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苑华

(华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一个封建社会的解读“符码”

○吴苑华

(华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在世界体系视野中，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解是复杂的，比如沃勒斯坦提出“俸禄制”模式，弗兰克提出“同心园”模式，阿明提出“纳贡模式”。与这三位指认有别，阿瑞吉提出了“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解读版本。在他看来，中华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了一条以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基础的自主发展道路，其中，国家市场经济是中华帝国的原创性成果，也是其得以稳定、持续、有效发展的基础性力量。重要的是，中华帝国的国家市场经济具有西方市场经济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和长处，早在18世纪就得到了亚当·斯密的肯定，既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也是市场经济的未来方向。可以说，阿瑞吉的中华帝国发展模式理论蕴含了独特的理论品质，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乔万尼·阿瑞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国家市场经济；中华帝国

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是著名的意大利籍经济学家，西方左翼学者，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创立者之一，一生中始终以批判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关注非洲、东亚、拉美的发展问题为己任。值得注意，中国也是阿瑞吉关注的重要对象，他在几本论著*这类著作包括《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漫长的20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都用了较大篇幅讨论过中华帝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及世界影响问题，提出了“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是封建时期的中华帝国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径。在他的视野中，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华帝国走了一条以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那么，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模式呢？具有哪些优势和价值呢？

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纳贡体系

东亚纳贡体系是中国传统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得以形成的历史基础。所谓东亚纳贡体系，既是一种地域政治体系，也是一种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它在东亚历史上很长时间一直以中华帝国为中心，联络周边国家组建起来一个松散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说它是地域政治体系，就在于它受到地域空间限制，它的外围国家都靠近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稳定的国家间关系；说它是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就在于它的经济贸易活动远远越过了它的政治体系边界，延伸到很远的地域，比如非洲东岸、中东、乃至欧洲，甚至美洲。可以说，东亚纳贡体系是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早期形态。

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批评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论观点时提出：“西方社会科学最大的神话之一，就是国家间体系的民族国家及其组织是欧洲的发明。事实上，除了几个由欧洲殖民大国创建的国家外(最为人所知的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东亚最重要的国家，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到越南、老挝、泰国和柬埔寨，都是历史远比欧洲任何一个类似国家更悠久的民族国家。此外，通过贸易或外交关系，它们直接或通过中国这个中心已相互建立了关系，并通过规范其作为世界中心一员而相互作用的共有的原则、准则和规则，团结在一起。正如专门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纳贡贸易体系的日本学者所述，该体系与欧洲的国家间体系有着充足的相似之处，从而使其相互间的比较具有较大的分析价值。”[1]316-317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欧洲人建立的现代世界体系才是世界性的贸易体系，中国人建立的东亚纳贡贸易体系也是一个不亚于“现代世界体系”的世界性贸易体系。当然，欧洲人建立的现代世界体系与中国人建立的东亚纳贡体系既相似又相异。

(一)相似点

两大体系的相似点主要表现为下面四项内容：

第一，“两个体系均由多种多样的政治管辖区组成”[1]317。

第二，“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诉求”[1]317。

第三，它们都“在区内进行大量的贸易”[1]317。不过，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国家间边境贸易频繁得多，而东亚纳贡体系内的国家间边境贸易则“受到更加公开的管制”[1]317，因而私人性质的边境贸易活跃。阿瑞吉也说过：“从宋朝(960—1276年)开始，私人海外贸易就繁荣起来，并改变了纳贡贸易的本质”[1]317。滨下武志认为，“这种贸易的主要目的‘逐渐成为通过从属于官方体系的非官方贸易来追求利润’”[1]317。

第四，两大体系中的国家间竞争也都表现出多中心特征。比如，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热那亚中心、荷兰中心、英国中心等，东亚纳贡体系则“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纳贡贸易而连接起来的独立领土‘关系紧密，以致互相影响’”[1]317，“纳贡贸易体系为其提供了政治经济互动的象征性框架，但它又很松散，以致赋予其外围组成部分相对于中国中心的相当大的自治权”。比如，在东亚纳贡体系内，日本“在推行帝国封赏方面又成为中国的竞争者”，且与“琉球国、越南老挝都建立了纳贡关系”[1]317-318，成为东亚纳贡体系中的“亚中心”。就此而言，杉原薰的一个判断富有启示意义，他说：“东亚地区最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的传播，使‘出现东亚多中心政治体系的想法变得可能……而且与欧洲的国家间体系有许多相似特点。”[1]317-318

