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秋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奥菲莉亚和繁漪，这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艺术典型。她们一个是莎士比亚在自己最伟大的作品《哈姆雷特》里倾情书写的纯真善良、温顺可爱的天使——奥菲莉亚，一个是曹禺在自己的灵魂之作《雷雨》中着力塑造的极具雷雨个性、乖戾阴鸷的魔女——繁漪。一中一西，一正一邪，看似毫无关联的两个人物却在历史阴影的共同投射下，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女性疯癫的悲剧性宿命，这成为对两个人物进行平行研究的切入点。考察奥菲莉亚和繁漪这两个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疯癫形象，可以看出，纵然她们在外在性格的表现上有诸多不同，但在其疯癫形象的形成上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对她们的疯癫形象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女性在追求实现自我、改变自身命运过程中所遭遇的外在压迫与内在困境，而且可以深入探究女性自我实现的道路与途径。

一、疯癫与男权话语的构建

何为疯癫?在现代语义上，疯癫通常用来表现一种精神上的疾病或反常行为。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对疯癫进行了考古式的研究，从而引发人们对疯癫现象进行哲学思考的热潮。在福柯看来，疯癫并不是病理学或者医学事实，而是文明和知识构建的结果。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他明确表示：“疯癫只存在社会之中，在那些隔离它的善感形式之外，在那些驱逐它或捕获它的嫌恶形式之外，它是不存在的。”［1］135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疯子，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生理性的疾病，而是被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话语权所排斥、隔离的结果。因此，疯癫者一直在被所谓的理性话语言说着，成为依附在理性秩序下的无言的他者。在父权、男权制度下，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者，成为理性的代言人，而女性则是男性的附庸，处于第二性地位，成为无言的他者。对于疯癫女性而言，男性的话语权威无疑成为其疯癫的重要的构建因素。奥菲莉亚和繁漪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哈姆雷特》中，奥菲莉亚是个完美女性的典范。她美丽，善良，柔顺，符合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一切审美要求。然而，她疯了!大多评论都认为她是因为过于柔弱，忍受不了生活中的不幸而发疯的。但是，用福柯的疯癫理论来看奥菲莉亚的疯癫，这又何尝不是男权话语构建的结果?作为贵族的后代，奥菲莉亚貌似拥有更多的权利，但事实上不管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爱情中，她始终处于一种沉默者、屈服者的地位。当热情的王子对奥菲莉亚激情告白、她的心在强烈颤动时，她的父亲与兄长已经自觉地替她做出选择，严肃警告她不要轻信男人的甜言蜜语，即使那人是王子。奥菲莉亚不自觉地为哈姆雷特做辩护：“他为了证实他所说的话，几乎用尽了一切天地日月的神圣的盟约，父亲!”然而，这声音是如此微弱，根本不会被人重视。随后，她狡猾的父亲为了向国王献殷勤，又要求女儿去接近哈姆雷特，以试探王子是否真的疯了。可怜的奥菲莉亚只能再次听从父亲的指挥，去询问已经形同陌路的爱人，又遭到了王子毫不留情的责骂讽刺。在奥菲莉亚身边的这三个男性：父亲、哥哥、恋人都没有给予奥菲莉亚任何的话语权，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及价值观安排着奥菲莉亚的言行，甚至评判着她贞洁与否。奥菲莉亚的思想和话语权被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抹杀和压制着，谁能看到在她沉默的外表下伤痛的内心?最后，她疯了。这是她内心的强烈悲痛和怒火被压制的结果，现实社会让她无法言说，她只能在疯癫中表达自我，在死亡的盛宴中展示自己所有的哀痛。

