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身份政治刍议

2015-02-25何李新

学术交流 2015年6期

关键词：齐泽克拉康女性主义

何李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5;绵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绵阳 621006)

社会学研究

性别与身份政治刍议

何李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5;绵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绵阳 621006)

关于女性身份的思考与争论一直贯穿女性主义历史发展始终，但当代性别问题所涵盖的意义范畴已绝非女性主义一词所能道尽。只有考察当代身份政治的复杂语境及其内涵，并回溯性地将女性主义的发展谱系纳入到身份政治的视阈内，才能进一步探询超越性别身份政治的可能。齐泽克通过对拉康性化理论的政治转译，为此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他把性别的问题推至主体的困境。在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背景下，一种新的普遍诉求的主体政治将彻底释放性别身份政治的革命潜力。

性别;身份政治;女性主义;拉康

当伊莱恩·肖沃尔特指出“性别分析的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人文科学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巨变之一”［1］，其论断潜在的背景脱离不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在很多传统研究者看来，性别问题也就是女性主义问题。随着当代男性研究和酷儿理论的发展，性别问题所涵盖的意义范畴已绝非女性主义一词所能道尽，但其核心都离不开对性别身份的关注。本文提出性别身份政治一词，并不只是术语的简单嫁接。通过考察当代身份政治的复杂语境及其内涵，回溯性地将女性主义的发展谱系纳入到身份政治的视阈内，进而探讨超越性别身份政治的可能。雅克·拉康的性化(sexuation)理论及斯拉沃热·齐泽克与之相关的阐释，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一、性别身份政治的语境及其内涵

20世纪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基本共识是资本主义逐渐获得霸权。当代资本主义非但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没落，反而通过全球化的扩张成为一种霸权性的体制。所以弗朗西斯·福山在世纪末谈到了历史的终结，再没有一个替代性的制度对其构成进行挑战。正是在资本主义的总体框架内，一系列动荡的政治风云催生出无数跨国的流散者(diasporas)，而经济上不断加剧的全球化造就了越来越大的地域差异性的劳动分工。文化上的杂糅使得现代知识分子的迁徙逐渐成为常态，西方主流大学里充满了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之类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学人……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描述了取得胜利的全球资本主义在去辖域化过程中，其空前的动力恰恰是依赖于新出现的不确定的混合身份。种种身份的差异、辨识、融合，已然成为不可回避的普遍现实。同时，有关身份的焦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强烈。用张旭东的话来说，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值注意的是，对身份的关注并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它越来越成为各方极力援引、争夺、交锋的政治话语。保守主义者基于民族主义而对移民大加排斥，宗教极端主义者也同样宣扬对异教徒的圣战，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的论断依然甚嚣尘上……

不管是从学理上(重申康德自主个体)，还是现实上(抵抗资本主义)，对身份问题的介入于左派政治而言都尤为重要。它关系到重新检视寻找批判、变革社会的基础和动力。实际上这是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现瓦解后，左派重新开启的另一种斗争策略。其中不乏具有退让的色彩，在回避失败的前提下把理论的关注点转移到文化与个体，但另一方面这种理论转向未尝不是源于思考的深入。因为意识形态发挥效用的根本所在还是对具体主体的规训和形塑。因此后现代的左派叙事从政治经济斗争转向不可还原的多元主体身份的角逐，企图通过以新型的主体来抗拒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乃至挑战其制度的权威。其局限性当然也显而易见，这种斗争一开始就默许了现行资本主义的基本设置，是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局部抵制而已，难以形成颠覆性的变革。温蒂·布朗敏锐地指出:“当代美国身份政治所紧握的政治似乎部分是通过某种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自然化而完成的。”［2］在某种意义上，身份政治也许仅仅是挫败左派政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身份政治的蔚为大观同样离不开西方主流学术理论嬗变的背景。20世纪60年代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等后现代理论大家或明或暗都有着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即便并不认同当时僵硬的斯大林主义，他们依然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反资本主义这一点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有着隐秘的共谋关系。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就坦承:“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3］80年代后现代思潮在英美学界的风行，固然把这群法国知识分子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但同时却有意无意地消抹了后现代思潮本身固有的激进色彩。此时后现代思想从发轫时的边缘反抗登堂入室一跃成为现存的意识形态主流。理论家们习以为常又理所当然地指责各类集体政治所具有的极权主义倾向，宣告宏大叙事的破产，转而关注微观政治和文化研究。主体、身份、性别等自然而然地成为各方理论操演的最新场所。后现代思想对先验自主和本质主义主体的反思与解构，为身份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通过以上大致几点论述，可以发现身份政治在当下的盛行，绝不仅仅是西方此起彼伏的又一个学术热点，其背后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也只有在经济、政治与理论的重重背景之下，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理解身份、身份政治，乃至性别身份政治的真正内涵。对于国内学界而言，首要的还是对概念的厘清和把握。英语identity翻译成中文有身份、认同、同一性三重含义。“在哲学的语境中，identity的翻译应该统一使用‘同一性’这个词语。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中，则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和语境，分别使用‘身份’和‘认同’这两个不同的概念。”［4］三者环环相扣，通过认同行为(即主体化)获得某种同一性身份归属，显示出与他者的区别。经受过后殖民主义思想洗礼的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身份及与之相对的他者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因此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归根到底还是关涉权力和话语。这就不可避免地过渡到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问题。“在后现代状况下，界限分明的阶级政治让位于更为散播、多元化的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通常有意识地彰显出边缘化的身份，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5］身份政治就是承认不同群体和身份都有其特殊的利益需求和斗争形式。因此每个群体都不应等同于或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最终身份政治也是一种差异政治。以种族、性别和阶级等边缘身份反抗多中心，以差异来对抗同一。本文谈及的性别身份政治是一个生成中的概念，出于论述策略而将焦点集中于身份政治中的性别问题，进一步说就是女性问题。身份政治中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独有的身份，势必导致作为整体女性主义的裂变。由于对阶级、种族等差异的充分自觉，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多个女性主义叙事。

