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忠

方志，又称地方志，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它除收录有一个地方的历史、山川、河流、环境、人口、方言、人物等内容外，还收录有民事、民俗、民情和民意，是一种包罗万象、史料丰富的百科全书和国情书，具有历史文化的独特学术价值，比宏大国史和正史更具有清晰、鲜明的地域性、民间性、鲜活性，承载着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因此，在始有修志的2000多年里，各朝各代都编修不辍，至今成书8000多部。这些志书凝聚着众多方志学家的毕生精力和心血，其中不乏卓有建树者。杨笃一生修志达13部之多，尤其是在晚年又完成了工程浩繁的184卷本《山西通志》的编修，使山西在我国方志史上占有了重要地位。

杨笃（1834—1894），字稚刘，号巩同，又号秋湄，晚号东渎老人，山西乡宁县人，清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杨笃出生于书香门第、儒学世家，其高祖、曾祖、祖父均为秀才，父亲杨恩树为道光丙午年（1846年）举人。

杨笃从小就聪慧好学，十分喜欢父亲和文人学士的诗词、文章、辞赋，并多次随父拜访文人学者，22岁随父拜访阳城擅长作诗的延少池先生时，延少池先生“读其诗，大惊，求为弟子”。后杨笃又拜精通六书之学、被誉为“当代宗儒”，时任乡宁县令的王筠为师，攻读《说文》、习学篆隶。他广闻强记，博学经史，尤其青睐金石学。其父曾著文说他“一肆力于经史、古文、金石之学”。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杨笃应童生考试首擢，被选应府试拔为府首，咸丰十一年（1861年）拔贡，同治三年（1864年）考取举人，在京复试时，其文卷得到主考官潘祖荫的赏识，选为甲等。时年，杨笃已30余岁。

独具慧眼的刑部尚书潘祖荫酷爱金石艺文，经常与杨笃探讨钻研，并遍请京中爱好之人共同切磋。杨笃温文厚道、不同俗流、表里如一的洁身之道和见解独到、谦恭礼让、尊师重儒的文雅风度受到京中好评，于是，贤达学人和“各有纂著”的饱学之士与他交往甚多，因此，他眼界大开，学识大进。但在后来的科考中屡试不第的失意，使他在深恨自己技不如人、才疏学浅和不能苟同取容、自做狷介之士的同时，有了仕途艰难的感觉，逐渐放弃了博取功名的打算。同治九年（1870年），仰慕杨笃才学和品行的潘祖荫推荐杨笃到直隶西宁县（现河北省阳原县）宏州书院讲学，其间，有修志之举的西宁县礼聘杨笃编修《西宁县志》。从此，杨笃与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宁县志》是西宁改县以来的第一部县志，也是杨笃的第一部成名之作。他尽心尽责，“不为成规所囿，亦自怡顺理，秩然有条，于地理正郦道元之误，于人物补金、元之缺。志出，都下称盛，为当代名著”（民国版《乡宁县志》）。《西宁县志》的问世，使杨笃成了声名鹊起的方志学家，慕名聘请杨笃修志的人接踵而来。光绪元年（1875年），他受聘纂修《蔚州志》，在5个月内成书20卷，计20余万言，修订改正了旧志中的错误130多处，充实完善了例言、案语、摘录等条目34例，并因取材之博、结构之谨、考订之细、稽核之准而名声大震。为使志书内容丰富，历史翔实，不贻误后人和具有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的特点，杨笃坚持博览浩瀚的纪传文献、民间读物、史书典籍、私纪杂说等书籍，几乎到了精通的地步。广博的知识为他修志奠定了重要基础。光绪三年（1877年），他又受聘编修《代州志》，同年，在被补为代州繁峙县儒学训导的同时，总领繁峙、五台等县志的纂修事宜。在此前后，杨笃还删定编修过长子、屯留、天镇、壶关、黎城、潞城、长治、定襄等县的志书。这些志书内容之详实，考证之准确，体例之独到，门类之完整，层次之分明，文笔之畅达，对晚清州、县志书的编修产生了重大影响，将修志事业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方志领域的最高水平。“《代州志》‘分别纲目，以纲为断，以目为案，所引书目，皆一一注明所出，以示征信。被誉为当时最好的县志之一”（《山西通史》）。巡抚曾国荃为《五台新志》作序称：“综核简明，义精文赡，诚著述家当奉为准绳。”即使是今天，“《五台新志》依然不失为最好的县志之一”（《山西通史》）。

晚清时期，山西方志事业的顺利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编修《山西通志》的基本条件。光绪五年（1879年），巡抚曾国荃在明令各州县修辑本地志书的同时，向清廷申报设立书局刊书和重修省志，经批准成立了山西通志局，并聘同治年间进士王轩为总纂，杨笃为纂修，赵城人张铁生和后成为“戊戌维新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为助修。这些人都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在编修过程中，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在制定体例、设立门类和勘、补、续、改等关键环节上各抒己见，力求创新，形成了新志编纂条理清晰的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纪今，纪以述事，录以存人的图、谱、考、略、纪、录“六门”体例。就在修志紧张进行的时候，光绪十三年（1887年）前后，王轩和张铁生相继病故，杨深秀调任赴京，一时间通志局人员散佚，经费紧缺，形同虚设，“志局摇摇几至废阁”，已完成了50多卷《通志》的修志之事濒于流产。已年过半百而且与志书相濡以沫近20年的杨笃实在不忍心使志书半途而废，于是他投袂而起，说道：《通志》的继续编修“是余责也”。并为通志局撰联“典谟文字唐虞夏，版籍山河赵魏韩”，以示省志编修决不会停顿。

