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南香红

记者职业的生命线可以有多长

□ 文/南香红

编者按：在当前这个新闻业急剧变化的时刻，严肃认真地思考记者职业更显价值。离开或留下，只是不同的选择，不存在对错。然而，对于留下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能否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一职业很关键。只有如此，才能对职业生涯有所规划，才能静心前行。本文点出了记者职业在当前遭遇困境的几个关键问题，有助于年轻记者正视内心，建立职业发展路径。

记者的生涯

2014年的中国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除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遭遇挑战外，让人心里更慌乱的是新闻人才的流失。

“纸媒已经招不到好人了”，我认识的好几位老总摇头感叹。不仅招不到“好人”，更留不住“好人”，记者跳槽改行几近常态。媒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抽干”，留下的也心旌摇动。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的媒体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扼腕叹息的事。

在中国，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并没有长成“势”。无“势”之群体，必然无法形成整体上的“高原”之态，就算其中的个体不乏优秀者。而行进在路上的中国媒体和媒体人又遭遇如此舛变，让人不得不有后继无人、无高人的担忧。

如今，无论新旧媒体一旦开始真正的新闻生产时，就会发现，不仅有灵性、有创意、有才华的人是稀缺品，而且最基本的需要遵守的操作规则，在一些受到很高教育的人那里，也是个问题。

多长时间才能造就一个好记者？在和一个资深媒体人讨论时，他给出的答案是：起码十年。经验、阅历需要锤炼；学识、智慧需要积累；人生况味需要体悟。但是，现在有多少人能耐住十年的寂寞？

过去一年以来，我心里常常对那些才华光芒曾经闪动的人的远离而惋惜。如果考察这些人从事的新工作，你会发现，他们不能说不是在做媒体，但大多数却不再从事真正的原创性新闻生产。他们不再出现在新闻一线，不再为拿不到核心证据而焦虑，也不用为一个专题做深入再深入的研究。

面对这种局面，我总是要心有不甘地问：就算是纸媒终将消失，这个世界总需要记者吧？我真的不大相信纸媒人坚持了那么久的传统会都被淘汰，那些坚定的调查者、研究者、写作者会因为纸媒的衰败而失去成长的空间和生存的理由。我相信目前许多的媒体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得太短，而实际上记者这一职业的生命线要比我们所理解的长得多。

我还是坚持用“生涯”这样一个词。这个词的意义在于，它时时提醒人，在人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做很多事情的。我写过数学家陈省生的故事，用的标题是“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记者也是一个值得用一生来做的职业。“生涯”除了指示长度之外，还提示着深度和浓度。一个优秀的提问者、观察者和写作者绝对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所以在当下重新思考记者这个职业，重新展现记者这一职业的前景，是必要的。

记者的角色意识

在中国谈记者的职业空间让人觉的是一件奢侈的事，尽管中国遍地都是新闻。

记者在中国很难作为一个终身的职业，是现实，也是传媒人的共识。每每在中外媒体共同采访的场合，我们会看到，中国媒体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下的人，而外国媒体多白发人。二十多年来，中国媒体和媒体人周而复始地动荡、流动，使记者成为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而年龄的大限似乎不超过 35岁。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媒体的集体尴尬。名牌记者、资深记者是一家媒体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一个资深记者的长成，是一种长期积累和个人不断追求的结果，这种记者是在一个领域或多个领域有长期研究、关注和有影响力的人。成熟的记者还不单纯是积累，而是他的判断力、洞察力、他的价值观及他对社会的整体把握而叠加起来的东西，他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整体水准，因此，好记者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不是几篇稿子引起轰动影响而能够对等、相抵的。就像是在青藏高原上，你看不到高峻的山，但它们都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因为它的海拔高度放在那里，平原上的山不能和它相比，尽管它们看起来雄奇险峻。

也就是说，记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成长。表面上看，媒体的门槛并不高，入行一两年，总有灵秀者冒出来。加上现在的从业者的基点是本科、研究生甚至博士学历。但从高起点出发，并不意味着能够走更长的路，攀上更高的山峰。

如果一个记者成长的路径设定为从写作消息类的记者，到能够研究调查问题的深度记者，再到能够进行非虚构写作的作家型记者，这条路便足以用一生去走。所以，一个从业者应该有自己清晰的“角色”意识，在从业的自始至终，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要当一名什么样的记者？我要怎样当记者？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一个记者需要耐得住十年的寂寞，等待自己的成熟。再想起来，觉得只说到了事情的一面，其实，一个有自己清晰的角色定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记者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会寂寞的，他会在幽深的新闻矿藏里快乐地挖掘。比如《北京青年报》的陈徒手，从1990年开始，便在北京档案馆手抄档案，每周做完自己的本职工作，便扎进档案中，手抄回来，再录入电脑，分类整理。2000年，他完成了书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天有病，人知否？》一书；2013年，又再次推出《故国人民有所思》，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这一段历史，没有史料的印证，没有当事人的采访，是无法真实书写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问问陈徒手，日复一日地翻阅那些隐密的泛着霉味的档案，从芜杂的史料里梳理历史的脉络，再比照研究，发现真实的人性，是不是很寂寞？不知道有没有人问问他，上百万字的档案，用掉了多少只铅笔，他自己是否能数得清楚？

