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比较及启示

2015-03-17穆军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

理论月刊 2015年10期

□穆军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比较及启示

□穆军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贾谊和晁错是中华帝国大一统政治秩序形成初期的重要思想家，他们提出的建构汉帝国政治秩序的一些策略对后世帝国统治乃至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仅凭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支持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我们在借鉴和超越传统政治秩序观时更多的应该从思维和方法的层面着手。在建构现代法治国家政治秩序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问题意识和底线思维是评价和建构政治秩序的重要思维向度；利益分析是评价和建构政治秩序的重要方法；理性启蒙基础上的王霸结合是扬弃传统政治秩序观的正确选择。

贾谊；晁错；政治秩序；法治

政治秩序①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篇中所说的“‘政治秩序’一词，指的乃是一种目标，而非某种现实”。国内较早给政治秩序下定义的林毓生先生认为：“政治秩序指谓：众人因权力得以合理与顺遂地使用而被管理得很有秩序、很有条理的现象。”雷振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视角出发为政治秩序下定义。胡锐军从政治过程层面界定政治秩序。姚选民从主体间关系界定政治秩序。相关文章参见：林毓生所著《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一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5月初版第39页。［1］是政治现象的一种表征，是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主体因执行或服从公共权力而形成的具有一致性、连续性和明确预期性的利益博弈均衡状态。它的核心价值在于给人们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即相信明天、一年后甚至十年后一切现有的政治制度设计都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人类从古至今都在宗族、宗教、军事、政治等因素的互动博弈当中寻求或建构良好的政治秩序。“汉帝国为后来的中国政府树立了范式。后来的皇朝、征服者不过是扩大完善提炼深化汉朝所创立的制度。”［2］中国大一统政治秩序形成过程中，秦始皇和汉武帝是重要的帝王，而贾谊和晁错则是关键的政治思想家。

对于西汉初期的著名政治家贾谊和晁错，学界对他们思想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比如学者们往往从经济思想、削藩思想、礼治思想、民本思想、农本思想以及的其他政治思想的局部视角切入，对贾谊和晁错的思想做出一些评价，由于视野的狭窄难免得出一些值得商榷的结论。比如贾谊的民本思想是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分支，根据贾谊提出的“民无不为本”有些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中人民始终是政治的目的，君主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已。”［3］如果站在建构和维护皇权政治秩序的高度来看，“人民”在传统思想家那里恰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此外，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一些学者给贾谊和晁错贴上法家的标签，［4］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结束，大多数学者则又把贾谊归为儒家。在笔者看来，贾谊和晁错首先是汉初维护皇权政治秩序的政治家，其次才是儒家、法家或者其他什么派别的思想家。这种把贾谊和晁错限定在某一个派别来研究其思想的思路本身是比较狭窄的，得出的结论也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本文将跳出贾谊和晁错思想派别思维的框架，从政治秩序的角度切入，以贾谊和晁错对汉初社会基本问题即农商关系问题、央地关系问题和夷夏关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为抓手，对他们的政治秩序观进行比较评析，试图为挖掘他们政治思想的独特价值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解读和诠释。

1　汉初的主要社会问题

贾谊和晁错的政治秩序观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展开论述的，因此，我们在论述比较他们二者政治秩序观的异同时也应以影响汉初政治秩序建构和运行的主要政治问题为主线来展开。

首先，农商关系不协调，动摇政权基础。“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汉书·食货志》）因此，汉初统治者都秉持黄老思想，实行轻赋省刑的治国方略。到文帝执掌皇权之时，国家经济和社会有所恢复。然而，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奢靡媚富之风，有违重农抑商的大政方针。随着富商对农民兼并的盛行，各地出现了农民流离失所，而豪强势力独霸一方的现象。《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这些豪强势力的存在对汉初政治秩序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5］

其次，央地关系不协调，威胁中央集权。西汉初年，高祖刘邦为维护和巩固汉朝政权，封一些同姓子弟为王，如子刘长为淮南王、侄儿刘濞为吴王等。汉初的诸侯王具有很大的行政和财政大权，他们总揽国事，任免官吏，权限堪比皇帝。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一些封地广阔、物产丰富的诸侯王势力迅速增强，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势力“均衡”，对汉朝中央政权构成直接威胁。

