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陈程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政策分析（1927-1937）

周陈程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土地革命时期，整个中共的新闻活动都由地上转为地下，在中央解放区，共产党也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慢慢摸索新闻政策的制定。这一时期的两条主线很明确：一是宣传土地革命。二是宣传抗日救亡。这两条主线也成为这一时期新闻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共产党；新闻政策；土地革命战争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当中重要的一个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展史当中来看，这一阶段也是逐渐完善新闻传播的政策和体制的重要时期。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风云突变，尤其是大革命失败的影响，使得很多政策在制定不久之后都流产中辍，没有一个完整的保持。分析和研究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对于共产党新闻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工农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开展时期的新闻政策（1927.8～1931.1）

（一）大革命失败以后新闻政策的变化

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的报刊出版只能转为地下，在大革命时期，党的宣传系统遭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国统区的新闻工作并未停止，仍有一些报纸刊物在国统区出版，其中包括《布尔塞维克》《红旗》等。

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中央重新规划了宣传方面的工作，并且于1927年8月21日发布《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文件。文件总结了“自从第五次大会以后，中央宣传和鼓动更陷于停顿的状态，进来武汉政变，全国反动，全党的宣传和鼓动尤其减少，几乎等于零。”［1］客观的因素导致党的宣传工作没有到位，甚至忽视宣传。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及时纠正，整理全国的宣传工作。具体措施包括：对于中央级别的刊物进一步强化其影响力。基层（省委，较大的市委或县委）应该出版当地刊物。省委应当出版鼓动的机关报，最好用铅印，不能用石印。对于党刊出版发行要重视，应当努力使之深入群众。要重视口头宣传，到一般群众当中宣传。

共产党对于鼓动十分重视，一来是由于革命形势所迫，不得不急于壮大自己的力量，二来则是出于宣传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对抗汪精卫，张作霖等人的舆论进攻。在重建党的宣传系统的同时，中央还加强了对于党刊党报的领导。这一时期，共产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例如，国统区的《布尔塞维克》在发刊词当中指出：国民革命因国民党领袖背叛革命而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国民党，中国最早的革命政党已经因此而灭亡了。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前进。同时，《布尔塞维克》开辟对工农运动的专版，报道各地的革命活动。在宣传策略方面，经常变换出版地点，经常进行转移等。例如，《布尔塞维克》常常伪装封面为“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金贵贱之研究”、“平民”、“虹”等等。

中央此时对党报的作用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1928年以“中央党报编辑者”为名义发表的文章论述了党报的作用以及党员之于党报的义务，中央认为，党报并非几个私人作者的杂志，而应当代表整个党组织，党员同志对于党报，要积极批评，并且努力扩大党报的宣传发行。1930年3月26日《红旗》杂志第八十七期上刊载了《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文章从历史、现实党报和地方的关系，党报发行问几个方面论述了党报的作用以及今后应当努力提高党报的影响，扩大党报的发行等问题的具体措施。

1928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第五十五号通告，要求各地党部要出版几种灰色刊物，用以对小资产阶级的宣传鼓动，使小资产阶级逐步脱离国民党，在政治上团结拉拢小资产阶级，取得他们的同情和倾向。灰色刊物不能刊载党的文件，不能与组织有所关联。8月，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又具体提出了灰色刊物创办的几条原则，如反帝，反国民党，反对军阀，赞成土地革命，赞成共农民主等原则。

（二）土地革命开展时期的新闻政策

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以及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策，在此背景下，解放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为了配合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1929年6月25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该议案从七个方面讨论了当前的宣传工作。包括宣传工作重要性、宣传工作的路线任务、支部宣传工作的开展、一般群众当中宣传工作的开展、加强党的政治教育等内容。文件指出，党应该重视宣传工作，把宣传教育工作作为基本的工作之一，应该清理革命失败情绪，右倾取消派理论，托洛茨基主义等错误的思想。宣传工作的开展，应该严格按照组织的路线方针进行。要加强宣传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军阀战争的宣传，加强宣传土地政纲和农村土地革命的政策的宣传。具体实践当中，要注意将宣传与鼓动联系起来，联系群众的实际，要抓住中心问题扩大宣传，要在斗争中扩大宣传，时刻依据斗争的具体形式转变宣传的策略。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应该发动所有同志，全面展开工作，党员有责任和义务宣传党的思想。充分发挥支部的作用，使党的宣传到达基层，渗透到群众当中。注意宣传活动要适应一般工农群众的兴趣，照顾到他们的文化水平因素。

考虑到中央刊物有时难以反映全国政治斗争形势，不能切实联系地方，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通知第七十二号——中央党报通信员条例》（1929）、《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1930），规定各省必须至少设置一人作为中央党报的通讯员，通讯员应当及时报告各地群众斗争的情况。

