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少 林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士族化视角下北魏元瓒墓志

许 少 林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2004年春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出土的北魏元瓒墓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魏碑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史料研究价值。元瓒墓志的撰写秉承中古时期所流行的贵族主义特征，集中围绕墓主元瓒优越的家世背景、仕宦履历、婚姻关系、学识品行等方面展开，反映了代北内徙胡人社会门阀的理念和成就。墓主元瓒的生平履历是特定年代的真实缩影，通过对其进行全新的解读，更加让我们体会到当时北魏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日益激烈的南北军事对峙和不断变动的社会形态。

元瓒墓志；贵族主义；内徙胡人

北魏元瓒墓志(全称“魏故持节镇远将军朔州刺史元始君墓志铭”)于2004年春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出土，志石长48.5厘米、广48厘米，正书23行，满行23字，全文总计507字，存有界格，未见志盖。元瓒墓志造型规整、辞藻华丽、笔迹俊秀，堪称魏碑上乘之作。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它翔实记载了墓主元瓒的生平履历、家世背景等，补充了《魏书》《北史》等北朝史书对其本人和家族记载的缺漏，因而备受学界重视。①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5页)，收录元瓒及其妻于昌容之墓志图版；胡鸿：《小人物、大历史：北魏元瓒夫妇墓志中的三个故事》(《文史》，2008年第2辑，115-128页)，作者从政治史角度，探讨了济阴诞王家族内的继承问题、宣武帝末年的于高之争等政治事件的原因；胡鸿：《北魏宣武孝明之际的于高之争——跋北魏元瓒夫妇墓志》(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397-410页)；王连龙：《元瓒墓志》(收入《新见北朝墓志集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30-39页)，论述元瓒家族“元弼夺爵事件”。然而，学界大多关注对元瓒墓志中有关济阴王“王爵”的继承，宣武帝时后宫于氏与高氏的斗争等问题进行阐释，还没有从该墓志所体现出来的当时代北内徙胡人贵族化问题作过相关研究。故本文结合墓志资料，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从中古内徙胡人贵族化趋势入手，对其加以探讨。文中有不成熟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为行文方便，现据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所收录的图版和胡鸿《小人物、大历史：北魏元瓒夫妇墓志中的三个故事》，(《文史》，2008年第2辑)所录释文，将《元瓒墓志》抄录如下：

魏故持节镇远将军朔州刺史元始君墓志铭/

君讳瓒，字宝首，河南洛阳人也。 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孙，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都督冀相济三州诸军事、平原镇大将济/阴新城王之孙。使持节安西将军、西中郎将、夏州刺史始平/顺公之第二子。济阴诞王元弟。本玄极之遥源，体黄中之/嘉运，协二气之纯精，资五常至性。器宇凝明，风度淹旷。道/业开祥，德操渊远。 宣武皇帝顺皇后，礼盛坤宫，义光阴极。/君即后之姊夫也。君资干皇枝，连华后族。徽猷美誉，允集/于当时；清言善行，昭暎于一世。景明三年(502年)，除给事中。而时寿/春始降，鸡肋初附，频岁无年，边储未积。正始三年(506年)，转屯田郎/中。遂使课获倍盈，二蕃丰实。延昌元年(512年)，除通直散骑侍郎，职/惟左史，司是记言，敷赞天工，式扬圣旨。虽南史之直辞，东/里之加闰，无以过也。四年(515年)，除司空从事中郎，府解，停。事同食/苗，縻縶不已。熙平元年(516年)，复除司空从事中郎。方隆懋绩于辰/夜，成鸿功于天府，降年不永，春秋卅有七，十一月六日薨于/第。 皇上痛盛德之玄俎,惜高勋之不就,追赠镇远将军、朔/州刺史。以神龟二年(519年)十一月丙子朔十日乙酉葬于长陵之/左。乃作铭曰：神祚玄徵，庆绪冥赞。缉宇嵩华，捴流江汉。/郁郁崇崖，浩浩长澜，鲁卫为枝，梁楚为干。乃及伊人，超飞逸/翰。高庙无门，深渊无岸。松贞桂馥，金明玉璨。静恭尔位，好爵/俟时。清升文阁，显步礼闱。两居锁闥，再协台基。善恶无蠲，倚/伏何依。芒芒石宇，杳杳泉扉。清樽空湛，明灯已微。晨光逝矣，/夜如何期。百年同尽，千载传晖。/

