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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钟嵘《诗品》研究述评

2015-02-28

许昌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钟嵘诗品诗学

孙 佩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二十一世纪以来钟嵘《诗品》研究述评

孙 佩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二十一世纪以来,钟嵘《诗品》研究主要集中在品第得失、批评观念、“滋味说”、文本解析、史料考辨、比较影响等方面,其中影响研究相对薄弱。相比于上世纪的研究成果,本时期的研究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现象:论者多而大家少;数量多而优者少;沿承多而创新少;文本内部研究多而外部研究少。其中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钟嵘《诗品》;述评

钟嵘《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著作,其虽篇制短小,但“思深虑远”,成就卓著,因而研究者众多。对它的研究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八九十年代达到高潮,新世纪初余波尚传。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一世纪以来,在篇名中含《诗品》或钟嵘字样的论文就有近400篇;专著相对较少,约18部,如曹旭《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胡大雷《〈诗品〉编纂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在这些著作中,注、笺类比较多,理论阐述类比较少,出现了一些普及性质的作品。与上世纪学人辈出、成果卓著的情况相比,新世纪的研究表现出四多四少的特点:论者多而大家少;数量多而优者少;沿承多而创新少;文本内部研究多而外部研究少。从内容上看,二十一世纪的《诗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品第得失问题研究

以三品论优劣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批评意识,体现了钟嵘鲜明的文学好尚,也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其中引起争论较多的诗人有陶渊明、曹操、陆机、沈约等。与上世纪针锋相对的激烈态势不同,本世纪的研究已趋于缓和,虽仍存在分歧,但研究重心已向探寻品第观的学术渊源和钟嵘的诗学追求等方面靠拢。

探讨其他诗家的品第问题。如罗春兰认为钟嵘首次对鲍照的诗歌源流、诗史地位等作了全面阐释,对后世的鲍照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2]王今晖针对学界对郭璞条解读中存在的两个分歧进行辨析,肯定钟嵘对郭璞的评价,并认为只有充分认识钟嵘论诗思想性与艺术性兼顾的特点,才能正确判断其品第合理与否。[3]钟嵘把谢灵运居于上品也引起了较多争论。如刘向阳回避了品评得失问题,直接论述谢灵运的作品在《诗品》中的意义,从侧面回答了一个事实:钟嵘把谢灵运放置上品是有其自身考量的,并非刻意拔升。[4]

有些文章对钟嵘的品第观仍存疑义。刘昆庸就认为钟嵘推许陆机为“太康之英”,今天看来,其评价过高。[5]张泉也认为钟嵘对东晋诗歌的总体评价较低,尤不满“玄言诗”,虽然对郭璞、刘琨等著名诗人有所褒扬,却未将其列入上品,认为钟嵘缺乏较为全面的诗歌史观。[6]从批评者自身实际出发对其品第观念进行得失考察,这种研究方法值得肯定。钟嵘在品评诗人时,难免受到时代风气、家学渊源、个人喜好等的影响,所以研究者在考察其局限性时,不应一味指责和否定,而应努力探寻其之所以如此的深层原因。在研究时,应对前人抱有同情理解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而全面的发掘《诗品》独特的品评魅力和艺术价值。

二、品评标准研究

上世纪,学界对《诗品》的批评标准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新世纪研究的着眼点仍在这些方面,但有所深化。

“自然”一词是钟嵘品评五言诗的关键,是钟嵘针对时人一味追求用典的弊病而提出的。汪文学认为“直致”乃“自然英旨”、“风华清靡”之美,是钟嵘所追求的美学理想,不过钟嵘讲求“直致”但反对过直。[7]张智虎对钟嵘自然思想的内涵作了细致分析,认为其内涵是以“无为自然”为底色的“妙造自然”。[8]李丽君认为钟嵘以“自然英旨”论诗,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对以平淡著称的陶渊明评价有失公允。由此,她认为钟嵘自然观具有一定局限性。[9]

“感物”和“情性”是六朝美学思想中的常见概念。李健认为钟嵘承接前人的“感物”命题,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思想的同时,又论及四时感物和人生境遇、社会现实以及人的身体对人灵魂的触动。[10]李明认为钟嵘《诗品》十分重视诗歌的“情性”,“情性”是其评判诗人诗作的标准之一。自然外物对情感的触发、社会生活对心灵的感荡、穷情写物、以情评诗、真情真美论诗都是其情性观的表现。[11]

