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炳瑛

1948年3月7日，拉开了临汾战役的序幕。

6日晚，我团从山西洪洞城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7日拂晓逼近临汾城南的尧庙机场，此刻正好有三架敌运输机飞临机场上空，可能是敌军向临汾运来的增援部队。当敌机刚降落在跑道上，我们的炮兵就狠狠地给了它一阵排炮。

“打得好，打得好”。战士们高兴地喊起来。果然打得不错，打烂了三架敌机中的一架，其余两架狼狈逃跑了。机场里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乘此之机，我军勇猛地冲进机场，经过一阵激烈战斗，一部分敌人被歼灭，一部分敌人向临汾城逃跑了。我们占领了机场，取得了临汾战役的首战胜利。

8日，我们又攻克了临汾外围的桃村。16日，在一阵雨一阵雪的恶劣天气中，我们又向临汾东郊的赵村敌人据点发起进攻。由于赵村敌军得到了临汾城内的火力支援，战斗异常激烈，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整整打了一天，才攻克了赵村。但敌人仍对赵村进行断断续续的炮击。战士们整夜都在土工作业，挖防御工事，以便击退敌人的反扑。

19日我们转移阵地，晚上10时左右从赵村出发，起初天下着小雨，后来雨又变成了雪，路很滑，不时有人摔倒，战士们总是乐观的，每当有人跌倒，就听到有开玩笑的声音。天快亮时我们到达火车站，车站前面是一段开阔地，距城墙很近，于是我们拉开距离，跑步通过，上午9时左右到达阪下村，阪下村靠城的前方是敌人的据点兴隆殿。

进入阪下村阵地，由于大部分场所都处在敌军封锁之下，于是战士们立刻开始土工作业，我们卫生队也造好了一所可容纳约十多人的掩蔽部，作为救护所。

20日的日记我是这样写的：“昨夜无战事，敌人停止向我炮击，于是没有进掩蔽部，睡在就近的房子里，图个舒适，而且睡得很香。拂晓时敌人又开始向我们开炮了，当我正准备起床，但还未坐起时，忽然窗外一声巨响，一颗炮弹落在窗外不远的地方，窗子上的玻璃被炸得粉碎。天花板和墙壁上弹痕累累。幸亏我迟起了几秒钟，否则不堪设想，我和队长阴启明逃过了一劫，很幸运。”

21日中午，我正在吃饭时，卫生员郭小川忽然闯来，说有伤员从前线下来。我立刻放下碗筷，向救护所奔去。到了作为救护所的掩蔽部，看到旅长王墉的警卫员站在那里，不禁使我感到诧异，来不及和警卫员说话，就赶快揭开盖着伤员头部的被子，我一看之下，大吃一惊，原来是旅长王墉负伤了，而且伤势很重，处于严重的休克状态。我一面给他处理伤口，注射强心针，一面令一卫生员通知队长阴启明。阴启明来到救护所见情况非常严重，马上打电话向旅卫生处报告，请他们迅速前来急救。约半小时后处长任学浪、副处长郝坚赶来，随后纵队卫生部医务主任刘轩亭也来到我们的救护所，展开了一场与死神斗争的急救工作。真实过程我已写过一篇专文，刊载于《六十军一八〇师军史》，此处省略。

22日，忽然有两个十多岁的孩子跑进我们的掩蔽部，面色焦黄，眼窝深陷，像是患病的样子。一进来就哀求道：“你们这里有水吗？我们好几天没吃饭了，水都喝不到。”大家都用同情而怜悯的目光看着这两个孩子。我叫通讯员莫桂端了两碗水来，两个孩子一饮而尽。又叫人拿出点干粮来给他们吃，我问他们是那个村庄的，有个孩子说：“我们是郭家庄的，就在前头。”他用手指了指方向，又说：“我妈被打死了。”我急忙问：“是谁把你妈打死的？”孩子用手指了指城墙说：“就是城墙上的人，我妈出去打水，就被打倒了，我爸爸去拉我妈，也被他们打伤了。”说到这里两个孩子大哭起来。我们安抚他说：“你把你爸找来，我们给他上点药。”孩子答应去喊他爸来。不一会儿孩子领着他爸来了，还算好，他爸爸伤不怎么重，只是右上肢肱部有一贯通枪伤。我叫卫生员给他包扎好，并给他说：“这是战场，你别处有亲戚的话就去亲戚家躲一躲，等仗打完再回来。”他很感激地说：“我听你们的，到亲戚家去躲几天，你们赶快把临汾打下就好了。”然后给我们道谢，父子三人便离去了。此刻，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为战场上的老百姓担扰。

