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敏（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2．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太谷030801）

农业“新常态”的对策研究

沙敏1，2
（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2．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太谷030801）

摘 要：伴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中国农业也呈现出“新常态”的特征。文章主要从农业的高成本生产和农产品的消费结构全面升级两个维度概括了农业“新常态”特征。在“新常态”下，农业高成本使农业劳动力呈现兼业化、老龄化特征，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引发社会大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未来将出现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面临挑战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产品迎来机遇共存的局面。应对农业“新常态”，关键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应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具体措施包括：引导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扶持农产品加工等配套产业；加强农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牢固树立营养指导消费、消费引导生产的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努力推动农业走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新常态；高成本；消费结构；可持续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正深刻影响着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农业也呈现出“新常态”的态势，诸如农产品的高成本以及农产品进口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农业资源环境约束等构成了农业“新常态”的特征。本文着重从农业的生产和农产品的消费两个维度来考察农业的“新常态”及其应对措施。

一、农业“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一）农业高成本成为新常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受资源约束、需求持续增加以及全球化的影响，［1］我国农业投入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都快速提高，农业进入高成本、高价格时代。众多关于农产品成本提高的因素的研究表明，人工成本、土地价格、能源原材料等是推动农产品成本提高的根本因素。［2，3］

2001年以来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剔除通货膨胀以后的主要成本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2006以来我国三种粮食作物的平均成本增加较快，2007年～2012年5年内翻了约1倍，2012年达到912．7元，扣除土地成本也达到750元／亩。畜牧业和渔业等其他农业行业的成本也较快增加。［4］

图1　2001年～2012年三种主要粮食作物主要生产成本

1．人工成本

从历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成本数据可看出人工工资快速增长，如图2所示。2002年以来，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每亩用工成本呈现快速上涨，剔除通货膨胀后，2012年的实际雇工工价为90．2元／日，而相应的雇工费用为28．9元／日，雇工天数降到0．3日。

2．土地成本

对于种植业而言，土地成本的提高也是推动成本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地成本主要包括土地流转租金和自营地折租。土地成本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拉动了对土地的需求，耕地数量逐年下降，近年来年均减少700万亩（按照传统口径）。耕地供给数量的减少和耕地需求的增加，必然导致土地成本上升。特别是在2003年～2008年期间土地成本逐年攀升，年增速由2004年的2．5%上升到22．0%，此后增速有所放缓，但目前仍在10．0%以上。养殖业用地受到环保等的限制，土地成本上升较快。

图2　2002年～2012年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每亩人工成本（剔除通货膨胀）

3．能源原材料价格

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受此影响，化肥、农药以及农机等成本不断上升。［5］图3描述了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各项主要成本年均增速的趋势。由图3可见，化肥、农药等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速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2年达10%左右。与人工工资相比，物质与服务费用的上升属于温和的稳定上涨。

图3　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各项主要成本年均增速

4．农业机会成本

近年来，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收入大幅上升，农民来自非农业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增长。2013年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第一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具体来看，2013年农民每亩土地的净收益是682元，其中包括农民自身劳动力的报酬部分，收益比2012年下降了2．4%，但2013年各项农业服务的价格却提高了8．0%～10．0%，换句话说，农民在一亩土地上一年682．0元的收入，只要在外打工5～7天就能挣到了，［6］农业机会成本的攀升大大不利于农民在农业上的生产积极性。由此可见，机会成本增加也是推动农业成本快速上升不可忽视的外部力量。

因此，人工成本、土地成本、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和机会成本增加共同推动了我国农业进入高成本时代。今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红利的丧失，农业的高成本局面很难扭转，高成本已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常态”。

（二）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成为新常态

与农业生产相对应，农产品消费呈现出结构升级的新常态。中国人的食品结构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动植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动物类副食品（鱼、肉、蛋、奶）的消费量逐年上升，近年来，奶及奶制品的消费迅速攀升。而粮食消费显著下降，反映了动物类副食品的替代作用。

中国人的食品消费在近三十年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1985年到2013年，人均肉食消费增加了近1倍，这在城市居民和农村人民的餐桌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图4中显示了各类食品人均消费量的历史趋势。总的来看，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由图4可以看出，动物类副食品（鱼、肉禽、蛋、奶）的消费量逐年上升，近年来，奶及奶制品的消费逐年增加。例如，1990年城乡居民的奶消费量为2．9公斤，到2013年达到人均11．7公斤，增加了近3倍之多。

