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长春 130022）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张晓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长春 130022）

译者主体性是文学翻译中的客观存在。我国翻译理论界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的讨论，80年代以来，中外翻译理论界对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的探讨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性。在强调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的同时，必须看到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

文学翻译 译者主体性 限度

文学翻译不仅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文学翻译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根本原因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投入。本文主要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翻译主体性包含受动性，即主体性限度。在这里，受动性因素包括两种语言的特点、习惯，语言转换的客观规律，原作的语言、文化和审美特征，译者所处的时代语境，特定时代的翻译观，等等。

以下我们先对中外译论界关于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进行梳理和分析，然后就译者主体性限度谈一点看法。

一、翻译名家论文学翻译与创造性

我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涌现出来的著名文学家几乎都是一身而兼两任，他们既是作家同时是翻译家。他们的创作和翻译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对翻译与创作的关系都进行过论述。早期的翻译家基本上都是从原作“神韵”的再现这一角度来阐述翻译的创造性的。茅盾是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在译论中提出“神韵”这一翻译美学概念的，只不过当时论述的重点是要注意不同作家的作品中的“神韵”的传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茅盾对翻译与创作进行了比较。

此外，曾虚白对神韵的有关阐述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发。针对陈西滢提出的“神似”是“一个极飘渺的目标”，而其所谓“神韵”也“仿佛是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一种神秘不可测的东西”，曾氏明确提出“神韵”“只不过是作品给予读者的一种感应。可见，译者从原作中所获得的“神韵”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因此在他看来，让译者与原文同化为一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化来化去，他总化不掉自己内心的弦线所弹出来的声音，永远脱不了主观的色彩”。

以上我们列举了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主要翻译家对翻译与“创造性”的论述。虽然他们都没有明确地提到“翻译（译者）主体性”的字眼，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都认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有着明显的创造成份。而我们知道，离开了译者主体性，创造也就不成其为创造了。

二、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开始对翻译家的主体性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在这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性。以下我们就来看看我国译坛近二十年来关于译者主体性的有代表性的论述。根据笔者考证，最早明确论述译者主体性的译论家应该是杨武能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一文中，他指出：“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本，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的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在1993年发表的《尴尬与自如、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漫说》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在文学翻译这一特殊的艺术创造过程中，翻译家处于中心的、最积极最能动的位置，没有译家全身心地投入，只有机械地操作，就没有艺术。”

纵观五四以来的文学翻译史，“翻译即创作”、“翻译是再创造”或“翻译是二度创作”已经成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共识。但是，真正自觉且明确地探讨“译者主体性”这一理论问题的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正如杨武能先生所说，近百年来乃到更加久远，在我们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在研究文学翻译理论和谈翻译经验时，几乎都只翻来覆去地地探讨翻译的性质、原理、功用、标准、方法、技巧等等，在涉及到文学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家时，充其量只谈他必须具备的学养及所谓译才译德的一些方面，而绝少考虑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绝少顾及他的个性、气质和心理禀赋等。这种翻译研究导致的结果是，不仅文学翻译的文学特性被严重忽视了，而且文学翻译家的价值和地位也为人们所轻视。所幸的是，我国近年来大量涌现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中，有关译者主体性，特别是有关翻译再创造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即译者的创作个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国外对译者主体性的有关论述

讨论译者主体性，我们有必要提一下接受美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启示。接受美学将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应和读者的阅读活动收进了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视野，认为读者作为文学现象的又一主体，同时积极地参与了作品价值的创造。译者首先是读者，而且是最积极、最主动、最富有创造意识和钻研精神的读者。此外，作为读者和阐释者，译者阅读和阐释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本身所处的时代和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人阅历、修养、性格的影响。可见，译者的翻译无疑会或多或少偏离原著，打上自己时代、历史、民族乃至译者个人风格的烙印。世纪后半叶，西方译坛涌现出来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我们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学派当中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代表人物之一西奥？赫曼斯认为，等值和透明的翻译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提出，在特定语境下出现的翻译总是特殊的翻译，“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译者从来就不会‘公正翻译'。翻译才能不是与生俱有的，它必须进行认知和规范方面的学习和磋商才能掌握。所以，译者是在一定的翻译概念和翻译期待的语境中进行翻译的。”

可见，在原著与译本之间划等号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前所述，译本无可避免地会烙上译者的印痕。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提倡译者/译作“隐形”（invisibility of translator），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透明得像一玻璃，让读者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读翻译作品。针对这种不现实的“隐形论”，以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提出了与此相反的理论主张。在其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中，韦努蒂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其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这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

四、译者主体性的限度

虽然我们主张在文学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应该看到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也就是说译者的创造性是受到制约的。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而这是在二度创作的范围内，而不是脱离原作随意挥洒。译者只是代笔，而不是抢过作者的笔来，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东鳞西爪的写作。其次，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还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不少论者都把译者比作“带着镣铐跳舞的舞者”，说的就是译者的创造活动受到严格的制约。这种制约除了上文所说原著的制约外，还指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制约。我们知道，文学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韵律等，都会受到目的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可见文学翻译必然受到历史、文化、社会与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译者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是文学翻译中的客观存在。任何忽视文学翻译主体性的翻译理论都是不彻底的理论。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任何夸大译者主体性的翻译

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恰当的。

［1］袁莉.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74～78.

［2］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19～24.

［4］陈福康.中国翻译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张晓（1990—），女，汉族，吉林省长春市人，文学硕士，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