23日，上级命令今晚要向敌外围据点兴隆殿发起进攻。上午又下起了雨，使人对今夜的战斗有点担心，到下午天又忽然放晴，人们的心情也随之好了些。

晚上9时许，我团向兴隆殿的攻击开始了，战士们非常勇敢，和敌浴血苦战了四个多小时，但由于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在一片簸箕形的斜坡上，敌人的交叉火力网异常严密，我们的几次冲锋都未成功，部队伤亡甚大，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由于地形对我们不利，抢救伤员也十分困难，担架排的同志们在无法站立起来抬伤员的情况下，让伤员爬在自己背上，然后匍匐前进，把伤员一个个背了下来，我们出色地完成了救护工作。

兴隆殿久攻不下，可能上级又改变了某些作战计划，于是令我团4月9日晚撤出阵地，到里仁村休整。

连续16天作战，泥里滚、水里爬，战士们个个都成了“泥人”，而且十分疲惫。经过几天的休息，洗衣服、理发、打理个人卫生，看起来又精神多了。

4月6日晚9时许，我正在住处和供给处的王克勤闲聊，忽然大门外人声喧哗，原来是一伙送军粮的民夫找喂牲口的地方，听他们的口音，是地地道道的翼城土话，是我的家乡人，于是我急忙跑出去，问道：“你们是从翼城来的吗？”他们答道：“是啊。”我又问道：“你们是哪个村的？”他们说：“高村。”这时我很自然想到我的四爸，于是我问道：“你们认不认识郭槐？”他们说：“这不就是吗”。这时我四爸喊着我的乳名对他们同伴说：“这是我的侄儿，真是太巧了。”如此的偶遇使我十分高兴，想不到在临汾前线还遇上了亲人。

天还未亮，四爸的同伴们就在大门外喊叫，说是要套车返回翼城了，于是四爸急忙起身，把车套好和同伴们吆喝着动身走了。临行时四爸还再三叮嘱我打仗时要千万注意安全。四爸是个文人，他曾参与过老《翼城县志》的编纂，还是编委会的委员。想不到由于世事的变迁，家道中落，他也成了一个耕田的农民，会赶大车来送军粮。这次偶遇，算作是我在临汾战役中的一个小插曲。

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部队又恢复了元气，而且补充了弹药装备。10日黄昏，我们又投入向临汾东关攻击的战斗。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据说我军投入的部队有两个旅的兵力。大概在晚上7时许战斗开始，10时左右突破东关城墙。经过一夜奋战，到11日早晨，基本肃清了东关的残敌，仅东北角还有部分残敌借临汾城墙上的火力支援负隅顽抗。此时敌人来了7架轰炸机，向我阵地猛烈轰炸，城内的敌人也借机向我阵地反扑，妄图夺回东关，但我们的阵地巍然不动，几次反扑敌军都被击退。endprint

攻克东关后大部分部队撤出阵地，我们七十二团留在东关，其任务是坚守东关阵地，而更重要的是土工作业，进行攻城准备工作。由于临汾城墙很厚，十分坚固，用一般的爆破方法很难奏效，需要向城墙底部挖掘坑道以大量的炸药进行爆破，而挖掘坑道作业中又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进度很慢。敌我双方在地下进行挖掘坑道与破坏坑道的对抗十分特殊，我军只好增加开挖坑道的数量。据侦察参谋贾汉对我说，我们已经有十多条坑道同时挖掘，如此总会有一两条获得成功。时间一天天过去，土工作业的进度很慢，前沿阵地就形成了胶着状态。

