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 先 用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论孙权未奉“延康”、“黄初”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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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的出现，揭示了曹操死后孙权未奉“延康”、“黄初”年号的情况。这个事实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确凿无误。刻有“延康”、“黄初”年号的纪年吴镜本是为曹魏市场生产的，不能据以否定吴简和文献的记载。孙权不用“延康”年号是由于孙、曹在曹操死后随即交兵，更是对曹丕权威的否定。后孙权受魏封王却不奉“黄初”年号，这取决于他事魏的权宜性和表面性。他的这一做法，对于突出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以及维系统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孙权；延康；黄初；三国；吴镜；长沙走马楼吴简

一、问题的提出

据史籍记载，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曹丕代为丞相、魏王；[1]57三月，改元“延康”；[2]390十月，曹丕代汉，建元“黄初”。[1]62黄初二年(221)十一月，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1]1121～1122黄初三年(222)十月，孙权叛魏，建元“黄武”。[1]1126《三国志·吴主传》云：“自魏文帝践祚，权使命称藩。”[1]1121也就是说，在从黄初元年(220)十月到黄初三年(222)十月的两年间，孙权先“称藩”于魏，后受魏封为“吴王”，这就给人以孙权奉魏为正朔的印象①如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魏黄初元年条即认为：“是岁(孙权)奉魏正朔。”(《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五年版，第2579页)，进而容易使人认为孙权在“改年”之前自然地遵用了魏“黄初”年号。但是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却发现了“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的行用，学者们因此提出：“孙权所属长沙地区，不仅未奉魏黄初年号，甚至也未奉东汉延康年号，而是奉东汉建安年号，直到二十七年。是年十月，孙权改元黄武。建安二十七年与黄武元年同见，说明该二年号衔接。”[3]高敏先生举出《建康实录》中“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4]20的记载对此说加以复证。[5]又《隋书·经籍志》史部有韦昭撰《洞纪》四卷，注云：“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6]961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此条下曰：“按建安尽于二十五年，此称二十七年者，以接吴黄武改元之岁也。……吴未改元之前，仍称建安之号。”[7]245

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似乎已使孙权未奉“延康”、“黄初”年号的观点成为定论，不可动摇。然而，一批被认为是汉末三国吴地所产的铜镜上却匪夷所思地出现了“延康”、“黄初”年号。[8]在走马楼吴简出土之前，一些学者即据此认为孙权曾奉“延康”、“黄初”年号，[8]但未有详论；吴简出土以后，曾经持孙权未奉“延康”、“黄初”年号观点的罗新先生也“转而相信孙吴未曾在公元220～222年之间坚持奉行建安年号，而是亦步亦趋地遵奉了北方的延康和黄初年号，直到黄初三年(222)十月。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都是黄武以后追述前事时所写的，用延长建安年号的办法来遮掩孙吴尊奉曹魏法统的历史。文献中建安二十七年一类的记载，属于同样情况”。[9]罗先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其说颇有影响，一些学者在涉及相关问题时或对其说表示认同，或径引以为据*相关文章如：王素：《汉末吴郡长沙郡纪年》，《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版；唐燮军：《符瑞、时政与韦昭〈洞纪〉》，《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邢东升：《汉季江东扬州始置时间考疑》，《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陈顺成：《走马楼吴简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上的语料价值》，《济源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孙权有没有奉“延康”、“黄初”年号，事关重大，不可不辨。细择文献、竹简、铜镜三方面的材料，不难发现孙权未奉“延康”、“黄初”年号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孙权不用汉“延康”年号，尤其是受魏封王却不奉其“黄初”年号的现象，足称特殊，其原因与意义，须从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中求得。兹考论如次，敬请方家批评教正！

二、孙权未奉“延康”年号

(一)孙权用“延康”年号说不能成立

据王仲殊先生披露，日本藏“延康元年”吴镜2枚，其一铭辞为“延康元年十月三日”云云，[8]王先生据此认为孙权使用了“延康”这一年号，[8]罗新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曹丕嗣丞相、魏王，三月改元延康。这时孙权新得荆州，刘备的军事报复迫在眉睫，孙权屈意媚事北方，不可能拒绝延康年号。现存的延康纪年吴镜，是一个重要的证据。”[9]罗先生的解说，似甚入情理，然绳诸史实，却大有问题。