据墓志所载，墓主元瓒为天潢贵胄的元魏宗室成员。*“宗室”一词在此专指皇帝的同族。据《魏书》《北史》“宗室列传”的记载，北魏官方以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作为总是得范围。参见刘军：《北魏宗室阶层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他生于北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卒于肃宗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农历十一月六日，享年三十七岁。其在世时，历经孝文、宣武、孝明三朝，恰逢拓跋鲜卑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北魏与南朝激烈争夺江淮地区的重要时期。元瓒生平跨越北魏平城、洛阳两大重要时段，亲身经历了孝文帝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也见证了北魏帝国由辉煌走向衰落的历史。他置身于北魏历史的转折关头，其人生际遇便是那个激荡年代的缩影。因此，对《元瓒墓志》的诠释就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文本考据，惟有结合墓主所处的时代背景，广泛运用相关史料，才能揭示墓志材料所具有的价值。

众所周知，中古时期内徙胡人的总体演进趋势是汉化，而汉化的实质就是贵族化。简言之，汉化就是消弭各族群间的隔阂和差异，使其意识形态、文化类型、生活方式乃至行为习惯全面皈依华夏。六朝乃士族的天下，士族的风尚意识席卷上层社会。强宗豪右莫不以跻身士族为理想归宿，王朝皇室概莫能外。[1]114-116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研究发现：“通观历史，可知北方民族如果与汉民族接触，就无法避免再不知不觉中被同化的命运。如果这是宿命的话，那么，与其被时势所迫，以丧失民族尊严的形式被同化，还不如保持本民族的自豪感，有意识地推进同化，更属上策。所谓保持本民族自豪感的同化，就是在自觉进行汉化的同时，把自己改变为汉族的贵族。特别是帝室必须高踞于此产生的新贵族头上，通过贵族，确确实实地控制整个汉民族。”[2]25概括来说，拓跋族的汉化就是以上流阶层为导向，把代北内徙胡人由原先的部落酋豪改造成基于累世积淀的家世背景、以婚媾为纽带、仕宦为平台、学术品德为标榜的具有显著标志的门阀士族(国际汉学界又称之为“贵族”)。这样，胡汉贵胄置于同一序列中晋升、比较，进而达到混同胡汉、巩固统治的最终目标。可以说，阀阅贵族取代血亲贵族乃是元魏宗室入驻中原后的时尚潮流与价值取向，亦是北魏迁洛以后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细致推敲《元瓒墓志》，不难发现其内容可归结为四点：即元瓒的家世背景、仕宦等级、婚媾状况和文化取向，而这些正是中古门阀士族互相标榜门第、彰显身份时所竭力鼓吹的陈词滥调。

一、 墓主元瓒先世的“三状”背景

中古门阀贵族的基准是累世积淀的家格门第，先祖的荣耀自不消说，父祖三世的官爵权势更加重要，“三代当中至少两代位居五品以上方可断入士族”。[3]148由此可知，父祖的“三状”乃是门阀贵族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捍卫身份的底限，故中古时期的正史列传、家族谱牒、出土碑铭无一例外地高调渲染之。这就是为何《元瓒墓志》开篇格外展示其为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孙，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都督冀相济三州诸军事、平原镇大将济阴新城王之孙，使持节安西将军、西中郎将、夏州刺史始平顺公偃之第二子，济阴诞王之元弟。下面笔者将主要探讨墓主元瓒先世的“三状”问题。

志文开篇即言元瓒为“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孙”。这位恭宗景穆皇帝还曾有过一段复杂的历史悬疑，那就是时任皇太子的拓跋晃后来并没有即帝位，而是被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处决，时年二十四。关于拓跋晃之死，北魏官方说法是他被宦官中常侍宗爱诬陷，“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4]2012南朝史书则记载道：“焘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5]2353“晃后谋杀佛狸见杀”。[6]984显然，拓跋晃是以谋逆之罪被杀，本人及其子照例应该革除宗籍、贬为庶民，从此身败名裂，那样，《元瓒墓志》所高调渲染的宗室资格便存有疑问了；可是，正平事变之后，纂权的宗爱被诛，拓跋晃的长子即位，是为文成帝。“高宗即位，追尊(招跋晃)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4]109于“太安元年(455年)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4]114文成帝于是恢复了拓跋晃在君统中的位置，其后嗣的宗室名分也得以解决。而景穆一系子孙众多，人才辈出，以至于除了继位的文成帝外，《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竟用上、中、下三个篇幅来记述其子孙，可见景穆后裔在北魏宗室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为何《元瓒墓志》开篇即强调他是恭宗景穆皇帝之曾孙，其意正在表明其天潢贵胄的宗室身份。

