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东，田立鹏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批判专题·

理性同一性的阴霾

——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吴向东，田立鹏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在人们高歌颂扬启蒙带来的社会技术进步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却背道而驰，认为已经启蒙的文明在现实当中又倒退回了野蛮状态：神话就是启蒙，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20世纪初法西斯主义的源头恰恰隐藏在由理性同一性逻辑构建的第二自然之中。正是启蒙理性在展开过程中产生了这种非理性，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展开了非理性，致使理性同一性原则成为社会的唯一原则，高度的整合使得个体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沦为法西斯主义暴行中一个个失去自我的原子。但是，即使他们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悲观情调，启蒙依然具有自我超越性，而且一直在进行中。

理性同一性；法西斯主义；启蒙

伴随启蒙运动兴起的理性主义开启了民智，启蒙便沉浸在一片赞扬声中。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一词的考察却并没有局限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人类文明历史。他们认为“启蒙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这是因为，现实并未如人们所愿，启蒙并未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历史的继续，相反，在20世纪初，整个世界都经受了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暴行，文明进程似乎瞬间停滞。当时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视野的是种种“野蛮状态”：法西斯主义暴行席卷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极权统治以及民主主义国家美国“文化工业”的猖獗。为此，他们追问：“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1]1

一、启蒙与两种理性

启蒙理性一直被认为是与神话相对立的概念，人类理性的觉醒就意味着神的退场。然而，已经摆脱神话控制的人却未能意识到：神话本身就已经是启蒙，启蒙却在启蒙过程中倒退成了神话。启蒙在推翻神话的过程中逐渐确认自身的力量，最终却将自身树立成为绝对的权威，由理性主导的启蒙所要摧毁的神话成为启蒙自身的产物。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一次祛魅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神话被拉下神坛，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文明进入了新纪元。然而，正是在标榜人性、宣扬文明的20世纪，却出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那样的人间惨剧。按照启蒙的进程，早在18世纪，神话在启蒙之后就已经退场，奥斯维辛事件中并没有神的出场，但是，“人”也没有出场，那么在场的究竟是什么？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杀戮并不是由原始时代的野蛮造成的，而是“由高度知识为媒介而进行的”，这种“野蛮状态”是在启蒙后的人类文明历史之中产生的。当时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的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还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极权统治，甚至在平静的美国社会当中也有更深层次的控制。这使得他们的反思站在了时代的高度，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我们不能把法西斯现象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是一次人类文明历史的断裂，而是野蛮本身就在启蒙或者文明之中成型。在这场灾难中，没有神性，没有人性，只剩下纯粹的理性同一性在场。在此，我们需要去质问理性同一性：这场浩劫与它究竟有什么关联？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过程中理性以两重面目展开。一方面，启蒙以理性之光驱散了神话的阴霾，实现了人类自身的解放；另一方面，在这一解放过程中，启蒙理性被简化为工具理性，还原为一种计算工具。之后，霍克海默又进一步使用了“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这两个概念来对理性进行区分。客观理性是指理性本身的原则，也指主体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相反，主观理性仅仅关注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计算工具，而不是事物自身的价值，并且主观理性只是遵从理性的规则，而并非运用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启蒙在运用理性的过程中偏向于主观理性，用主观理性来代表全部理性，丧失了客观理性的维度。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在启蒙中的展开所遵循的原则是：“启蒙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1]4培根宣言：知识就是力量。人类所具有的独特优越性就在于人类可以掌握知识，可以用观念去把握自然。正是这种试图通过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将所有的一切都纳入自身的观念，才使得所有的一切都能够用概念来把握，用公式来计算。而科学表现出来的形式逻辑恰好为启蒙思想家们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从此，知识成为理性的代名词。不可否认，知识理性使得人类在对抗神话、对抗自然的战争中取得了卓越的战果，然而，在人类用知识理性构建的第二自然之中，知识理性同样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提供了可供算计的公式。人通过区别人与自然的概念而确立了人作为万物灵长的地位，同样，这种对概念的普遍使用扩展到人与人之间：“面对理性同一性的观念，神与人的分离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人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自然，就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人。按照理性的逻辑，自然是客观的可以计算的物，那么，在社会中个体也可以成为一个个原子，成为可以量化的存在，成为普遍概念规定的存在。理性正是用这种方式算计着世界，树立起了人，但也正是理性摧毁了个人作为人存在的意义。 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过程从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的推动，但这种推动使理性发生了扭曲，因为它只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要求理性是工具理性。”[2]114所以，理性展开时所遵循的理性同一性原则控制着所有理性主义体系，并且支配着这些体系的结果。