配合土地革命的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是这一时期宣传的中心议题，一系列新闻政策的制定施行也围绕着这一议题展开。土地革命刚刚开展的几年里，由于重视宣传策略，采用群众看得懂的宣传方式，如山歌、科学知识、游戏、谜语等形式。一改从前的文风，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但是，新闻政策的制定也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例如，《布尔塞维克》片面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进行“无间断革命”，这种“左倾”盲动策略，给当时的革命带来了损失。［1］

二、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的新闻政策（1931.1～1936.12）

（一）加强党报影响，扩大党报发行的政策施行

193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第二〇三号指示，今后中央在政治上的分析和策略的指导，均以党报代替长篇的分体通告。全党同志应当根据党报的分析和讨论来指导工作。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反思了李立三路线下党报的错误方针：党报变成了对外宣传品，没有具体的经验总结，使得党员群众将党报看作是“空谈理论”的刊物，没有发挥出党报传递党的政策方针，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所以，中央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负责与党报相关的一切事务，全国地方党委应当成立专管发行的机构，形成完备的全国范围的发行网。

关于发行问题，中央又于3月5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文件详细指出了如何建立起全国范围内高效，保质量的发行网络。党委必须重视党报的发行工作，应该从上至下，联动执行，指导地方党组织开展党报的发行工作。这几篇文件正式宣告了党报作为中央政策的放大器，中央方针的传声筒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党报的作用。而且，党报不仅仅是传递消息的工具，更作为党的政策传达，意见讨论的平台，全国范围发行网络的再次建立，也进一步扩大了党的政策传递影响范围。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新闻政策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至此，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政权建立之后，组建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作为中央政府机关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实践当中冲破敌人的封锁，为国统区以及解放区广大群众带去中央的声音，播发关于红军战斗，党的政策，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信息。红中社的电讯在全国都可以收到，在革命根据地之间，在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组织之间起到了沟通信息，指导工作，激励斗志的作用。还创办《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其发刊词当中表明，其任务是“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和作用，达到建立巩固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达到全国的胜利”。［2］

在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当中宣传以及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的背景下，1931年3月14日，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起草并且发布了《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要求各地应当创办通俗易懂，与群众生活联系密切，多提供事实，少发表言论的刊物。具体操作当中，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或者十分浅白的普通话。新闻信息一定要和本地群众密切相关的，群众喜欢看的。另外，在印刷当中一定要大纸张，大字，便于群众观看。

苏维埃政府时期，共产党最主要的新闻实践便是创办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红中社日后迁延安，发展成为共产党的机关通讯社。在党的刊物编辑过程当中，也注意与群众实际结合，不空谈理论，中央文件要要求各地党委要注重党报的宣传与推广，同时，本时期，还发展了革命军队报刊，如《红星报》等，《时事简报》也在部队当中开始创办。由于革命形势的原因，苏维埃政府时期对于新闻政策的制定施行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对之前的新闻政策的强化完善，提出新观点新看法的地方不多。另外，在新闻实践方面，也比较多的重视宣传对于革命的影响和作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开始了长征，长征时期，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较多地体现于国统区地下宣传的开展，支援解放区的革命事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路线。而解放区的新闻事业，由于长征的开始，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三）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共产党新闻政策的转变

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步伐，共产党也适时调整了宣传的方针政策，以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难。1936年1月27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该文件分析了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形势下宣传方向的主线，即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重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3］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应当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行动，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所以，对于民族小资产阶级以及动摇的中间势力要加紧团结，开展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宣传将近的亡国灭种大祸，要将宣传工作也统一战线工作结合起来，白色区域的抗日活动，要及时地扩大宣传。

抗日民族情绪日益高涨，民族危难急剧加重的背景下，共产党也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了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上。宣传方针的变化体现出新闻政策制定与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

三、结语

纵观土地革命的十年，共产党对于新闻政策的制定一直贯穿着革命的形势和发展这一母题。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的活动多转移为地下活动，因而在国统区坚持地下出版的一些刊物处境十分堪忧，但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之下，共产党做出了要动员并展开对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创办了一部分灰色刊物，这是相当有意义的。在反对国民党的白色统治同时，也加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在舆论界占得先机。在注重宣传革命政策的同时，也逐步完善了发行渠道，发布了多条中央文告对发行予以重视。当然，可以看到，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段的共产党新闻政策制定还多着眼于革命形势，在宣传的具体方针上也犯了一些错误。

［1］ 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5.

［2］ 郗卫东.解放前珍贵红色报刊发刊词——《新青年》到《人民日报》原貌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56.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1921-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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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5）15-0247-02

周陈程，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