元瓒之祖为“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都督冀相济三州诸军事、平原镇大将济阴新城王之孙”，可关于济阴王小新城，其谥号也有疑问。《魏书》卷十二《景穆十二王上·济阴王传》载：“济阴王小新成，和平二年(461年)封。颇有武略。……后位外都大官。薨，赠大将军，谥曰惠公。”[4]448《北史》卷一七《景穆十二王上》校勘记疑“‘公’当是‘王’之误”。案：“谥曰惠公”误，当作“谥曰宣王”。且“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阳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济阴王小新成。阳椒房生汝阴灵王天赐。乐浪厉王万寿、广平殇王洛侯，母并阙。孟椒房生任城康王云。刘椒房生南安惠王桢、城阳康王长寿。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乐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赵王深早薨，无传，母阙。”[4]441除长子文成帝即帝位和赵王深早薨以外，其他诸王都谥王号，即使有的有罪除国，但之后都谥王爵，如汝阴王天赐“坐贪残，恕死，削除官爵。卒……赠本爵，葬从王礼，谥曰灵王。”[4]450唯独济阴王小新成谥“惠公”，不符合逻辑。

考已出土有关济阴王小新成子孙墓志材料，《元郁墓志》载称:“考济阴王”，[7]1-9意指元郁的父亲是济阴王。《元瓒墓志》载称：“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都督冀相济三州诸军事、平原镇大将济阴新城王之孙”[8]25。另，《元赞远墓志》载：“恭宗景穆皇帝之玄孙。祖济阴康王”，[9]309-310此处载元赞远为景穆帝之玄孙，那么济阴王小新成应为其曾祖，元赞远的祖父应为济阴王元郁，志文又载其长兄为元晖业，季弟为元昭业。晖业、昭业兄弟在《魏书》中有传，同为元郁之孙，亦可知其为元郁之孙无疑。其志文所载的济阴康王实为元郁之谥号，而不是小新成。另据《元阿耶墓志》记载：“曾祖济阴宣王，字小新城，恭宗景穆皇帝第三子，使持节征西大将军、济相冀袞四州诸军事。”[9]339-340由此可知，济阴王本名新城，因与其兄阳平幽王新城同名，故文献中加“小”以示区别。案谥法，“柔质受课曰惠”，[10]710与济阴王小新城“颇有武略”的性格不符；而“圣善周闻曰宣”，[10]735-736似更适合他。

上述济阴王小新成子孙墓志，除《元阿耶墓志》以外，虽大都不言小新成所谥王号，但至少表明其没有被削爵的情况，所以，《魏书》载济阴王小新成“谥惠公”于理不通，或因其主要自《北史》补录，造成了某种错讹。总之，关于济阴王小新成谥号，似应从《元阿耶墓志》，谥“宣王”为宜。

元瓒之父元偃史料记载较少，墓志材料可大大补充文献的不足。如《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上·济阴王小新成传附元偃传》云：“偃，字仲璇，位太中大夫。卒。”正史记载只有寥寥数字，而墓志材料记载则比较丰富，如元瓒墓志“使持节安西将军、西中郎将、夏州刺史始平顺公偃之第二子。”元偃本人墓志的记载则更为翔实：“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二月廿七日制诏使持节、安北将军贺侯延，镇都大将、始平公元偃今加安西将军。太和十九年(495年)十二月廿九日乙未朔，癸亥除制诏光爵元偃今除城门校尉。太和廿二年(498年)六月辛亥朔，七日丁巳除制诏城门校尉元偃今除大中大夫。案谥法，敏以敬谨曰顺侯。”[9]36-37这里记录元偃生平的很多官爵，如生前为始平公，死后谥顺侯。元偃之孙女元阿耶墓志则为“祖偃，右卫将军、太中大夫、始平侯”，始平侯与元瓒墓志始平顺公有异，可能是当时人模拟《春秋》，用“公”来泛称各级诸侯，以示崇敬之意。[11]

