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难与百团大战<br/>——关于组织“百团大战”的经济因素分析

经济困难与百团大战
——关于组织“百团大战”的经济因素分析

2015-02-28高心湛

许昌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百团大战边区根据地

高心湛

(许昌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许昌 461000)

经济困难与百团大战
——关于组织“百团大战”的经济因素分析

高心湛

(许昌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许昌 461000)

中日两国的经济现状与环境，决定了中日战争中双方的战略、战术和战争的基本进程，并在战争中彰显出越来越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所具有的“三隔”、“三农”特性，决定了经济问题从一开始便成为生死攸关的战略问题和根本的政治问题；组织百团大战的直接动因是军事问题，更是经济问题。

八路军；百团大战；发起原因；经济困难

对于严格奉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方针，在战略上而非战役上给予正面战场以配合的华北八路军而言，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只是举行规模反击作战的外因。举百团之力大规模反击作战的原因，除其战略考量外，是必还有其它强烈的内驱力；而经济困难这一贯穿中日战争始终的难题，则是其中最具根本性的因素。

一、经济问题始终是中日战争的核心问题

中日战争期间，经济始终是影响双方战略、战争进程及国内政治的主因。

(一)中日战争的特点首先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一总特点决定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基本特点的存在及其在战争中各依其本性发生的变化，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不能速胜，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不会亡。而其中的“强弱”与“大小”无不与经济直接相关。在毛泽东看来，“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即是说，经济状况是并将继续是中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1]448

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同样主要基于对中日“强弱”、“大小”的分析而得出中国要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长期打”、“全面打”的结论。1938年3月30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案明确提出：“中国以产业落后之国家”，必须做到 “源可开、流可节，敌虽图以封锁困我，我仍有自给自足之长策，自可与敌寇为长期之周旋而无所惧也。”[2]493

中日战争自始至终都是一场非对称性战争。一方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则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方要速胜，一方要持久；一方要步步为营，一方要全面作战；一方要打歼灭战，一方要打消耗战；日方强调军事，中方突出经济。所有这些不对称性，归根结底，是由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在中日战争过程中，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战役都将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一切忽视经济因素在战役中的重要作用的看法，都将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二)战争的持久性使经济问题成为解决战争问题的首要问题

深入研究中日战争的过程，特别是中国方面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实际，我们都不难发现，困扰抗日前后方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解决难度最大的问题，既不是战略战术问题，也不是内政外交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方针、对策及其解决本身，是抗日战争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日战争的进程和状态，其实是由经济状态决定的。

抗日战争之初，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即在其《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3]14他认为，中日两国的经济特征决定了“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而我反能在持久战中，发展民族的经济，建立国家的经济基础，以至于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3]5所以说，“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持久的消耗战中来解决的。”“消耗战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3]8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抗战使日本遭到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耗，日军在无力继续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不得不改变其侵华方针，即由速战速决，改为“以战养战”，对中国发起疯狂而又全面的经济战。“日寇利用其占有中国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便利条件，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上，金融货币上，以至税收上，无不是以野蛮的原始的掠夺与独占政策，摧毁民族经济，奴役中国人民，使中国国民经济，遭受大的摧残，使中国在抗战中的财政经济，遭受巨大的困难”。日寇“对中国经济的野蛮的掠夺、破坏，以至开发东北华北，拓植华中华南，无非是想达到其‘以战养战’而至中日‘满’的经济一体。”[4]

在相持阶段，经济问题由战争第一阶段的隐性问题，一跃成为显性问题。经济不仅仅是在影响着战争，更是中日战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成为战争得以继续的重要原因和内容。

(三)抗日战争的民族性使经济问题同时成为政治问题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参加的全民族抗战。”[5]在所有决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因素中，发展和巩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条件。

要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处理好三大问题。

第一，如何加强团结。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统一战线内部，破解日本侵略者“不断的以经济诱降，经济封锁，与军事进攻相配合”，以“威迫利诱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达到殖民地化中国的目的。”[4]1938年12月3日，日本内阁召开御前会议通过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的核心，即所谓“日、满、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其中将 “经济提携”作为基础。至少在日方看来，经济手段对解决中日战争最为重要。这一手段的实施，也确实使中国时局出现了以下明显的变化：“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战方向两方面展开日益明显日益严重的斗争。”[6](1087)在此情况下，经济问题就上升为维护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团结的核心问题。

