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晖

(吉首大学，张家界 427000；中南大学，长沙 410012)

【责任编辑谢 群】

论辩证解释学和批判解释学的语言观*

常 晖

(吉首大学，张家界 427000；中南大学，长沙 410012)

西方现代解释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其后又有利科和哈贝马斯两种独特的解释学及其颇具价值的语言观。利科“辩证法的解释学”的重要思想是：在对历史文化的多元理解中，难免有矛盾和冲突，所以宽容是最应有的原则；他突出阐明语言和理解活动的多样性及辩证宽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人们对语言辩证矛盾本质及其与社会历史文化辩证关系的深入认识。据此，哈贝马斯“批判的解释学”再进一步，重在揭露和批判语言交往理解中存在的虚假、不平等的因素及其造成的不理解、误解和伪交往。因此，理性批判的自我反思会达到“理想的言语情境”，即消除不平等，重建真正的“合理性交往”。如此看似“乌托邦”的理想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利科的“宽容”、“辩证”的语言交际观，至今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辩证解释学；批判解释学；语言观

1 引言

西方现代解释学的首创者和主要代表是伽达默尔(H.G.Gadamer, 1900-2002)，他的响应者和跟随者众多，其理论内涵丰富深厚。本文简要论述后来的主要代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独特的解释学语言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胡塞尔(E.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主义关系密切，但他既不满于胡塞尔先验意识的绝对主观性，又继承他对经验只在其所与方式中作为现象加以描述的现象学方法；既不满于海德格尔“理解”的隐秘性和静态性，又继承其对人在世界的生存状况的语言本体论。简言之，他把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发挥为：“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Gadamer 1965：453)。换言之，世界的存在是语言的，而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所以语言的真正成就是在理解中囊括人类的全部世界经验。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将胡塞尔先验主体的自我意识转变为原始自我意识和人的存在，认为“这样的意识、思想和存在统一于语言、诗意的言说和理解，并以语言和理解(领悟)作为存在的显现”(Heidegger 1977：189)。这样的统一显然具有隐秘和静态的特征，因为那是个朦胧而又澄明的感性和超感性世界(甚至可以“沉默不语”)。但是，海德格尔又开始重视交流、对话、理解这样的活动。所以伽达默尔完全能够进一步把这样的统一动态化：言说、理解作为语言活动，与其说是窥视隐藏着的存在的方式，不如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由于现象学的存在与现象同一，所以语言活动、语言的理解过程直接就是所给与的真正现象，也即最基本的世界经验(黑格尔 1979:169)。人生活在语言中，且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真正理解自己、认识自己、建构自己。(白雪 2007:40)

总之，伽达默尔关于理解和文本意义正确有效性的观点完全基于主客观的统一融合及永远开放的历史过程。其相对论的主旨不可否认，但又未走上绝对化，因为他毕竟首先承认文本有其自身的“视域”或某种原初意义。他进一步提出有效理解和区分真假成见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现代解释学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西方思潮，包括利科和哈贝马斯在伽达默尔的原则基础上，分别提出既独特又密切关联的思想：辩证解释学语言观和批判解释学语言观。

2 利科辩证解释学语言观

保罗·利科的语言哲学公开以辩证的态度论述解释学，其辩证法思想体现在有关语言的本质、意义与指称、主体意向性等各个方面，其基本出发点仍是强调语言和理解活动与主体思维及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密切联系。

首先，利科反对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强调作为语言实际运用和现实存在的“话语”：话语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它是一个“事件”(event),既有特殊的结构，又有时间性并携带信息，即有意义。而事件和意义两方面包含辩证关系，它表现为句子将要说的事情与说话人将要说的事情统一。句子是识别性主语和表述性谓语的统一，并因此而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它不能简单还原为说话者的心理意向。如在一个句子的内在结构中，“I”(我)并非指“现在说话的那个人”，因为“I”在每个句子的具体应用中都有新的意义，所以它只是为全句提供说话事件的主语。由此可以说，话语句子自身首先是个事件，它倾向于脱离个人心理意向——况且个人心理经验并非公共性的“意义”。公共意义是主体间的，应是说话人“事件”和听话人“事件”的结合，或者说是超越话语的可交流因素。这样的公共意义不可能是胡塞尔所说的意向活动，而应该是可交流的意向性，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的可相互理解的意向。“意向的这种互惠是对话的事件，这个事件的承担者是在意向的意义中所包含的‘语法’”(Ricoeur 1976:16,19)。也就是说，这意义仍以话语句子的主谓统一为载体，话语句子自身不仅是事件，而且是意义：“话语是事件加意义”(Ricoeur 1976:16，19)。于是，意义与事件便统一于话语句子自身，但由于其意义方面毕竟包含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共同意向，其中也就有说话人将要说的事情。或者说，话语句子既有双方参与者的“主观”意向，又有其自身的指称(内容)和意义的统一作为“对象”。语言主观意义就是说话人意义，也就是说，说话人意义与主观性、主观化、说话人和目的密切联系(李洪儒 王晶 2011:20)。利科认为，指称是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只存在于具体的话语语境中。这某人某时指称某物是个话语事件，但它是以语言自身观念结构的意义——主谓统一为载体或基础。这样的指称与意义的辩证关系保证话语的主观性与对象性、意义与事件的辩证法。更重要的是，他以此鲜明地反对以前的解释学及解构主义抛弃指称、割断语言与外部对象联系的观点。