元瓒特意强调其长兄元诞为济阴王，《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上·济阴王小新成传附元诞传》载称：“(偃)子诞，字昙首。初，诞伯父郁以贪污赐死，爵除。景明三年(502年)，诞诉云：伯郁前朝之封，正以年长袭封，以罪除爵。爵由谬袭，袭应归正。诏以偃正元妃息昙首，济阴王嫡孙，可听绍封，以纂先绪。诞既袭爵，除齐州刺史。……薨，谥曰静王。”[4]448济阴王王爵继承问题，即“元弼夺爵事件”，该问题已有学者专门论述，此不赘述。[12]元诞之女元阿耶墓志载称：“父济阴王，征东将军，幽齐冀三州刺史，薨，谥曰靖王。”可见元诞确为济阴王，但时间应在景明三年(502年)以后。由上述材料可知，元瓒是元魏宗室成员，其祖父拥有王爵，父为公爵，死后谥为顺侯，其长兄是济阴王元诞，整个家族可谓富贵无比，这为他形成士族品第创造了巨大的优势。简言之，描述世资“三状”是元瓒墓志的头等大事，这奠定了全文的贵族气质。

二、 墓主元瓒的仕宦履历

中古门阀体制下，以九品官人法构建等级框架，以累世积淀的世资作为衡量家格门第的标尺。元瓒的曾祖为景穆帝，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十七年(493年)前《职员令》，祖父为济阴王小新成，其王爵的职级为正一品；其父始平顺侯，从一品；长兄诞为济阴王，正一品。三代都具有王侯之爵，可谓显赫荣耀，远远高于一般士族累世五品的准入资格。六朝时期，按照九品官人法和官员恩荫世袭的原则，父祖的官爵品级如实地反映在子弟的中正乡品上，而综合元瓒父祖的世资“三状”，大致可推断其乡品也是一品左右。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的“起家的官品大概比乡品低四等”的原则，[2]66即乡品决定仕宦资格，大致是一品乡品的起家官为五品，二品乡品起家官为六品。志文开篇如此不惜笔墨历数其曾祖、祖父、父亲的世资，交代元瓒的高贵身份，此乃典型的出身决定修养，门第预示前途的贵族流品思想。关于墓主元瓒的仕官履历，下文将作详细论述。

首先，元瓒的起家情况值得探究，它是了解中古贵族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所谓“起家”，又称出身、释褐、解巾等，特指士人步入仕途后被授予的首个官职，其内涵在于使士人脱离“私人”的家族场域，以实际的官职为媒介，在“公共”的国家场域与皇帝之间建立新的人际结合。[13]164因此，起家官必须是朝廷直接任命、在政典里可以查到的品官；长官私自辟除及与其本人而非皇帝保持君臣之义的门生故吏一般不计算在内。起家官的重要意义在于“起家是一种诞生，起家官决定了在贵族官僚社会中贵族性的高低”。[2]202起家官的职位、类型、品级、年龄与其父祖官爵权势所产生的家格门第紧密挂钩，最终逐渐形成定制。贵族子弟一般于弱冠之年起家，比较偏好那些地位尊贵、职事清闲、升迁快的“清要职”。如元瓒便是在二十出头起家，正值弱冠之年。志文所载元瓒于“景明三年(502年)，除给事中”。 给事中一职，据太和十七年(493年)《职员令》载为从三品，太和二十三年(499年)《职员令》则为从六品。按乡品和起家官品大致差四品*参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一书，起家官与乡品的关系这一部分。的标准，反推其乡品已经超出了九品的范围，中正已无权干涉。宫崎市定还发现，魏晋时期存在中正无法过问的“宗室选”，即“四品以上的官职是臣下绝对不可能获得的起家官”，[2]103四品官职是宗室起家垄断的区位，异姓臣僚绝对不能染指，凸显宗室的特殊待遇。北魏亦然，据《魏书》卷六八《甄琛传》记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亏先皇之典选，尘圣明之官人。”一般以给事中起家的都为帝室宗亲，可见元瓒的宗室身份和三代积淀的官爵权势在士族群体中堪称翘楚，使其平步青云，起家官品非同寻常的高，在仕途上占尽先机，所谓“赢在起跑线上”。