如果说男权话语对奥菲莉亚疯癫形象的构建更多的是隐形的、间接的，那么对繁漪而言，其疯癫形象则是男权话语直接而猛烈地打造的。《雷雨》中的繁漪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有着自觉的个性追求。为了活得像个真正的女人，她挑战伦理的底线，与自己的继子纠缠不清。她固执乖戾，完全摒弃了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只想为自己而活，是个魔女一般的人物。然而，命运却将她抛入周家这口残酷的井里。周家有着森严的封建家长等级制度，是中国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理性秩序的缩影。在这里，作为整个家族的大家长——周朴园，则成为家族的绝对领导者和秩序的建立者。在他的王国，大家长的权威是不容侵犯的，服从是第一要务，他绝不会允许有任何破坏原有秩序的人或行为，尤其是作为他的妻子的繁漪。在他看来，“脸色苍白”、性格“阴鸷”、脾气暴躁的繁漪绝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或母亲，甚至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他亲自找来大夫为繁漪诊治熬药，毫不理会繁漪“我没病”的叫喊。在繁漪坚决拒绝喝药后，周朴园毫不客气地对繁漪进行了强制性的进攻，先是让周冲求其母亲喝药，后让周萍跪求继母喝药，最终让繁漪在屈辱中服从。这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情节，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反叛女性与男权、父权制度的一场对战。遗憾的是，繁漪失败了，败给了男权、父权对女性强大的精神压迫上。因此，从繁漪喝下药的那一刻，她就只能成为以周朴园为主导的家庭秩序甚至是社会秩序下的“他者”，成为一个无法言说自我的疯癫者，疯癫成为她必然的宿命。

在奥菲莉亚和繁漪身上，男权社会的理性秩序为她们贴上了种种标签，她们的疯癫不是自然生理的疾病，而是在试图撕毁这些标签时，理性秩序便不容反抗地对她们的精神意志进行驱逐和消解，疯癫便在驱逐与消解中被建构、被实现。可以说，她们的的疯癫“不仅指涉个人的精神心理转变，而且指涉女性性别群体的共同命运”［2］。

二、疯癫与女性主体性的缺失

毋庸置疑，男性的话语权威是造成女性疯癫的重要因素，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从奥菲莉亚到繁漪，是从柔顺的天使到乖戾的魔女的转变，是女性在时代的进步中试图发现自我、表达自我的转变，但也正是这种转变暴露了她们从古至今存在的主体性缺失问题。所谓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是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显示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对于女性而言，这种自觉能动性主要表现在能充分认识并肯定自我的能力与价值，自觉并主动地掌控自己的人生，成为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女性。但不论是柔顺如奥菲莉亚，还是乖戾如繁漪，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她们都将自己人生的选择权交给了男性，将自我的实现与爱情的理想紧密相连，甚至将爱情当作唯一的精神出路。因此，她们看似在肯定自我需求，追求自我的实现，但实质上仍对男性抱有很强的心理依赖，仍是男权制度下的依附者，并未真正认识到自身的能动性，建立完整的主体性。

对奥菲莉亚而言，与王子哈姆雷特的爱情悲剧便是她短暂一生的主旋律。遇到王子之前，她只是个不谙世事、幸福无忧的少女，但爱情的降临打乱了她平静的生活，也让她开始体验到人生的苦闷，生命的不自主。在奥菲莉亚还怀着少女的情怀或羞或疑地猜度着哈姆雷特的心的时候，哈姆雷特的女性观和爱情观却由于母亲的改嫁遭到全新的颠覆，他患上了“厌女症”，而奥菲莉亚便成为了他决心摒弃的恋人。她以为是自己的犹疑与决绝伤了哈姆雷特的心，为了装疯的王子暗自落泪、伤心。其后，父亲又利用了她对王子的关心，单纯无知的奥菲莉亚怀着一颗愧疚关怀的心来询问王子的病况时，遭到了王子一再的辱骂。这时的哈姆雷特不再是对她满怀爱意的恋人，而是成为了她精神上的刽子手，他在一步步将她推向崩溃的边缘。最后，哈姆雷特在意外中错杀了奥菲莉亚的父亲，却毫无愧疚地径自离开，留给奥菲莉亚深深的痛苦，彻底将奥菲莉亚的精神世界摧毁，以致疯癫。在这场爱情悲剧及家庭悲剧中，奥菲莉亚一直都是被动的承受者，她将自己对感情所有美好的期望都放在了哈姆雷特的身上，却无力应对恋人突如其来的改变。在这场感情的博弈中，感情的主导权一直由哈姆雷特牢牢地掌控着，可怜的奥菲莉亚只能在这场爱情的漩涡中独自沉沦。可以说，正是因为对哈姆雷特的爱，奥菲莉亚才无法接受哈姆雷特对她如闪电般逝去的爱，更无力承受亲生父亲被恋人刺死的痛苦。然而，也正是她的爱让她最终无法逃脱男权话语的掌控，让她不自觉地进一步成为男权话语构建下的疯癫者。