我想，如果这其中只有苦楚的话，没有人能够坚持下去，陈徒手自有他的快乐。我敬佩的记者还有新华社《瞭望》周刊的王军，他从新华社跑北京城建口的记者开始，一路走来，成了北京甚至中国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专家，其专著《城记》之后，又连续有《采访本上的城市》等几本著作问世。两年前约他一次采访，他说正在筹备《梁思成传》的写作，拒绝一切与此无关的活动。

但是，中国这样的记者实在是太少了。在中国想成为一名好记者是极其困难的事。记者这个职业是需要热情、理想、社会责任感作为背景条件的，一个人一生中会面临种种选择，而每一次的选择都意味着放弃旧有而取向新的方向，热情的消减，理想的改变等等都会让人中途而废。好记者的长成如熔炉炼钢一样，只不过是以智慧、才华、时间、坚守和韧性为煅造材料的。

▲ 本文作者采访故宫大修时留影。

制度的原因也使记者队伍动荡不安。我曾经总结过“杀死”记者职业生涯的几大原因，比如：1.新闻理想与现实的冲撞。记者职业和其它职业不同的是它是个极富理想色彩的职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必得是一个以理想为依托的职业。这个职业目前在中国神圣的光环基本已褪尽，“无冕之王”给人的心理满足基本上难以实现。记者在中国也不是一个能发财升官的职业，辛苦所得，温饱而已。2.记者职业的第二大杀手，是很难找到成就事业之感，不断重复自己的厌倦让人心灰意冷，很多人为此而苦恼、抑郁、迷茫。不到30岁的记者就有跑不动了的感觉。他们不是真跑不动，而是没有激情跑了。用“跑”来描述记者的工作状态，实际上是不完整的。记者是需要跑新闻，但更需要思考，需要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时候，没有一个渠道让这样的记者进行长线的重大报道，让他向更深领域渗入的话，只是忙于日常报道，只能是重复，重复，当然看不到事业前途。3.记者职业的第三大杀手，是这个职业所承担的职业风险和收入、社会认同相比严重不等值。媒体里做内容的收入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媒体记者职业风险陡增也是一个事实。尤其是调查报道所带来的记者被暗地里拍黑砖、被千里追捕缉拿、被诬陷入狱、被围攻威胁、被买凶追杀等等更是防不胜防。这种收入与风险的倒挂，长期下来必将造成对优秀从业者荣誉与尊严的伤害。也形成一种反向的推力——失望、放弃、离开。

在现实没有提供更多的成就职业化记者的条件下，个人的坚持就更加珍贵，而之所以能够坚持，我想清晰的“角色”认识必定是其重大的动因。记者无论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一个值得做的职业，只不过在中国，更要想清楚做记者的失与得，想清楚自己要在记者的路上走多远。

《南方人物周刊》前段时间在招记者的时候，使用了一个词：“笃定的写作者”，这是他们要寻找的人。笃，就是忠实，就是一心一意，就是笃信而不动摇。没有这些品质，在这个嘈杂的社会，不可能有一份写作的心境，自然也不能有所成就。

记者的修炼

我经常向记者推荐《拥抱战败》这本书，这是一部近70万字的著作，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美国国家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普立策非虚构作品奖等重大奖项。虽然作者约翰·W·道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会委员成员，但我更愿意将它看成是一本记者之书，一部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之作。

约翰·W·道尔的调查、采访、档案挖掘、史料运用、发现观察等等都在新闻写作的范畴之内，但却运用得如此之精之深，这不是一般的用力可以达到的。书中所有的材料均来自于采访，这种采访可能是当事人、亲历者、研究者、档案馆的档案、文件、书信，资料馆当时的报纸、传单……细碎散乱的历史细节被一点点小心地捡拾起来，又按照事情本原的逻辑串连起来。每一个观点后面都有大量的事实作为支撑，每一章单独拆开来读，都是一篇绝佳的新闻特稿：

“1945年8月15日，正午前的一刻。此后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相原悠当时28岁，是静冈县郊区一个农民的妻子……