其次，元瓒起家之后的迁转官，尤其是首个迁转官十分重要，是把握其门第高低的重要指标。关于墓主元瓒起家后的首个迁转官，志文云：“正始三年(506年)，转屯田郎中。”其大背景是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春正月，当时南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淮南重镇的寿春降魏，北魏迅速派遣彭城王元勰和尚书令王肃领十万步骑前去经略，最终占领寿春，平定淮南。直至孝昌二年(526年)冬十一月，萧梁乃趁北魏末年的政局混乱，无暇顾及南部边境之机，围攻寿春，扬州刺史李宪力屈降梁，萧梁才重新控制寿春。至此，北魏控制淮南重镇寿春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由于北魏与南朝频繁发生战事，导致北魏前线战场面临严重的后勤保障问题，即志文所谓“而时寿春始降，鸡肋初附，频岁无年，边储未积”。军事后勤不仅是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军事活动提供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还是进行战争的必要前提，甚至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北魏为维护对寿春的控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难怪《元瓒墓志》认为号称“淮南之本源”的重镇寿春竟有“鸡肋”之感。

北魏常制，实职官的升迁间隔为三年，散官为四年，逐阶逐级升迁。《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高阳王雍传》载高阳王元雍奏官员考陟法：“窃惟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元瓒以高级散官给事中起家四年后，“正始三年(506年)，转屯田郎中”，随即迁转为正六品的屯田郎中，其间隔正好符合北魏官员散官四年一迁的常制，可谓仕途顺利。而且，从志文记载来看，他在任上政绩还不错，“遂使课获倍盈，二蕃丰实”。可能元瓒确有组织屯田生产的才能，保证了北魏与南朝前线战场的后勤供应，故而在屯田郎中任上多干了三年，直到延昌元年(512年)，才除授通直散骑侍郎(从五品)一职。通直散骑侍郎负责史书的修撰，可见元瓒本人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三年后，即“(延昌)四年(515年)，除为司空从事中郎(正五品)，府解，停。事同食苗，縻絷不已。熙平元年(516年)，复除司空从事中郎。”关于元瓒两次任职司空从事中郎，及其妻《大魏恭宗景穆皇帝曾孙夏州刺史始平顺公第二子元通直之妻于命妇铭》称其夫元瓒为从五品的通直散骑侍郎而不是正五品的司空从事中郎的原因，涉及当时复杂的政治权力斗争，且已有学者专门论述，[14]兹不赘述。

最后，元瓒死后赠官及葬地，亦是表明其贵族身份的显著标志。元瓒于熙平元年(516年)刚复出再任司空从事中郎一职，却于同年十一月六日薨于第，享年三十七岁，可谓英年早逝。朝廷为表彰其功德，对他进行了追赠：“皇上痛盛德之玄俎,惜高勋之不就,追赠镇远将军、朔州刺史”。北魏的赠官多用将军号加地方长官(刺史、郡守)，品级通常比生前最终官职提高二阶以内，刺史号则依州之大小分上下二等。[15]镇远将军为正四品，正好与元瓒死前的最高官职正五品的司空从事中郎高出二阶，符合北魏赠官的常制。元瓒死后两年，“以神龟二年(519年)十一月丙子朔十日乙酉葬于长陵之/左。”长陵是孝文帝的陵寝，也是北魏邙山宗室墓葬群的中心基点，为彰显道武子孙与非道武子孙的差别，前者的坟茔几乎都至于瀍河以东，距长陵左前方海拔250-300米等高线之间的高地上，后者远离此处，分散在海拔200米以下的边缘位置。[16]可见元瓒死后也享受着其先祖“道武子孙”所带来的荣光。

三、 墓主元瓒的婚媾和文化状况

婚姻是中古门阀士族互相标榜门第的重要手段，门第婚是当时士族群体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否则便是婚姻“失类”，要遭到本阶层的排斥甚至是国法的惩处。《文选》卷四○沈约《奏弹王源疏》载：“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玷污流辈，莫斯为甚……王满连姻，实骇物听”，上述虽为个案，但应是当时士族对婚姻“失类”现象某种程度的真实反应。北魏在孝文帝改制以前，门第观念尚未形成，但随着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门第婚被引入宗室。孝文帝曾指配其诸皇弟的婚姻，甚至还动用法律强制执行，“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朕今宪章久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制。犯者以违制论。”[4]145使皇族对门第婚的贯彻程度不减汉人士族。日后元雍欲“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4]557可见，在婚姻问题上，北魏通过国家法律规定的方式来确保士族群体婚姻的高贵性。

