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四华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茅盾的《野蔷薇》中的五篇小说都是以“恋爱”故事这一题材为依托，在人物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其思想意识形态，在“恋爱描写的背后”显示“一些重大的问题”。[1]这本小说集中所塑造的主要女性形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敢于大胆反抗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如《创造》中的娴娴，他的丈夫君实原本想按照自己的思想把妻子“创造”成资产阶级的女性，“创造”成他心目中的完美的妻子，但事与愿违，娴娴却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让他觉得“—呵，神秘的女子的心！”，最后娴娴比他“先走了一步”。[2]另一类是软弱的反抗者。既向往美好的未来,又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性格缺陷,最后只有退缩、屈服、失败，他们的悲剧无疑是时代与性格的双重悲剧。如《一个女性》中的琼华。她原本“很悠闲地度过了十四五的芳年”，但渐渐地“觉得一切事物上的绯色渐渐消褪”，以至于最后以悲剧结束。这部短篇小说集写于一九二八年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流露出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内消极低沉的情绪，反应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

大革命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抱负，对崭新中国的向往与大革命失败后更加黑暗的中国现实，更加令人窒息的独裁体制形成的强烈的对照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必然形成新旧两种思想的碰撞。当社会上的他人意识进入一个自我意识，而又不能与之融合的时侯，就会产生他人话语与自我话语两个声音，内部对话就会发生。[3]人物的行为往往与自身的本性相违背，这样就产生了迷惘与苦闷，通常人物都会呈现出歇斯底里，“对自己的行为既肯定又否定，产生了‘双重情感’，而陷入思想的激烈斗争——内部对话，几乎不能自拔”。我们可以在《野蔷薇》中发现很多这种双声语的现象。本文就以《一个女性》为主要阐述对象，试从双声语的角度，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来浅述一下双声语对文本意义的表现及深化。

一、双声语产生的前提

双声语的产生意味着内部对话的出现，即一个个体中多种思想的冲突。他人意识的出现无疑就是双声语产生的前提条件。在《一个女性》的开篇，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描写她的语句：“幼稚而天真的心坎中，饱贮着青春的朝露，使得她的所见闻都蒙上一层绯色”，“又一切甜蜜又光明”。社会在她心中原本是美好的，加之父亲在野名流的身份，自小即把琼华男装的成长环境，使得“复归与自然”成了她的主要信仰。此时的琼华就像她的信仰一样是自然的，对这个世界充满好感与憧憬，是欣欣然地走向这个社会。然而张彦英的出现却让一切发生了改变。在张彦英出场之前，一切都是协调的。同等地位的家境，大同小异的思想方式，从小熟悉的家乡环境。琼华觉得“有多少青年男子很小心殷勤很恭顺谦卑地追随她，并不是一件怎样不乐意的事”。这个时候他人意识（即整个社会的意识）与个人意识是一致的，故而主人公的精神处于和谐的状况。随着张彦英的出场，不和谐的因素出现了。他总是遭人嘲笑，总是受到伤害，原因在于他“不清白的”身世。“遗产”的诨名来自于他“遗腹子”的身份。琼华对于这样一个出身的人的同情，遭到了来自于她那个团体的警告。张彦英的离开并没有使得琼华从这种被警告的处境中脱离出来。琼华替张的分辨中引用了张彦英自己的话“在这里，姨太太，童养媳，都看做良风美俗；丈夫在外边宿娼，妻子在家里偷汉，生了儿子，因为有名义上的父母，社会便不以为怪；然而我……”使得琼华越陷越深。因为此时张已经退场了，那么张与这个社会的意识的不协调就已经由琼华的转述而转移到琼华和整个社会的意识的对立中了。如文所示：“她并没有多说，只引用了那天彦英自己说的话语。可是已经把四五张嘴都撅了起来。他们都是本地的望族，都是特殊阶级，自然不能承认这个意见。”至此，张与这个社会的不和谐就转化为琼华与这种社会的不和谐，从而导致了双声语产生的可能性。

二、双声语的产生

一次又一次的流言使得琼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抛弃了最初的“复归与自然”的信仰，决定把除了父母亲之外的人都看作是“魔鬼”，开始了与“魔鬼”的周旋，不久就“青出于蓝”了。她成了在“一颦一笑中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乡间女王”。这种成功的顶端主要通过她十七岁生日的那天的盛况得到了体现。表面看来，琼华又回到了甚至是超越了张彦英出场以前的那种与周遭社会环境或者说是他人意识的和谐之中。其实，这个时候琼华的情感的双重性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她一面享受着在感情中的支配地位，一面又觉得“然而有一个异样的东西现在一天一天的在琼华心中觉醒起来，给她多少的扰乱”。文本中通过琼华对四季景物感受变化的描写反映出了她内心的变化。可以从一系列的形容词中找到印证：凄惨，太可怜，太萧瑟，太冷酷。如果说，之前她的种种行为是在受到周围人和事的刺激即外界的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异常行为的话，那么她的行为中所暗含的思想意识和自身本性的思想意识的冲突还只是潜伏的，并未明现出来。但经过理性思考之后的琼华意识到了一股不可抗力，感觉到了这股力量的强大，进一步疑惑自己是否变得俚俗了。这个时候琼华的思想的双声语就产生了。一方面，她瞧不起周遭的人，把他们比作魔鬼，觉得自己的精神要比他们高贵，自己作为一个人要比他们健全，这样的人既不配她爱也不配她恨，所以她要用这无爱无恨的生活状态来与他们以示区分。她的目的似乎达到了。但另一方面，她感觉到了虚空，如文本所示：她记得曾经有人说这一篇歌词的意境是从李义山的两句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星”脱胎而来。该是不错的罢？即便是高高在上做了神仙，也不能不感到寂寞的悲哀，也不能不想着爱的抚摩罢？爱！这神秘的东西！没有爱的生活，即便是神仙，也不能不感到缺憾！爱，爱，爱啊！但是何处有爱呢？何处是爱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段话中很明显的看到两种思想的交锋。