(二)差异点

两大体系的差异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东亚纳贡体系主要表现为政治意义的，经济贸易活动从属于国家政治的需要；而现代世界体系主要表现为经济意义的，国家政治活动从属于经济贸易需要。

第二，东亚纳贡体系以短距离贸易为主要形式，这种贸易对政治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现代世界体系则追求长距离贸易，这种贸易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力较大。

第三，现代世界体系建立在战争和体系外领土扩张上，国家间战争不断，体系内长期动荡不安，仅偶尔在某个时期出现较长时间的稳定，比如拿破仑时代；东亚纳贡体系既不搞军事竞争也不追求体系外领土扩张，很少出现国家间战争，因此，长期和平稳定是这个体系的本质特征。正如阿瑞吉所说的那样，“东亚体系内的民族国家在其以从属地位融入欧洲体系之前，几乎享有持久和平，这不是100年而是300年之久。……其实就中国而言，我们应该说是500年的和平，因为在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前的200年间，中国仅在1406—1428年干预陈朝重建时，与其他东亚国家发生过战事。”[1]318-319

第四，“东亚国家没有任何为了相互间竞争而建立海外殖民地的趋势，也没有参与到任何一个能与欧洲相比的军备竞赛中的趋势”。不过，“东亚国家的确也相互竞争”。比如，“在德川时期的日本……：试图建立以日本而非中国为中心的纳贡贸易体系，以及从朝鲜和中国大量吸收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技能。正如川胜平太所说，通过这些趋势，‘日本试图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成为一个小中国’”。重要的是，东亚国家间“竞争促使东亚朝着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迈进，而非走向挑起战争和领土扩张的方向”，中国在历史上也不断发生边境冲突，这与欧洲体系的领土扩张相比要逊色许多。由此来看，东亚发展道路恰恰“与欧洲的道路截然相反”[1]319。

第五，“自我壮大的循环*所谓“自我壮大循环”是指体系内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战争和不平等贸易等)来实施剥夺性积累，为的是尽快完成其资本积累和政治经济力量的壮大。”不是东亚纳贡体系的生存之道而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生存之道。“欧洲国家相互竞争的军事装备与其以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为代价而进行的扩张，形成了相互维持的关系”；东亚不存在欧洲那样的情势，这是因为，其一，“中国清朝的开拓边疆既非源于为从周边国家攫取资源而同其他国家展开的竞争，也未造成这一后果”；其二，“与从周边国家攫取资源不同，中国更愿意对其进行投资”，这是为了“融合新的边境地区而进行的政治扩张，使政府有责任向周边地区转移资源，而非从那里攫取资源”[1]321。

(三)原因

为什么两大体系有如此差异？阿瑞吉认为，从表面上看，其原因表现为，“一是体系内单元的权力分配的差异，二是权力的主要来源出自体系内部或外部的程度上的差异”[1]231。从实际情况看，真正的原因还是它们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现代世界体系选择了外向型发展道路，东亚纳贡体系长期坚持内向型发展道路。正因此，东亚纳贡体系内的国家能够以中国为中心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持体系内的秩序和力量平衡，形成一个政治经济力量的结合体，从而有效地维持了纳贡体系的长期稳定发展；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则热衷于军事竞争及战争和体系扩张，从世界各地掠夺和抢劫了大量财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了，可是欧美以外地区长期动荡不安、陷入严重的不平等发展状态。

可以说，东亚纳贡体系是东亚国家能够选择一条内向型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的背景基础，而这一选择的内在基础是东亚纳贡体系的中心——中国长期推行“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换言之，“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是东亚纳贡体系的发展道路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与此相反，现代世界体系长期追随“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它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关键性制约因素。