首先，刘备的军事报复并非迫在眉睫。据《三国志·吴主传》，孙权定荆州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1]1121而《三国志·后主传》云：“章武元年(221)……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1]890可见刘备的军事报复，远在一年半之后。

其次，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后，孙权不仅没有“屈意媚事北方”，反而马上向曹氏发起了进攻。*此事颇幽隐，沈家本最先发覆(见《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第454页)，本文所论即参考之。《三国志·张辽传》云：

文帝即王位，……孙权复叛，遣辽还屯合肥。[1]520

又黄初三年(222)九月，曹丕伐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云：

魏三公奏曰：“先帝委裘下席，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讬董桃传先帝令，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逐，乃更折节。”*《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秋七月条云：“孙权遣使奉献。”(第60页)这应当是其“折节”的表现。此后双方关系虽有所缓和，但孙权也没有“屈意媚事北方”的必要。[1]1126

《三国志·曹仁传》亦云：

及(曹丕)即王位，……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1]276

据此可知，曹操死后，孙权随即“复叛”，向曹氏境内发起进攻，并一度夺取了襄阳。《三国志·文帝纪》云：

(黄初)二年(221)……秋八月，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1]78

这才是孙权“屈意媚事北方”的开端，孙权要奉也是奉“黄初”年号——当然这种情况同样并不存在(详下)。

另一枚“延康”纪年吴镜的铭辞为“延康元年二月辛丑朔十二日壬子”云云，月朔不合历谱，而与次年二月月朔正相符合，日人梅原末治氏推测“元年”为“二年”的误刻。[8]更为重要的是，曹丕改元“延康”在三月，延康元年并无二月，故王仲殊先生认为：“当时孙权尚未承认曹丕为皇帝，废黜后的汉献帝仍被封为山阳公而存在，所以孙权统治下的吴地镜工不称该年为‘黄初二年’而称‘延康二年’，却不慎将‘二年’误作‘元年’”。[8]罗新先生进一步推论道：“汉魏禅代之后，直到黄初二年八月，魏吴之间才建立正式的称藩关系。也许从这时开始，孙吴才奉行黄初年号，而此前，则坚持延康年号。”[9]

笔者以为，在释文无误的情况下，梅原、王、罗三位先生的上述观点恐怕有改字解经之嫌。事实上，吴镜铭辞中干支的不合历谱非常普遍，这部分地与当时民间行用不同于官方的历法有关，[10]官方历法中的延康元年固无二月，但在铸镜师所使用的历法中，情况可能不同，这与今日农历与公历同时并行的情况差相仿佛。

要而言之，罗先生关于孙权使用“延康”年号的推论不得成立，文献和吴简中所反映出的孙权未用“延康”年号的情况是准确无误的。

(二)孙权不奉“延康”年号的原因

孙权不奉“延康”年号的直接原因是双方关系的破裂，这一点可以从刘备方面得到佐证。众所周知，曹、刘交恶已久，曹丕改元“延康”，刘备明确拒绝奉用，仍然继续使用“建安”年号，故次年四月刘备即皇帝位，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又，《隶续》卷十六有“黄龙甘露碑”二，据碑文可断为蜀碑，其第二碑亦有“建安廿六年”之文。[11]426刘与曹交恶，尚且不奉曹丕所改之“延康”年号，更何况孙、曹此时正处在战争状态中。

