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小茗 肖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作用

文/祝小茗 肖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根本性政策。它的形成、发展与实践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主要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党员队伍迅速发展，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得到巩固，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三大法宝

70 年前，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八年全国抗战，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独立，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民族救亡的强烈历史使命，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并推动国民党抗战，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审视那段历史，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标志党能够审时度势，根据客观形势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突然袭击沈阳，占领中国东北领土。蒋介石多次致电张学良，要求国民党一方不予抵抗。到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察哈尔协定》和《何梅协定》。1937年7月7日，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中国民众团结组织起来，拥护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战争。11月28日，中共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愿与任何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召开，正式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1]（P100）同年，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向全国同胞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纲领和中共的四项保证，这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迫于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态度亦发生变化。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开始继1924年之后的第二次合作。

面临着国内外环境的巨大改变，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中国共产党对各项具体政策作了及时改进，党的建设步伐也随之调整，促进了抗战事业和党的建设的大发展。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广大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基本力量；当前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已经有了新变化，买办地主阶级阵营可能会发生分裂，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很有必要的。1937年8月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正式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而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对于抗日战争极其重要。1936年1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指出：“党的建设要解决几个组织原则问题，无产阶级要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取得领导权；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党要迅速地发展；由于党在苏区和白区所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不同，所以各地只能在统一的政策下独立地进行斗争；虽然我们没有取得城市，但是有自己的政权、武装，已有的武装已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党的干部随红军行动，党要依靠武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2]（P84）报告重申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要求改变对于党员成分的机械理解，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在战争考验中选择干部。

二、在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迅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热血爱国青年和革命积极分子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为适应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以及坚持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党不断加强组织建设，扩大党员队伍。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央要求尽可能吸纳优秀分子入党。党组织“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员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3]（P177）党把组织建设延伸到战区和前线，即使是后方没有党组织的地区，也是有计划地发展。同时，党还要求严防汉奸、投机家混入党内，在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与工业重镇区域及党在开展活动时需要隐匿的部位，控制发展党员的数量，确保党员队伍的思想可靠性与政治纯洁性。

在入党方式和新党员的教育上，中央也作了原则性的指导。要对入党对象严格审查，避免拉人入伙式的入党；新成员入党，必须经过组织程序，经过党员介绍和支部政治审查。同时，为适应党员数量上的需要，新党员候补期按照“革命出身”加以重新规定。中央要求各级党部做到把发展党员作为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对于如何在国统区发展党员，也有具体的指导。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各游击区域在党的组织与工作方面要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教育党的干部和党员。

总之，在抗战初期，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党领导抗日战争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基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党的党员人数大约是四万，而在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决议后，我党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到1940年，党员人数已达到八十万。[4]（P379）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确立，见证了党加强思想建设，矫正错误路线，消弭思想分歧的历史实践

在思想建设方面，会议号召党员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从理论中提取普遍性道理，要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反对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破除洋八股，避免离开现实问题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陋习。提倡新鲜活泼的、被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风，防止拿马列主义吓唬人和乱扣帽子。[5]（P113）毛泽东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6]（P533）在学习方法上要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对敌斗争结合起来。不要片面、孤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要取其精髓用于指导实践；不要只停留在会抄写马克思主义语句和简单背诵的层面上，要把他当做指导战争实践的精神武器来使用；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关于一般社会规律与人类社会的结论，把他用作分析问题与解决矛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另一方面，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对历史遗产要“批判——继承——批判——吸收”。[7]（P402）对于当前形势的特点和规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 在作风建设上，重申党的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

会议指出，共产党员应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着重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策略，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这次会议继续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即“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的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会议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暴露出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狭隘思想，尤其是以王明为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指出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持集体主义，使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懂得，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要体现先进性。这次会议对于干部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和规定。如“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选拔干部方面，“要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不仅要选出好干部，还要善于使用干部、用好干部，“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必须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组织更加稳定。

总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线，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统一战线思想在全党得以确认。同时，对党的建设作出了全局安排和具体规划，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

四、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表明党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在自我净化自我升华中日臻成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迅猛发展，党在思想上变得更加纯洁，组织上更加巩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时的共产党是一个“全国性”与“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若从领导骨干、党员成分、指导思想等方面考量，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是，由于大量新党员所在的党组织并非全是“群众性”的，不具备稳定的思想和完全纯洁的组织，就不能称其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队伍，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状况；对于先前成立的党组织，需要进一步进行布尔什维克化。党所面临的环境、任务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有所不同，身处的环境更加复杂，担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因此，在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8]（P127）

对于上述问题，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作了阐述。他对党的建设历程总结分析道：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全党上下不懈努力，党的各级组织带领党员干部通过坚韧不拔对敌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在回顾了党的建设发展历程后认为，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后被概括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随后，中央作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那么，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结合是党的建设的关键，这一决定明确了实现党的伟大工程的途径和根本方法，为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

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已被尘封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但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壮举，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有力武器，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坚强纽带，更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那特定历史时期，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探索，党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恢宏实践，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辉。

[1] 罗平汉.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 魏风华.抗日战争的细节[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3] 张静如.中共党史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 王建朝等.抗日战争（1937-1945）[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 丁俊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熊辉.毛泽东执政思想研究[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

祝小茗，武警长白山公安边防支队培训基地教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军队政治工作学。

肖浩,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责任编辑 王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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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784/j.cnki.22-1299/ d.2015.0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