二、法西斯主义与理性同一性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反思，看穿了理性背后的重重问题。由于理性在推动启蒙过程中被扭曲，世界已经完全被工具理性同化，理性被逐出了道德和法律领域，理性同一性原则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使得社会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那么，理性同一性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理性同一性的表象之一是计算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已经摆脱了神话的控制，人类获得了解放，但是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的计算理性已经蔓延至社会的各个角落，正是在计算理性的阳光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野蛮的种子正是指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计算理性遵循的是形式逻辑的原则，而法西斯主义正是依照此原则，以公式来算计整个世界，以同一性的标准去衡量一切。“法西斯主义煽动家和集中营指挥官的声嘶力竭的号角，表明了同一社会条件下的另一种实际特征。这种嚎叫就像生意场一样冷酷无情。它们剥夺了自然的悲凉之声，并把它变成了技术因素。”[1]168培根在知识和权力之间画上了等号，人掌握了知识就掌握了针对自然的武器，而“知识的本质就是技术”，技术的目标就是为了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使人类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增长，同时这一支配逻辑在人类创造的社会中被复制，社会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得到了增长。人以面对自然的逻辑来面对人，人对自然的统治最终变成了对人的统治，技术理性所带来的权力建立起了权力体系。作为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则遵循同样的逻辑，将人对自然的宰制最终变成了人对人的宰制，在计算性的原则中将自己构建成绝对的权力。

理性同一性的标志性特征是排他性。法西斯主义执行着这样一条与理性主义相同的准则：将所有的一切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凡是不能纳入的，就应该被消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青年希特勒组织称为一帮招摇过市的乌合之众，认为他们以一种强制性的平等把正义的平等发展成为平等的非正义，在这帮乌合之众组成的法西斯主义整体之中，所有个体都必须各就其位。在计算理性的逻辑下，法西斯主义通过禁忌来获得认同，实现了整体的同一性。在将自己的特殊性强加成为社会的普遍性过程中，对所有个体进行概念化，凡是能够纳入体系的就被整合，反之，凡是不能纳入体系的就被视为“概念的偏差”，就会被作为特殊存在而“消除”。恰恰正是理性同一性的精神使得成为一个体系的整体将所有的一切视为可以计算的公式，存在的是能否进行计算的原子而不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在集中营中，死掉的不再是个人而是样品”，简言之，是处于体系之外不能被整合到体系之中的物。同样,反犹主义者也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是被归纳成为一个体系的整体对体系之外离散原子的消除。法西斯主义完全把理性作为规定高等民族和低等民族的标准，对被定义成为低等民族的原子展开了非理性的暴行，“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个人不是作为个人而被死亡，而是“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法西斯形成一个权力集团，其中的成员在其他集团的力量面前变得齐心协力，每个人都把集团作出的指令视为绝对的命令，大众已经被彻底封锁在集团伪造的绝对命令之中，齐心协力但是没有良心地共同完成了这种排他性的消除，于是，反犹主义从概念上的排他性变成了现实中的暴行。