然而，利科所说的指称和意义绝不是传统的，而完全是解释学的，甚至是所谓新解释学和解构主义的(米勒 1998：186)。这主要表现在他在以话语句子自身统一主观和对象、指称和意义的基础上，对书写文字、文本的“解释”。他先是像解构主义者德里达那样论述文字文本与声音话语的根本区别：前者虽可摹写后者，但那是非常近似的，它毋宁是一种再创造，因为凝固的文字脱离当时的语境和作者当时的心理意向，文字具有自我创造的独立性。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作品文本没有单一的“听话人”，它是公众的、开放的、社会的，它打开一种新的交往方式，甚至新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因为文本的指称既有真实的实在，也有虚构的实在(文学诗歌就是典型)，甚至指称和意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开放着一个无限的世界。在此，利科显然要彻底摈弃心理主义，而把文本视为一个语义学的独立王国。不过，他不像德里达那样断言“作者死了”，而是在强调我们只能面对文本自身，理解仅仅发生在纯粹的语言语义空间的同时，提出文本对作者的“占有”和作者与其作品的“远化”：文本脱离甚至超越作者的意向，阅读理解者总试图克服这种“远化”，“复活”文本的意义。但这时“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他们其实是在重新“占有”文本，复原文化遗产不可能，在对文本的解释中，误解不可避免，因此，理解首先只是一种猜测。

利科所说的“误解”和新提出的“猜测”，直接依据于他的话语句子自身是个独立“事件”及指称和意义统一的观点，并强调文本“事件”对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及不同阅读(甚至是同一读者)的无限敞开，即在不同语境下指称和意义的变动不居。这既是与不同文化的冲突，也是与不同读者视野的融合(注意：这里是作品视野，而决不是作者视野，与读者视野的融合)。因此，语义学上的指称和意义的多层次性与历史文本理解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相一致，这自然引出利科“辩证法的解释学”的重要思想：在对历史文化的多元理解中，难免有矛盾和冲突，所以宽容是最应有的原则。由文本意义的多样性到理解的多样性直至多样性之间的宽容性，这是利科解释学的根本特色。他强调，“解释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敞开诸种新的存在方式……”(Ricoeur 1976:94)。简言之，“解释就是理解双重意义……象征是双重意义的语言表达，它要求解释，解释是一种理解工作，它旨在破译象征”(Ricoeur 1970：8)。

显而易见，利科对语言和理解活动多样性及辩证宽容态度的阐明，既有语言自身的矛盾(如象征、隐喻等文学语言)及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差异的双重理据，又启发对语言辩证矛盾本质及其与社会历史文化辩证关系的深入认识。

3 哈贝马斯批判解释学语言观

哈贝马斯的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他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堪称当代的黑格尔。其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1)论战性，他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2)综合性，他善于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3)体系性，他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从众多角度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4)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作为哈贝马斯主要思想体系的交往行为理论，首先是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其次，它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兴趣贯穿于人类日常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中(郑召利 2002：106 )，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有其独到的价值；最后，它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那就是，只有发挥交往理性的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实现社会的进化。

因此，哈贝马斯的思想主旨可概括为以现代解释学重建社会批判理论，形成“批判解释学”：批判地运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通过对语言交际的分析，阐明交际通过语言进行，语言即是那“服务于理解的沟通媒介”(韩红 2006:10)。揭示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建立以“合理交往”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指出，伽达默尔对“前理解”、“成见” 的肯定缺乏批判的反思，没有怀疑其合理性，他所说的“障碍”也没有强调理解的受限制性。而事实上，我们许多看似自明的东西却具有潜在的不可理解性，在传统和社会中，还普遍存在一种病态的语言，扭曲的、虚伪的、无效的、不平等的交往比比皆是，甚至交往者本人对此都没有意识。所以，传统可能根本就站不住脚，所谓的“意见一致”往往来自强制的压力，那主要是社会的文化专制，它使人失去本能，异化自身，变得“病态”，它压抑人们进行合理交往的普遍欲望，导致人性的异化和片面化以及人们交往行为的非合理化(董务刚 2002:116)。此外，语言本身从其原始混乱状态承袭下来的事实也表明，语言中经常夹杂着原始符号的内容和正常语言之外的东西，它们借语言的解释而被表面合理化。诸如此类就是哈贝马斯深层的批判解释学所揭露的，这样的揭露和批判由语言而广泛涉及日常生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其要旨是在一切公认合理、理所当然的事物中找出虚假和不平等的因素，在语言交往的理解中揭示其实际上存在的不理解和误解，即存在“伪交往”或者是“无效交往”。从其社会批判的立场出发可见，我们的语言理解系统实际上是一个误解系统，伽达默尔本体论的解释学被转换成保罗·利科说的“一种解释歪曲的科学”。