而在诸多性情中,《诗品》独钟于“怨”情。姜晓云认为钟嵘评诗重“怨”,并追求“清”的意境和审美风格,“清”、“怨”的融合体现了时代精神,并和《诗品》的评诗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12]钟嵘不仅重“清怨”亦重“雅怨”。何为“雅”?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类把“雅”解释为《小雅》;一类解释为美学风格;而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说法,即“情兼雅怨”之“雅”是指《小雅》及其所代表的风格。[13]除“雅怨”外,“绮怨”、“凄怨”等都是钟嵘评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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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情、重才、尚气、爱奇”。钟嵘把情、气、才等视为诗人重要的审美素质,情不深、气不高、才不俊的诗人不会得到钟嵘的重视。如“才”在《诗品》中是一个关涉创作主体的核心范畴,大略来说,钟嵘主要从主体之“才”的多样性和“才”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这一论述体现了《诗品》“思深虑远”的特点。它和刘勰的“才论”相得益彰,但刘勰“才”、“学”并重,而钟嵘更偏重“天才”,对“学问”注意不多。[14]

《诗品》具有多重批评标准,除上述所列诸种外,其雅俗观[15]、诗学史观[16]、“兴比赋”观[17]、“诚”文学观[18]等也多被论及。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学界在判断钟嵘品第得失时,能较为充分地考虑到钟嵘自身的批评标准,提出一些客观结论,对《诗品》的进一步解读实有助益。

三、“滋味说”研究

二十一世纪以来,学界对钟嵘“滋味说”的研究热度依然不减。上世纪末,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对当时中国学界钟嵘“滋味说”的研究状况作了梳理和评判,认为中国学界虽发掘了“滋味说”的理论价值,但并没有对这一命题的确切含意作深入研究。[19]清水凯夫的有些观点并不符合实际,但总体而言,它促使国内有些研究者对当前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开始把目光集中到对 “滋味说”的具体内涵上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一世纪学界对“滋味说”研究的大体动向。

从构成要素谈“滋味”。如张利群认为,钟嵘“滋味说”的理论内涵包括形象性、情性、兴比赋和自然性。马跃宁指出,五言诗的诗体形式、兴比赋的表现手法、风力与丹采的结合是构成“滋味说”的三大要素。俞香云说:“钟嵘的‘滋味’具有特定的美学内涵,就是‘怨’、‘清’、‘奇’、‘雅’等审美范型和自然英旨的审美理想。”[20]另外,郭春凤、王维国对“滋味说”的理论特征和理论实质也进行了高度概括。总体而言,在论及“滋味”说的构成方面,新世纪的研究承接上世纪,但论述得更为细致、全面。

从流变角度谈“滋味”。刘跃进认为印度《舞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钟嵘“滋味说”理论来源之一。[21]而很多学者则认为,钟嵘“滋味说”来源于生理感觉的“味”,即“食与味”。从审美地域性而言,中国具有“诗味”论传统,钟嵘受本土思想的影响较大,他的“滋味说”是“诗味”论流变的产物。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孔子的诗乐论、《史记》以味论言辞之风、魏晋玄学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22]孟庆雷从文化发展角度出发,为“滋味说”获得了历史的文化的深度,也为我们多方面解读“滋味说”增加了新的维度。[23]当然,说到流变,离不开钟嵘“滋味说”对后世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司空图的“味外之旨”说、苏轼的“至味”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钟嵘思想的影响。

然而笔者以为,要深入探寻“滋味说”的内涵,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不容忽视。笔者较为赞同陶礼天的论证。他把《诗品》中出现的四处“味”的例子进行逐一分析,认为:“钟嵘‘诗味’论的主要美学内涵,就是指诗歌(五言诗)要语言华美,音韵调畅,写景状物真切自然,抒发感情真实感人,而且要有骨力,少用或不用典故,不要抽象说‘理’,从而令人读后能够‘动情’,产生美的快感。”[24]除此之外,陶礼天在其《艺味说》一书中对“味”的来源、发展和具体表现形式等作了详细梳理,对我们正确理解钟嵘“滋味说”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25]