理性同一性的典型结果是原子化。在工业社会背景下，“把人作为一个人格，作为一个理性的载体的观念，便遭到了彻底破坏。启蒙辩证法在客观上转变成了虚妄。”[1]189法西斯主义带来的绝对统治权威使得社会在表面上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作为特殊性表现的法西斯主义体系在整合个体的时候将其统治表现为一种社会普遍性，从而证明其合理性。正是基于理性同一性的逻辑，所有被纳入体系的个体都已经被整合为符合同一性原则的原子，失去了原初的个性。于是，理性本身超越了理性的主体——人。法西斯国家漠视人的生存、无视人的尊严，强制制造出来了以形式主义的程序性原则来维持的极权国家，由此产生了新的野蛮状态：受到操纵的集体同一性就在于对每个个体的否定。正是这些被阿伦特称为“庸人”的原子化个体，在私人生活中头脑简单地致力于家庭和职业，但是却披上日常工作的外衣“犯下比职业罪犯更大的罪行”。正是因为整体一致性的强化，而表现出“历史所趋向的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冷漠”，不仅仅是对排除在体系之外需要“消除”的个体，还包括已经被同一性原则纳入体系的个体。正如霍克海默所说的，“万物同一性的代价就是万物不能与自身认同”。法西斯主义的同一性表现出来的正是个体自身认同的丧失，弗洛姆认为正是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德国人“诉诸权威主义性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温床”，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理性同一性塑造了原子化的个体，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法西斯主义正是理性同一性体现的极致。在神话退场之后，法西斯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新的信仰——“群氓”的信仰：“狂热的信仰正是其非真实性的标志，任何客观承认自己只拥有信仰的人也会因此而丧失信仰。”[1]16因为这种信仰并不是出自纯粹，而是法西斯主义权威者操纵民众的工具，然而，这种信仰为何会“深入人心”？

三、对客观理性的呼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正是“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1]9。与理性同一性要求统摄一切的概念相一致，极权统治要求的也是一种绝对的一致性，理性同一性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但是经过启蒙运动的个体为何会丧失理性而成为“群氓”呢？

关于这个问题，艾瑞克·弗洛姆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旦一个人从天性中的一致性认同中脱离出来，就要面对一种清晰的选择：要么通过爱的自发性和具有创造性的成就与世界结合，要么通过盲目地依附于那些会导致他的自由和独特自我完整性破坏的外在力量来寻找安全感。法西斯主义构成了第二种选择的极端形式。个体在冲破了传统权威的束缚而获得了自由之后，成为一个人，这使他必须为自己负责，同时也会“变得孤立、无能为力，成为自己之外的目的的工具，与自我及他人疏离；不仅如此，这种状态伤害他的自我，削弱并吓坏了他，使他欣然臣服于新型的奴役”[3]。启蒙使人从自然的禁锢和自己的幻想创造的世界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但是获得自由的人却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甚至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成为一个个失去个性的原子并臣服于新的奴役。民众试图融入法西斯主义体系，与其合为一体从而获得作为独立的个人所缺乏的力量，个体在这种意义上成为整体。