孙权不奉“延康”年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曹操自迎汉献帝以来，僭端日显，孙、刘早就对他“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1]1261的做法表示不满，斥之为“国贼”。[1]949曹操去世前不久，臣下劝其称帝，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1]53这显然是授意臣下在自己死后拥立曹丕。[12]142曹丕继为丞相，表明国家权力已在曹氏父子间传递，离代汉称帝仅有一步之遥了。然而，曹丕的继位并非众望所归，其统治集团内部且一度异动骚然*《三国志·贾逵传》云：“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注引《魏略》曰：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第481页)当时曹氏集团军政界的异动，于此可见一斑。，孙、刘更无以镇服。为汉改元，实际上是曹丕对自己权威的确认和宣示，为代汉称帝做准备*田余庆先生指出，曹操“自己不敢做皇帝，可是又使他的儿子非做皇帝不可”(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2页)，而曹丕战胜曹植而得被立为太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具有篡汉的决心(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曹丕曹植之争”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页)。对曹丕来说，代汉自立，是其父的政治遗嘱，是一个急迫的任务。所以，曹丕继为魏王、丞相以后的诸多举措，都需从其为代汉称帝做准备的角度来理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是对于改元“延康”问题，他却认为这是汉献帝方面采取的先发制人措施，用来“向天下宣誓改元的权力在汉朝，故可视为恢复主权失地之计”(宫崎市定著，韩昇、李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8-59页)。案，以当时的情势来看，汉献帝即使有那样的雄心，也绝没有那样的能力。宫崎之说，不能成立，真相只能恰恰相反。，孙、刘心知其意，故不约而同地不予承认。

三、孙权未奉“黄初”年号

(一)文献与简牍材料记载可靠

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三国志》未有证据表明孙权曾奉“黄初”年号，而许嵩《建康实录序》云：“嵩述而不作，窃思好古，今质正传，旁采遗文。”[4]1也就是说，《建康实录》所载是有文献依据的，并非主观臆造。那么书中“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的记载就不得轻易否定。

其次，罗新先生著文之时，走马楼吴简竹简部分尚未公布，他所赖以得出结论的只是《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所披露的四简，其中仅有“建安廿六年”简和“建安廿七年”简各一枚。现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已出版五卷，据笔者统计，各卷及《新收获》中所披露的“建安廿六年”简共26枚，“建安廿七年”简共7枚。如此众多的“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简，有力地印证了文献中孙权“犹奉建安而不改”的记载，简单断定这些简文中出现的建安纪年为“事后追述”是难以使人信服的(详后)。

第三，《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韦昭《吴书》曰：“(赵)咨频载使北，魏人敬异。……咨言曰：‘观北方终不能守盟，今日之计，朝廷承汉四百之际，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权纳之。”[1]112案，此事在孙权称藩之后、改年号之前，而权仍以承汉自居，则其必不用曹魏年号可知。后孙权改年号为“黄武”也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吴改元黄武，亦以五德之运，承汉为土德也。”[13]2253

(二)“黄初”纪年吴镜不能说明孙权曾奉“黄初”年号

吴镜中出现“黄初”纪年的铭文，这是罗先生证明孙权在建元“黄武”之前曾奉曹魏“黄初”年号的核心证据。然而这种逻辑未免草率，因为吴镜铭辞中不仅有“黄初二年”、“黄初三年”，而且还有“黄初四年”，其辞曰：

黄初四年五月壬午朔十四日乙未，会稽师鲍作明镜，行之大吉，宜贵人王侯，□服者也□□，今造□□□。[8]

该镜为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所藏，出土地点不明。湖北鄂城出土过一枚相似的的铜镜，铭辞为：

□□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会稽师鲍作明镜，行之大吉，宜贵人王侯，□服者□□□，今造大母王三*□□□，原书用三个符号摹写，难以辨识，故本文以此代之。。[14]24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也藏有一枚释文为“□初四年五月壬申朔十四日”云云的铜镜，[8]据王仲殊先生研究，三者“大小、形制、图纹相同”，为“同范镜”*严格说来，这些镜应该称为“同模镜”，因为“同范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参见董亚巍：《“同范镜”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1期)。，后两者漏释“乙未”，而“丙午”、“壬午”、“壬申”的差别则是由文字难以辨认，各家释文不同造成的，当以“壬午”为是。[8]案，“黄初四年”即黄武二年(223)，我们难道可以据此认为此时的孙吴纪年不用“黄武”而用“黄初”么？*王仲殊先生即持此观点，他在考释一枚“黄武二年”吴镜时说：“黄初四年十月之前，吴魏关系仍然不绝。黄初四年三月，魏文帝自长江北岸全面撤军，两国关系有所缓和，故吴国工匠在此年五月所作铜镜铭辞中又使用魏的‘黄初’年号，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同年十月，吴蜀联合，吴魏之交遂绝。因此，这枚黄武二年纪年镜以作于三月之前、十月以后的可能性为大。”(《“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年号变动不是儿戏，何况曹丕大军压境之际，孙权且毅然改元“黄武”与之对抗，击退魏军以后反用“黄初”年号，绝不可能。

