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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战役的日日夜夜

2015-03-16郭炳瑛

文史月刊 2014年12期
关键词:临汾城墙阵地

郭炳瑛

1948年3月7日,拉开了临汾战役的序幕。

6日晚,我团从山西洪洞城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7日拂晓逼近临汾城南的尧庙机场,此刻正好有三架敌运输机飞临机场上空,可能是敌军向临汾运来的增援部队。当敌机刚降落在跑道上,我们的炮兵就狠狠地给了它一阵排炮。

“打得好,打得好”。战士们高兴地喊起来。果然打得不错,打烂了三架敌机中的一架,其余两架狼狈逃跑了。机场里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乘此之机,我军勇猛地冲进机场,经过一阵激烈战斗,一部分敌人被歼灭,一部分敌人向临汾城逃跑了。我们占领了机场,取得了临汾战役的首战胜利。

8日,我们又攻克了临汾外围的桃村。16日,在一阵雨一阵雪的恶劣天气中,我们又向临汾东郊的赵村敌人据点发起进攻。由于赵村敌军得到了临汾城内的火力支援,战斗异常激烈,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整整打了一天,才攻克了赵村。但敌人仍对赵村进行断断续续的炮击。战士们整夜都在土工作业,挖防御工事,以便击退敌人的反扑。

19日我们转移阵地,晚上10时左右从赵村出发,起初天下着小雨,后来雨又变成了雪,路很滑,不时有人摔倒,战士们总是乐观的,每当有人跌倒,就听到有开玩笑的声音。天快亮时我们到达火车站,车站前面是一段开阔地,距城墙很近,于是我们拉开距离,跑步通过,上午9时左右到达阪下村,阪下村靠城的前方是敌人的据点兴隆殿。

进入阪下村阵地,由于大部分场所都处在敌军封锁之下,于是战士们立刻开始土工作业,我们卫生队也造好了一所可容纳约十多人的掩蔽部,作为救护所。

20日的日记我是这样写的:“昨夜无战事,敌人停止向我炮击,于是没有进掩蔽部,睡在就近的房子里,图个舒适,而且睡得很香。拂晓时敌人又开始向我们开炮了,当我正准备起床,但还未坐起时,忽然窗外一声巨响,一颗炮弹落在窗外不远的地方,窗子上的玻璃被炸得粉碎。天花板和墙壁上弹痕累累。幸亏我迟起了几秒钟,否则不堪设想,我和队长阴启明逃过了一劫,很幸运。”

21日中午,我正在吃饭时,卫生员郭小川忽然闯来,说有伤员从前线下来。我立刻放下碗筷,向救护所奔去。到了作为救护所的掩蔽部,看到旅长王墉的警卫员站在那里,不禁使我感到诧异,来不及和警卫员说话,就赶快揭开盖着伤员头部的被子,我一看之下,大吃一惊,原来是旅长王墉负伤了,而且伤势很重,处于严重的休克状态。我一面给他处理伤口,注射强心针,一面令一卫生员通知队长阴启明。阴启明来到救护所见情况非常严重,马上打电话向旅卫生处报告,请他们迅速前来急救。约半小时后处长任学浪、副处长郝坚赶来,随后纵队卫生部医务主任刘轩亭也来到我们的救护所,展开了一场与死神斗争的急救工作。真实过程我已写过一篇专文,刊载于《六十军一八〇师军史》,此处省略。

22日,忽然有两个十多岁的孩子跑进我们的掩蔽部,面色焦黄,眼窝深陷,像是患病的样子。一进来就哀求道:“你们这里有水吗?我们好几天没吃饭了,水都喝不到。”大家都用同情而怜悯的目光看着这两个孩子。我叫通讯员莫桂端了两碗水来,两个孩子一饮而尽。又叫人拿出点干粮来给他们吃,我问他们是那个村庄的,有个孩子说:“我们是郭家庄的,就在前头。”他用手指了指方向,又说:“我妈被打死了。”我急忙问:“是谁把你妈打死的?”孩子用手指了指城墙说:“就是城墙上的人,我妈出去打水,就被打倒了,我爸爸去拉我妈,也被他们打伤了。”说到这里两个孩子大哭起来。我们安抚他说:“你把你爸找来,我们给他上点药。”孩子答应去喊他爸来。不一会儿孩子领着他爸来了,还算好,他爸爸伤不怎么重,只是右上肢肱部有一贯通枪伤。我叫卫生员给他包扎好,并给他说:“这是战场,你别处有亲戚的话就去亲戚家躲一躲,等仗打完再回来。”他很感激地说:“我听你们的,到亲戚家去躲几天,你们赶快把临汾打下就好了。”然后给我们道谢,父子三人便离去了。此刻,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为战场上的老百姓担扰。