与弗洛姆从心理学角度将法西斯主义的成因归结为人类天性的心理活动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创作《启蒙辩证法》的时候，眼光并不是局限在世界的一隅，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席卷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的暴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极权暴行，甚至是他们所处的“安全”地带——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欣欣向荣的平静表象之下也存在欺骗大众的启蒙：文化工业。这使得他们的视角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分析视角，而是从深刻的哲学根源出发，从启蒙理性的角度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根源于主客观之间关系的有限性，甚至“在货真价实的对象和不容置疑的感性材料之间，在内与外之间，存在着一条主体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能跨越过去的鸿沟”[1]174。主体为了获得对客体真实的认识，就必须回到事物本身，通过把握事物纷繁复杂的特性和状态中的同一性来获得投射在主体感觉中的外部事物的形象，并据此来获得对世界的认知。一方面，主体需要获得对外界事物投射在主体上的印象；另一方面,主体又要逐渐脱离于外界事物投射的这些印象，形成主体独特的内在印象，“在回忆中建构了‘自我’(Ich)”，所以，“真正的自我是投射的最终产物。”[1]174一旦主体的认识与外在感觉事物相分离，得到的就会是一个僵化的自我。此时的自我在脱离外在感觉世界的逻辑中表现为单调乏味的重复，而不进行积极的反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反思”能力是生命理性的体现，一旦主体不再反思客体，那么自然而然地，它也就不能反思自身，也就失去了辨别力、失去了良知。人不再是积极地认识事物，而是消极地等待既定的规范。个体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比如：“一旦法西斯主义通过加快确立一种判决和惩罚形式，把情节复杂的法律案例彻底审理清楚，那么，同时代的人在经济上也就为此做好了准备；人们已经学会通过概念模式来客观地观察事物，而这正是语言消解以后留下的干粮。感知主义已经不再出现在感觉过程中。”[1]186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者就是“彻头彻尾的狂人或者绝对理性的个人，他通过个人的恐怖行动，或者通过蓄谋已久的坚壁清野政策，彻底挫败了他的对手”，而那些失去了反思能力、失去了辨别力的主体就卑躬屈膝在了法西斯主义极权制度面前。对极权主义的依附丧失了主体的个性，失去了主体存在的意义，法西斯主义催动的强制性权力使得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投身于罪恶而不自知，跌入了自己设定的无意义深渊。失去反思向度的思想变成一个僵化了的思想，这种僵化的思想远离了客观事物本身，成为纯粹的主观性思想，主观目的的绝对专制最终将暴力行为付诸实践。所以，在法西斯主义这种“偏执狂”倾向的欺骗下，民众本身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人性。法西斯主义固守自己建立的原则，而民众则故步自封在自己绝对化的思想之中，这正是这种偏执思想的可怕之处。比如：法西斯主义所谓的民族优劣的论调成为这个团体内部的真理，并将社会中失去反思的民众引入其中，这些民众也将这种论调视为原则，全心依附到客观化的、集体的，而且已经确定了的欺骗形式上去，最终“他们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并被赋予了一种几乎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这种行为却被政治利用上了；病态的客体总是被看作是符合现实；疯狂的制度变成了这个世界现实的合理规范，而对这种形式的任何一种反叛都被当成是神经错乱。”[1]172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存在的是一个个失去反思思想的不健全主体，其中典型的特征就是良心的丧失。良心已经不再是个人内在的、本原的、发自内心的、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而被替代成为个人对特定制度——法西斯主义的遵奉，所以表现出个人对其的盲目顺从。

要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个体需要的是一种反思的力量。在技术理性包围的地方，我们需要批判的思想，需要回到完整的理性——客观理性。如阿多诺所言：“在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出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4]364只要不摆脱这种被动的选择，就仍然算不上是真正的理性，而正确的生活方式是对“魔法支配”的反叛，需要的正是主体反思和批判的力量。

四、走出理性同一性的阴霾

关于20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事件有诸多反思，劫后余生的人们会不禁感叹文明与野蛮之间连接得如此紧密。那么，这究竟是文明史的断裂还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呢？ 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战争产生的道德崩溃，文明衰退，沉醉”的结果，是正常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段“插曲”。在克罗齐看来，法西斯主义不过是一种偶然，是资本主义链条上一个特殊的环节，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中断，法西斯主义的野蛮与启蒙以来的文明是决然不同的。与克罗齐不同的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则认为“法西斯主义破坏了理智和非理智的冲动之间的精神平衡，它的起源一定要在由启蒙运动引起的收益和物质产品的贪婪和现代工业制度中找到”。梅尼克认为在近代文明的渗透影响之下“以符合官方规定的目的为基础的合理计算，在这里就取代了被灵魂的全部力量所哺育的那种自由倾向的地位”。他将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视为德国真正的民族精神，而这种代表最高一级的理性“却不大适合突如其来的技术时代，于是智人就被强人所取而代之”[5]。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的野蛮与人类文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与克罗齐完全相反，他们没有将法西斯主义的野蛮与一直以来的文明进程割裂，而是断言：野蛮就隐藏在文明之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与梅尼克相似。对于理性在文明进入野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齐泽克也有过质疑：“集中营和大屠杀是否就是启蒙主义坚信理性自治的固有产物？”对于齐泽克提出的质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早已隔着时空作出了解释。