A.我的确想要爱情。B.没人值得我爱，我宁愿孤独。在这种思想的交锋下，琼华甚至想到是否应该去试试爱李芳。此时她的心理已经十分的脆弱了。先前，她是不屑于那些围绕在身边的追求者，因为她确定自身是比他们在精神上高贵的。而此时，却屈尊降贵，愿意去试着接受李芳。这个李芳在她看来并非有什么值得爱，而只是不是怎样的不值得爱。可见，此时的琼华已经到了即将放弃的边缘，她开始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文本中对于月色下与白昼时琼华思想的描写其实质上是内心深处思想A与外在环境中的“习惯的力”之下的行为所认可的思想B的交锋。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双声语如果无法解决，必然会带来精神上的矛盾、苦闷，最终走向崩溃。

三、双声语的激化

与“魔鬼”打交道是要付出代价的。假使说，琼华父亲在家乡的地位在某一方面也帮助她成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女王的话，那么琼华的家变——父死母病则让她所要付出的代价以最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家道中落带来了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巨大的反差使得意识形态的矛盾以更剧烈更极端的面貌呈现出来，正是这种急剧的家变将琼华推向了思想的极端。此时的她已然没有退路，因为她甚至连屈尊降贵地接受李芳这类人的机会也没有了。她决心报复，报复的实施是其思想矛盾白热化的表现。她自以为看透了这些人，还以为能像从前一样狠狠地将他们戏弄。但事实是，古微园中只有一个孤独的她。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完全的失败了。承认自身的失败并不是解决了思想意识的矛盾。此时的琼华正一步步地走向崩溃，从一个想着要从魔鬼那里学习学校中基本功课并能青出于蓝的高傲的自信的积极的行动者（从某方面来说先前的琼华是以一种战斗的姿态在前行，大约也能算是一种积极罢）变成了“无望”并且“没有勇气再在这罪恶的世间孤身奋斗了”。此时的双声语已经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从而导致主人公琼华的歇斯底里。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时候久未出场的张彦英又在文本中出现了，在琼华的想像中成了欢喜的期盼，同时也是在想象中期盼变成了击中她的晕眩。张彦英在文本中究竟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四、双声语的深化

“内部对话很特别，当它仅仅处于双声语阶段，用双声的形式来表达思想矛盾的时候，属于微型对话，但当内心矛盾已经发展分裂为两个人的时候，思想矛盾就变成作品结构的形式，而且，这种悬而未决的思想矛盾贯穿整个作品，这时，内部对话就不是微型对话，而成为大型对话了。‘大型对话’不是‘表现在布局结构上的作者视野之内的客体性的人物对话’——即引号括起来的对白，而是一种对话关系”。这其中的一层意思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类生活和人类思想本身的对话本质”。笔者以为在文本中的琼华看似女主人公，但其实不然。可不可以将张看作是琼华思想的一个外化形象呢？或者是将琼华看作张的思想的外化形象呢？笔者倾向于后者。因为正如文章所示，琼华故事的真正开始是以张的第一次出场而开端的，琼华的死去正是张第二次出场的时候。那么，可不可以说文本中真正处于对位的是张彦英（代表与旧思想抗争的一方）与李芳们（代表旧思想的维护者）？而琼华只是这种对位思想的一种载体或表现形式？恋爱原本就是人类活动中最为主观的行为，故而它带有最为明显的个人色彩；但同时恋爱也是最为客观的行为，因为它永远带有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意识烙印，所以对恋爱的描写其实也是对一个时代极为深刻的描写。而女性的形象总是定格为诸如：柔弱，敏感，情感丰富，歇斯底里等这一类的描述词。毫无疑问这些词语更贴近情感以及情绪的表达，所以选择琼华这一个女性为描写的对象，显然比悬着张彦英这样一个男性作为描写对象更容易激起读者的共鸣，也更有利于情感的表达。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破除了“旧”，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大革命失败后，“旧”的已然被抛弃，但“新”的似乎也不知如何去得到。为“新”付出的勇气和信念在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后，正如文中的琼华一样，只能在幻想中得到欢喜的期盼，然而这幻想终究也还是不可靠，终于成了“晕眩”将琼华击中。在“新”与“旧”中徘徊的不止有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整个中国也是处于这种徘徊甚至倒退的状况之中。

［1］茅盾.野蔷薇·写在《野蔷薇》的前面[M].上海：上海大江书铺，1929.

［2］茅盾.茅盾短篇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