23日,上级命令今晚要向敌外围据点兴隆殿发起进攻。上午又下起了雨,使人对今夜的战斗有点担心,到下午天又忽然放晴,人们的心情也随之好了些。

晚上9时许,我团向兴隆殿的攻击开始了,战士们非常勇敢,和敌浴血苦战了四个多小时,但由于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在一片簸箕形的斜坡上,敌人的交叉火力网异常严密,我们的几次冲锋都未成功,部队伤亡甚大,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由于地形对我们不利,抢救伤员也十分困难,担架排的同志们在无法站立起来抬伤员的情况下,让伤员爬在自己背上,然后匍匐前进,把伤员一个个背了下来,我们出色地完成了救护工作。

兴隆殿久攻不下,可能上级又改变了某些作战计划,于是令我团4月9日晚撤出阵地,到里仁村休整。

连续16天作战,泥里滚、水里爬,战士们个个都成了“泥人”,而且十分疲惫。经过几天的休息,洗衣服、理发、打理个人卫生,看起来又精神多了。

4月6日晚9时许,我正在住处和供给处的王克勤闲聊,忽然大门外人声喧哗,原来是一伙送军粮的民夫找喂牲口的地方,听他们的口音,是地地道道的翼城土话,是我的家乡人,于是我急忙跑出去,问道:“你们是从翼城来的吗?”他们答道:“是啊。”我又问道:“你们是哪个村的?”他们说:“高村。”这时我很自然想到我的四爸,于是我问道:“你们认不认识郭槐?”他们说:“这不就是吗”。这时我四爸喊着我的乳名对他们同伴说:“这是我的侄儿,真是太巧了。”如此的偶遇使我十分高兴,想不到在临汾前线还遇上了亲人。

天还未亮,四爸的同伴们就在大门外喊叫,说是要套车返回翼城了,于是四爸急忙起身,把车套好和同伴们吆喝着动身走了。临行时四爸还再三叮嘱我打仗时要千万注意安全。四爸是个文人,他曾参与过老《翼城县志》的编纂,还是编委会的委员。想不到由于世事的变迁,家道中落,他也成了一个耕田的农民,会赶大车来送军粮。这次偶遇,算作是我在临汾战役中的一个小插曲。

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部队又恢复了元气,而且补充了弹药装备。10日黄昏,我们又投入向临汾东关攻击的战斗。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据说我军投入的部队有两个旅的兵力。大概在晚上7时许战斗开始,10时左右突破东关城墙。经过一夜奋战,到11日早晨,基本肃清了东关的残敌,仅东北角还有部分残敌借临汾城墙上的火力支援负隅顽抗。此时敌人来了7架轰炸机,向我阵地猛烈轰炸,城内的敌人也借机向我阵地反扑,妄图夺回东关,但我们的阵地巍然不动,几次反扑敌军都被击退。endprint

攻克东关后大部分部队撤出阵地,我们七十二团留在东关,其任务是坚守东关阵地,而更重要的是土工作业,进行攻城准备工作。由于临汾城墙很厚,十分坚固,用一般的爆破方法很难奏效,需要向城墙底部挖掘坑道以大量的炸药进行爆破,而挖掘坑道作业中又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进度很慢。敌我双方在地下进行挖掘坑道与破坏坑道的对抗十分特殊,我军只好增加开挖坑道的数量。据侦察参谋贾汉对我说,我们已经有十多条坑道同时挖掘,如此总会有一两条获得成功。时间一天天过去,土工作业的进度很慢,前沿阵地就形成了胶着状态。