在20世纪40年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的是坍塌的文明的废墟，似乎找不到任何出路，剩下的似乎只有无尽的绝望。这也使他们的批判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采取的也是完全否定式的批判，但是哈贝马斯认为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不仅“低估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容”，而且“《启蒙辩证法》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2]118。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是一种“总体化”批判，他们试图进行终极性批判，但要进行这一批判必须要有统一的解释标准，这就产生了悖论，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就在此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最终使他们陷入了一种尴尬之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不断地进行否定，彻底激化和公开矛盾，但根本上没有想过从理论上克服这一矛盾，他们放弃了理论上的可能，而将确定的否定付诸实践，最后剩下的仅仅是“毫不妥协的理论精神”。不同于其他思想家从心理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等具体的角度进行分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将批判进行得更为彻底，而选择了从更深刻的哲学角度进行批判，哲学批判作为一种终极论证被呈现了出来。正因为他们运用哲学进行了终极论证，使得他们想要摆脱由于论证的偏激带来的困境也很困难。哈贝马斯认为他们“沉溺于对理性的任意怀疑之中，而没有去思考怀疑自身的理由”[2]134，采用的仍然是纯粹主义的看法，试图通过“终极揭露”来驱逐野蛮，这使得他们的批判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甚至陷入了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同时，也使得他们的批判变得抽象和简化而不可信。

从哈贝马斯的角度来看，这种指责确实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对于启蒙、理性概念的理解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非理性，而非理性正是以工具理性的方式展开，从而陷入了不可避免的野蛮境地，这个时候就需要客观理性，即批判的带有价值属性的客观理性出场来对抗、消解工具理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这两个维度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发展的，我们要在理性的价值和工具两者之间实现一种平衡来重建现代性。他批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由于视角狭隘没有发现交往理性，而卡斯卡迪却认为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是对启蒙辩证法的一种枯竭性简单化。“哈贝马斯相信，通过将‘交往理性’理论化为出现在自由和有意志的主体之间的一种非强制性的交流形式，他能够完成启蒙的建构过程，进而解决理性化的问题。”[6]37而这种交谈伦理学依赖的也是语言这种普遍现象，语言则很容易成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之为的抽象“概念”的替代物，在卡斯卡迪看来，“哈贝马斯仅仅要我们从据称隐含在言语里的理解倾向之中形成共识；就此而言，他的立场仍然与那些‘隐晦的’(dark)启蒙思想家的立场危险地接近”[6]35。

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描述的无尽的绝望之中发现曙光，无论是召唤批判性思想，或者是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将文明引入野蛮的理性并没有走到绝境，这种绝望的呼声带着希望而来，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正是理性天生带有的特征，对启蒙的批驳本身就是启蒙的要素。正如“没有‘清白无辜’的世界观”，在卢卡奇看来，理性并不脱离于社会发展，而“总是反映着一个社会情况或一个发展趋势中具体合理的东西(或具体的不合理的东西)，使之成为概念，从而促进或抑制该具体的东西”[7]。其实，理性本身并无功过，法西斯主义的肆虐是非理性以理性的方式展开。祛除这种影响恰恰要运用人类最强大的武器——理性，实现启蒙的再次启蒙。正如阿多诺所说：“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4]363，对错误的规避不是逃避，而是直面。野蛮状态说明启蒙仍然未完成，而这正是由于理性发展的不成熟招致的，面对未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即使在一片悲观之中也相信“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1]192，所以说，启蒙仍在进行中。

[1][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3][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193.

[4][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德]梅尼克.德国的浩劫[M].何兆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64.

[6]Anthony J Cascardi.Consequences of Enlightenment[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7][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M].程志民，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

〔责任编辑：余明全杜娟〕

2015-06-25

吴向东(1966-)，男，江苏泰兴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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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5)09-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