和奥菲莉亚被动地接受爱情不同，繁漪是热烈地追求爱情。在繁漪像个木头样的、死人似的活着时，是和继子周萍的畸形恋情激发了她生命的全部活力。她想像个火山口，将自己的热情热热烈烈地喷发一次，什么母亲、妻子她都不是了，也不想是了，只想做个真正的女人。在周家这座让人透不过气的铁屋子里，她将周萍看作她生命的全部希望，看作解救自己的唯一曙光。她执拗地与周萍纠缠，在暴风雨之夜偷窥周萍与四凤的幽会；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试图将四凤从周萍身边驱逐开；退无可退时，她甚至愿意放弃自尊与四凤共处。这样疯狂而极端的繁漪却让周萍害怕了。周萍是统治阶级里的懦弱的寄生虫，他享受着与生俱来的男性权利，同样地，有着男权制度下对女性的严格的道德标准。在他眼里，繁漪的行为早已叛离了应有的家庭秩序和道德标准，成为一种邪恶的力量。这不仅会毁了他的生活，也会毁了他的整个人生，他必须坚决制止。因此，他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温良贤惠的四凤，繁漪的爱情理想彻底破灭。繁漪是个具有美狄亚色彩的东方女性，她有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爱情。但不幸的是，这样的繁漪一再地对男权社会的男性权威形成对抗，而这种对抗致使她成为被男性所贬斥的对象。“所有男人都希望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女人不是一个被强制的而是心甘情愿的奴隶，不单单是一个奴隶 ，而且也是最心爱的人。”［3］123对于周萍而言，她不但不是让他心爱的奴隶，反而是要将他的生活搅得七零八落的魔鬼。她将自己的爱情理想、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她试图反抗的阶级中的人身上，也就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有学者曾言：“选择性的状况常常表明主体性的状况……妇女自主独立、自我意识、妇女的选择性和创造性一一丧失，其本质是妇女主体性的丧失。”［4］31对女性而言，往往是爱情点燃了她们生命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也往往是爱情让她们忘了自己。将爱情作为她们自我实现与超越的主要选择，使她们在选择的那一刻就再次陷入男权话语的掌控。同样，在爱情的漩涡里，奥菲利亚和繁漪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生命存在的意义都寄托在了自己所爱的男性身上，女性的自主独立与自我意识在爱情世界中一步步被消解。也正是因为她们身为女性的主体性的丧失，让她们在爱情理想破碎后无法坚强地重燃生命的希望，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疯癫的命运。

三、疯癫与女性自我实现的道路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在外遭受男权话语的构建，在内遭受主体性缺失的侵蚀，疯癫往往成为她们命运的结局。然而，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反叛是那些没有机会做任何建设性工作的人的唯一的途径。她们唏嘘反抗她们受限制的处境，设法打开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5］61对于奥菲莉亚和繁漪等这些即将觉醒或已经觉醒的女性而言，疯癫不仅仅指涉她们悲剧性的命运，也成为她们进行反叛的自觉选择，成为她们表达自我最有效的手段。

对于莎士比亚而言，疯癫形象的塑造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笔下，各类疯癫形象姿态万千，风格各异，如贪婪狠毒的麦克白夫人，遭女儿驱逐而疯的李尔王等，疯癫成为表达其对社会、人生甚至人性哲学思考的一种方式，而奥菲莉亚的疯癫无疑同样具有引人深思的内涵。在父亲被曾经的恋人哈姆雷特误杀后，一向温顺乖巧的奥菲莉亚终于借用疯癫爆发了，她沉痛地唱着貌似让人不知所云的歌词，却字字直指人心：“她说你曾答应娶我，然后再同枕席。——本来确是想这样做，无奈你等不及。”这是对哈姆雷特背弃爱情的控诉。“他们说猫头鹰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变成的。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可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这是对自身命运的惶惑与不安。“他们把他抬上柩架。哎呀，哎呀，哎哎呀!在他坟上泪如雨下——再会，我的鸽子!”这是对父亲死亡的哀痛与对父亲身后事处理的不满。可以说，奥菲莉亚正是借用了疯癫才说出了平时她无法言说的心情，才让读者看到，这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头人，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试图反叛的悲剧女性。在奥菲莉亚最后死亡的场景中，莎士比亚借皇后乔特鲁之口进行了诗意的处理：她戴着美丽的花环，唱着古老的歌谣，沉入了清澈的溪水中。如果说死亡是疯癫的最终归宿，那么死亡也让疯癫的奥菲莉亚逃出了世俗的纷扰，超越了人间的虚假，获得了永恒的宁静。在这里，奥菲莉亚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她的死让她疯癫的生命有了超越平凡的意义，人世的真善美得到了永恒的彰显，同样也让美的陨落有了更震撼人心的力量。因此，对奥菲莉亚而言，疯癫甚至疯癫至死，不再仅仅是一场命运的悲剧，更是对自身悲剧命运的奋力反叛，是一场表达自我意识的勇敢尝试，尽管结局是死亡。

