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亮

（福建日报社，福建 福州 350003）

“电视问政”，即通过电视来“过问”政事。广义上的“电视问政”由来已久，形式多样，主要包括：新闻评论性节目、政治纪实性节目、民生新闻等等。

“电视问政”类节目配合了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发挥了媒介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特有作用，对政府、公众、媒体三方产生了多元的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公民的政治参与度逐步扩大，媒体的角色在悄然变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样一种真人实时参与的“问政”节目无疑具有满足时代要求的开创性特色。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治庸问责，优化环境，十大突出问题整改》节目。2011年5月30日，武汉市“治庸问责优化环境”领导小组召开“十大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新闻发布会，14家责任单位负责人就整改工作做出承诺：“三个月见明显成效，半年有根本性好转。”为检验整改践诺情况，2011年底，由武汉市优化办、市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了第一届“电视问政”活动。

一、节目形态和各群体参与情况

2012年夏季武汉“电视问政”，共进行了4天。武汉市共计有16名官员参加，问政人为30名从武汉市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网上报名的市民代表。节目时长近一个半小时，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

节目片段1：电视短片显示，一家酒店装修门厅侵占了人行道，城管局认定为“违章建筑”，并下达在2012年8月5日前自行拆除的通知，但该建筑却顽强保留3个多月。直至短片播出当日，仍屹立不动。看完短片后，台上五名官员都不自觉扣紧双手，表情严峻起来。就短片中出现的问题，主持人首先提问纪委书记。他从纪委的角度分析：“为什么拆不下来，是否存在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的问题？”并表示要追查违建主体的背后是否有“保护伞”。这样的回答让他获得了观众们的一片掌声。作为城管局局长的李某却无法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满意答复。整场问政节目，他接受多达四次的“炮轰”。

节目片段2：短片显示在武汉某经济适用房小区，已经通过政府部门验收的房屋，却存在楼梯顶水泥块脱落，墙体裂缝等问题。这让分管武汉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孙某很是愧疚。在听到房管局在和市建委的解释后，他坦言“从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监理、验收，每个环节都有一套制度，但有的没有落实，问题出在下面，根源还在上面。”

正如节目片段所描绘的，被问政的官员在面对针对自己工作领域的质问时，鲜有不紧张和尴尬的。这一方面说明地方官员缺乏面对媒体的经验；另一方面说明其工作确实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第一，上级官员表态及分析：武汉“电视问政”主要由市委市政府主办，是行政力量强推下才形成的，他们对“问政”的态度是最终所能发挥多大效果的决定力量。有学者对上级官员推动“电视问政”的缘由进行了分析，主要的解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当地官员工作提高效率、改善作风。二是在地方的民生、环境、治安、城建等方面改善工作，解决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三是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招商引资。［1］

第二，市民代表：据公开资料显示，市民代表选自热心网民和相关行业的代表。从区域上看，基本来自城区，以城市住户为主；年龄上，以中老年人为主；文化层次上，以中学学历为主；职业上，以从事普通服务业和退休人员为主。可以说，市民在节目中基本上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从发言时间长短来看，市民代表发言时间最短，在100分钟的节目中只占6.1%。发言次数上，一期节目总共88次发言机会，市民代表只有11次。节目中，市民主要的表达意愿的渠道是举牌来表示对官员的工作与回答是否满意。

二、从“电视问政”看政治传播中的理论与现实

武汉“电视问政”是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大胆突破，是对媒介权利的自我彰显。应该说，媒介监督在中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老牌节目彰显出电视报道重大新闻事件、履行监督职责的强大功效。时下，网络、微博、电视等“问政”方式在各地兴起，“电视问政”组织化程度较高，处于可控范围内，且策划精细，问答理性有序，无疑是一种舆论监督的好形式。但是，如何从行政主导走向舆论主导，如何从主持人问政转向百姓问政，如何监督“电视问政”中官员的承诺，是“电视问政”无法绕开的话题。

回到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中来，这种媒介监督形式固然有效，但有着明显的运动式痕迹，体现着主政者的个人想法，这种个人推动的监督形态很可能随着主推者的离任而“人走政息”。［2］

“电视问政”从老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出发，以解决关乎民众利益的城市问题为目的，使普通民众既是问题的提出者也是成果验收者。这种民生新闻突破了原有的形式，面对面的交流更具互动性。如果将其归到民生新闻，那无论是从实际问题的解决、市民的满意度还是从收视率和同行评价来看，武汉电视台的这档节目都是佼佼者。

政治新闻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将是新闻改革的重点，随着时代的进步，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参政意识也日益浓厚。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更主流的议题上有所作为，进一步介入社会进程中的深层矛盾，实现政治新闻由形式到内容的突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3］

值得注意和期盼的是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在打造服务型政府和拥抱新媒体发挥政治作用方面，都表现得开明和宽容。这对于上触庙堂、下接江湖的地方官媒来说无疑是值得期盼的好事。

［1］何南.武汉“电视问政”节目成功的原因探析［J］.媒体时代，2012：67-69.

［2］张水清，陈慧莉.改革旗帜下的媒体问政［J］.学术百家，2012（6）：44-45.

［3］赵振宇.传统媒体、政府、民众三方如何互动——参与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后的思考［J］.新闻记者，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