在此期间，敌机每天都来轰炸，投下的炸弹可能有数千吨。同时在敌人占据的城墙上，居高临下，可俯视东关的每个角落，我们的行动十分困难，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敌人狙击手的射击。起初我们尚可利用街上的店铺和民房作掩护进行活动，但随着时间推移，东关的所有建筑物几乎全被敌机炸毁，只留下些断垣残壁。不过我们在刚进入东关就开始构筑防御工事，挖战壕和防空洞，在战壕上以圆木门板加盖并覆以较厚实的泥土，而且井然有序，四通八达。如此我们就能坚守在地平线的下面了。

我们团救护所距前沿阵地约四百米左右，在一所四合院的地下建造了一个较大的掩蔽部。由于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敌我双方在地下进行挖掘隧道与破坏隧道的战斗，地面上的战斗很少，救护工作也没有更多的事，我的空闲时间很多。卫生员们大多在玩扑克牌来打发时间，我也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记得在临汾东关的四十天里，我读完了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还读了不少在废墟中找到的书，有时也和卫生员们玩一玩扑克，练一练京胡。这种战地生活另有一番滋味，亦苦亦乐。

30日，接二连三地有七八名从前沿阵地下来的战士到我们的救护所看病，病情都一样，都是下腹轻微阵痛且大便中有粘液，是典型的痢疾。我感到情况严重，由于阵地上卫生条件极差，如果痢疾在前沿阵地上传染开来，那后果可真不堪设想。于是我急忙将这一情况向队长阴启明汇报，并建议他赶快向团首长汇报，采取防预措施。阴队长听了我的汇报，沉思片刻后对我说：“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马上到团部去向首长汇报，同时要向旅卫处报告。”然后他又对我说：“要采取预防措施，先要弄清情况，你可先到前沿阵地上看看，把发病的实际情况弄清楚。”此时已是下午五时左右。我叫卫生员郭小宽随我一同前往，并带了点治痢疾病的磺胺类药。

前沿阵地距我们只有四百多米，我们顺着交通壕很快就到了。原来我们的前沿阵地就在城墙跟的护城壕外侧。距外壕外侧约五十米横挖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交通壕，与外壕平行，每隔四五十米有一伸向外壕的地堡式火力点，可容纳八九人，顶部搭着圆木并覆以很厚实泥土，足以防预敌人重迫击炮的轰击，而射击孔就开在外壕壁上。外壕深不过三至四米，宽只有十多米，外壕的对面就是敌人的防预阵地。这外壕就像是中国棋上的“楚河汉界”一样。敌我双方如此近距离，一般谈话的声音都能被敌方听到，所以大多都要压低声音以耳语的形式相互谈话，有些则以手势表达。

不出我的预想，发生痢疾的原因很明白，那就是在战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战士们满身泥污，双手沾满了尘土。当饮事员从阵地后方送来馒头时，他们就用那沾满尘土的手抓来吃，而且将剩余的馒头随意乱放到泥土上，以备零吃。

我查看的是二营六连的阵地。由于我在二营当过医生，许多老兵都认识我，有一名老兵叫高石头，在我们卫生队当过炊事员，河南人，和我特别熟悉。他对我说：“郭医生，你别看我们离敌人很近，但比你们安全，因为敌人的飞机不敢向我们扔炸弹，怕炸到对面敌人自己的阵地。他还向我说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和敌阵地对唱，他说他们唱京戏，还有地方小调，我们唱河南曲子‘越调，不信你哪天晚上来看”。此时已经很晚，由于我一心想着那可怕的痢疾病如何预防，急着回去给队长汇报，所以对高石头给我谈的话也就未加多想，只答应他哪天晚上会去前沿阵地看看。

回到队里，已经很晚了，通讯员莫桂给我端来下午留下的晚饭，我随意地啃了几口馒头，喝了口水，就去给队长汇报。我将分析的发病原因讲给队长，并商量如何采取措施预防痢疾在阵地上传播。据阴队长说，团首长也非常重视这件事，叫我们尽快采取预防措施，并及时向团部汇报发病情况。

第二天，我们在掩蔽部内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参加的人员有各营的医生、前沿阵地上的各连卫生员，共十多人。