相较于奥菲莉亚在最后的沉默中爆发，繁漪无疑是更具反叛精神的女性，她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并像疯子一样痛苦地呐喊着，拼命挣扎着。在周朴园强大的威慑下，周家上上下下都在遵循着既定的规矩，小心翼翼地生存着，不敢有丝毫的违背，只有繁漪是个另类的存在。从她嫁入周家的那一刻，她的痛苦就再也没有停止过，无处排解的抑郁让她不自觉地就像疯子一样生活着：常年独自待在阁楼上，不轻易见人；一再叫喊着自己没病，却无奈地一直喝着苦涩的药；脸色苍白阴鸷，性情反复不定……在周家这栋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的铁笼子里，她越想反抗，越是让自己走向疯癫。因为只有像疯子那样的呐喊才能喊出她内心真实的痛苦；只有像疯子那样的活着，才能不顾一切的伦理道德，过她自己想过的生活。因此，她毫无顾忌地选择了与继子周萍的不伦之恋，活得母亲不像母亲，妻子不像妻子又如何，她只想彻彻底底地疯一次，让自己热热烈烈得如火山般燃烧一次，然后一了百了，甚至为此牺牲自己的尊严、亲生孩子的幸福也在所不惜。她疯了，彻底地疯了!而正是这种疯狂让她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的女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子。正如曹禺热烈的赞扬：“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敢于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之斗……诚然，若以寻常的尺来衡量她，她实在没有几分赢人的地方，不过聚许多所谓的可爱的女人在一起，便可以鉴别她是最富于魅惑的性格。”［6］215因而，是疯癫让繁漪的生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更是疯癫让她身为女性的独立意志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无论是奥菲莉亚沉默的爆发还是繁漪痛苦的呐喊，疯癫在她们表达自我意识、展现其反叛精神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只有疯癫，她们的内在思想才能无所顾忌地展现，表达自己最内在的需求；只有疯癫，她们才能逃离现实的苦痛，在死亡的盛宴中展现最真实的自我。然而疯癫既无益于女性突破男权话语对其形象的构建，也无法帮助女性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疯癫总是开始于女性对男权压迫的反叛意识，结束于女性寄托于男性身上的希望的破灭。这种极端的反抗及自我意识的表达是以消耗她们的内在生命力为代价的。因而，疯癫也是她们最绝望的反抗，是她们自觉无路可走时的无奈之举，不仅无力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更无力指引反叛女性走向幸福的未来。

四、结语

奥菲莉亚和繁漪都是极具个性魅力的女性，然而，她们自我实现的正当需求却遭遇了内外交困的局面。疯癫成为女性自我实现道路上的双刃剑，既是她们表达自我意识的手段，又是她们精神反叛的必然结局。这是一个可悲的悖论!作为极具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家——莎士比亚和曹禺，同样在深切地同情和关注着女性的疯癫命运。曹禺也一直在试图为女性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但他发现旧时代的女性“如陷入沼泽中羸弱的马匹，愈挣扎，陷的愈深”。纵然如此，他们对疯癫女性的书写以及对女性悲剧的深切同情深深地影响着后世评论者对女性的关注和评判，让疯癫的女性人物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进一步促进世人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关注，为女性自我实现的努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廖冬梅．“疯癫”女性对传统男权意识的抗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 中的“疯癫 ”女性书写［J］．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75－78．

［3］凯特·米特利．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4］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2012．

［5］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6］曹禺．《雷雨》序［M］//曹禺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