在此期间,敌机每天都来轰炸,投下的炸弹可能有数千吨。同时在敌人占据的城墙上,居高临下,可俯视东关的每个角落,我们的行动十分困难,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敌人狙击手的射击。起初我们尚可利用街上的店铺和民房作掩护进行活动,但随着时间推移,东关的所有建筑物几乎全被敌机炸毁,只留下些断垣残壁。不过我们在刚进入东关就开始构筑防御工事,挖战壕和防空洞,在战壕上以圆木门板加盖并覆以较厚实的泥土,而且井然有序,四通八达。如此我们就能坚守在地平线的下面了。

我们团救护所距前沿阵地约四百米左右,在一所四合院的地下建造了一个较大的掩蔽部。由于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敌我双方在地下进行挖掘隧道与破坏隧道的战斗,地面上的战斗很少,救护工作也没有更多的事,我的空闲时间很多。卫生员们大多在玩扑克牌来打发时间,我也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记得在临汾东关的四十天里,我读完了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还读了不少在废墟中找到的书,有时也和卫生员们玩一玩扑克,练一练京胡。这种战地生活另有一番滋味,亦苦亦乐。

30日,接二连三地有七八名从前沿阵地下来的战士到我们的救护所看病,病情都一样,都是下腹轻微阵痛且大便中有粘液,是典型的痢疾。我感到情况严重,由于阵地上卫生条件极差,如果痢疾在前沿阵地上传染开来,那后果可真不堪设想。于是我急忙将这一情况向队长阴启明汇报,并建议他赶快向团首长汇报,采取防预措施。阴队长听了我的汇报,沉思片刻后对我说:“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马上到团部去向首长汇报,同时要向旅卫处报告。”然后他又对我说:“要采取预防措施,先要弄清情况,你可先到前沿阵地上看看,把发病的实际情况弄清楚。”此时已是下午五时左右。我叫卫生员郭小宽随我一同前往,并带了点治痢疾病的磺胺类药。

前沿阵地距我们只有四百多米,我们顺着交通壕很快就到了。原来我们的前沿阵地就在城墙跟的护城壕外侧。距外壕外侧约五十米横挖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交通壕,与外壕平行,每隔四五十米有一伸向外壕的地堡式火力点,可容纳八九人,顶部搭着圆木并覆以很厚实泥土,足以防预敌人重迫击炮的轰击,而射击孔就开在外壕壁上。外壕深不过三至四米,宽只有十多米,外壕的对面就是敌人的防预阵地。这外壕就像是中国棋上的“楚河汉界”一样。敌我双方如此近距离,一般谈话的声音都能被敌方听到,所以大多都要压低声音以耳语的形式相互谈话,有些则以手势表达。

不出我的预想,发生痢疾的原因很明白,那就是在战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战士们满身泥污,双手沾满了尘土。当饮事员从阵地后方送来馒头时,他们就用那沾满尘土的手抓来吃,而且将剩余的馒头随意乱放到泥土上,以备零吃。

我查看的是二营六连的阵地。由于我在二营当过医生,许多老兵都认识我,有一名老兵叫高石头,在我们卫生队当过炊事员,河南人,和我特别熟悉。他对我说:“郭医生,你别看我们离敌人很近,但比你们安全,因为敌人的飞机不敢向我们扔炸弹,怕炸到对面敌人自己的阵地。他还向我说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和敌阵地对唱,他说他们唱京戏,还有地方小调,我们唱河南曲子‘越调,不信你哪天晚上来看”。此时已经很晚,由于我一心想着那可怕的痢疾病如何预防,急着回去给队长汇报,所以对高石头给我谈的话也就未加多想,只答应他哪天晚上会去前沿阵地看看。

回到队里,已经很晚了,通讯员莫桂给我端来下午留下的晚饭,我随意地啃了几口馒头,喝了口水,就去给队长汇报。我将分析的发病原因讲给队长,并商量如何采取措施预防痢疾在阵地上传播。据阴队长说,团首长也非常重视这件事,叫我们尽快采取预防措施,并及时向团部汇报发病情况。

第二天,我们在掩蔽部内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参加的人员有各营的医生、前沿阵地上的各连卫生员,共十多人。

