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磊（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纠错机制研究

□金光磊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探索意味着其过程必会产生失误，有失误就要纠正，从失误走向成功、由失败走向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客观存在的现状相结合的历史演变路径。自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新思潮的姿态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后，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受挫，土地革命时期的转折，延安时期的大发展，直至建国后的曲折发展，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其演进轨迹无不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曲折性，在此过程中也犯了各种“左”倾与右倾的错误，但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总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化险为夷。善于发现、敢于承认、勇于改正错误，不断健全纠错机制，是我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力量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纠错机制；发展

为什么人类会犯错误？归咎其主要原因是人类的认识规律，人的认识是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主观和客观不可能完全协同一致。人类总是不断的从错误中吸取经验进而掌握对真理的认知。一个认识正确了，又会出现下一个未能全面认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外入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民族这块土壤中繁衍生息，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它必然是一种不断被民族化，即中国化的过程。鉴于此背景下，使其不得不经历众多极其复杂而又曲折的境况，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下缓慢前行。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1］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在自我纠错中前行并不断创造辉煌的历史。

1　从总结教条主义错误中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1.1大革命时期——遭受巨大挫折阶段

在大革命早期，由于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革命阵营内成分复杂，且共产国际的指导有误，加上自身理论和实践经验缺乏，中国共产党相继出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错误。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给予了中国革命极大的帮助和指导，这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有些指示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最终使大革命趋于失败。这一时期的失误主要表现为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错误首先主要表现在领导权认识的问题上，陈独秀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过低的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这种观点，无疑是在抬升资产阶级国民党，贬低无产阶级共产党；其次，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反对北伐的决议，反对农民运动，主张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后再说，甚至坐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农民运动而袖手旁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最终公开叛变革命，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退让的做法，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剧了革命危机，遭受了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极其严重的损失。

面对1927年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先进的共产党人奋起抗争，瞿秋白、邓中夏公开发表文章，矛头直指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强调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发表相关文章，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深刻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思想。除文章的披露之外，我党还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以及召开会议纠错，通过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等，拉开了转变的序幕。逐步地提出了关于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些基本思想，开辟了一系列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确立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现了工作重心向农村的转移，确立了以反帝反封为革命纲领，并对中国社会及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的真正的敌对力量、前进的动力等方面有了正确的认识，为中国革命探寻出了一条正确之路。

1.2土地革命时期——转折阶段

此阶段可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自发状态逐步转变为自觉性状态，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来说是具有转折意义，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错误的指示，致使党内出现“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这种错误思想蔓延到思想路线、政策方针，以及联络对象和打击目标上，甚至在什么时候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都由共产国际作出指示。其中主要表现为“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冒险主义（李立三）以及教条主义（王明），这些错误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前进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极大的阻力。李立三坚持“城市中心论”，并以武汉为中心，发起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一味实施冒险计划，只能处处碰壁，最终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创。1930年8月，共产国际发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共产国际对王明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给予直接支持，自此“左”倾路线统治党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革命道路上，照搬苏联经验，否认农村包围城市。在武装夺取政权上，经历了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的变化过程；在组织上，他坚持以宗派主义、惩办主义为宗旨；在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上，夸大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的经济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此危难时刻，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断绝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问题，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上纠正并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标志着真正开始了全党范围内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探索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3延安时期——大发展阶段

照搬共产国际决议的主观主义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的最大挑战，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2年，在这20年中共计犯了一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王明“左”“右”逢源，喊着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强调一切均要经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把战线中复杂的阶级关系放置一边。1941～1942年，为了彻底清算“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也清除党内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思想，重点解决理论与实际偏离现状的背景要求下，中共轰轰烈烈的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这一运动纠正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并对错误的实质进行了披露，帮助犯错的同志提高自我认知能力。

毛泽东强调：“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2］延安整风是有准备、有步骤地开展的思想教育运动，通过组织学习、召开会议对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了深入地批判，“揭发了错误的实质，从思想根源上看，均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的不符合，其共同点都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不统一。”［3］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总结，以极大精力进行理论学习和理论创造，写出了一系列哲学、政治、军事、文艺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揭露了教条主义错误的实质和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错误，此外毛泽东还撰写了 《论持久战》、《反对党八股》、《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以及刘少奇写的《论党内斗争》，陈云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这些著作都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阐释了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这一时期的成就主要是毛泽东思想逐渐成熟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2　从反思文化大革命错误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1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曲折发展的阶段

在此期间，由于党的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偏差，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复杂，最终导致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出现偏离，高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斗争；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现实操作完全忽视了、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主观意志，没有从我国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而是实施了跨越。最终非但没有“跃进”，反而造成了“倒退”。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再次证明了千年古训“欲速则不达”的正确性。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正式告别“大跃进”。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全面总结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毛泽东晚年一直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式，急于完成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不长，经验不多，因而对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和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处在初期探索中。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在农村人民公社形成过程中，完全暴露出中国已经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失败，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才思考改革探索新道路，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21966年5月到1976年10年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倒退阶段

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然而毛泽东这一美好的愿望是建立在对国家形势的错误估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误解的基础上的。在这十年间，社会各种弊端和矛盾集中暴露出来。在思想上，“左”倾路线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危机。文化上，坚持“破四旧”，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致使出现严重后退。在经济上，人们对生产热情低落，科技进步缓慢，经济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我国丧失了发展的宝贵历史机遇，同世界的经济水平拉大了差距。在党的建设上，各级党组织在文革中遭到极大破坏，各种不法之徒乘机钻进了党和政权机构，并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民主法制也遭到破坏，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受到了非法的法西斯式的虐待，极大损害了党的威信和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原因，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与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作怪。