最后，“夷夏”关系不协调，威胁汉朝政权。对文景二帝来说，最严重的“外患”莫过于匈奴。匈奴与西汉北边郡县连接，拥有骑兵三十万，他们把目光都投注在富饶的汉朝土地上，对西汉政权产生巨大的威胁。汉高祖遭“白登之围”后，和亲成为了汉初应对匈奴问题的主要策略。文景时期，汉朝在“和亲”的同时，每年向匈奴奉送大量的财物和粮食。汉朝的忍让并没有带来边境的安宁，匈奴连年入侵边郡，每年被匈奴杀害和掠去的人口在一万以上。［6］

2　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的相同点

2.1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是理想政治秩序的范本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大一统”意义的王朝，秦始皇的权力以及其所制定和执行的一整套关于中央集权的仪式、典章、制度确立了“大一统”皇权的最初框架（如秦朝时期中国就建立了常备军，统一税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虽然秦王朝二世而亡，然而“大一统”的思想却为后代的士人和统治者所推崇、继承并发扬光大。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和晁错认为中华帝国的理想政治秩序应该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秩序。

从文景时期的政治环境看，对大一统政治秩序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于政权内部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和政权外部不时侵边的匈奴。为建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贾谊和晁错都把“削藩”作为消除政权内部政治秩序隐患的手段。贾谊根据时势的判断指出，“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即诸侯王的势力已经足以威胁汉朝政权的稳定，用一些小的安抚政策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采用“斤斧”之策。同时他总结“大抵强者先反”的历史经验，站在仁政爱民的为政道德高度，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治理策略。晁错早在文帝当政时期就曾多次上书建议文帝削藩却不被采纳。到景帝时期，晁错得到重用，其对诸侯王坐大威胁中央集权的分析得到景帝的重视。晁错指出，“（吴王）益骄横，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具体措施为主动出击，“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之郡”（《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2.2“过秦”是立论基点

如何评价以往政治秩序的运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构适合当下政治发展的政治秩序运行机制是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深入剖析切入。对于汉初思想家贾谊和晁错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最邻近的 “传统”即是二世而亡的秦朝。在《过秦论》中贾谊认为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于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指出政治秩序的建构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新书·过秦下》）在论述汉初社会存在的商贾富人僭越礼制，奢靡之风盛行等问题时，首先反思秦王朝的问题：“秦灭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戳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新书·俗激》）。在反思秦王朝弊端的基础上，贾谊主张定制度、兴礼乐，扭转社会风尚，实现政治秩序的长治久安。晁错在论述其“守边劝农”，以抵御匈奴策略时，也以“过秦”为立论起点。他认为秦王朝发兵抗击匈奴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守卫边疆和保护百姓而是为了扩大统治范围，满足统治者的欲望。秦王朝的移民戍边政策对百姓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最终导致了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乃至秦朝的灭亡。

2.3王霸杂糅是主要立论方法

“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新语·术事》）。主张综合利用各个学派的方法来治理国家是汉初政治家政论思想的主要特点。针对汉初央地关系不协调的问题，贾谊认为君主有王霸两种治理手段，“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汉书·贾谊传》），即不管是王道的“仁义”还是霸道的“法制”都是君主维护政治秩序的手段，君主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兼而用之。晁错在上书建议皇太子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治理国家方法时指出：“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汉书·爰盎晁错传》）。这一论述的重点虽然在于让皇太子掌握霸道控制臣下来维持统治秩序的方法，但其具体的实施技巧仍然包含了儒家王道所倡导的“安利万民”和“忠孝事上”等王道思想内涵。晁错在汉文帝组织的贤良对策中提出法令制定和实施的范本是儒家的三王，法律的制定和实行要切合“人情”，体现出王霸杂糅的政治秩序观。