大家讨论了一阵,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用通常的预防办法根本行不通,比如说叫战士们吃饭前将手洗干净,这显然不可能。二营的钟医生还提到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阵地上没有水喝,战士们口渴了就在废墟中找被污染了的井水解渴,而且十分危险,这也是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大半天的讨论,最后总结出的措施是:首先将已患病的战士送后方治疗,以减少传染源;其次是给战士指导,吃饭时一定要用筷子夹着馒头吃,不能用手直接接触食物,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解决战士们的饮水问题,要炊事员给前沿阵地送水显然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建议,每天每班派一名战士到阵地后方提一桶开水,供战士饮用;最后是不准在战壕内随处大小便,各班应挖一厕所,便后以土覆盖。

以上措施由阴队长向团首长汇报,经过团首长的认可,并命令各连队执行,如此才遏制了痢疾病在阵地上流行。

进入东关阵地已经二十多天了,天天待在掩蔽部里,难免使人感到苦闷。那天我忽然想起了高石头对我说的话,在一个没有战斗的晚上,我来到高石头的地堡里,果然如他所说的一样,敌我双方阵地上热闹非凡,士兵们唱着各地方的戏曲小调,有的还有二胡伴奏。由于二营的老兵多系豫北人,所以阵地上一片豫北越调声。敌方阵地上有唱京剧的,也有唱河南豫剧的。说起来也真令人难以置信,敌我双方竟然可以互动,相互叫“好”。有的则凭其声音互相认识了,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在石头所在的地堡内,有名战士对我说:“对面有个姓张的班长,唱的京剧很不错。”我说:“那你喊他,叫他给我们唱唱。”那名战士说:“我试试,不知他今天唱不唱。”他放声向对方喊道:“张班长,给我们来一段京剧听听。”稍过片刻,对方用京剧道白腔调说:“你听我唱来,”接着唱:“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撒胸怀……”唱得有板有眼,真的不错,于是我们齐声叫“好”,此情此境似乎使人忘记了战争。endprint

夜已深了,我摸索着从前沿阵地回到掩蔽部,通讯员莫桂埋怨我走时没有给他说过到那去,让他很担心我的安全。

敌人的飞机天天要来,大部分是轰炸机进行轰炸,最多的是战斗机(现在称歼击机)来投几枚小炸弹胡乱扫射一阵就走了,还有运输机给城内的敌军空投食物和弹药。偶尔也来一架侦察机窥视我们的阵地。一般不用看,在防空洞内只闻其声音就能辨别是什么飞机来了。有两种情况是我们要出来观察的,一是运输机空投是很有趣的,由于它害怕地面炮火,大多在高空投放,降落伞在风向不定的情况下,往往落在我们阵地上,将所投物品送给我们,还给我阵地带来一阵欢笑。还有一种重型轰炸机B29,称之为“空中堡垒”,可投千磅重的炸弹。由于它的威力甚大,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B29轰炸机飞行速度较慢,它的声音十分沉闷,当它还未飞临我们的上空时,我们已经辨明它的来临,于是可以从容不迫地跑往前沿阵地,当它在空中盘旋时,我已经在前沿阵地上了,很安全。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如此行动的,由于我是医生行动比较自由一些。

30日,到后方营地下康村给炊事班的同志看病,出了东关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中向后方走去,田野已是一片春末夏初的景象,麦子已开始抽穗,油菜花发出阵阵醉人的芳香,蜂飞蝶舞,清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

从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环境里走到这种宁静美妙的田野里,那种惬意真的使人飘飘然。不过这大概只有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才能感受到。康村离东关不远,竟然和战场上大不相同。各连的炊事员们都在忙碌着为阵地上的人员做饭。有几名炊事员患重感冒,我给他们打针发药,很快就处理完了,并将一名有肺部合并症的炊事员送往后方医院。我也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搞了一下个人卫生,洗了洗头,觉得轻松了许多。

