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庆（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北京 100089）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形式概念辨正

□张永庆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北京 10008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不是语义含混的过渡性概念，而是贯穿历史唯物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从现实的个人角度揭示交往形式概念的生成逻辑，可以看到现实的个人先后在交往形式一般、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三个概念中渐次获得自身的总体性规定；同时，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这一交往形式的内在批判，共产主义革命必然表现为一场交往形式的革命：追求在人格关系意义上实现现实的个人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占有。交往形式概念的生成逻辑构成了马克思把握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交往形式辩证法，它凸显出历史唯物主义所固有的交互主体性逻辑。恢复使用交往形式概念，能够有效回应历史唯物主义遇到的当代挑战。

交往形式；现实的个人；交互主体性；历史唯物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形式概念存在很深的误解。交往方式或被当作外延宽泛、内涵不明、可以与交往、交往关系随意相互替换使用的“连体”概念丛；或被归结成有待于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精确概念——生产关系的准备性概念，只具有过渡性价值。我的研究将要证明，以往的看法没有把握到交往形式概念标举的交互主体性内涵，低估了它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理论地位，从而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固有的交互主体性逻辑。

1　交往形式的现象学还原：现实的个人生存其中的交互主体性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与市民社会是同义的。①《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两处论述中，都表达了一个相同的看法：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40页和第582-583页。从现实的个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来看，市民社会在本质直观的意义上无非是现实的个人的共同在世，即现实的个人的交往方式。现实的个人的交互主体性存在方式，同时必然显示着其意向性存在的世界也同样具有交互主体性的逻辑。

我们知道，自从胡塞尔提出意向性理论以来，这个描述思想和对象以及人和世界相互关系的观念就成为20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指引。按照意向性理论，现象学还原所达到的自我，它总是有所意向的主体，与自身的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由此，理解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获得了一个超越近代哲学那种主客二分范式的新支点。若脱开外在的时间线索，从理论内在逻辑观之，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实则蕴含着意向性理论取向，率先运用了现象学方法。

1.1现实的个人与其意向性存在着的世界具有交互主体性逻辑

马克思承认需求、需要是人之为人的主要标志，“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P514）但是，马克思不是在抽象意义上理解人的需要，关键之点在于，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自身意向的世界同时存在的。在现实的个人那里，欲望或者需求是作为整体运动的一个要素、一个环节出现的，它不仅联系着感性的物质对象，还在逻辑进程中生成为共同活动的交互主体性要素，即在共同活动中产生、满足、发展的需求或欲望。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需求、欲望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有什么样的世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及其需求、欲望。对于交互主体性逻辑主导下的人及其需求、欲望来讲，市民社会这个人们共同存在的世界一个最为适合其本性的定义就是：交往形式。

1.2运用现象学方法把握交往形式

作为现实的个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是包含有现实的个人 “在之中”此一生存论结构的 “世界之为世界”，所以，它本质上是处于生成中的生活世界。“在之中”与“世界之为世界”是由海德格尔表达“此在”生存论结构的两个哲学术语，意在强调生成中的人与自己的周围世界同样具有始源性。对于同样具有生成性质的市民社会，《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方法论上予以深入阐发：“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2］（P526）这里，马克思给出了一种现象学还原路径，相当于“现象学剩余”的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就市民社会的现象学还原来讲，则是现实的个人生存其中的交互主体性世界。

1.3交往形式的交互主体性逻辑统摄市民社会的全部内容

在市民社会及其决定的上层建筑等所有的相关概念都趋向交互主体性的交往本质。感性、需要、生育、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关系、阶级、国家和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存在交互主体性逻辑。①我曾在共产主义谋求人的交互主体性解放意义上分析了市民社会及其决定的上层建筑都具有交互主体性面向。共产主义将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完成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颠倒”了的交互主体性生活进行再“颠倒”。参见拙文《共生式同一性：共产主义的辩证逻辑》，《理论月刊》2013年第11期，第10-15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的分析，不同于国内学者已经提出的实践中存在主体——主体关系那种交往概念。原则性区别是，我们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理论观念出发。以往的研究虽然已经触及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交互主体性逻辑这一本质性的层面，但却不彻底。因为，实践观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尽管有利于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哲学的思想水准，可并没有全面深入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发起革命性哲学变革的基地——通过现代市民社会的研究而抵达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在这个卓越的理论探索中，现实的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生产劳动始终是决定整个理论探索取向的主导问题。它不是从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出发，也不是从一般性地克服主客二分的、仍旧保持抽象性质的实践观出发，而是从“世界之为世界”的市民社会中的感性的活动出发。他们那种由上而下的贯通式的论证思路，难以真正描述出市民社会的交互主体性逻辑。