对于这个误解系统，哈贝马斯进一步解释为：一切所谓的传统、意见、舆论、理论的一致(主客观的一致)，既然伽达默尔也承认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其实充满不一致)，不是绝对中性的客观知识，那就可以说它们都只不过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且我们可以揭示它们背后隐藏的决定因素，那就是不同的“旨趣”。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认定这样的“旨趣”主要有：工具旨趣，即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对客观化的过程实行技术控制的认识旨趣”(徐友渔等1996：194)；实践旨趣，即对交往活动和主体间活动的赞赏，体现在我们的文化传统文本转达和社会规范中；解放旨趣，即他批判理论的“批判的自我反思”精神，它摈弃工具旨趣的“客观社会规律”幻象，反对实践旨趣关于传统继承“前理解”的断言。这种解放旨趣正是在前两者的冲突中由我们反思地意识到，并认识到它其实是被遗忘的其他所有旨趣的出发点和前提，是打破一切独断主义和形而上学、打开解放大门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反映人类的自主性责任和正义等基本需要。

解放旨趣和批判的自我反思引导的便是“理想的言语情境”，即消除社会交往中现存的不平等，使交往呈现为一个民主系统，对话的参与者都拥有平等的机会，言语是无扭曲的、真实的，自然那种权威和暴力使语言变形的情况也就不复存在。于是可以实现真正的意见一致，即真理；也可以实现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即以普遍的、平等的、无限制的交往为特点的理想社会。不过，哈贝马斯强调，这在目前还只是个理论设想，但它自有其理论价值，那就是它的理性批判性。除了着重指出造成误解和曲解的种种社会历史与意识心理因素外，哈贝马斯还提出，“达到正常的语言和交往的条件：语言、行为和表达三者之间完全一致和平等，语言规则为大家所遵守，语言意义为大家所共识，语言本身与其所指的差异也是共识的等等”(哈贝马斯 2004:226)，这就是他所说的真正的意见一致和真理。真理与理想的话语情境密切相关，它没有控制和限制，是一种民主化的交往生活——摆脱一切意识形态干扰的“日常生活的合理交往”。

在交往行动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又提出“交往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人类理性最基础的体现者，以交往理性的规范作为人类理性最基础的规范(胡翼青 解佳 2013:100)。可见，哈贝马斯语言观的特点是明确地立足于人类理性，并密切联系社会历史环境和种种主观心理因素，对语言意义和理解活动予以现实和理想化的批判。毫无疑问，尽管其理想仍免不了有“乌托邦”的性质，但这样的批判解释学却十分耐人寻味：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一种特殊在者；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李洪儒 2007:11)。语言及其活动是不单纯的而且复杂混乱，唯有理性的自我反思才能揭示它的真相，以达理想的民主平等交往——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确是语言及其交往中的重要因素。

4 结束语

伽达默尔开创的西方现代解释学奠定全面、开放和动态的语言观。基于语言和理解活动多样性原则，利科强调语言自身的矛盾及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性，明确语言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辩证关系，主张用辩证宽容的态度对待语言交际活动。哈贝马斯以理性的批判审视揭露在一切公认合理、理所当然的事物中虚假和不平等的因素，指出在语言交往及理解中实际上存在不理解、误解和“伪交往”。由此理性批判的自我反思引导的便是“理想的言语情境”，即消除社会交往中现存的不平等障碍，重建真正的“合理性交往”。看似“乌托邦”的理想以及利科“宽容”、“辩证”的语言交际观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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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LinguisticConceptionsofDialecticHermeneuticsandCriticalHermeneutics

Chang Hui

(Jishou University, Zhangjiajie 427000, Chin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Contemporary western hermeneutics was initiated by Gadamer.Paul Ricoeur and Jurgen Habermas were his followers, and their hermeneutic conceptions of language are of special value.Ricoeur’s Dialectic Hermeneutics asserts that in the diversifie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ere are surely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nd tolerance is the most necessary principle.Thus Ricoeur mainly formulates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dialectical tolerance in the activities of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which inspires a deep knowledge of the essence of dialectical contradiction of language and it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While Habermas’ Critical Hermeneutics draws a logical consequence that i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re are factors of falsity and inequality, which result in misunderstanding and false communication.Therefore he advocates a self-reflection of rational criticism that leads to an ideal linguistic context with the dismissal of inequal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true rational communication.Though it seems Utopian, its significance in reality, together with Ricoeur’s tolerant and dialectical conception of language, cannot be ignored.

Dialectic Hermeneutics; Critical Hermeneutics; linguistic conception

定稿日期：2015-03-17

H0-05

A

1000-0100(2015)05-0012-4

*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功能对等理论之文化翻译研究”(11WLH45)和湖南省教育厅教改课题“建构主义理论下高校英语专业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湘教通[2012]401)的阶段性成果。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