二走向国家市场经济模式

阿瑞吉认为，亚当·斯密“对西方社会科学后来遗忘的事了如指掌，即整个18世纪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这个国家市场长期以来一直在构建中，但其在18世纪的成形源于明朝和清朝早期的建国活动”[1]324。因此，“正如欧洲外向型道路的兴起只能通过率先由意大利城邦国家进行的权力战略的传播来理解一样，东亚内向型道路的兴起也只能通过明清两代开发出当时明显最大的市场经济的成功政策来理解。”[1]323那么，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具有什么样的发展优势？

首先，东亚纳贡体系下的市场经济起源于混合市场。准确地说，东亚纳贡体系下的市场经济起源于宋元时期的混合市场经济，它既有政府管制又有积极的私商自由活动，既有国内市场又与国外市场相连接。中国在南宋时期遭遇了两个大困境，即：(1)抗击北方边境少数民族的入侵而造成的巨额军费开支和赔款；(2)北方民族的骚扰破坏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一切促使宋朝政府鼓励官方和民间发展市场经济。于是，南宋政府鼓励南方种植高产水稻和其他经济作物，并且为南方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促使农业产量迅速提高，确保了国内市场的长时间繁荣；与此同时，“宋朝政府鼓励私人海上贸易，并将其作为国家收入的来源”[1]324，重要的是，政府还为私人贸易提供海上技术支持，使得海上贸易迅速兴起，史称“海上丝绸之路”，使得“沿海地区经济也保持了长期繁荣”[1]325。关键还在于，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亚贸易网络的兴起和发达，带动了国内市场、乃至东亚地区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如阿瑞吉所写的那样，“与此同时，中国人在东南亚岛国的定居促进了私人海上贸易，而这又超过了官方纳贡贸易，成为中国与亚洲海洋国家主要的经济交流形式。元朝(1277—1368年)继续对私人海上贸易和向东南亚移民给予国家支持，形成了横跨南海和印度洋的海外华人贸易网，其广度比当今任何的欧洲网络都要广阔。因此在宋元两代，后来变为典型的欧洲发展道路的趋势*此处的着重点为引者所标注。已出现在东亚。”[1]325重要的是，这里的“趋势”并没有在东亚出现，更没有“引发关于建立海外经济和领土帝国的国家间竞争”[1]325，正因此，东亚纳贡体系内终究没有出现欧洲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反倒形成了一种斯密所说的典型的国家市场经济。

其次，东亚纳贡体系下的市场经济表现为“国家市场经济”。阿瑞吉认为，发生这一变故的原因是，明清两代调整了宋元时期的市场管制政策，采取了培育和管制国内市场、放弃培育海外市场的政策。他还发现，“明朝通过优先开展国内贸易并不时禁止海外贸易的政策，控制了这些趋势*这里指的是向欧洲式市场经济推进的趋势，包括海外经济扩张和领土帝国主义扩张以及国家间竞争而引发的战争等等。。”[1]325比如，明朝迁都北京在客观上将“已在南方形成的市场交易圈”延伸到北方，正因此，“为了保证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粮食供给，明朝修复并扩大了将南方稻米产区与北方政治中心连接起来的运河系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经济和长江下游地区‘运河城市’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明朝在北方鼓励棉花种植。随后北方在原棉生产和长江下游地区在棉纺织品制造方面实现专业化，并通过扶持大运河沿线的南北贸易，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市场。”[1]325

明朝政府在建国初期曾积极扶持郑和航海事业，但是由于这类航海并非以开拓海外贸易为主要目的，因此这类航海活动因代价太大而得不偿失，国力难支并被迫中止。现在不少研究者认为，郑和航海活动的中止是对中国海外贸易的限制，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市场上。阿瑞吉认为，“即使是中国的‘纳贡贸易’，其经济成本也大于收益。郑和的探险是为了扩大其范围，而明朝最后却将其缩减。”[1]327这是因为，“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同发展与邻国关系并将人口稠密的疆域融入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相比较，控制这些贸易通道远没那么重要。众所周知，正因如此，明朝没有在控制东西方海上航道上浪费资源，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国家市场，走上了后来被斯密引为典范的通向富裕的‘自然’之路。”[1]327清朝建国以后，清政府延续了明朝优先发展国内贸易的政策。“从1661年到1683年，清朝重新禁止了私人海上交通，并实施了坚壁清野政策，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中国与世界市场之间重要的连接点，变成了将二者完全分割的无人区。……从而使整个东南沿海落入闭关锁国的命运长达近一个世纪。”[1]329