元瓒的婚姻状况也体现出门第婚的特点。据志文记载：“宣武皇帝顺皇后，礼盛坤宫，义光阴极。君即后之姊夫也。君资干皇枝，连华后族。”1998年，元瓒之妻于昌容的墓志也在河南洛阳孟津县出土，全称为《大魏恭宗景穆皇帝曾孙夏州刺史始平顺公第二子元通直之妻于命妇铭》，《于昌容墓志》载其为“中领军、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谥司空公、太原郡开国公劲长女，于皇后之姊。”这大大印证了元瓒墓志中记载元瓒门第婚状况的真实性。于氏，本姓万忸于，代北旧族。于氏家族为北魏勋臣八姓之一，且世代统领禁军，为皇帝的心腹近臣，“自是长直禁中，机密大事，皆所参焉”[4]740，“自栗彈至劲，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4]1832可见于氏家族权势之显赫。且志文还格外强调元瓒之妻为于皇后之姊，其为宣武帝之姊夫这一高贵身份。可见，元瓒与于氏家族联姻可谓门当户对，符合中古贵族主义门第婚的标准。

众所周知，中古门阀士族的竞起不单是政治、经济、社会要素的角逐，文化条件对于获得和维持门第同样关键。[17]290“学术对贵族的意义，在于建立中国社会道德共同体世界，培养作用于共同体之律己精神，它既是士大夫不可或缺的素养，还是世代立身的家业。”[18]80关于墓主的文化状况，志文并无太多涉及，仅存在一些线索可供参考。例如，元瓒字宝首，其兄济阴王元诞，字昙首，“宝首”曾见于佛教用语。元瓒及其兄之字可能与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统治阶层对其的尊崇有一定关系。关于北魏时期佛教盛行之状况，仅洛阳城内就有一千多余所寺庙，《洛阳伽蓝记序》载：“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19]22-23自佛教传入中国，其盛况空前，“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4]3048从元瓒的仕宦来看，他于延昌元年(512年)，除通直散骑侍郎(从五品)，“职惟左史，司是记言，敷赞天工，式扬圣旨。”此职的主要职责是修撰史书，而除非有出众的文笔和史学修养，否则不能担任此职。且他在任上似乎非常称职，“虽南史之直辞，东里之加闰，无以过也。”由此可知，墓主元瓒无疑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综上所述，墓主元瓒依恃高贵的宗室身份和父祖雄厚的世资取得贵族门第；其在弱冠之年便以高级散官给事中起家，且迁转大都符合常制，但不幸英年早逝，使其仕途并未获得高贵门第所预期的官职；而与北魏显赫的于氏家族联姻，可谓门当户对，亦符合当时贵族主义的门第婚；元瓒本人的文化背景记载不详，较难考证，但他曾担任修史一类的文职，可知具有良好的史学修养和文化底蕴。总之，《元瓒墓志》的撰写风格带有浓重的贵族气息，集中反映了北魏迁洛以后的时代风貌，即中古代北内徙胡人的士族化趋势。站在内徙胡人士族化的角度，科学诠释墓志材料所蕴藏的珍贵信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为新旧史料的运用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

[1] 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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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 伟

On the Epitaph of Yuan Za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from the Aristocratism Perspective

XU Shao-lin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130012, China)

In the spring of 2004 in Mengjin, Luoyang, the epitaph of Yuan Zan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as unearthed, which is a rare boutique with high artistic and historical value. Yuan Zan epitaph has the feature of the medieval popular aristocracy, concentrates around Yuan Zan’s prominent family background, official experience, marital relationship, ability and character and reflects the thinking and achievement of social class hierarchy of the barbarians after moving to Luoyang. Yuan Zan’s life experience is a real miniature of the particular era. A 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epitaph let us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ts political perplexing and the intens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Yuan Zan epitaph; Aristocratism; the barbarian of inland migration

2015-03-11

许少林(1992—)，男，贵州仁怀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K239.21

A

1671-9824(2015)04-00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