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禄

一百年前，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一群英姿勃发、胸怀寰宇，立志改革中国文学的青年，在中国文学这片广袤而浩瀚的海洋上，扬起了他们远行的帆。他们不畏航行的艰险，冲破重重惊涛骇浪，让那面“文学革命”的旗帜在这片波涛汹涌的海洋上飘扬着。而胡适，作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他对文学革命的贡献不能、也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正如欧阳哲生所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是建立在他的早期新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的。”1917年1月，被陈独秀称为“今日中国之雷音”的《文学改良刍议》使胡适真正成了中国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文学改良刍议》绝非胡适一夜之作，而是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长期酝酿。

对文言文的“留念”

胡适曾说其文学革命的思想“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此话一点不假。第一个促使胡适思考文学革命问题的是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书记官钟文鳌，他在每月定期邮寄各地留学生银票的时候，随信会寄一些诸如“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的宣传单。对于“废除汉字，取用字母”运动，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一些忧国忧民的留日学生通过对日本小学教育的思考就已经提了出来，后来还得到了袁世凯、吴汝纶等政客文人的支持。然而“音标文字只可以用来写老百姓的活语言，而不能用来写士大夫的死文字。换句话说，拼音文字必须用‘白话做底子，拼音文学运动必须同时是白话文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