大家讨论了一阵，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用通常的预防办法根本行不通，比如说叫战士们吃饭前将手洗干净，这显然不可能。二营的钟医生还提到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阵地上没有水喝，战士们口渴了就在废墟中找被污染了的井水解渴，而且十分危险，这也是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大半天的讨论，最后总结出的措施是：首先将已患病的战士送后方治疗，以减少传染源；其次是给战士指导，吃饭时一定要用筷子夹着馒头吃，不能用手直接接触食物，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解决战士们的饮水问题，要炊事员给前沿阵地送水显然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建议，每天每班派一名战士到阵地后方提一桶开水，供战士饮用；最后是不准在战壕内随处大小便，各班应挖一厕所，便后以土覆盖。

以上措施由阴队长向团首长汇报，经过团首长的认可，并命令各连队执行，如此才遏制了痢疾病在阵地上流行。

进入东关阵地已经二十多天了，天天待在掩蔽部里，难免使人感到苦闷。那天我忽然想起了高石头对我说的话，在一个没有战斗的晚上，我来到高石头的地堡里，果然如他所说的一样，敌我双方阵地上热闹非凡，士兵们唱着各地方的戏曲小调，有的还有二胡伴奏。由于二营的老兵多系豫北人，所以阵地上一片豫北越调声。敌方阵地上有唱京剧的，也有唱河南豫剧的。说起来也真令人难以置信，敌我双方竟然可以互动，相互叫“好”。有的则凭其声音互相认识了，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在石头所在的地堡内，有名战士对我说：“对面有个姓张的班长，唱的京剧很不错。”我说：“那你喊他，叫他给我们唱唱。”那名战士说：“我试试，不知他今天唱不唱。”他放声向对方喊道：“张班长，给我们来一段京剧听听。”稍过片刻，对方用京剧道白腔调说：“你听我唱来，”接着唱：“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撒胸怀……”唱得有板有眼，真的不错，于是我们齐声叫“好”，此情此境似乎使人忘记了战争。endprint

夜已深了，我摸索着从前沿阵地回到掩蔽部，通讯员莫桂埋怨我走时没有给他说过到那去，让他很担心我的安全。

敌人的飞机天天要来，大部分是轰炸机进行轰炸，最多的是战斗机（现在称歼击机）来投几枚小炸弹胡乱扫射一阵就走了，还有运输机给城内的敌军空投食物和弹药。偶尔也来一架侦察机窥视我们的阵地。一般不用看，在防空洞内只闻其声音就能辨别是什么飞机来了。有两种情况是我们要出来观察的，一是运输机空投是很有趣的，由于它害怕地面炮火，大多在高空投放，降落伞在风向不定的情况下，往往落在我们阵地上，将所投物品送给我们，还给我阵地带来一阵欢笑。还有一种重型轰炸机B29，称之为“空中堡垒”，可投千磅重的炸弹。由于它的威力甚大，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B29轰炸机飞行速度较慢，它的声音十分沉闷，当它还未飞临我们的上空时，我们已经辨明它的来临，于是可以从容不迫地跑往前沿阵地，当它在空中盘旋时，我已经在前沿阵地上了，很安全。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如此行动的，由于我是医生行动比较自由一些。

30日，到后方营地下康村给炊事班的同志看病，出了东关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中向后方走去，田野已是一片春末夏初的景象，麦子已开始抽穗，油菜花发出阵阵醉人的芳香，蜂飞蝶舞，清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

从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环境里走到这种宁静美妙的田野里，那种惬意真的使人飘飘然。不过这大概只有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才能感受到。康村离东关不远，竟然和战场上大不相同。各连的炊事员们都在忙碌着为阵地上的人员做饭。有几名炊事员患重感冒，我给他们打针发药，很快就处理完了，并将一名有肺部合并症的炊事员送往后方医院。我也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搞了一下个人卫生，洗了洗头，觉得轻松了许多。