图4　中国城乡人均副食品消费量

与此相对，粮食消费显著下降，反映了动物类副食品对粮食的替代作用。蔬菜的人均消费量从1990年到1995年间是呈下降趋势的，其后趋向平稳，稳定在100．0公斤左右，2012年和2013年略微有所下降。相对蔬菜消费量，瓜果的消费量偏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由此可见，中国人的食品消费结构已摆脱了过去的以“粮”为主的消费模式，呈现出粮、肉、蛋、奶、蔬菜、瓜果营养多元的模式。

图5　中国城乡人均粮食、蔬菜、瓜果消费量

图6　城乡居民肉类和水产品消费比较

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很大，截止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 564．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916．6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高达3．1：1．0，但从食物结构转型来看，城乡却是同步的。图6比较了城乡肉类（猪、牛、羊、禽）和水产品消费的趋势，发现动物蛋白消费量的城乡差距有缩小之势。从肉类消费量来看，80年代中期，城市人均约23．9公斤，农村人均12公斤，城乡之比为2；2012年，城市人均肉类消费量是35．7公斤，农村人均23．5公斤，城乡之比为1．5。再看水产品消费量，1985年时，城市人均7．1公斤，农村人均1．6公斤，城乡之比为4．3；截止2012年，城市人均15．2公斤，农村人均5．4公斤，城乡之比为2．8。

食物消费结构的转型在不同收入群体中表现出相同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家计调查收入分组资料，鱼、肉、蛋、奶人均消费量随收入水平递增。纵向比较1985年和2012年的收入分组资料说明，动物蛋白消费量的提高不仅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上，也体现于低收入人群。比如，1995年城镇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均为总人口的10%）人口的肉类（猪、牛、羊）消费量分别是人均24．8公斤和14．8公斤；到2012年，这两个极端收入组的肉类消费量分别增加到28．6公斤和18．6公斤。因此，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高能量的动物蛋白消费量将继续提高。中国人在食品结构上的要求，无论城镇居民还是乡村居民，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二、农业“新常态”对农业的影响

（一）高成本使农业劳动力呈现兼业化、老龄化

农业无论如何发展，都需要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说，农业生产者的素质决定着一国农业的未来。在我国，大量的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农户作为理性的农业生产者，在家庭劳动力既定的前提下，他们会选择使家庭收益最大化的投入策略，那就是年轻力壮的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农村种植口粮承包地，部分农民也会选择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乡务农。据统计，目前真正从事直接农业劳动的人口为2．4亿，这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兼业农户。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农业劳动力兼业化和老龄化短期内不会有所改观。

（二）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大众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近年来，一方面是人民大众对农产品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农业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恶化压力，使得人民大众更多的聚焦于消费品质优良，质量安全的农产品。早在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每年使用的化肥总量为800万吨，到2013年，每年的化肥使用量高达5900万吨，增加了6倍多，农药使用量达到180万吨。而这些化肥农药，仅有30%被作物吸收，另外的70%都通过土壤、地下水等进入了生态系统。可想而知对我国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是极其巨大的。截至2013年，我国遭受重度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已经达到了5000万亩，这样的农业耕作环境是保障不了安全的农产品供应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不但影响消费信心，更重要的是会危及整个农业产业的发展，甚至影响政府形象。换句话说，解决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业才能发展的好，人民大众才能真正吃得好，这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三）农产品供给结构既有挑战又有机遇

在农业高成本和农产品多元消费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将面临挑战，包括蔬菜、水果、动物产品等；而相对而言土地密集型产品则基本不受影响，包括粮食、棉花和油料等作物，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生产则会迎来很好的机遇，包括高质量、高营养的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等；从质量结构来看，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健康和营养的日益关注，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必然增加，这也必然拉动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增加；从加工结构来看，深加工的农产品供给将不断增加。因而，高成本和多元消费必然推动农产品高附加值、深加工的发展，也即不断延长产业链，同时在产业链中不断融入更多的技术与营销、推广服务等，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三、应对农业“新常态”的对策

应对农业新常态，关键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应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多角度、多方面助推农业生产，同时要牢固树立营养指导消费、消费引导生产的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多措并举，努力推动农业逐步走向持续绿色之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大众对营养、优质、安全农产品的新要求。