山西最早的地方志是成书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的《成化志》，共20个篇目，后明嘉靖、万历和清康熙、雍正年间都进行过编修，内容虽有增加，但体例为成规所囿，并且错讹、遗漏不少。因此，纠正谬误、拾遗补漏、增删内容是关键，要慎之又慎。杨笃本着尊重历史、为后世负责的态度，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他认为：“古只详地理，今必及人物，古只辨风土，今必兼政治”是“体本图经，例同志传也”。认真对史、事、人物和地域、地形、山水、物产、古迹等反复考证，不断修正，力求精确。

通志局经费严重不足，修志工作困难重重的现实没有动摇杨笃修志的决心，他兢兢业业，从不懈怠。为使志书早日付梓，他视修志如命，让外甥阎干达助己绘制了通志总分图、沿革图及府、州、县、厅图200余幅，让儿子杨之培帮助检校书册，订正纠误，自己在编修的同时，还亲自监督校检和监督刻印，常常是“多以夜时为主，鸡鸣始寝为常”（杨笃语）。筚路褴褛、粗茶淡饭、案牍斑驳、冷砚孤灯，又再现了他在纂修《蔚州志》时自撰对联“满座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描述的情景。在修纂通志的关键时期，杨笃已是瘦骨嶙峋，疾病缠身，但仍“昕夕无间，至严冬霜雪，若忘其苦，甚至指肿如椎，血溢爪胱不肯休”（民国版《乡宁县志》）。当有人担心他的身体时，他却不以为然，说：“一身之寿夭，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

杨笃夜以继日，修志不已，终于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完成了工程浩繁的184卷《山西通志》的编纂，光绪二十年（1894年），《山西通志》梓刻完成，刊行问世。至此，耗费了杨笃15年心血的《山西通志》终于完成，杨笃也因积劳成疾，精力耗尽，于同年秋溘然长逝，终年61岁。

《山西通志》以其最丰富的内容、最完备的体例、最准确的史料，“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被称为是非常难得的‘百科全书。中兴名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和近世学泰斗梁启超在《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都对《通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山西通史》）。后世之修书者，无不对杨笃推崇备至，称其为“一代宗师”。

杨笃一生清贫，但所著志书有文字可考的达13部。他除编修方志成果颇丰外，还精通《周礼》、《仪礼》等典籍和金石学。同治年初期，他依据《周礼》、《说文解字》对荣河县出土的镈钟进行了考证、释疑和认定，因精实确据，一时誉满京城，“直驾张（之洞）、吴（大澄）等诸公之上。潘（祖荫）公致撼……常以阮文达称张石舟硕儒之例呼先生。时论称潘公固推奖之宏，亦先生文学可以当之无愧云”（民国版《乡宁县志》）。《山西通志》中的12卷《山右金石记》就是他亲自考证而成。他还对甲骨文有着较深的研究。如：甲骨文中的“ ”字，他在结合战国布币“襄垣布”与甲骨文研究后认为，“ ”是襄的省文。并从中发现“ ”是殷商时一个小诸侯国，该国与“唐”国、“长”国有往来。“唐”即现在的翼城，而“长”则是现在的长子县。这两个地方在殷商时也是两个小诸侯国。因此，杨笃又被后人称为清代“古文字学家”（《山西晚报》2005年12月19日）。

纵观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众多的文人学子都是以文为本，以学为途，追求功名，博取出身，但据《山西通志》介绍，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参加山西科考并取得进士功名的人数呈明显的递减现象。《清朝山西进士》一书亦云：“山西进士，随时间之嬗递，愈后愈衰。”到光绪九年（1883年）的40多年时间里数十次的科考中，山西的进士仅有百多人，更没有出过状元。因此，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山西巡抚张之洞奏准，创办了在晚清众多书院中体制最完备、教学最优秀，被称为“三晋学府之冠”的“令德堂”书院。杨笃以其卓越的才华，在先后担任繁峙、代州、襄垣、阳曲等县教谕或训导的同时，还兼职令德堂分校，主讲《仪礼》、《说文解字》等。他的广博学识还体现在书法、诗歌、杂文、楹联等方面，并且造诣很深，声誉极高。民国版《乡宁县志》载：“篆隶、天算、声韵均有究心，余事弹琴、刻印、制笺、琢砚及各文玩，亦别出心裁，每新制一出，人争宝之。”时过百多年，杨笃的作品大部已遗失，但现史志仍载有杨笃应酬书文、杂文、诗词、辞赋、传述、楹联、碑记等可考文字和遗迹的目录达60篇之多。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张之洞“以巨纸乞先生篆书《诗·魏风伐檀》篇，分书《唐风·蟋蟀》篇，榜诸厅事两壁。及调任两广，又乞先生依原式临石鼓文，以刻十箧，临《绎山碑》以刻二橱。刻既成，呼工椎拓多份以赠知好。时陕西王刺史炜充抚署文案，张公日与督拓者，谓王曰：‘是兼有钱献之，邓完白二家之长，而无其习气也。杨笃殆晚岁，书益高，应酬无虚日”（民国版《乡宁县志》）。据《乡宁县志》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北洋大臣李鸿章70寿辰时，各省官吏的寿礼多有书法屏轴，杨笃代山西巡抚胡聘之撰文，并书写书屏，书法被推为各省之冠。杨笃去世后，许多作品被民间收藏，也有不少文人学士争相求购，甚至海外亦有人求之。在“殁后二十年，东瀛游士闻其名者，不远数千里，亲造其庐，以兼金购其寸缣断墨”。他的书法至今保存有《繁峙县重修鼓楼碑记》、《顺治九年御用明伦堂左卧碑》、《重修雁平道署记》、《代州宾兴经费碑记》等。

杨笃一生著书数百卷，除志书外，仍有《秋湄诗钞》、《秋湄遗集》、《团练行》、《米市谣》、《厘金叹》等，《山西通史》称他“是一位在山西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