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钟嵘“滋味说”内涵的解读虽莫衷一是,但不同的解析路径反映出学界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同时也体现出钟嵘诗学思想的深刻性和多元化。不过笔者认为,论述的前提需以文本为依据,脱离文本本身的解读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文本解析和相关史料考辨

1.生平考证:上世纪对钟嵘生平经历的研究颇见成效,本世纪作了补充和总结。谢文学对这一问题用力颇多,他探访到三部钟氏族谱,填补了钟嵘其祖、曾祖和高祖史无其名的空白,还弄清了颍川长社钟氏的渊源及其世系,对深入研究钟嵘及《诗品》大有裨益。另外,他还编写了《钟嵘年谱稿》,厘定钟嵘生年、求学、仕宦、交游及《诗品》成书过程,力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揭示其诗学产生与形成的深层原因。王发国针对大陆出版的三种“钟嵘年表”里出现的问题进行辨疑,考察了钟嵘仕履中的一些疑义。[26]另外,葛志伟为探讨《诗品》的创作动机,对钟嵘上书齐明帝、上书梁武帝、撰写《诗品》三事进行考辩。

2.人物及人物关系考:随着时代变迁或版本差异,有些诗家的生平已模糊不清。对人物及人物关系的考辨成为《诗品》研究的焦点之一。如谢文学对谢灵运条出现的“杜明师”、“谢玄”进行了详细考辨。[27]李思清通过对钟嵘所任“征远记室”一事的考察,证实钟嵘确实曾任征远将军记室,但其所任主官应为桂阳嗣王萧象,而非明山宾。[28]至于人物间关系,复杂者莫过于沈约和钟嵘。谢文学和曹旭、杨远义都认为钟嵘和沈约间没有私人矛盾。至于原因,两方却有不同解释:谢认为沈约当时已无心力去帮助他人;曹、杨则认为二人诗学观念有诸多不同,故没有奖掖之。[29]

3.文本辨析:对文本进行辨析包括对个别词的校勘和疑难问题的考证。赵树功通过对《诗品序》中“赏究天人”、“学究天人”的辨析,认为“赏究天人”应是钟嵘本意。[30]蔡锦芳考辨陆机“不贵绮错”,认为此处之所以有“不”字,不是由于妄加,而是由于误读、误抄或误刻所致。[31]梁临川对《诗品》的解读另辟蹊径,他认为解析《诗品》疑难,需要细读文本,也需要调整观察角度和更新认知前提,《诗品》总集文献性质的确认,对《诗品》疑难问题研究,有话语基础重建的意义。[32]

4.疏证体例:对《诗品》进行文本疏证是一种较为独特的研究模式。因这一研究模式有规矩可依,且对《诗品》研究颇有助益,故研究者众多。目前对《诗品》各品的研究情况却不一样:上品每一家都被做过疏证;中品只有那些合家没有疏证;下品因诗家作品存留较少,且文学价值不高,所以很少有人疏证。其中对陶渊明、曹植、左思、陆机、谢灵运的研究较多。

5.其他:邬国平的研究注重文献的发现。例如他在整理唐顺之《稗编》时,发现了一种新版本,并定之为《稗编本》。他还提到《梁书·钟嵘传》等所录《诗品》资料与宋元以后刊行的《诗品》相比,有其无可比拟的文献价值。[33]另外,《诗品序》中提到“诗有三义”,与传统儒家“六义”说不同,陈元胜发表《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辩证》一文,对“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进行辨析,并对赋体的渊源流变做了详细考察。作者视野宏阔,善于思理,使我们对赋的来源有了更深的认识。

关于钟嵘生平和《诗品》版本流传等方面的研究,上世纪已取得显著成绩,不过新世纪的研究者仍能披沙简金,发现新的材料,实属难得。并且新世纪对《诗品》文本进行细致辨析,充分挖掘了《诗品》的诗学内涵,亦值得肯定。

五、比较和影响研究

(一)比较研究

将《诗品》与其他著作进行比较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而比较对象也呈多元化趋势,其中与《文心雕龙》的比较是研究的重点。