总之，作为现实的个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将它视为现实的个人生存其中的交互主体性世界，是有必要通过现象学直观来科学把握的 “事情本身”。不过，这种现象学的思维要素只是马克思以辩证法分析交往形式的一个构成环节，它只有在接触现实中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所以，需要进一步分析处于生成、发展状态中的交往形式总体规定性。

2　交往形式概念的发展逻辑：交往形式一般、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首次系统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循着现实的个人概念的辩证发展线索，我们能够梳理出与之交织的交往形式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生成次序：交往形式一般、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2.1马克思恩格斯让市民社会作为现实的个人之交往形式以最抽象的一般“出场”，这是交往形式概念辩证法的逻辑起点

这里，作为现实的个人“在之中”的“世界之为世界”，自然应该从什么是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的现实的个人说起。“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于现实的个人的进一步分析，提出了生产劳动的核心意义：“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接下来，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交待出与现实的个人密切相连的交往形式概念：“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P519-520）此时，交往形式概念处于自我否定发展的起点处，它自身虽然一开始就具有总体性的特点，但更多的具体内容尚有待发展阶段。完整意义上的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概念将在后续的自身矛盾运动中获得渐次丰富的规定性。

2.2交往形式是以生产关系面目出现的

这里，交往形式概念所反映的是现实的个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世界之为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的个人相互交织、相互缠绕、相互生成，构成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由市民社会一般发展到生产关系概念，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现实的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生产所呈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当此之际，交往形式一般的规定性生成为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P532）我们看到，在现实的个人概念发展为生产力概念的同时，他们的“在之中”的“世界之为世界”则体现为与生产力相统一“生产方式”。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论述：“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2］（P533）这里的“人类的历史”一语，是借用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语言所表达的社会概念，马克思为了增加批判的反讽意味，对社会生活的真正本质采取反话正说而已。接下来，马克思指出了生产力与社会状况的实质性关系：“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2］（P533）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相对于生产力来考察现实的个人的“在世”世界，其实就是“生产关系”。

在生产关系意义上规定交往形式的含义及形态，并将之视为生产力的“世界之为世界”，对于市民社会辩证法来说，只是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与之相伴随，历史唯物主义获得了新的理论内容，同时也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更深入的批判。就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上述分析过程做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前面的叙述已经表明，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由于上述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是在生产关系意义上进行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交待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2］（P540）我们看到，现实的个人由于一开始就是在市民社会总体性逻辑及其辩证运动中来获得自身规定性，这里他们的“人改造自然”决非单纯技术性活动，也不是以主客二分为思维方式前提的。当海德格尔以貌似惋惜的口气提及马克思“一度”深入到历史中，但只是浅尝辄止，最终错失真正了解历史的本真时间性质时，其实只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具有“世界之为世界”的规定性。因此，他看不清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规定人的操劳、人的实践，特别是人的生产力，换言之，他看不到经济学意义及全部实证科学视野下的生产劳动与马克思所讲的生存论意义上生产力的原则区别。

2.3交往形式是以交往关系面目出现的

当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辩证法到达交往关系概念发展阶段时，它表现为向交往形式一般规定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是将生产关系阶段和交往关系阶段的内容都统摄于一体的，展现出来交往形式的总运动。此时，交往形式一方面将前面的生产关系阶段的内容收纳入自身，另一方面又有这个阶段的特殊性问题。这种回归也是向现实的个人自身的回归，即向人与人在人格意义上的相互关系意义的回归。它主要包括：