3　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的相异点

3.1“亲亲尊尊”儒家思维逻辑与“权术法势”法家思维逻辑

纵观先秦诸子的学说，儒家是极力主张恢复西周封建制度的学派。在礼崩乐坏、诸侯争雄的春秋时代孔子极力主张遵循西周礼制来建构封建等级秩序，恢复天下一统的政治秩序。在解决汉初存在的央地关系问题上，贾谊提出“众建诸侯少其力”的策略，思想主旨也在于让各个诸侯王按照血缘亲疏关系，推恩于其子孙，继承周朝“嫡子世其国，别子为大夫”的封建制度。其背后隐含的是儒家的“亲亲尊尊”的礼制宗法逻辑。贾谊主张按照儒家礼制来建构政治秩序，确立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新书·阶级》篇中指出“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对于诸侯僭越，威胁皇权的问题，晁错提出的“以法削割”其背后隐含的是法家的“权术法制”逻辑。法家主张君主的绝对集权。法家实现君主集权的手段与儒家的“礼制”方式不同，而是通过权术法制削弱或剥夺贵族和臣下的权力，实现皇权的唯我独尊。管子曰：“权势者，人主之所独裁也。故人主失守则危”（《管子·七臣七主篇》）。韩非子曰：“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篇》）。

对于文帝时期农商关系不协调所表现出的商贾富人僭越礼制，败坏习俗，奢靡媚富之风盛行等问题，贾谊把它归结于秦朝的旧俗以及法家代表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奖励耕战政策。“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而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汉书·贾谊传》）。为解决农商关系不协调，贾谊除了提出“劝农积贮”和“禁止末作”外，还提出要遵照西周以来“尊尊、亲亲、贤贤”的圣王礼制来规范百姓（特别是富商大贾）的行为。晁错则正好相反，他所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内在逻辑在于法家强国富民的耕战思想。晁错则正好相反，他所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内在逻辑在于法家“入粟拜爵”的耕战思想。晁错提出“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之下粟比多矣”（《汉书·食货志》）。因此，为了促使游民回归本业，安心务农，晁错遵照法家严明赏罚的精神，提出了调整粮食价格、减轻农民种田租税和“入粟拜爵免罪”的政策。

3.2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政治秩序改进方略

政治秩序的改革主要有两种方略：其一是试验主义、渐进主义的秩序改革模式，表现为在政治稳定前提下的边际调整和“边立边破”的变法、秩序改革模式。其二是激进的“先破后立”、“乱而后治”的秩序改革模式。［7］由于知识背景和学派渊源的不同，贾谊和晁错对于政治秩序改革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方略也有很大的差异。针对诸侯王僭越礼制，尾大不掉的问题，贾谊和晁错分别提出了改革方案。贾谊提出的是较为温和的“众建”策略，让诸侯王国化大为小，逐步削弱其实力。晁错则认为各个诸侯王早有悖逆之心，建议景帝主动出击，追查诸侯王以往的过错，割削诸侯王的封地归中央所有。如“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史记·吴王劓列传》）。根据吴王 “诈称病不朝”和“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的罪过，景帝三年议削其豫章郡和会稽郡。［8］

3.3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政治秩序观

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贾谊的政治秩序观更倾向于理想主义的层面，而晁错的政治秩序观念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层面。比如在匈奴问题上，贾谊提出的对策是以“战德”为指导思想的“耀蝉之术”。《新书·匈奴》篇中，贾谊指出“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然而，贾谊对匈奴实力的估计出于主观的推测，与实际相差较远。钱穆在《秦汉史》第三章中认为当时匈奴全族人口大约在一百八十万左右，能上战场的战士大约有五十万人。［9］贾谊所提出的对抗匈奴的具体策略为“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其设想大体包括通过使匈奴百姓知晓汉文帝的仁爱、信义，让匈奴百姓望风而投靠汉朝；以优厚的待遇犒赏归降汉朝的匈奴百姓以便达到分化匈奴势力的目的。贾谊的这些对抗匈奴的策略带有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从历史事实来看，他的策略大多也没有得到文帝的采纳和具体落实。