尽管发动“文化大革命”带来一系列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严重倒退，“但是也做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发展中一些深层理论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周恩来、邓小平、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左’的错误作出不同形式的斗争，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飞跃，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做了各种准备。”［4］错误固然不好，但任何事物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祸兮福所倚”，失败有可能成为胜利之本。“文化大革命”纵然严重阻碍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的发展，但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的都表现出来，并推向了极端，使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逐渐明朗化，最终为纠正这些不和谐因素或者错误提供了充分条件。“文化大革命”过后，百废待兴，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在经济上，提出了大干快上，在思想意识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也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功劳，文化大革命最终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所以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态度，‘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5］全党于1978年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走向全国，为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以及更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2.3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马克思主义大发展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拨乱反正措施，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首先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前提。在思想上，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提法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体系，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这一基本原理。在政治方面，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组织路线上，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陆续平反了冤假错案，使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局面得以出现，使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以真正贯彻。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从实际出发，排除了“左”、右两方面的干扰，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以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6］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决议》标志着新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3　从纠正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失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由邓小平亲自领导的改革开放是我国一项开创性的伟大实践，它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失误在所难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业，对于其中的试验性、冒险性，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深思过的，他们不但坦诚错误，而且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进而纠正错误来推动事业向前发展。邓小平曾经就开诚布公地说：“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7］邓小平还认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8］在反思历史，认识规律的基础上，用未来眼光来审视和把握现在。

3.1纠正教育上的失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文革”以来出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观点，许多知识分子被戴上了“臭老九”的帽子的怪现象。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反对和批判，他认为这些靠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粉碎 “四人帮”后，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让他们为现代化建设起骨干作用。到了1989年，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再次严肃地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9］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在邓小平的关怀下，我国先后派出数万名青年学生和科技人员出国深造，这批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3.2对两种错误思潮的批判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左”、“右”两种思潮长期困扰着人们，“左”的思潮不是从实际出发，对于改革的各项具体措施都要问一问姓“资”姓“社”，担心改革会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右”的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改革，要把“改革开放”改造为“全盘西化”，把改革的目的确定为在中国建立全面私有制、培育新的“中产阶级”。为了保证改革开放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作为不可动摇的基本点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上来。把四项基本原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写进宪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变种保持高度警惕，批判其错误的观点。

3.3冲破长期对国情跨阶段的认识误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认识，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在革命和建设上提出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任务和政策，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失误和挫折。邓小平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我国生产力落后，现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不能超越。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况，改革开放被反“和平演变”的呼声以及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盖过和质疑。面对当下国内外复杂的形势，1992年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南巡讲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阴霾，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并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民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推动全党思想大解放，向全世界昭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当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受挫之际，再次树立了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信心和新的形象。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机制是纠错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 “两次历史性飞跃”，均从纠错开始的，“没有对错误思想路线的清算，就不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这种转变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实现主体主观努力的结果”。［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不断探索永无止境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反复探索的过程，从失败走向成功。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中国建立，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需要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逗号”、没有“句号”，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就要靠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地进行实践探索，对国外好的经验、我们过去的经验不能教条地照搬，革命时期的经验也不能简单地移植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因此，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我们应当把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一直延续下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探索永葆生机、永不偏离航向。

正如《论语·子张》所云：“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艰难险阻，它以不断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总结过往错误的模式获得了生命力。正确经验具有示范效应，是财富，错误的经验同样是财富。因为从认识的活动本身来看，错误的认识往往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向导和先导，一方面错误的经验往往是获得正确认识过程中一个难于避免的环节，一个通向真理的阶梯；另一方面，错误的经验在探讨中昭示后来者“此路不通，另辟蹊径”，起到一种指向标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社会发展上也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为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旧的发展方式的矫正，这是在总结过去发展经验，纠正失误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创新。

5　马克思主义纠错机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

“纠错机制”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一大法宝。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再到今天。我们取得的成就充满坎坷迷失和反复。由于共产党实际斗争经验不足，出现了种种错误，但是在大落大起的风云变幻中，我们党总能带领中国人民在挫折中奋起。大革命失败后的阴云笼罩下，我们年轻的党发现失败症结并敢于自我纠正，果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党陷入危急时刻，在此绝境中，党召开遵义会议，及时纠正了“左”倾的错误路线；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处于最危险的境地，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彻底的大清扫，并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在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中共党人不惧艰难险阻总能及时召开会议，对错误进行纠正，并不断健全纠错机制，把大局拉回正确轨道。因此，也可以说纠错机制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的一大法宝。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纠错机制”这一概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向制度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在随后党的会议上，关于完善纠错机制等表述也愈加清晰。而制度保障成为强大自我纠错能力的硬实力。2013年的“反腐风暴”成为自我纠错能力制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党员干部要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从而达到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这就是自揭短处、敢于自我纠错。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再次提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历史经验和教训再次证明，要取得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必须敢于纠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社会主义的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勇于承认错误是党自信与成熟的表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11］。因此，可以说坚持真理、及时修正错误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法宝，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的必由之路。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827—828.

［3］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61.

［4］沈传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J］.中共党史研究，2008，（2）：26—33.

［5］［7］［8］［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72，95，267，290.

［6］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13.

［10］金民卿，赵智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规律［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40—142.

［11］尹业香.论中国共产党纠错机制构建及完善［J］.学术论坛，2013，（8）：20—24.

责任编辑刘宏兰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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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0544（2015）10-0023-05

金光磊（1986—），男，河南驻马店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