2.3.1“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2］（P581）是承认现实的个人主体地位的客观条件。之所以必须是“现有的生产力总和”，不仅是说人的生存需要物质生活资料，更在于生产力在市民社会中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世界交往的阶段，比如在世界市场条件下人们已经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生产关系来实际地占有物质生活资料了。此外，占有之所以是“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还在于，占有的主体方面不可能脱离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而单独存在，他必须是，而且实际上他一直是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同步发展的现代社会主体。所以，这决定了占有的主体在实践水平上与“现有的生产力总和”相匹配。

2.3.2实现现实的个人的个性自由全面的发展，对生产力的占有必须采取“联合”这一形式。马克思讲，当现实的个人以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群体占有生产力时，他们必然“还受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马克思指出“联合”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出来的占有形式。“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2］（P581）

2.3.3生产和交往活动都成为现实的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内容。这里，一方面是活动本身的自由性质，另一方面是活动条件在“联合”中由统治者转化为从属者。“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2］（P582）

2.3.4共产主义革命是现实的个人将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置于人格关系——即“联合”之下，现实的个人在理想的交往形式即理想的人格关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中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最终在现实生活中完成了市民社会总体逻辑中终点向起点的复归。“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2］（P574）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这一交往形式的内在批判，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必然表现为一场交往形式的革命：追求在人格关系意义上实现人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占有。

当交往形式概念发展到交往关系逻辑阶段时，现实的个人及其生产力形态在交往活动和交往形式中统一起来，从而完整地呈现出市民社会的总体性内容。“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P582-583）至此，《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市民社会，即作为现实的个人的交往形式的辩证理解，已将个人、生产力、交往形式辩证统一起来。对此，马克思阐发了三者之间矛盾运动全部社会历史的意义。“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P575-576）

3　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交互主体性逻辑的理论意义

围绕现实的个人在交往形式中活动——这一生存论的始源性结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阐述交往形式概念生成逻辑过程中勾勒出完整的社会生活图景。由此可以推断，立足市民社会即交往形式研究而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交互主体性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恢复使用交往形式概念，有助于深入完整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并有效回应历史唯物主义遇到的一系列当代挑战。

3.1透过交往形式概念的生成逻辑深入把握现实的个人及其时代境遇

从交往形式一般、到生产关系、再到交往关系所构成的交往形式辩证法，它是扬弃现实的个人辩证运动于自身之中的逻辑总体，也是人们共同存在的世界。在达到交往形式辩证法的总体逻辑过程中，现实的个人辩证运动的自我否定圆圈与交往形式自我否定圆圈相互缠绕，不可分离。所以，交往形式辩证法的总体性，实际上表现为两个方向相反的自我否定圆圈的共同运动，是两个总体性的对立统一：现实的个人及其共同在世的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其中，现实的个人自我否定圆圈，永远处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义上所揭示的现象学阶段，永远保持创造性、差异性、偶然性逻辑的优先地位；而交往形式概念运动总过程则揭示出回复到逻辑起点的现实的个人。作为现实的个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无论它处于生产关系阶段，还是达到最后的交往关系阶段，都被反向运动的现实的个人所影响，或表现为适应时的推进、建设、保护、改善，或表现为不适应时的牵制、抵抗、批判及颠覆。交往形式不是单向地受现实的个人所决定，现实的个人的意志、希望、理想反抗现实地统治着人们的一种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形态的市民社会，但是现实的个人在何种程度上达到自身目的需要通过交往形式提供的历史条件来实现。依此观之，马克思所阐述的交往形式逻辑，特别是他有生之年系统阐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逻辑——《资本论》，其实质是反弹琵琶，即为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来深入批判现实。直接来看，是论述资本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全面统治，而行文的过程和最终理论旨趣皆在处处显现基于现实的个人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否定性理解。但是，这种否定性理解不是阿多诺意义上的纯粹否定，也不是后马克思主义那种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夸大偶然性逻辑的政治实践价值，而是把维护他性、差异性的偶然性逻辑与历史中每一步达到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同一性逻辑现实地结合起来。