第二，如何广泛发动民众。全面深入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是中国取得“抗战团结进步”的根本保证。“经验已经证明，哪个地方群众的生活改善了一些，群众就更加积极了，群众团体就更加有组织了。如果哪个地方没有注意改善民生，或者虽有改善民生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实现，群众就照旧起不来。”“地方党部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事。” 一句话，“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7]97-99

第三，如何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果断地中止了最初土地革命的方针路线，转而实施减租减息减税的政策；不再没收大地主的财产，而改为没收敌伪和汉奸的财产。这些经济措施，既动员了民众，又团结了地富阶层。但这样做的直接负面影响却是边区政府收入的减少和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群众负担快速增加，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也日益紧张。事实上，从1938年起，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便一直受到经济保障不足的严重困扰。能否有效地解决经济保障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生存和发展。

所以，在抗日战争中，经济问题一直是一个关系“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6]1087的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能否实现民众抗战和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经济问题解决的如何，决定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基本特征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不统一的状态等等”。[1]411这种“严重的环境”，也是根据地及其财政经济的大环境。

(一)“三隔”是根据地宏观经济环境的一般状态

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首要的条件便是必须有游击队回旋的空间，要有尽可能广大的地区。这个“广大”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本身，也就是便于开展游击战而不利于敌军作战或敌军兵力难以到达或顾及的地区；另一个是敌人力量所及，即日军能够相对稳固地占领和控制的地区。换言之，当地形出现明显利于日军或是有日军必须确保其安全畅通的重要交通线的地方，即是游击战的边沿。这种自然与人为因素的组合，便决定了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不论其规模大小，在客观上必然处于一个孤军作战、独立支撑的境地，根据地之间相互“隔断”，较少甚至没有交流与配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规律是，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往往有这样一块区域，“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此即所谓的“游击区”。游击区的边沿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即重要的交通线如铁路等、大多数的平原地区、大城市的附近。日军则往往用强大的力量控制着“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1]422因此，与城市相“隔离”便也成为必然。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个重大选择：一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动摇，直至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二是到沦陷区去、到敌占区去、到敌人后方去，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正是这两个选择，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仅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抗日战争中得以保存和发展自己；而且也为处理民族斗争中的阶级斗争问题选择了正确的行动方向，最大可能地减少和避免了国共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同样也是因为这两个选择，随着中日战争进程的推进，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抗战前期的南京、武汉和以后的云贵川西南大后方、甘青新西北大后方越来越远，形成“隔绝”状态。

各根据地的“三隔”状态，使其在完成财政经济的严重任务时，有其特别的困难。一方面，由于“处于与敌人犬牙交错的残酷战争环境中，敌人的一切军事行动，及其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措施，都即时的影响到根据地之内”。[4]另一方面，经济上经常处于敌人的竞争、封锁、破坏甚至毁灭的威胁之中。要解决经济问题，既不能寄希望于其它根据地的援助，又难以通过攻打大城市获得补充，更不可能从大后方获得供应和补给，一切经济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

所以，各根据地“如果要长期坚持敌后的抗战，不能不更警惕的，更细密的，更灵活具体的，一方面与敌人作多样的经济斗争，一方面不能不以爱护与巩固根据地，作为财政经济设施的出发点，注意在经济战线上，巩固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4]

(二)“三农”是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基本要素

面对拥有近代化装备并控制着先进交通工具和交通主干线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必须并且只能选择偏僻的、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山区，作为保存和发展自己、发动民众、战胜敌人的根据地。所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坚持和在民族革命斗争新前提下的再次尝试。由此便决定了农村、农业、农民成为根据地的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农村是根据地的基本阵地。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1]418在敌强我弱的状态下，毫无疑问，根据地一定不是建设在交通要道旁，更不应该是建设在城市。

第二，农业是根据地的基本产业。由于根据地在地理上的偏僻和社会发展水平上的落后，在根据地内基本没有近代工业和服务业，以家庭手工业和传统商业为补充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传统农业在社会产业布局中仍然扮演着绝对的主角。

第三，农民是根据地的主要社会基础。由于近代工商业的滞后，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所特有的土地买卖制度，使中国的农村较诸庄园制下的西方农村和现代制度下的城市，都具有超强的人口吸附能力，使广大的乡村分布着大量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阶层，他们和雇农一起，构成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也造成了农村人口众多的局面。

具有“三农”特性的抗日根据地在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广阔的发展腹地、充足的兵源和利于游击作战的环境的同时，也使根据地在经济上面临自身始终难以根本解决的三大问题和困难。