（一）积极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和产业化发展

受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在我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政府应该加强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大力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避免完全依赖龙头企业所附带的向资本所有者和无产农业工人两端的社会化导向。在落后和相对贫困地区，扶持社区综合性组织，拓宽小农户的可能选择［7］，扩大其经营规模和投资能力，提高其经济效益。在全球市场经济现实下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合作组织道路可能更符合“小康”、“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大力推进农产品加工等配套产业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比较滞后。2012年我国农业产值52 373．6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约为农业产值的1．7倍，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平均为2～4倍，日本约2．4倍，英国3倍、法国4倍。此外，农产品包装、冷冻、保鲜等配套产业也有待进一步发展。为此，政府应引导工商资本、民营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发展农产品加工等配套服务。

（三）推动科技创新，增加资本投入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稀缺，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未来的劳动和播种面积的要求会更加突出凭借新技术和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亩产量的需求。在农业新常态的背景下更是如此，通过育种提高农产品的单位产出，通过创新的耕作栽培技术和畜牧饲养技术提高资源生产率，是提高农业产出、降低农产品单位成本的根本。而价格的扶持、资本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以及质量的提高都会给务农人员带来更高的收入。

（四）加强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

农业生产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呈现出老龄化、妇女化和兼业化的趋势，这些人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超过50．0%。因此，不断加大对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的教育培训和技能培养，让其成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是新时期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破除“农民”的身份特征，使其回归职业特征，让农民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从根本上消除二元经济的壁垒。

（五）农业生产应有计划地迈向高质量、高价值的可持续消除发展绿色农业

目前，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化，在此过程中，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从过去的吃饱、穿暖向安全、健康、营养、可靠的方向转变，正所谓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的好。收入上升促使食物消费转型，从传统的八成粮食、一成蔬菜、再加上一成肉食转到“粮食＋肉（禽、鱼）＋蛋＋奶＋蔬菜＋水果”多元化的饮食结构。其所带来的市场机遇促使务农人员收入的提高，主要不是凭借作物收成量的增加，而是凭借农产品从低值粮食转入高值肉－禽－鱼和菜－果的生产，以及一些特色农产品、高品质农产品的市场供应。

总之，中国农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食品消费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8］是源自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上升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庞大的中高收入者群体，他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层次较高、支付能力较强，这样为我国农业发展高附加值产品，走高端化、分层化、绿色化的道路提供了市场空间［9］。随着收入与消费水平继续提高，及日益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问题，未来市场需求将越来越趋向高档和绿色产品，这是中国农业将来发展的方向。政府要按市场需求来推动农业生产，使农业向相对高价值转变，保证农业从业人员人均收入的提高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1］武拉平．中国粮食经济进入新的阶段：特征、原因和对策［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4（1）：28－34．

［2］董振国，苏万明，王军伟．中国农业进入高成本时代［J］．北京农业，2011（2）：36－37．

［3］姜长云．农产品进入高成本时代［J］．农经，2009（11）：48－51．

［4］田天，高祥．暴利蓝莓高成本难挡投资热［J］．农产品市场周刊，2013（30）：54－55．

［5］刘富梅，王帮高．高成本下的机手生活［J］．农机市场，2012（6）：15－16．

［6］陈锡文．中国粮食安全面临五大历史性挑战［EB／OL］．（2014－11－25）［2015－05－05］http：／／futures．jrj．com．cn／2014／11／25082818415211．shtml．

［7］仝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J］．开放时代，2009（3）：5－25．

［8］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4－80．

［9］马晓河．用新理念应对高成本时代农业发展［J］．中国物价，2012（10）：42－43．

（编辑：武云侠）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al"New Normal"

SHA Mi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 Shanxi 030801，China）

Abstract：A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ers a“new normal”phase，China＇s agriculture also presents a"new normal"．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new normal"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mainly from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high cost of agriculture producing．In the"new normal"，agricultural high cost makes agricultural labor characterized with industry and aging，and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causes people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The solution to deal with the“new normal”agriculture i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The government，in the premise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arket regulating function，should increase the support to agriculture，for example，to guide farmers to develop appropriately operation，to help develop the supporting industries such as the proces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to strengthen the agricultural workers＇skill training，to firmly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nutrition guiding consumption and consumption guiding producing，to develop agriculture sustainably with high quality and high added value．

Key words：New normal；High cost；Consumption structur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1－0487）

作者简介：沙敏（1976－），女（汉），山西大同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林经济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5－06－23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5）10－097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