她当时正在户外劳作，一个报信的人从村里飞奔而来。他呼喊着天皇将会在正午时进行“玉音放送”，就跑开了。

与这个消息相比，即使是敌国美利坚大陆沉到海底的新闻，也不会更令人震惊了。天皇要讲话啦！自从继承天皇之位以来的二十年间，裕仁天皇从未直接向他所有的臣民们发过言……

半个世纪之后，相原仍然能够忆起每一个细节。她飞快地跑回村，不断地默念着《教育敕语》中的一句话，这是每个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每天背诵、牢记在心的。“一旦危机来临”，《敕语》上说，“你们就要义勇地为祖国献身”。她清楚国家的局势危在旦夕，只能想象着天皇将会激励每一个日本人，尽更大的努力来支持这场战争——实际上，也就是准备战斗到死。

村民们已经聚拢在地方上唯一的一台收音机前，这台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家电台那个唯一的频道，接收质量很差。天皇的讲话被噼里啪啦的杂音包围着，讲话的内容也让人难以理解。天皇的声调很高，口气拘谨而不自然。他没有用日常的口语，而是用一种非常正式的语言，时不时夹杂着典雅的古语。相原正在人群中跟其他人交换困惑的眼神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个新近因为东京轰炸才迁来此地的男人的自言自语。“这就是说”，那人喃喃道，“日本战败了。”

“相原觉得所有的力气都从她的身体里流失了。当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匍匐在地。在她身边受到打击的其他人，也都躺倒在地——她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天皇的声音消失了，但是收音机还在继续嗡嗡作响。一位播音员正在播音。他的一句话深深地烙在了相原的脑海中，使她终生难忘：‘日本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并被准许遣返归国’……”

阅读《拥抱战败》的注释，你会得到确信，这一段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自从继承天皇之位以来的二十年间，裕仁天皇从未直接向他所有的臣民们发过言”，作者注释道：1928年一次阅兵式上的事故，曾导致天皇的声音在广播中漏出去，但那不是正式的发言；“一种非常正式的语言，时不时夹杂着典雅的古语”的玉音，是日本政界上下包括天皇本人经过反复琢磨和推敲的“政治语言”，其包含极复杂的心理并足以造成日本“战败宣言”事后含糊不清；“匍匐在地”听玉音，垮掉了的感觉、昏死过去，不仅仅只有这个叫相原悠的农民的妻子，而是当时日本民众的普遍遭遇……

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凭空而来，细节让故事可读，让历史可感，但细节必须是可考、真实。这就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素。

一个媒体，如果它想成为有公信力有影响的大媒体，就必然需要非常理性、沉静地去关注一些社会的大问题、真问题，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天然地拒绝一些伪问题，一些喧哗的东西。新闻当然是爆炸性的更吸引眼球，但更深层次的关注，更理性的解读才是根本。

一个记者需要站得更高一点，思考得更远一点，可能从历史的角度，可能从未来的影响的角度，在比较大的尺度下来判断，而不是因为当时当地的一种时尚、潮流来判断，这样对现实的把握会更准确一些。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需要记者用沉静的眼光来观察这个迅速变动的世界，需要记者用多维视角来认识这个复杂纠葛的世界，需要记者以人文的态度理解这个充满活力和欲望的世界，同时也需要记者以细腻的笔触来描摹和表述这个纷繁的世界，需要记者在诸多的传播渠道中以简单而容易接受的方式来传达这个复杂的世界。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流浪者，他总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游走，哪里有新闻他就去哪里。但是记者需要在纷杂速死的新闻里发现一些 “永恒”的要素。

什么是可以永恒的东西？或许他们并没有一个模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会感动很多人，它们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的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它们在本质上都和长久永恒有关。

而要有这样发现能力，记者需要一些特别的能力，比如：观察力、感悟力、理解力、判断力、悲悯情怀和文字表达能力。当然，做一个记者具有这些能力是再正常不过的，但这里强调的是“特别的”“超长的”。有些能力甚至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是不可能具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成熟的记者通常是在30多岁近40岁时的原因。

而这种超长的能力，除了日常的训练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文化底蕴，来自于他的研究和思考，来自于他所掌握的证据资料和事实。

当今社会，一个只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的记者甚至都不能叫做“职业记者”了，因为新媒体的发达，让碰巧在现场的普通人动动手指就能成为新闻的首发者，专业记者跑死也跑不过这样的发布速度。而职业记者需要对新闻有独立的解读，有独家的观察，他能告诉读者新闻背后的东西。这就是对新闻的“洞察与发现”。

一个在他所关注的领域能够站到制高点，掌握话语权的记者，表现之一就是他能够俯瞰式地把握全局，对这个领域所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了然于心，对这个领域对于社会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的新闻价值的判断准确而又敏锐。他对于这个领域的发言就是媒体的标准，他的存在控制着媒体发言的可能高度。

这样的记者对新闻会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不会去跟风追热点，但他并不会没有新闻可做，他总是会“发现新闻”，这种发现并不是指硬造出一条新闻。

记者做到这种程度，才有写出好故事的可能。而需要投入一生精力的事业，才能谓之“生涯”。

（作者是《中国财富》杂志主编）

编 辑 梁益畅 462668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