需要注意，虽然清朝政府不鼓励海外贸易，但是清朝“各个边境土地的融合”却“扩大了国家市场的范围”，在客观上“降低了整个帝国的保卫成本”[1]330。特别是清朝政府在区域内推行了许多“形式多样的土地开垦计划”和政策，包括：“通过提供信息、基础设施和贷款，鼓励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努力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及栽培技术；提供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以解决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人们的温饱问题；有利于较贫困地区的土地税收政策”以及“常平仓贮”行动[1]331等等。这些计划和政策的实施确保国内市场的繁荣，“养活了不少于而且可能比以前任何朝代都要多并且不断增长的中国人口”[1]331。关键在于，“这些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引人注目的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这使18世纪的中国成为斯密‘自然’致富之路的典范，也成为欧洲推崇仁慈专制主义、精英领导和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的人士灵感源泉”。正如罗威廉所说，“虽然18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没有将利己的经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总结为理论，但……将市场赞誉为统治的工具，这一点毫不亚于斯密、霍布斯、洛克或孟德斯鸠。”[1]331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说过：“西方意义上的中国商业生活现代化之所以姗姗来迟，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已经在商业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适应性，正像科举考试制度和政府的官僚制度之间已有相当好的契合，以致可以避开或缓期进行‘现代化’一样。我们只能再一次断言：中国之所以如此‘落后’，是因为她太先进了。”[2]210费正清先生还认为，“过去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官僚国家不关心甚至敌视商业”的这种看法是对中国的严重误解，不过今天这类误解“已得到重大修正”[2]210。与费正清相比，阿瑞吉的判断显得深刻一些，后者不仅明确指认了中国过去存在过市场经济，而且告诫人们这一事实：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市场经济属于国家市场经济而不是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

三作为一种“自然的”发展模式

那么，与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具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阿瑞吉认为，以斯密之见，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中华帝国经济社会的“自然的”发展模式。所谓“自然的”发展模式是指以农业经济为主进行休养生息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这也是一条“致富之路”。

第一，中国国家市场经济着眼于发展有序协调高效的国内市场网络，与欧洲人着眼于发展海外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相区别。中国人不是没有发展海外贸易的经历和经验，而是自动放弃了这种外向型市场活动，转向加强国内市场建设，这可能因为：一是开拓海外市场的成本太高，不划算；二是与其他国家争利容易导致国家间的竞争、乃至战争；三是长距离海外贸易活动监控困难，容易滋生这样那样的经济腐败行为；四是开拓海外市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挤占了国内市场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容易削弱国民经济的根基，甚至出现局部的社会动荡不安。这些正是明朝中后期海禁、中断郑和航海事业之原因，也是清朝中后期长时间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加强国内市场建设，是利国利民的最根本举措，只有国内经济繁荣发展起来了，国家才有力量稳定社会秩序，安定边境，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推进整个社会进步，也才有力量发展“纳贡贸易”，正如前文所述，这种贸易成本大于收益，如果没有稳定增长的国内经济作为支撑，那就无法进行下去。所以，中国在18世纪及以前的社会发展道路选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是正确的、有效的举措。

第二，中国国家市场经济始终以恢复和巩固农业经济为国民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以养活“更多并且不断增长的中国人口”为目的。阿瑞吉说过，欧洲资本主义从热那亚到荷兰再英国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以远距离的资本主义商业贸易为基础，商业资本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问题在于，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是将欧洲生产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而是将世界各地，尤其是印度、东亚和中国的商品运回来销往欧洲各地，比如，印度和中国的茶叶、中国的丝绸、瓷器、东南亚的香料等；不过，伴随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快速发展，大量工业品通过欧洲资本主义商业网络涌向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改变了过去长时间运行的单向贸易活动。在19世纪及其以前的长时间里，欧洲很少拿得出亚洲人需要的商品(包括农产品)，甚至为了赚钱而向亚洲人出售鸦片，直到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并有了工业产品，才慢慢改变了被动处境。欧洲市场经济一开始就重视商业活动，以赚钱为最高目标，显然不同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市场经济。