罗先生注意到了这个致命的矛盾，他的解释是：“(鄂城镜)铭辞中的‘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与史实不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黄初四年(黄武二年)五月应当是戊子朔，从黄武二年开始弃用四分历、改行乾象历的孙吴，黄武四年的五月，恰好是丙午朔。所以我怀疑，铭辞中的黄初当是黄武之误。日藏两镜，未必与鄂城出土者为同范镜，即使是同范镜，或即使为孙吴所铸，其铭辞的释读也存在问题，不足为据。”[9]

然而，如前所述，当时民间流行一种不同于官方的历法，以官方历谱校正铜镜铭辞并无意义，更何况“丙午”这个释文尚有疑义呢？退一步讲，即便日藏两镜与鄂城镜不是“同范镜”，“其铭辞的释读也存在问题”的认识有何依据？事实上，五岛美术馆所藏镜的铭文是清楚的，王仲殊先生于东京访问之时曾仔细观察过实物，确认释文不误。[8]如果进一步否认日藏铜镜为“吴镜”，那么罗先生引以为据的“延康”纪年镜哪一枚不是日本所藏呢？总之，罗先生的论证无法否定“黄初四年”吴镜的存在。

那么，吴镜上何以会有“黄初”纪年的铭文呢？日人樋口隆康氏认为：“当时镜的制作与国家权力并没有关系，它具有独立性并承受各国的定货，可以认为是商业性的。……魏镜中的某些镜很可能是在南方吴国领地内制作的。”[15]案，当时的铜镜制作，不能不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但“黄初”纪年吴镜确有可能是为曹魏市场生产的——尽管这些铜镜有的卖给了吴人。*《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收有鄂城出土的“黄初二年”吴镜两枚(第33-34页)，而鄂城时名武昌，为吴国都，可知这些本面向曹魏市场的吴镜也有部分卖给了吴人。研究表明，两汉以来铜镜已成为重要的家庭日用品，当时的铜镜铸造业十分发达，不少铜镜上甚至刻有宣传品牌的广告语，[16]表明此期铜镜的商品化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尤其是“东汉末年，洛阳的尚方工官和各地的作坊毁于战火，铜镜铸造业一蹶不振。曹魏时……铜镜铸造业虽有恢复，但进展不大。”[17]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方的长江流域……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中，保持相对的安定。……吴的铜镜铸造业在东汉以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兴盛。”*徐苹芳先生指出：“自汉代以来，中国主要的铜矿都在南方的长江流域。三国时代，南北分裂，魏的境内铜料不足，铜镜铸造业不能不受到影响。正是由于魏的铜镜铸造业不很发达，铁镜便应运而兴。从很多出土的例子看来，铁镜开始出现于东汉后期，汉末、曹魏时进一步流行，但在地区上只限于北方。”(《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这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曹魏市场对江南地区所产铜镜客观需求的迫切。[17]