其一，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独立性差。单纯的农业经济不仅无法解决根据地建设以及对敌斗争亟需的工业产品和商业产品的供应问题，而且容易在敌人的经济封锁、武装走私、套购抢购物资以及货币战等经济进攻中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使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

其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经济稳定性差。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其自然性，即在生产环节中，自然环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风调雨顺和自然灾害及其程度，决定了“丰年”还是“歉年”、“灾年”，也决定了根据地的财政收支甚至社会大局的稳定与否。

其三，生产力低下，经济保障能力差。以家庭手工业和传统商业为补充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保证了超稳定状态下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但在战争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根据地内军事斗争的出现和日益频繁，军政人员持续的大量、快速增加的时候，其低下的生产力，要保证经济供应，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三)“特区”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抗日战争中的陕甘宁边区，既是一个政治特区，也是一个军事特区，还是一个经济特区。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演进，中共领导的其它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内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推进，各根据地也都和陕甘宁边区一样，成为了一个个的“特区”。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经济政策问题。1938年5月，在各抗日根据地草创之初，毛泽东便尖锐地指出，经济政策问题“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他认为，“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责即实行“有钱者出钱”的政策，但农民也要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给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毛泽东强调指出，执行这样的经济政策“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1]425

中国共产党认为，根据地的经济“就是以农业为本的经济，因此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调剂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关系，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然条件，转变为坚持抗战的革命的社会生产力，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第一等任务，是发展整个经济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农村能够自给自足，包围城市，孤立城市，以至配合全国，最后战胜城市的基础。”[4]

中国共产党认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边区是全国模范的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就应当在坚持自力更生，执行抗日国策的问题上，成为全国的模范，来推动全国的经济建设”；“其次，建设陕甘宁边区，就是巩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后方，以及加强对于前方的接济，后方的建设愈发展，前方的战斗力也愈强。最后，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也就是奠定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经济基础。”[8]

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上，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在“特区”所特有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了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财政经济政策，在农业、工业及财政金融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

但是，由于根据地与生俱来的地理环境上的“三隔”和经济背景上的“三农”特性，决定了根据地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经济建设“远未达到应有的成绩”。[8]

三、华北地区的经济困难与百团大战的发动

经济问题在中日战争中所处的战略地位，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的一般特征，决定了地处抗日前线的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必然受到经济问题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常常很直接地表现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军队给养问题对作战的方向和形式，对战区和交通线的选择是有普遍的影响的。”[9]450

(一)经济困难从华北各根据地建立之日起就一直严重地存在着

与中共领导的其它敌后抗日根据地相比，华北地区特别是晋察冀根据地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该根据地处于敌伪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外援很少；其二，自身建设和发展迅速，根据地面积和部队人数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需求也随之迅速增长；其三，地处太行山区，崇山峻岭、交通闭塞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其四，处于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战争消耗量大。

193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致彭真、聂荣臻并朱德、彭德怀的指示中指出：晋察冀根据地政府，“主要的工作除广泛组织训练自卫军外，就是筹给经费与粮食，解决部队给养。筹款方法除经常的税收捐款外，要注意向汉奸筹款。可组织特别的队伍到铁路车站及城市附近去没收与逮捕汉奸。我们没有可能大批帮助你们的经费。”[10]306该指示反映出了晋察冀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同时也表明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无能为力与爱莫能助。

事实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问题从其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早在1938年，由于经费不足，军队便不得不开始了生产运动，借以改善战士们的生活。“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防治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11]460

经济困难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在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讲道：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11](460)

(二)中共解决经济困难的各项举措并未使华北根据地财政供给困难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1939年6月22日，中央军委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在军队的物质方面，应有艰苦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进行深入的节省运动，……另方面进行征集资材的工作，进行生产运动及合作社运动，帮助地方政权开发资源，调集一批干部，加以训练，以加强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保证我军物质供给之自给而不依靠他人。”[10]311-312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更进一步强调，“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房、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11](224)也就是说，到1939年，生产运动已不仅是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决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动员的范围也不限于军队，而是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

种种事实表明，至迟在1940年以前，经济困难已经波及到敌后根据地的全部；大生产已经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各根据地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华北各根据地为解决经济困难采取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种种举措，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规模得到迅速扩大，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1939年全年，财政供给困难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其中尤以晋察冀最为严重。

