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茂生

（衢州学院 中文系，浙江 衢州 324000）

在一种特定而又持久的文化氛围里，不同时期的中国文人常常不期而遇地共同执有一种类型化的文化价值。很多时候，既定的人文取向常常框定文人个体的内省精神的主观蔓延。自“诗”“骚”以降，整部中国文学史呈现出了一幅凄美冷艳的风物图画。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诗坛是抒情诗的独擅场。在这蔚为大观的文化传统里，咏物诗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主导了原本以抒情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流变与发展。在诗人的眼界里，钟灵毓秀的自然风物常常内化为一份值得寄托的强有力精神支撑。异彩纷呈的风物百图渐渐趋同于一种颇堪玩味的文化旨归。这其中，中国文人普遍的强烈“女性化”倾向及自恋情结不折不扣地成为不可逆转的主导性力量。

一

托物言志、借物抒怀是古典诗词常用的手法。在我国诗歌传统里，《诗经》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无不浸染着作者个体的思想情态。无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的哀乐互见，还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离骚》）的自足自叹，都折射着中国文人个体自我的否定与超越。在对客观现实的观照中，风花雪月的冷酷无常，梅兰竹菊的迎风而立都常常为文人的主观心态铺垫上一层难以排解的愁怨与寄托。中国传统文化因袭了太多的官宦气正统化而渐渐趋同于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固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