晁错提出的抗击匈奴的对策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晁错向文帝上表的《言兵事疏》、《复言募民徙塞下》和《守边劝农疏》等奏疏从实际出发，细致的对比分析了汉朝和匈奴双方的政治、经济、地理等各个层面的优缺点，指出汉朝军队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每年轮换到边塞的内地士兵对边塞的地形、地势不熟悉，对匈奴士兵的作战方式不了解，再加上水土不服，故此，屡屡败北。为解决这些问题，晁错提出“徙民入塞”的政策，即“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汉书·爰盎晁错传》）。为了很好的执行这一政策，晁错又具体提出在 “徙民入塞”之前先要查看迁徙地的气候条件是否适宜居住，泉水是否可以饮用，土地是否适合耕种，为百姓修好房屋和道路，设立就医和祭祀的场所，让百姓在边塞安居乐业。晁错从现实出发，所指定的募民守边，以夷制夷的策略得到了文帝的采纳，这些策略的实施对于抗击匈奴，维护汉初政治秩序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4　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的当代启示

“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不足以支持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不应是向传统回归。”［10］为此，我们现在评价和借鉴贾谊、晁错政治秩序观时，更多的应该从思维和方法的层面着手。

4.1问题意识是评价和建构政治秩序的重要思维向度

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的显著特点在于注重实际问题的讨论而不囿于空泛概念的辨析。我们在借鉴贾谊和晁错的政治秩序观时要有以下几个清晰的问题域：汉初社会的政治秩序现状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谈论的政治秩序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汉初思想家贾谊和晁错对那个时代政治秩序的体认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后来思想家们对政治秩序的看法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政治秩序的“实践”和政治秩序观念的“表达”区分开来，把不同时代不同政治思想家的政治秩序观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区分开来，从而追问政治秩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话语中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有抓住这个问题，才能理解政治秩序观和政治秩序。贾谊和晁错所集中关注的汉初社会所存在的央地关系、农商关系和夷夏关系等三个层面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问题——如何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秩序的问题。这是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的底线，也是他们在论述与政治秩序相关的社会问题并针对问题构思策略时候的基本共识。离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建构底线，认为贾谊提出“民本”是切实为农民利益着想，其实是个不小的误会。离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基点认为晁错的“重农贵粟”政策是为农民着想同样是误会。

4.2利益分析是评价和建构政治秩序的重要方法

政治秩序的形成缘于社会中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的博弈，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力量取得平衡，政治秩序便会出现。“汉朝在两种利益群体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大家都想创建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以避免东周式的动乱和战争；另一方面，全国的地方精英又试图尽量保留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汉朝重作平衡，既考虑曾是秦朝打击对象的封王和贵族的利益，又致力于逐渐减少他们的影响。……西汉创建的国家是稳定的，因为大家达成妥协。但与秦朝比，它又是薄弱的，尽量避免与残余的贵族影响发生正面冲突。”［11］如果仅从上面这段论述来看，福山对汉朝政治秩序的评价只能是部分正确。因为，他的笼统的“妥协”说法，掩盖了汉初中央集权帝国政治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激烈利益博弈或者斗争。贾谊和晁错便是博弈的焦点，他们的悲剧命运也跟这种博弈有着直接的联系。贾谊和晁错都认识到对汉初帝国政治秩序的最大危险来自各强大的地方诸侯，因此，他们分别提出了渐进和激进的应对策略。因此，在对待影响政治秩序稳定的巨大威胁面前，汉初统治者并不仅仅像汉文帝那样采取渐进的、“避免与残余的贵族影响发生正面冲突”态度，到了汉景帝执政的后期和汉武帝时期，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来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以便在利益博弈中实现中央的强势控制。