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纳贡体系内的国家)以农业立国，农业的有效管理和稳定发展确保了中国(乃至东亚)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南宋时期，政府鼓励和扶持南方种植高产水稻，由于“高产水稻的种植使粮食产量大于生存所需，这使农民提高了种植和买卖的产品的数量与种类，并可参与到非农活动中”[1]324，从而推进了其他行业的经济发展；明朝时期也将市场的重心转向农业，在迁都北京以后，政府鼓励北方种植棉花、南方种植水稻，并在大运河沿线发展沿河经济带，尤其是利用长江下游发达的纺织业兴建棉纺织业，加工来自北方的棉花。这样，不仅加强了南北方的农业生产，而且搞活了国内市场。清朝时期，政府推行各种各样的土地政策，既鼓励开垦土地又维护和扩大水利基础设施，想方设法地保障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针对市场所采取的种种举措确保了中国成为斯密所说的“引人注目的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的国内市场经济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明清政府“确立的优先发展目标同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倡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不谋而合，即发展农业、重新分配和开垦土地以及巩固和扩大国内市场”[1]332。

第三，中国国家市场经济实施“无剥夺性积累”的经济发展政策。无剥夺性积累相对于“剥夺性积累”而言，前者是斯密用于指证东亚经济体系下的中国国家市场经济，后者则是被他用于指证欧洲市场经济的，前者是非资本主义的，后者是资本主义的。阿瑞吉还认为，所谓剥夺性积累还是马克思曾经对原始资本积累所作的描述。汉娜·阿伦特也说过，“‘过剩’金钱的出现……无法再在本国找到生产性投资，从而创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情形，即马克思所指的‘单纯抢掠的原罪……最终不得不一再重演，以防积累的动力突然消失’。……历史上，剥夺性积累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种类财产权(公有的、集体的、国家的等)向独享的私有财产权的转化；资产和自然资源的殖民、半殖民、新殖民和帝国式的分配；对人力和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以外的其他选择的压制。”[1]224-225或者像大卫·哈维所说，“剥夺性积累所做的就是以非常低的成本(有时是零成本)释放一系列的资产(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可以抓住这样的资本并立即将其转为赢利用途。”[3]其直接性后果是资本投资方获利而资本接收方损失利益，长期以往，这种剥夺性积累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性积累。由此可见，无剥夺性积累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依附性积累，即便实施资本投资，也不会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以平衡和协调国内社会经济生活为目的的。中国国家市场经济的无剥夺积累发展模式最明显的表现是加大了农业的投入，尤其是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几乎都是官府承担的，政府大力投资水利设施和技术开发，其目的是确保农业产量的稳定增长，保障国民对粮食及其他生活品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比如，明朝政府对南北大运河的整修就是明证。贯通的大运河，一方面将南方水系连接起来，为大片耕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另一方面在南北方之间调整各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比如南方稻米、北方棉花等等)，满足南北方市场的需要，既繁荣了南北方的市场经济，也带动了沿河两岸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可以增加官府岁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富民之目的。