5月5日是一个黑色星期四。我苦思良久是否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写出来。因为它实在太令人悲怆。为了真实地反映临汾战役的实况,我还是把当时发生的事件真实地写出来,让人们知道在临汾战役中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攻克东关后,我们团的指挥部设置在原敌军某师的师部驻所,原因是那里有一个被认为坚固的防空洞。而且比较大,据说是日本人在占领时期修建的。5日这天,敌机B29又来轰炸,这次敌机来得很特别,它是以突袭的形式飞来,没有在空中盘旋就快速投弹,而且威力巨大,这使我感到有些蹊跷。当我走出隐蔽部观察情况时,看到被炸的地方正好是团指挥部所在地,于是我急忙叫卫生员拿上急救包赶往被炸地点,快要到团部时,看到侦察参谋贾汉呆若木鸡似地凝视着什么,我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团指挥部的防空洞竟然被炸成了一个巨大的圆锥形深坑,已毫无生命迹象。当即来了许多人,有干部也有战士,大家用力挖掘,结果只挖到少许的残肢,他们全牺牲了!据贾汉说,当时他们正在防空洞开会。这是我们在临汾东关遭受的最大损失,牺牲的有团长马林、政委方升普,政治主任李德俊,作战参谋马彪,还有我的好友通讯参谋葛道生等同志。参谋长庞克昌很幸运,当时他正在接近城墙的坑道里,当他正准备回团指挥部参加会议但还未到达时,就发生了上述事件。

夜已深了,阵地上很寂静,我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今天牺牲的同志,他们的形象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起了马林团长曾经指挥过的多次战斗,特别是运城战役我团的阵地保卫战,受到了中央的表扬,新华广播电台称之为“小列宁格勒之战”。政委方升普在我看来是一位和善的长者,他关心我们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次我们夜渡黄河,到河南接应中原突围新四军的战斗,渡河时他安排我和几名卫生员和他同乘一条小船,他给我说这小船比较灵活,要安全些,有为我们壮胆之意。每到宿营时,他总是要关心我们的住地是否合适。通讯参谋葛道生和我的学历相仿,都喜欢文学,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一些有关文学方面的话题,他的牺牲使我格外伤心。

参谋长庞克昌是第三次化险为夷了。据我所见,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有两次大难不死。大约在1943年,他在游击队与日寇作战中负伤,大腿骨折,从游击区送到我们医院由于出血过多,已经处于休克状态,经过抢救才保全下来。那时我在医院工作,曾经多次给他换药,我们已十分熟悉。就在他住院期间,又遇上日寇名为“铁滚战术”的扫荡,当时医院转移到中条山森林里。有一天日本鬼子搜山,他还不能行动,是我和同伴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在日本鬼子的眼皮下将他救了出来。

17日开始总攻,大约在下午四时左右准备攻城,战士们蹲在战壕里,焦急地等待着总攻的讯号。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正在此关键时刻,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了一阵,而且将我们的坑道炸坏了一段,而这正是准备爆破城墙设有电线的那条坑道,经过检查,幸好未将引爆城墙炸药的电线炸断,不影响爆破,这才使人们松了一口气。

当太阳将要落下地平线的时候,部队活跃起来,总攻开始了,我军的大炮齐发,十多分钟临汾城廓就被浓浓的烟尘所笼罩。正在此时,听到参谋长大声喊道:“掩蔽部的人都出来,掩蔽部的人都出来,要爆破了。”这是预防爆破城墙时将我们的掩蔽部震塌,其实掩蔽部早无人了,人们都在掩蔽部外看炮火,准备等候登城。

埋在城墙下的数千斤炸药怒吼了,我们只觉得一阵强烈的地震,那堪称坚固的城墙冒起了一股巨大的烟尘,接着在烟雾中我看到城墙出现了一个开阔的V字形豁口。此时枪声、炮声、冲锋号声、战士们的呐喊声形成了一种特别宏伟的阵地交响乐,部队像潮水般地冲了进去,进行巷战。我们卫生队大约在晚上十时随团从突破口进城,此时城内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一直到拂晓才扫清残敌。

历时70天的临汾战役终于以胜利告终。阎锡山的六十一军全军覆没,活捉了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并歼灭敌中央军一部。

无可否认的是在七十天的浴血苦战中,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二十四旅英勇善战的王墉旅长牺牲了;七十二团的团级干部仅存的只有参谋长庞克昌;牺牲的营连干部和战士就更多了。他们都是我的战友,我常常怀念他们。在此我向英烈敬献一幅挽联:

鏖战平阳古城兮壮士捐躯,魂归英烈故里兮浩气长存。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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