此外，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贾谊和晁错都是汉初新兴的儒士阶层，他们所提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观表面上在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其本质在维护他们所代表的新兴儒士阶层的利益。汉朝时期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分为五个阶层：皇族、士人儒生、农民、工商业者和游侠。“工商业者和游侠这两个群体的存在，特别是他们的得势，对汉朝统治家族和儒生的利益构成巨大的威胁”。［12］首先，工商业者也就是商贾富人，他们僭越圣王礼制，败坏习俗，挑战帝王的至尊权威；利用财富沟通权贵威胁儒生的政治或社会地位；不从事劳作，生活奢靡，通过巧取豪夺，兼并农民土地，破坏帝国政治秩序的农本基础。其次，游侠在基层社会中自成体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建构小的“统治王国”，甚至公然违抗朝廷律令，对帝国政治秩序构成直接威胁。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我们现在评价和分析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时，利益分析仍然是重要的分析视角和工具。贾谊和晁错的人生悲剧最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所提出的政治秩序观侵害了诸侯王和刘邦集团的元老如周勃、灌婴、樊哙等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挠者，政治秩序的变革能否启动和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能否冲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分化掌握改革方案否决权的既得利益群体。同时改革者本身也是利益主体，在改革过程中会形成新的利益群体，并且为下一轮的改革“造就”新的既得利益群体。贾谊和晁错都是文景时期维护大一统帝国政治秩序的改革家，然而，从现代的视角来看，他们也都是中国历史上儒生利益集团的代表。尤其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中国的政治场域就长期被皇室贵族和儒生阶层所垄断。这种利益格局一方面保障了大一统皇权政治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则使中华帝国渐趋保守，阻碍了政治和社会根本变革。直到近代，西方侵略者用船坚炮利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也打破了中华帝国原有政治秩序中各个社会力量之间的政治平衡，新的政治秩序才在艰难的利益博弈中逐步形成。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2.0版本”时代。在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动前三十多年改革过程当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改革的复杂程度和艰难程度都将远超以往。在应对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方面，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逐步分化既得利益群体，争取最大范围认同和共识的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4.3理性启蒙基础上的王霸结合是扬弃传统政治秩序观的正确选择

由上文论述可知，“王霸杂糅”是贾谊和晁错政治秩序观的主要立论方法。对于传统的政治秩序来说，王霸杂糅的方法使得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相互嵌入在一起，形成一种维护政治秩序稳定、有效运转的体系。这种嵌入式结构和嵌入的方法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当前建设法治国家的策略之一是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中我们能看到王霸结合的思维影子，可以看到传统政治秩序观对当前国家建设的正面影响。但如果认为到此我们的法治国家建设就可以顺利成章的展开并走上良序运行轨道的话，则有点自欺欺人或一厢情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提法早在2001年初就由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还步履维艰。之所以这样，恐怕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人治主义、权力依附与崇拜、等级特权等封建残余的影响脱不了干系。传统的王霸结合政治秩序建构最终走向了人治而不是法治。主要原因是儒家士人认为心性的修养与道德的改进是政治的基础和根本。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秩序建构逻辑起点是“正人心之要”。“将政治理解为道德感召，而这种感召的基础又是当权者的身正，则正主-正朝廷-正百官-正百姓，便成为政治实施的固定程序，君主个体的道德水准成为这一程序的中枢与关键，正君心成为政治的大根本。”［13］这种论证的思路从孔孟、程朱、陆王、到戴震、到张之洞、到严复、康梁的治学论政中都可以找到。同时反观西方法治发展的历程可知，“法治在大不列颠演进至十八世纪时，苏格兰的杰出经济学家与伦理学家们亚当·斯密、弗格森、休谟（后来的康德也颇受影响）——开始对它所能带给社会的好处与它维护人的尊严的功能产生了深刻与突破性的认识与理解，他们根据这种认识与理解建成一套社会理论，这套社会理论遂变成最最有力的法治的理解基础。用透彻的现代语言整理与分析这套理论的当代大家，当推波兰尼（KarlPolanyi）先生与海耶克（Hayek）。”［14］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文化中关于法治的资源和理念严重不足，对于现代法治国家建设来说，中国缺少像西方国家一样的法治理性启蒙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强调 “法治与德治结合”等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原则固然很重要，然而借鉴和学习西方现代理性文化和精神的基础上在全社会开展法治理性的启蒙却是前提性和基础性工作。即首先要让法治代替人情，理性取代经验成为政治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让理性化的抽象体系嵌入到人们日常的行为、嵌入到公共管理和政治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形成理性化的生存环境。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建构优良秩序，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在的国家治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传统治国理政经验的影响。汉初思想家贾谊和晁错对于建构优良政治秩序的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对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批判继承前人的政治秩序观的基础上，建构、发展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政治秩序观，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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