3.2交往形式辩证法的交互主体性逻辑为重新建构马克思生产理论提供思想资源

一方面，在马克思生产理论成为某些生态主义理论攻击的靶子时，按照交往形式辩证法所规定的交互主体性逻辑来理解生产，特别是生产力，能够有效地回应当代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以往，无论是对生产力概念作纯粹工具理性的解释，或者从外部寻找新的价值观补充，都不能真正使生产力概念具有生态和伦理的内涵。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生产力概念并不缺少生态和伦理的维度。它囊括了感性、需要、生育（自然包含性别问题）、共同活动等等。并且，由于它始终作为现实的个人在交往形式中的共同世界中的存在，他自然具有对主客二分旧哲学及其衍生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生产活动的批判立场和革命要求。同时，在生产力概念内部的构成要素或环节那里，同样趋向生产力指向的价值标准和革命目标。

另一方面，包括生产力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生产劳动观念，常常被指责为陈旧的主体哲学范式下的形而上学。而在交往形式辩证法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劳动观点已经包含交往和对话等公共性维度。在资本主义时代，市民社会作为现实的个人的交往形式呈现出物化或异化的状态。共同存在的世界受制于某种交往活动的既成结果。如果说，资本体现的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那么，在交往形式的交互主体性总逻辑之下，这种死的统治活的荒诞事实，则呈现为死的交往对活的交往的统治，是既有的交往规则对生动活泼的交往活动的压制、否定、扭曲。这里，不难看出，20世纪后半叶哈贝马斯提出的体制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观念，其实也在一定意义上表达着与马克思相近的看法。不过，由于没有看到马克思市民社会研究的交互主体性逻辑，哈贝马斯误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范式，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一种尚笼罩在形而上学阴影下的主体哲学。而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工作，只是在工具理性角度来理解生产劳动，在交互主体性讨论中完全否定生产劳动这个奠基性环节，最终令自己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性质。

3.3从交往形式辩证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弥补交往关系逻辑“缺环”及认识盲区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中，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社会形态等理论视为“基本矛盾”的具体展开。若从我们揭示的交往形式辩证法来看，这种理解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把握尚不够完整。主要问题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原理存在逻辑上的“缺环”，因为只是谈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难免忽视或遗落了这个决定关系在交往关系阶段的实现方式以及交往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力。同时，这势必进一步产生如下问题，比如，在某些逻辑阶段上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革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诸概念的已经确定的直接含义与有待发展到下一阶段的间接含义的脱节；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现代社会的广阔视野被人为地“窄化”了，似乎只有植入后现代哲学的所谓新观念才有更新重生的可能；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历史唯物主义被错误地批判为陈旧主体哲学话语；等等。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其一，交往关系在生产关系中所起到的潜在的影响作用，就是说，生产关系作为市民社会的本质关系同时还潜在地要实现人格关系意义上的交往关系；其二，生产关系作为市民社会的主导逻辑，还需要发展到能够揭示更为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交往关系逻辑；其三，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有必要进一步经由交往关系逻辑来把握，使更多形态的政治实践活动纳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中来。可以说，缺少交往形式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难免在上述问题上产生认识盲区。

3.4交往形式辩证法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在交互主体性问题上的理论优势，指明如何切实地把交互主体性逻辑从理论贯通到现实生活，从而与其他各种交互主体性理论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所展望的理想社会，是交往形式符合人们共同生活本性，没有压迫、平等相待的“真实的集体”。这个联合体虽然也是现实的个人“在之中”的“世界之为世界”，但是完全有别于海德格尔对人的本真状态的审美理解。应当承认，海德格尔超越近代哲学主客二分范式以及认识论形态来理解哲学和真理，这一生存论取向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其中，关于人自身的理解，真正获得了一种人与世界相统一的把握，即在此意义上的人，在生存论维度上规定为“操心”或“烦”。不过，现实性分析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极其匮乏的，人的共在只具有消极意义，并且，解决方式只是不干预现实的返回本真的存在。此后，这种本真状态的人，在列维纳斯那里转向他人为中心的伦理形而上学，在黑尔德那里转向以“羞怯”为始源状态的世界现象学。总的来说，虽然他们逐步将人与人的共在引向正面意义的理解，但是仍然不能胜任向现实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切实贯通，只有马克思通过现代社会交往形式研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了这一理论难题。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刘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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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庆（1969-），男，吉林农安人，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