按照中共晋察冀分局的综合分析，1939年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自然灾害接连不断。春季旱灾，夏季水灾，秋季虫灾，冬季敌寇的扫荡进攻和“三光政策”，直接造成粮食菜蔬枣果损失在十余万石以上，导致“边区粮食生产量与存粮绝对的减少了”。二是“敌寇以其占领的某些据点，施行其破坏边区经济的阴谋，封锁与隔断边区内部的粮食交通，引起购粮与运粮的困难，致若干地区的粮食供给来源也减少了”。三是“边区内部有些县区采取了粮食本位主义的错误政策，违反了边区内部有无相通的自由贸易的原则，而奸商复乘机囤积粮食，操纵居奇，高抬粮价，……加以敌寇有计划之破坏，利用奸商以少数粮食向边区内部不等价的交换其它物品，激涨粮食之价格”。[12]

(三)1940年春夏晋察冀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1940年伊始，晋察冀根据地经济形势的恶化，便以大规模的“灾民”和“春荒”形式凶猛地表现出来，成为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形势的缩影。

首先，日寇在1939年的冬季扫荡“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全边区以更多的困难，他企图用烧杀的办法，增加我们的经济困难，以动摇全边区人民的抗日决心，削弱边区抗日的物质力量，挑拨边区人民与政府军队之亲密关系等，因此救济被烧杀地区灾民的工作，成为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为此，边区政府公布了救济办法并拨出巨款进行急赈。但是，由于“灾情严重”和“对敌人的烧杀所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等原因，救济工作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成绩”。[13]

无独有偶，救灾工作尚未取得完全成效，更为猛烈的“春荒”又接踵而至。由于1939年“粮食生产量与存粮绝对的减少”，到1940年初春，多数农民缺少3个月的口粮，饥饿迫使老百姓在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里，选择了“逃亡”——“到口外去，准备明年春天再回来”。1940年2月12日《抗敌报》报道：“现在有许多地方发现了老百姓的逃亡。如在唐县曲阳阜平涞源等县都有这种现象。在唐县二区黄石口村，有一百一十多家，逃亡的就有三十多家。”[14]

这则报导有三点应该特别重视：一是逃亡的范围是“有许多地方”，即逃亡是一个普遍的而非个别的现象；二是逃亡的比例竟然达到总户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即使这一比例是最高比例，也仍然显得过高；三是报道的时间为农历正月初五，也就是说春节还没有过完，大批的农民即走上了背井离乡的逃荒之路，甚至其中有一部分人的春节就是在逃荒的路上度过的。

据晋察冀边区“群众团体联合会”的分析，老百姓逃跑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有些地方经过了水灾又经过了敌人的烧杀，一些认识不够的群众，感觉没有办法”；二是“顽固分子汉奸的造谣破坏”；三是“有些老百姓没有地种，生活没有着落”。[14]毫无疑问，老百姓“感觉没有办法”、“生活没有着落”是导致逃亡的最直接的原因。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春节前后大量的人口逃亡现象并不意味着逃亡的结束，反而恰恰是更大规模逃亡的开始。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老百姓“没有办法”、“没有着落”的问题，“逃亡”将会在春节过后迅速传导到整个边区，而大量人口的出走，必将影响到即将到来的“春耕”，造成更多土地的“撂荒”，造成“春荒”的深度蔓延——夏粮的大幅减少，从而引发根据地更大的经济困难并最终演进成经济灾难。

(四)“抢收”是普遍开展交通战的主要原因

为解决“春荒”、“逃亡”问题，晋察冀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广泛宣传，建立合作社，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募集借贷，兴修水利，打击顽固分子，减少抗战服务与自卫队的集训时间，适当的解决没土地种的农民的生活问题并设法租给土地等等，[14]经过前后五个月的努力，逐渐解决了“逃亡”问题，基本完成了救灾运动，终于艰难地看到了走出“春荒”的希望。

救灾运动刚刚结束，“抢粮”与“反抢粮”的斗争便如期而至。1940年上半年，敌我双方都遭遇到严重的“粮荒”，即将到来的麦收无疑也成为敌我双方最为关注的事情。所以“争夺麦收的斗争，已成为敌我在冀中冀西当前斗争的中心”。5月22日《抗敌报》在头版发表社论指出：“目前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除了继续进行广大的从军运动，完成武装动员计划外，便是粉碎敌人对冀中平原的‘扫荡’，并加紧保卫麦收的战斗动员，随时准备迎接和粉碎敌寇在麦收时继续及可能的进攻与掠夺”。