第四，中国国家市场经济以节约和有效地使用自然资源为原则，这是符合当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绿色发展道路。按照今天的说法，中国国家市场经济是真正的绿色经济。其一，国家市场经济建立在农业之基础上，以农产品作为其他手工业发展的生产原料，尤其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仅以农业生产为例，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还实施耕地休养生息制度，确保土地本身的生产力不丧失，与此同时又充分利用农家肥料和植物有机肥料，尤其是利用作物桔杆的残余物制成有机肥料，投入农田，以提高土壤生产力，促进粮食作物生长。这是有别于今天大量使用化肥和生长素的生产方式，后者属于剥夺性生产，因为长期使用大量化肥造成土地生产力的下降，也从根本上制约了粮食增长，导致现在的农业产量依赖品种繁多的化肥。其二，国家市场经济建立在小规模的手工业之基础上，没有今天的大工业，这样，既不会对自然资源形成破坏性的掠夺，也不会对生态环境形成大规模的污染，更谈不上什么农药污染、化肥污染、重金属污染等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都是中国国家市场经济的主导性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往往被西方人指责为生产效率低、工艺落后的初级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有其优点和长处，包括：(1)它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富有的劳动力资源，使之发挥最大效能；(2)它能够确保绝大多数劳动者有事情可做，很少出现西方社会的失业，既保障劳动力自食其力，又能够保障社会稳定局势。

以阿瑞吉之见，对中国的传统国家市场经济所作的上述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讲，揭开了人们关于18世纪“中国奇迹”的秘密。更重要的是，这些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也告诉人们，中国在18世纪及以前已经发展了市场经济，虽然不同于欧洲市场经济，但它却是斯密推崇的国家市场经济，又称作“国内市场经济”。遗憾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传统国家市场经济被西方殖民主义战争所破坏，并中断了自身的发展，中国也被动地融入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中国的融入是否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大格局？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这种从属性融入改变却未摧毁该地区原有的国际关系体系”[1]316。

然而，重要的是，“它还促进了融合中的西方体系本身所正进行的转变。其结果是产生了混合的政治经济模式，为东亚经济复兴及随后的世界演变提供了特别有利的环境，而这种演变又是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1]316人们不能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来理解中国道路及历史价值，应当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深入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变迁特征及规律。

四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意义

前文内容显示，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包含了某些独特的合理内容，也包含了一定的发展优势，对中华帝国、乃至东亚的经济社会长期、协调、有效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一句话，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是中华帝国和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条件。

第一，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开启了世界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斯密曾经认为，中国走了一条以国家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所谓国家市场经济，亦指国内市场经济，是指在国家政府的有效管制下展开活动的市场经济，因而，这样的市场经济往往表现为有序、可控、良性竞争、互利共赢、平等交换等特征。根据斯密理论，市场经济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欧洲，早在18世纪及以前的中国社会就存在着一种市场经济，斯密称之为“国家市场经济”，它是传统中国道路得以确立的经济基础。只不过，中华帝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世界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但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它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进行合理的有效干预，但是反对政府的官僚主义干预。换言之，不是不要政府干预，而是需要有效合理的政府干预。从这一意义上讲，阿瑞吉的研究回击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华帝国无市场经济的指责。有人非但不承认这一点，还以为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模式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西方引进的。其实，中国的市场经济自18世纪以后一直存在着，虽然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计划经济的排挤，但它的存在是事实，只是这些时期的市场经济成分相对少一些，又是以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形态——国家市场经济形式存在着，从而不被人们所注意。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生了转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重新问世，将传统国家市场经济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成分融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市场经济。

第二，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经济社会现代发展奠定了一条“自然的”发展道路。阿瑞吉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以“自然的”发展模式为基础，西方市场经济以“非自然的”发展模式为基本内容；前者遵循休养生息的“适度发展”原则，较好地协调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却严重地依赖于对生态资源的不断掠夺、破坏和消耗，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和社会冲突[1]332。这就解释了中华帝国长期保持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却没有遭遇像今天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真相。根据斯密理论，中华帝国的崛起得益于“自然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条中国道路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在保障农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推进工业和其他行业部门的协调发展。要知道，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在客观上将自然生态的承受能力与其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结合起来，以这两方面的协调发展为风向标。换言之，中国坚持把生态自组织循环功能及其自我更新与提升作为首要考虑对象，它不仅反对以损害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循环功能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经济发展，而且积极地保护和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正如阿瑞吉所说，“首先，斯密式增长深陷高度平衡陷阱的趋向，并不排除可借经济所依托的地理和制度环境的适度调整来实现更高平衡的存在。其次，18世纪的中国经济‘奇迹’完全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从高度平衡向更高平衡的变化，这主要归因于明清两朝政策所带来的制度和地理环境上的变化。最后，尽管出现了向上的变化，但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却朝着与欧洲不同的方向前进，因为在方向上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少而非更多了。”[1]334-335简言之，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也是一个“自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它遵循了休养生息的“适度发展”原则，较好地协调了社会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为人类构建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型的生态文明社会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理念。总之，中华帝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客观上确证了国家市场经济所倡导的“自然的”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第三，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合理的“无剥夺积累”发展理念。所谓剥夺性积累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剩余价值的剥夺之基础上，尤其是盘剥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快速地完成其自身的资本积累。大家知道，西方现代化发展是伴随其依附性积累的发展而兴起的，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剥夺性积累”发展模式，换言之，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几乎都呈现为掠夺式发展，即便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它仍然通过“不平等的交换”来完成其“剥夺性积累”，这就是弗兰克所说的“依附性积累”，也是阿明所说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本质上就是通过不平等交换来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快速地完成其资本积累。可以说，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不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它只能适合西方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要求。

