指示语类型比英语丰富，但是人称指示语类型在两种语言中又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分布差异。汉语语料中人称指示语前3位为第二人称代词(54.71%)、亲属称谓(16.98%)及名字(11.32%)，而英语语料中出现频率在前3位的人称指示语类型依次为名(50%)、第二人称代词(28.26%)和亲属称谓(10.87%)。因此，英汉语人称视点的优势选项相似。

此外，不同文化语境也使得人称视点选择出现差别。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受汉语文化语境影响往往更为含蓄，认为直呼受话人名字不妥帖，更多选择第二人称代词。而英美国家文化更加推崇自由、平等，名字出现的频率自然最高。汉语语料中亲属称谓(16.98%)出现的频率居第二，且频度显著高于英语(10.87%)，这一点正是汉文化注重长幼有序传统的体现，而且汉语亲属称谓的分类比英语更加细致，自然在日常言语行为中出现的频率要高于英语。英语语料中昵称(6.52%)的频度明显高于汉语(1.89%)，因为英语文化语境使说话人表达更直接，比如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经常会说I love you，my dear和honey等。汉语有3类人称指示语是英语语料中未出现的：包含说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老+姓氏、名+亲属称谓。它们的出现除因为汉语系统本身复杂外，也与汉语文化语境中人们更注重拉近社会关系相关。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劝说时，更多考虑缩小与受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从受话人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社会距离的变化导致说话人视点变化。

继续修正假设：英汉两种语言均有人称指示语，表明说话人人称视点选择；劝说行为中的人称视点选择规律大致相似，但汉语人称指示语类型更丰富，分布频度也与英语不尽相同；英汉语人称视点部分受制于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两个语用参数，且后者作用大于前者；英汉语都部分受到各自语言限制和文化语境影响，使两种语言人称视点选择机制和内在动因存在异同。

4 结束语

在劝说行为中，英汉语均存在相似的人称视点选择，具体是：说话人在劝说行为中选择的人称指示语类型很相似。同时汉语语料中的人称指示语类型比英语丰富。两种语言中，社会距离和相对权势是影响说话人在劝说行为中视点选择的两个重要语用参数，后者影响更大。但两种语言人称视点的选择机制和内在动因受各自语言特点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各有不同。诚如Richard Epstein(1999:677)所言，所有的语言都向说话者提供非常广泛的各式各样的手段去表达视点，但各语言之间表达视点的方式又会受到各自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异同。

此外，运用对比功能分析模式辅以自然语料的验证，可以逐层剥去初始感知的主观外衣，挖掘语言事实及其内在的运作机制，为传统的语用学研究特别是会话分析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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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ntrastiveStudyofEnglish-ChinesePersonalPerspectiveSelectioninPersuasion

Zhang Lu-lu Cao Yi-min Zhou Xian-wu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ibo 255049, China/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Based on Chesterman’s Contrastive Functional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personal perspective selection in persuasion by examining person deixis in a small self-built cantrastive corpus of English-Chinese plays.The analyses show: (1) there are similar personal perspectives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s most types of person deixis which symbolize the speakers’ perspectives in Chinese data also occur in English; (2) social distance and relative power are two significant pragmatic parameters in personal perspective selection, but the form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latter; (3) the major difference is that there are more specific types of person deixis in Chinese data than those in English; (4) the selection mechanisms and their inner motivations are differ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due to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context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system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persuasion; personal perspective; contrastive study

定稿日期：2015-06-03

H030

A

1000-0100(2015)05-0037-5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用学视角下的戏剧文体研究”(12BYY133)的阶段性成果，曹依民为本文通讯作者。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