以上情况，构成了吴镜销入魏国境内的经济背景，而孙、曹关系的暂时缓和则是其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案，孙权于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即“上书称臣，称说天命”。[1]53至黄初三年十月，双方关系再度破裂，“权遂改年”，建元黄武。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之间，双方关系总体上仍是比较缓和的，商业往来未绝*《三国志·吴主传》：“(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及令王惇市马，又遣朱光等归。”(第1121页)可见，双方关系甫一改善，商业贸易便随之而来。当时双方互市可能以实物交换为主，吴最缺马，其用以市马的货物中应即包括北方所缺少的铜镜。，所以吴镜纪年中不仅有“黄初二年”、“黄初三年”，也可以看到“延康”年号。而且孙权改年以后，“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1]1126也就是说，在黄初五年(224)之前吴魏双方关系并没有完全破裂，故彼此的商业往来仍有继续存在的可能。这样，吴镜铭辞中出现“黄初四年”便容易理解了。之后双方关系完全破裂，相互严加戒备，商业贸易必然随之大为减少，这或许可以解释吴镜中为什么看不到黄初四年以后的魏国纪年了。

综上可知，“黄初”纪年吴镜的出现并非是由孙权奉“黄初”年号造成的，然则孙权曾奉“黄初”年号说的核心证据也就失去了。

(三)“追述说”不能够成立

罗先生还认为：“现有吴简中相关的纪年简，都是后来追述当年事务时所制作的，并不是真的黄武以前的简。……在追述公元220～223年之间的往事时，……延长建安以衔接黄武，是孙吴官方的政策，在孙吴境内要普遍遵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文献上看到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纪年的来历，同样也是吴简中出现这些建安纪年简的原因。”[9]然而，这种“追述说”亦与实情相违。

罗先生文中引用了一件湖北省博物馆所藏弩机的铭文：“黄武元年七月作师陈香臂师□李。”[9]如前所述，孙权改元“黄武”在十月*据《建康实录》则改元在十一月，见下文。，则铭文必为追记无疑。值得注意的是，追记使用的纪年是“黄武元年”。吴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简“壹·1756”云：

追记既然用“黄武元年”*如所周知，正史记载皆为追述，遇年内改元的情况，叙全年之事一般多用新改的年号。吴简中追记的情形与之相合，似表明这是古人记事的一个习惯，原因大约是出于推算的方便。，则“建安廿七年”就只可能是改元“黄武”之前的记载，而不是追记。也就是说，“建安廿七年”与“黄武元年”的同时出现是由年内改元造成的，这如实地反映出孙吴境内在改元“黄武”之前使用“建安”年号的状况。

要而言之，“追述说”是难以成立的。

四、孙权未奉“黄初”年号的原因和意义

(一)孙权不用“黄初”年号的原因

孙权未奉魏“黄初”年号，证据确凿，已如上述。持孙权曾奉“黄初”年号说者一定会问：孙权既已受魏封王，那他何以不奉曹魏年号呢？这种现象确实相当特殊，其发生的内在逻辑必须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求得。兹考辨如次，亦以复证孙权未奉曹魏年号也。

首先，孙权就魏封而不用“黄初”年号，其根本原因在于孙权事魏本是孙权在刘备大举进攻之际为防止两面受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一点在《三国志》有关纪传中表现得很明显，此处只举两条，《刘晔传》注引《傅子》云：

孙权遣使求降，帝以问晔。晔对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1]446

曹丕没有接受刘晔出兵侵吴的建议，但却乘机封孙权为吴王，意在逼迫孙权承认其为天下正统。这是一项苛刻的政治条件，然而孙权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也不得不屈辱接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云：

(黄武二年，权)谓将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今故以此相解耳。”[1]1130

可见，孙、曹对孙权事魏的权宜性都有清晰地认识，双方心照不宣而已。

其次，孙权受魏封王的权宜性决定了他事魏的表面性，这表现在：一方面，为了争取和维系与曹魏表面上的友好，孙权不仅主动“使命称籓，及遣于禁等还”，[1]1121甚至对曹魏的苛刻要求也尽量予以满足*《吴主传》注引《江表传》曰：“是岁(黄初二年)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为命，……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皆具以与之。”(第1124页)；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实质性的要求，孙权却迟迟不肯答应，而是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拖延战术。后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任子问题上，《吴主传》黄武元年(222)条云：

“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乃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1]1125