为夺取“争夺麦收”斗争的胜利，边区军民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主动地袭击、扰乱、迷惑和疲困敌人；实行临时戒严、清查户口，防止汉奸敌探的破坏活动；集中人力、物力，“快收、快打、快藏”，“分割、分晒、分打、分藏”，“随割、随晒、随打、随藏”，迅速完成麦收，缩短麦收时间等，其中最为关键，也是最有效的一个环节，便是“有计划地大量地破坏敌人的交通及一切运输工具”。

1940年5月26日，晋察冀边区政府进一步发出了“武装保卫麦收，胜利完成麦收”的号召，明确提出 “我们必须保护麦收，不为日寇汉奸掠夺焚烧，才能渡过麦秋之间的粮食难关”，“护麦是当前坚持抗战的紧急任务”。[15]

自5月下旬开始，华北各根据地普遍掀起了交通战的热潮。“华北各地一致动员，交通战普遍展开，太北动员以破路为主要工作之一，平汉路沿线我边区军民破路活跃……”。“我边区军政民密切配合，一面攻袭敌寇据点，同时各地加紧破坏交通，……”。 “自白晋北段铁路为我军民彻底破坏后，晋南敌寇后路全部断绝”。[15]诸如此类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

正是大规模的、全面的交通战，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迟滞日军进攻，创造有利的麦收空间和时间提供了条件，也为夺取麦收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五)“百团大战”是交通战的继续

麦收斗争的胜利，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随着日军扫荡频次的增加和“三光”政策的普遍实施，“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 ，“从一九四0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16]235根据地的困难更加严重。

自敌后根据地建设以来，抗日军民对付日军进攻特别是频繁的“扫荡”的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敌人交通的破袭战，这是我们在游击战争中经常进行的，几乎天天都在破袭”。据聂荣臻的回忆，“发动正太路破袭战，是一九四○年的春天”，“就酝酿确定的”。[17](494)他认为，“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17]508也就是说，以破袭正太路和其它主要交通线为主的“交通破袭战”，其初衷与此前破袭平汉路、白晋铁路一样，只是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进攻的一种战术而已，后来由于“宣传上出了毛病”，这场“交通破袭战役”才被人为地赋予了战略意义。[17]508

“百团大战”发起于8月20日，恰逢华北地区即将进入秋收时节。1940年8月24日晋察冀边区青救会抗先队部向全体青年发出“武装保卫秋收”的号召，强调“保卫了秋收，不只是边区的军队和人民都有了口粮的，并且还会把敌人困起来，粉碎他‘以战养战’的阴谋毒计。”[18]正如“保卫麦收”一样，“保卫秋收”便成为破坏敌人交通线最直接的目的。对此，1940年8月27日《抗敌报》社论明确指出，在百团大战中，“我边区人民子弟兵此次全线出击和取得胜利，特别有意义的是积极的保卫了边区的秋收和伟大的民主运动，有力的打击了敌人对边区的秋收和民主选举的武装破坏。”[19]9月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 “保卫秋收、保卫粮食——为边区一千五百万人的生活而斗争”的号召，更明确提出“护秋是当前紧急的战斗任务”，强调“粮食是我们的生命线，粮食是坚持边区抗战的决定条件；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粮食，保证一千五百万人民都有饭吃，保证边区壮大了的子弟兵，有充分的给养！”要为“保卫秋收，保卫粮食而战！”[20]

四、结语

经济问题如影随形地存在于整个抗日战争进程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决定中日战争总特征的根本因素，而中日两国各依其自身实际所制定的作战方略，决定了中日战争的非对称性；缘于这种非对称性的得失利弊的转换，最终决定了中日战争的结局；而决定这一转换过程的速度和效率的最基本因素，便是战争双方的经济状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下创建和发展的。其经济环境与经济特性决定了其利弊互现的两个方面，即应付生存能力强，应对战争能力弱。这一强一弱，决定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也决定了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还决定了经济问题往往是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

交通破袭是游击战争的基本方法和“日常工作”，其范围和程度与日军的进攻强度成正比例关系。1940年交通破袭战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在晋察冀地区大范围广泛开展，是日军的“囚笼政策”和反复“扫荡”所造成的根据地形势恶化，经济困难加剧的结果，“百团大战”只是众多交通破袭战中最为突出的一次，发起该战役最直接的目的乃是“保卫秋收”。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第23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4] 李富春.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J].共产党人，1941(18).

[5] 彭真.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85-09-04(1).

[6]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陈云.陈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 朱德.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M]. 新中华报，1940-10-13.

[9]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边农救紧急号召加紧救灾准备春耕[N].抗敌报，1940-02-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