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有所不同，中华帝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奉行“无剥夺积累”发展，不主张通过盘剥和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剩余价值来发展自己，反倒在许多方面支持东亚纳贡体系中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如斯密所说，人类所追寻的合理的发展道路早在18世纪以前的中华帝国时期就以“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基础确立起来，它将完备的国内市场与广泛的海外市场联系起来，创建一个平等的世界市场，开展互惠的多边贸易活动，这是当今西方市场经济所不能比拟的，有效地推动了中华帝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这正是斯密所说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根本区别”[1]333。

第四，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构建一个“弯曲世界”奠定了一条可行性道路。所谓“弯曲世界”是指一个包容了多样性、差异性的各国各民族平等发展的世界。与此相对应的是“平面世界”，后者是指一个各国各民族都遵循统一规则、制度、模式的世界。从比较上看，这两个世界有着本质性不同，平面世界追求那种消灭了差异性、多样性，追求绝对的“一致性”和抽象的“平等性”，弯曲世界恰恰尊重差异性、多样性，倡导相互遵循、平等发展、和谐相处。阿瑞吉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纳贡体系就属于“弯曲世界”，或者说就是“弯曲世界”的早期形态。这与欧美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同的。后者竭力鼓吹“世界一体化”，其实是追求全世界的“欧美资本主义化”，强迫其他国家和民族放弃自身的发展理念、模式、文化价值观，遵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理念、模式、文化价值观，可以说，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市场经济模式恰恰奉行和追求不平等发展原则，不允许各国各民族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只允许发展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否则西方发达国家就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正如弗兰克所说：“分流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表现，它导致核心地区(西欧以及后来的北美和日本)的发展(财富)，同时导致所有其他地区的欠发达(贫困)。这个过程……导致国家之间的财富和贫困不断两极分化，而不是平等化。”[1]13阿瑞吉认为，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确证了世界的市场经济体系不会是“平面的”，而是“弯曲的”，亦即尊重和保护各种市场经济的平等化、多样化发展。中华帝国的经济社会繁荣与发展确证了通过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能够创建一个“弯曲世界”。

简言之，中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奉行和平发展和互惠贸易的宗旨，既反对任何侵犯他国利益的行为，也反对任何不平等的交换的贸易活动，倡导自主创新和“自然的”发展。

结束语

从以上内容看，阿瑞吉关于中华帝国时期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思考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客观地讲，它启示人们重视中华帝国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尤其是它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探索其合理的理念、方式、方法，揭示其合理成分和积极意义，为人们理解和合理地发展今日市场经济提供某些有益的理论资源。

说实话，尽管阿瑞吉十分赞赏中华帝国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可是他并不了解中华帝国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具体情况，他的研究资料主要依据斯密理论及其他二手、三手材料所提供的并非十分详实的资料，带有无法否定的片面性、偏颇性、主观性，因此其结论也可能不那么准确，加上他自己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把握也是抽象的，因此他的论断至多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参考意义，而不具有研究的深刻意义。