宗经观比较:施建军认为钟嵘、刘勰都具有宗经思想,都以经典为创作渊源,都崇尚雅正和重视“比兴”。但刘勰侧重宗经之“义”,钟嵘偏于宗经之“法”。[34]胡辉从“地位论”、“体制论”等方面对二人的诗经观进行比较,其结论与施文大体一致。[35]王承斌认为,钟嵘、刘勰都受儒家思想影响,都提倡“雅正”文风;同时又都受到“诗缘情”的影响,重视诗歌对情感的抒发,二人的宗经观没有本质不同,只是刘勰受儒家影响程度深于钟嵘而已。

陈迪泳从文学形式、心物关系等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概括性比较,时有新见,对《诗品》的比较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36]朱湘铭也有相关论述,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不够详尽。另外有学者还对钟嵘、刘勰的诗学概念进行了比较。如姚要武对二者“滋味说”内涵的比较、石家宜对二者“吟咏性情”观的比较等。

《诗品》的比较研究还呈现出多对象的特点。如钮燕枫从写作背景、诗学指导思想等方面,对《毛诗序》与《诗品序》的审美和功用价值进行了对比,肯定了《诗品序》的诗学价值。[37]郑琳将《诗品》与《画品》作对比,认为它们在文体样式、美学范畴以及话语风格等方面,虽都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但相互间的影响与推动更多。张帅从文本特点、诗学批评理论、诗学影响等几个方面对《诗品》和《文镜秘府论》进行比较研究。另有研究者对《诗品》和《文赋》物感说、钟嵘“滋味说”与梅尧臣“平淡说”、钟嵘与曹丕诗学观等进行了比较。

从研究现状而言,比较的对象虽呈多元化,但仍没有全面展开,如《诗品》与《二十四诗品》的比较等方面还有所欠缺。比较的内容也有待加深,如《诗品》与其他理论著作的诗学观、经典观等的异同等。

(二)影响研究

作为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诗评著作,《诗品》开后世诗话言诗风气之先,被视为历代诗话的不祧之祖。蔡静平认为《诗品》的普遍流传促进了“钟派”诗话的诞生。[38]刘飞结合量化分析和学理分析法,把《诗品》与清诗话略作比较,探讨了《诗品》影响清诗话的综合状况。[39]张伟则针对清诗话对《诗品》诗学理论的反驳这个层面,提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40]陈文新的文章涉及到《诗品》的流派问题,认为《诗品》对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已粗具规模,并在思辨层面达到了较高水准。[41]

有两篇硕士论文也提到了《诗品》的接受情况。王秀霞从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考察了唐宋接受者对《诗品》的接受情况。[42]与王文注重文献搜集不同,毕慧婷研究的重点则在于理清《诗品》基本的诗学概念、诗学批评方法与体例,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与唐代重要诗学观点、诗学著作的对比。[43]

总体而言,相比于文学内部研究,对钟嵘《诗品》的比较和影响研究相对薄弱,尤其在《诗品》接受研究方面更显单薄。笔者以为,运用多维视角的研究法,开拓研究思路,能更充分地发掘《诗品》的文学内涵和理论价值,并且对理清中国诗学的发展脉络大有助益。

综观近十五年的《诗品》研究,从整体上来说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某些方面也有所突破,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1.研究资源的浪费。由于信息平台多样化等原因,《诗品》研究中,出现了低水平论文重复生产的现象;2.研究方法单一、陈旧。研究者应进一步加强中西比较和中西学术交流,在具体研究中进行中西理论的比较,并合理地借用西方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本土文论。3.生硬比附、望文生义。研究者不能用今天的理论观点去生硬地比附《诗品》的理论概念和内涵。应在充分尊重古人研究的基础上,客观评判古人观点正确与否。4.影响研究较弱。作为诗话之祖,钟嵘《诗品》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深远,然而从研究现状来看,对其接受史的研究则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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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长平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Zhong Rong’sShiPinSince the 21st Century

SUN P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study on ZhongRong’sShiPinmainl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positions of the authors, concept of criticism, “Ziwei”theory; the text parsing,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comparative study and influence study and so on.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current stud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phenomenon that there are more arguers than experts, more in quantity than in good works, more inheritance than innovation and more text research than outside research.

the 21st Century; Zhong Rong’sShiPin; review

2015-03-05

河南省教育厅201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三国文人区域迁移与曹魏文学嬗进”(2013-GH-557)。

孙佩(1989—),女,河南安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I206

A

1671-9824(2015)04-00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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