案，征任子之事自曹丕封孙权为王前后便已有之，孙权表面答应，实际上却以各种理由推脱，至此竟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个中曲折，《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第1127-1129页)所记最详，文繁不录，请读者参看。孙权在任子问题上的阳奉阴违终于激怒了曹丕，成为曹丕南征的导火线。然而，在数月之前，东征的蜀军几已全军覆没，“刘备奔走，仅以身免”。[1]1125孙权事魏的基本条件不复存在，他此时有了与曹魏摊牌的底气，“遂改年，临江拒守”。[1]1126

或曰：孙权对受魏封为吴王的要求尚可接受，何以在极大的风险与压力之下执意不遣质子呢？这是因为，吴王只是表面的名号，虽受其封，孙权仍然具有完全的主动权。但是，子嗣如质任于魏，则会处处掣肘，造成政治上极大的被动。孙权早有此种认识，《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云：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瑜曰：“……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遂不送质。[1]1260

由此可见，不送质任，自是已成为孙权处理孙曹关系的一大政治原则，是他心中具有实质性的一条底线。笔者认为，是否奉用曹魏年号的问题，具有同样的性质。是时孙权正与刘备交战，忽然行用曹魏年号，而一般吏民不知其情，这就可能会严重影响其士气、民心，甚至造成混乱。*《三国志·王昶传》注引《世语》云：“黄初中，孙权通章表。(曹)伟以白衣登江上，与权交书求赂，欲以交结京师，故诛之。”(第747页)孙权如果奉行“黄初”年号，很可能会给国内招致更加严重的混乱情况。

复次，孙权自父兄以来，虎踞江东，实力的不断增长使他不可能甘居人下*《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曰：“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故深绝蜀而专事魏。”(第1121页)姑不论《魏略》的分析是否正确，曹丕代汉、尤其是起步甚晚的刘备称帝的确给了孙权很大的刺激，如无刘备攻吴之事，孙权的称王称帝很快就会跟进。，其统治集团内部也一致地反对曹魏。《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云：

权群臣议，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权曰：“九州伯，於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1]1122

可见江东群臣多对受魏封持反对意见，以至于孙权不得不亲自解释此举的权宜性。即便如此，江东群臣仍忿忿不平，《三国志·张昭传》云：

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贞拜权为吴王。贞入门，不下车。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故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贞即遽下车。[1]1221

《三国志·徐盛传》云：

(徐)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旅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1]1298

了解到这样的背景，孙权不奉曹魏年号的事实就更容易理解了。

(二)孙权不奉“黄初”年号的意义

孙权不奉“黄初”年号，与之相应的是他对“建安”年号的延续，这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著者有如下两端：

其一，孙权事魏虽是极不情愿、极表面的，但“吴王”之封受之于魏，毕竟是“不移的事实”。[12]327-328这显然是很不光彩的，正如罗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孙权有必要采取遮羞的措施。他的办法是：将受魏封王的消息秘而不宣，非统治集团的高层则无从获悉；其他则一切照旧，包括“建安”年号的继续使用。所以，孙权受魏封为吴王时，不见举行任何的庆祝活动。又据《建康实录》卷一《太祖上》记载，在击退曹丕的南侵以后，“镇西将军陆逊等率诸将进表劝权即王位。(222年)冬十一月，权就吴王位于武昌，大赦，改年号为黄武元年”*案：《建康实录》将此事系在“建安二十八年”，但按《三国志》的记载换算，此事当在“建安二十七年”，“建安二十八年”是不存在的，详参拙作《〈建康实录〉汉魏禅代纪年考伪》，《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5期。。[4]22-23这就给人造成了孙权自立吴王的印象，仿佛他一年前受魏封为吴王的事情根本不曾发生。年号上的不用“黄初”，使得一般吏民无从知道孙权的“吴王”原由曹魏所封，这段屈辱的历史，在当时被掩盖了。