5月5日是一个黑色星期四。我苦思良久是否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写出来。因为它实在太令人悲怆。为了真实地反映临汾战役的实况，我还是把当时发生的事件真实地写出来，让人们知道在临汾战役中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攻克东关后，我们团的指挥部设置在原敌军某师的师部驻所，原因是那里有一个被认为坚固的防空洞。而且比较大，据说是日本人在占领时期修建的。5日这天，敌机B29又来轰炸，这次敌机来得很特别，它是以突袭的形式飞来，没有在空中盘旋就快速投弹，而且威力巨大，这使我感到有些蹊跷。当我走出隐蔽部观察情况时，看到被炸的地方正好是团指挥部所在地，于是我急忙叫卫生员拿上急救包赶往被炸地点，快要到团部时，看到侦察参谋贾汉呆若木鸡似地凝视着什么，我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团指挥部的防空洞竟然被炸成了一个巨大的圆锥形深坑，已毫无生命迹象。当即来了许多人，有干部也有战士，大家用力挖掘，结果只挖到少许的残肢，他们全牺牲了！据贾汉说，当时他们正在防空洞开会。这是我们在临汾东关遭受的最大损失，牺牲的有团长马林、政委方升普，政治主任李德俊，作战参谋马彪，还有我的好友通讯参谋葛道生等同志。参谋长庞克昌很幸运，当时他正在接近城墙的坑道里，当他正准备回团指挥部参加会议但还未到达时，就发生了上述事件。

夜已深了，阵地上很寂静，我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今天牺牲的同志，他们的形象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起了马林团长曾经指挥过的多次战斗，特别是运城战役我团的阵地保卫战，受到了中央的表扬，新华广播电台称之为“小列宁格勒之战”。政委方升普在我看来是一位和善的长者，他关心我们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次我们夜渡黄河，到河南接应中原突围新四军的战斗，渡河时他安排我和几名卫生员和他同乘一条小船，他给我说这小船比较灵活，要安全些，有为我们壮胆之意。每到宿营时，他总是要关心我们的住地是否合适。通讯参谋葛道生和我的学历相仿，都喜欢文学，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一些有关文学方面的话题，他的牺牲使我格外伤心。

参谋长庞克昌是第三次化险为夷了。据我所见，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有两次大难不死。大约在1943年，他在游击队与日寇作战中负伤，大腿骨折，从游击区送到我们医院由于出血过多，已经处于休克状态，经过抢救才保全下来。那时我在医院工作，曾经多次给他换药，我们已十分熟悉。就在他住院期间，又遇上日寇名为“铁滚战术”的扫荡，当时医院转移到中条山森林里。有一天日本鬼子搜山，他还不能行动，是我和同伴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日本鬼子的眼皮下将他救了出来。

17日开始总攻，大约在下午四时左右准备攻城，战士们蹲在战壕里，焦急地等待着总攻的讯号。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正在此关键时刻，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了一阵，而且将我们的坑道炸坏了一段，而这正是准备爆破城墙设有电线的那条坑道，经过检查，幸好未将引爆城墙炸药的电线炸断，不影响爆破，这才使人们松了一口气。

当太阳将要落下地平线的时候，部队活跃起来，总攻开始了，我军的大炮齐发，十多分钟临汾城廓就被浓浓的烟尘所笼罩。正在此时，听到参谋长大声喊道：“掩蔽部的人都出来，掩蔽部的人都出来，要爆破了。”这是预防爆破城墙时将我们的掩蔽部震塌，其实掩蔽部早无人了，人们都在掩蔽部外看炮火，准备等候登城。

埋在城墙下的数千斤炸药怒吼了，我们只觉得一阵强烈的地震，那堪称坚固的城墙冒起了一股巨大的烟尘，接着在烟雾中我看到城墙出现了一个开阔的V字形豁口。此时枪声、炮声、冲锋号声、战士们的呐喊声形成了一种特别宏伟的阵地交响乐，部队像潮水般地冲了进去，进行巷战。我们卫生队大约在晚上十时随团从突破口进城，此时城内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一直到拂晓才扫清残敌。

历时70天的临汾战役终于以胜利告终。阎锡山的六十一军全军覆没，活捉了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并歼灭敌中央军一部。

无可否认的是在七十天的浴血苦战中，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二十四旅英勇善战的王墉旅长牺牲了；七十二团的团级干部仅存的只有参谋长庞克昌；牺牲的营连干部和战士就更多了。他们都是我的战友，我常常怀念他们。在此我向英烈敬献一幅挽联：

鏖战平阳古城兮壮士捐躯，魂归英烈故里兮浩气长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