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翰林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

儒家视阈下韩国"孝"道伦理民族化的历史探源

马翰林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伦理道德和首要价值观念。作为中国近邻，韩国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中"孝"道尤甚。而其针对儒家"孝"道伦理的民族化则始终伴随着这一过程不断推进，并最终在韩国建立起了以"孝"道为核心的富有本土特色的社会伦理秩序。本文旨在从儒家视阈出发，通过探究韩国"孝"道伦理的起源与发展、内容与形式，从固有内涵和践行范式两个不同层面对韩国"孝"道伦理的民族化过程进行回溯性的历史探源，以期为儒家传统"孝"道在韩国的本土化过程及表现提供更加准确清晰的认识。

儒学 韩国 "孝"道 民族化

“孝”道伦理对整个韩国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追本溯源地回顾，韩国“孝”道伦理的起源、发展同中国儒家文化的传入和推广密切相关。作为中国近邻的韩国，历史上同中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从未间断。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孝”道伦理从而不可避免地传入韩国。在这一过程中，韩国对于传统儒家“孝”道从固有内涵和践行范式两个层面加以民族化的全面改造和选择性吸纳，使其具有了丰富的民族意蕴和充盈的民族活性，从而顺利地扎根本土并最终成长为韩国最为重要的社会道德和价值标准之一。基于此，在儒家视野下进行韩国“孝”道伦理民族化过程的历史考察，对于完整、准确地认识韩国对于儒家“孝”道伦理的传承过程和现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一、儒学视阈下韩国“孝”道伦理的历史溯源

韩国“孝”道观念究竟起源于何时在学界尚存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孝”道作为制度性的道德规范传入朝鲜半岛之前，韩国本土就已孕育了“孝”文化，并突出地表现在家长制家庭中的孝亲之仪和祖先崇拜上。孔子曾盛赞古朝鲜人曰：“少连、大连善居丧，砚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人也。”说明在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在当时已初步形成。汉朝时期中国儒学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后经过历任统治者的宣传与倡导，到高丽时期终于成为正统思想。韩国的“孝”道伦理在这一过程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因而在原则、形式等方面与儒家“孝”道观念呈现一定的同源性。但由于中韩两国在社会制度、政治现实、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韩国依据民族特性和历史条件对儒家“孝”道进行了扬弃，由此形成了极具韩国民族特色的“孝”道伦理。

小作总结，韩国“孝”道观念藉由儒家文化的传入过程实现了梳理和整合，由游散的风俗民约上升为约束性的道德规范，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实质内容出现了顺应民族发展的变化，形成了具有朝鲜民族自身特性的“孝”道观念，实现了“孝”道伦理的民族化。

二、儒学视阈下韩国“孝”道伦理民族化的内容与表现

儒家“孝”道自传入朝鲜半岛以来，逐步成为人们的道德修养准则和统治阶级的治理工具。在这一过程中，韩国在继承传统儒家“孝”道基本内容的同时，结合大韩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和民族思维方式，从固有内涵、践行范式两个主要方面加以民族化的诠释、改造，形成了民族特色的“孝”道伦理。

（一）“孝”道固有内涵的民族化

韩国“孝”道固有内涵的民族化主要反映在“先孝后忠”的伦理秩序上。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建立在王权专制的基础之上，在正统儒家思想看来，忠君乃是孝亲的终极表现，君主是“天下之大父母也”（《尚书？洪范》），因此在“忠”、“孝”产生冲突之时，提倡“先忠后孝”的固有原则；而韩国在吸收儒家“孝”道思想时，虽然也曾将“移孝为忠”的观念纳入到本土“孝”道伦理的思想内涵之中，但由于宗族观念、家族意识在韩国历史传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在逐渐发展成熟的“孝”道思想体系中，实际上呈现出“孝在忠先”的特点，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国人往往选择“先孝后忠”。据韩《三国史记》载新罗将军裴宁指挥作战时，突闻父丧之噩耗。于是不顾战势，脱掉盔甲，奔丧而归。突出体现了韩国“孝”道中“先忠后孝”的伦理秩序。这一原则一直为韩国所传承，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对国尽忠的出发点是个体的“孝”德迁移到国家社会层面的扩大和延伸，但其落脚点仍然是居于国民道德核心地位的对父母长辈的“孝”。这种把“孝”的地位推向极至的表现，正是韩国将他们远古时期就盛行的祖先崇拜思想与儒家传统“孝”道固有内涵相嫁接的产物，体现了民族思维方式在处理“忠孝”等伦理关系时的重要应用。

（二）“孝”道践行范式的民族化

在“孝”道伦理的具体践行上，韩国以民族传统和习俗为轴承重整传统儒家“孝”道观念，凸显出韩国的“孝”道注重践行范式的程式化和秩序化的民族特色。

韩国深受男权、父权为核心的家庭等级思想影响，社会成员等级划分森严，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因此在“孝”道的具体践行问题上，韩国亦通过与本民族传统习俗、观念的结合，将其置于代代相继的家族制中加以施行。这一点突出表现为韩国“孝”道伦理中别具民族特色的“长子赡养制”。在韩国赡养老人约定俗成是长子一家的职责，长子赡养制是韩国孝的方面体现的最突出的一点。长子赡养制之下，长辈往往同长子居住在一起。这和韩国世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韩国“孝”道践行范式的民族化还表现在行孝形式的规范化上。中国儒家传统“孝”道观念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弘化与扩展，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孝”德规范。韩国将承继而来的这些较为松散的“孝”德规范与本民族原有习俗和深层次的历史传统相结合，建立起一整套有章可循、有例可依的程序化规范。韩国社会规定长幼之间等级森严，年长者在家族中的地位是权威的、不可置疑的。在不同场合中，不同辈分的人都要遵循一定的礼数，晚辈对长辈必须时刻保持恭谦有理的态度，无论是外出会面、宴饮、交谈还是其他日常起居细节都要遵守相当严格的礼仪规范，而节庆和祭祀时更是将这套践行“孝”道的行为规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都是韩国在历史发展中以严格的仪式和程序化的规范为依托逐渐将“孝”道的践行范式民族化的表现。

［1］归胜利.儒家孝道在韩国的本土化及其影响 ［D］.西南政法大学，2008.

［2］朴钟锦.儒家“孝”道观念的时代价值——中、韩传统“孝”观念及其与西方“孝”观念的比较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