其二，更重要的是，孙权受封为吴王时，魏、蜀已先后称帝，继续奉“建安”而不改给孙权带来一个“海内孤忠”的形象，孙氏的割据统治进而变成了为亡汉守土，其“合法性”大为加强，甚至还戴上了“正义”的光环，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法统相争中的劣势”。[12]328在“汉家湮替”[1]1130多年、存救无望的情况下，孙权的自立为帝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实施了。

五、余论

天下分崩之际，政治集团使用哪个年号实际上是其政治态度的指针。*纷乱之际的政治集团使用哪个年号固然使人注目，看似普通的改年也常常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曹丕改元“延康”即不可小视。近年辛德勇先生提出了“年号学”的概念，借以体现年号研究在年代学当中的地位(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自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这是值得注意的。日人鹈饲昌男《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后汉书·窦融传〉补遗》一文中有“从年号的变化看河西的政治动向”一节，非常出色地利用简牍中所反映出的河西地区的年号变化，勾勒出此期窦融集团微妙的政治走向。[19]值得注意的是，《居延新简》中简E P F22·460A表明窦融曾使用过“汉元始廿六年”。[20]224据《汉书·王莽传》，元始五年(5)汉平帝崩，此后年号为孺子婴的“居摄”、“初始”，公元9年，王莽代汉，改元“始建国”。[21]4078-4099可见，窦融的做法也是对汉平帝“元始”年号的延长，而且同样没有采用孺子婴的“居摄”、“初始”年号，因为这时王莽实际已经篡汉。孙权既不用“黄初”，也不用“延康”的做法与之非常相似。更为众所知的是，班固《汉书》的帝纪部分止于平帝，不把孺子婴视为汉帝，自然也不承认其年号为汉年号。如此看来，孙权(以及刘备)不承认“延康”、“黄初”年号，而以延长“建安”年号的方式来纪年的做法，也是于史有鉴的。

孙权屈身事魏，却又能灵活地与之周旋，不遣质子、不奉“延康”、“黄初”年号，展现出过人的智谋。故《吴主传》陈寿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1]1149讽刺的是，孙权称帝后，辽东军阀公孙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1]253并上表自陈归附之意。[1]254-255嘉禾二年(233)，孙权遂“以公孙渊称藩，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1]1223“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1]1138张昭谏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於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1]1223而“渊果杀弥、晏”，[1]1223“权大怒，欲自征渊”。[1]1138其实公孙渊不过是步孙权之后尘，然而老于此道的孙权却固执地扮演起当年曹丕的角色，何当年之“奇英”而此时之昏悖耶！

[1]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J].文物，1999(5)：26-44.

[4] 许嵩.建康实录[M].张忱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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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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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董亚巍.鄂州镜铭与铸镜的几个问题[A].余松波主编.全国第七届民间收藏文化高层(湖北 荆州)论坛文集[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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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鹈饲昌男.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动向——《后汉书·窦融传》补遗[A].徐世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2辑)[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2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熊 伟

On Sun Quan’s Refusal to Use the Reign TitleYankangandHuangchu

LIAN Xian-yong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4511, China)

The26thyearofJianAnandThe27thyearofJianAnin the Changsha Zoumalou Bamboo Slips revealed a conclusive fact that Sun Quan had never used the reign title ofYankangandHuangchuafter the death of Cao Cao, which can also be verified by documentary evidence. Wu mirrors engraved with the reign title ofYankangandHuangchuwere produced for the market of Cao Wei, so they could not be used to negate the recording on the bamboo slips or historical documents. Sun Quan’s not using the reign title ofYankangwas due to the war against Cao Wei immediately after the death of Cao Cao, which was also to deny the authority of Cao Pi. Later, Sun Quan was appointed as the King of Wu by Cao Pi, but he refused to use the reign title ofHuangchuas well, which was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his submission to Cao Wei in itself was expedient and superficial. This practice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ighlight his regime’s legality and justness as well a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his rule.

Sun Quan;Yankang;Huangchu; the Three Kingdoms; Wu mirrors; Changsha Zoumalou Bamboo Slips

2015-03-26

连先用(1990—)，男，河南滑县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K236.3

A

1671-9824(2015)04-00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