要知道，阿瑞吉和斯密所说的“国家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即：那时的国内市场是以农贸市场为主要类型，这是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集市”，这种集市具有小规模、松散性、地区性、封闭性、时间短等特点，绝大多数又属于早市类型的集散市。在中国民间，长期流行一种“赶市”“赶集”等交易语汇，正是对这种“市场”的描述；再说，它的国外贸易活动也是有限的，国家有组织的外贸活动更少，而且那时的外贸活动规模并不大，也没有形成完备的成文法式的贸易制度。这样的“市场”经济隶属于自然经济，服务于农业文明的发展，姑且称为“市场经济”，其实严格说来是算不上“市场经济”，它与今天的市场经济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市场经济规模之大、运行之规范、管理之严格、经营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营销品种之多、组织机构之得力等内容，都是过去市场经济所没有的，今天的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关键在于今天的市场经济还是在国家领导下的经济活动，且隶属于商品经济，服务于工业文明、乃至生态文明的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脱离这一背景是无法理解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的。

由此来讲，阿瑞吉和斯密能够承认中华帝国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包含了“市场”成分，甚至能够承认这种“市场”具有许多不可轻视的优势和合理性，值得今日市场经济借鉴。

问题在于，阿瑞吉还将中华帝国时期的“市场经济”视为某种成形的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类型，甚至认为今日市场经济应当回归中华帝国时期的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不难理解，阿瑞吉未免抽象地夸大和看好中华帝国时期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认识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表明阿瑞吉的判断带有较多的主观成分，较少的客观成分。

为什么如此？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在当今中国道路的研究上轻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意义。需要注意，阿瑞吉在当今中国道路的研究上不是忽视而是轻视马克思主义解释，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也没有忘记今日中国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阿瑞吉曾经写道：“北京的官方话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一些人认为某些党内官员充当其热切合伙人的厚颜无耻的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两者存在着认识上的巨大鸿沟，为了跨越这道鸿沟，2005，共产党在政治领导人和资深学者中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用来应对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各个领域的矛盾和问题。这场运动包括重新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为大、中学校的学生更新马克思主义课本，以及研究如何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便在即使私有企业日益成为其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也能使中国的政策得到解释。”[1]7-8由此来看，阿瑞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仍然受到高度重视的现实。

可是，他为什么不选择马克思主义反而选择斯密理论解释中华帝国的国家市场经济呢？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理由包括：其一，马克思将中国称为“木乃伊式”的文明古国，这意味着马克思压根儿就没有思考过中国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及其优势和作用；相反，斯密却坚信中国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具有许多合理性和发展优势，是中华帝国的发展基础和特色性内容；其二，阿瑞吉竭力推崇斯密的《国富论》理论，让我们感觉到，他在明面上表现为非常赞赏斯密理论的原创性观点，可在暗面上却表现为亲睐斯密的经验主义研究，甚至以崇敬的精神继承了斯密这一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意]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美]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5-9.

【责任编辑龚桂明】

National Market Economy: A Development Mode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

WU Yuan-hua

(College of Marxism, Huaqiao Univ.,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In the view of world system, comprehension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 is complex. For instance, Wallerstein proposed the Salary System Mode, Frank proposed the Concentric Mode, and Amin proposed the Tributary Mode. Unlike the three views, Arrighi put forward the National Market Economy Mode. From his point of view,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was of the National Market Economic Mode.Among them,the National Market Economy was the original achievement and fundamental power for stable,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More importantly,the National Market Economy of the Chinese Empire had its own strengths

which western market economy was short of. As early as the 18th century , Adam Smith affirmed the National Market Economy. From his perspective, the National Market Economy of the Chinese Empire is not only the early form but also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market economy. It can be said that Arrighi’s theory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Chinese Empire contains a unique theoretical quality, and its research value can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Arrighi Giovanni; Marxism of world system; Chinese road; national market economy; Chinese Empire

作者简介：吴苑华(1965-)，男，安徽庐江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生存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论——以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和阿明为例”(13JHQ014)；福建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发展道路论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2012B067)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3-0005-011

收稿日期：2015-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