二、性别身份政治与女性主义

当拉康在70年代提出“女性是不存在的”，立刻招致了女性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在她们看来，拉康的断言不过是男性沙文主义的又一个版本。这无异于抹煞女性主义的根本立足点——一种异于男性的，属己的女性身份。尽管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但她们过激的反应也情有可原。最初的确只是在女性主义的背景下，才出现了性别身份的意识。从沉默到呐喊，从追求权利到彰显身份，女性主义话语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其实也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份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因此性别身份政治必须回到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去寻根觅源。长期以来，男性都是人的同义词，作为次一级的女性并不被视为相对等的另一方。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在接受男女生理差别的前提下，女性开始争取与男性的各项平等权利。在经济上呼吁同工同酬，在政治上要求享有投票、选举权。这种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女性主义，更多是捍卫女性普遍抽象的身份。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波伏娃等早期女性主义者对民主的追求固然值得称道，但依然囿于男权主流社会的价值框架之内，并没有发出另一种独立的声音。

随着60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者更多渴求的不是融入主流价值体系以与男性并驾齐驱，而是致力于挖掘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殊身份、价值和意义。贝蒂·弗里丹、凯特·米勒、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等一大批英美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家要求“烧掉胸罩”、解放身体。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不单纯源于经济、政治制度，而是围绕“父权制”(patriarchy)形成根深蒂固的性别制度。盖尔·鲁宾在1975年的《女性的流通》中提出了性－性别系统(sex－gender system)的概念，区分了生理的、自然的性(sex)和文化建构的性别(gender)，“正是因为女人习惯于承担女性化的身份，从而沦为男人之间交换的客体。”［6］但英美女性主义者常为人诟病的地方在于忽视了阶级、种族以及个体差异在女权运动中衍生出的不同情境，其后更是遭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而且英美女性主义者大多倾向于政治实践，虽然此时也接触到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但仅仅是功利性地挪用其个别观点。比较典型的如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中对拉康凝视理论的女性主义化的简单改造。从性到性别的概念过渡，说明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性别身份中的文化色彩。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法国女性主义者没有与当时的女权运动结盟，并不意味着她们回避了性别政治的根本问题。“现代法国女性主义的动力来自于1968年5月的革命氛围……政治革命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是意指实践和主体性概念的变革，它基于一种对语言力量的激进理解。”［7］以拉康和德里达的理论为基础，她们普遍强调“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对主体的重要作用。其中埃莱娜·西苏和露丝·伊丽格瑞特别重视从女性身体的属己体验出发，形成阴性表征形式，由此在以男权为中心的话语中为女性赢得一席之地。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同样赞同女性语言与女性身体的同构性，但在她看来更为关键的应该是母亲的身体，因此提出了前俄狄浦斯的母性的符号域(semiotic)来颠覆父性的象征域。她所提倡的诗性语言正是源于符号域中野性的创造力，蕴含了革命的无限可能。她比埃莱娜·西苏和露丝·伊丽格瑞这些差异女性主义者更进一步，“竭力阐述边缘话语的颠覆潜能，同时又避免重复父权制在将女性作为边缘的东西进行僵死定位的姿态。”［8］女性主义的解放不是试图为妇女在象征秩序之内或之外建立一个稳定的身份，这仍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考。更激进的做法应该是打破一切身份界限，乃至摧毁身份概念本身。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变性和整容，同性恋和双性恋，美女和男色等性别文化现象不断地冲击人们关于性别身份固有的认知藩篱。随之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酷儿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赛博女性主义之类的后女性主义理论。“后女性主义回应了晚期自由社会中女性与男性经验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少地认同于任何意识形态性的政治运动，尽管同时他们依然遭遇到私人和公共生活中的性别斗争。”［9］性别身份的复杂已经逐渐超出了女性主义的所指范畴。倡导酷儿理论的朱迪斯·巴特勒此时所追问的已不再是单纯的女性身份认同的问题。她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消解性别》等一系列著作中推进了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理论言路，称自己的工作是“性别本体论的批判性系谱学”。这位反拉康的后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出人意料地接近50年代早期拉康的能指理论。男性/女性、性/性别、自然/文化这类二元区分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最典型的话语行为，因此她要从根本上解构这种简单的对立原则本身。既然主体身份始终被嵌入到现在的语言传统，我们不妨坦然地接受这种激进的去中心化。但朱迪斯·巴特勒同时援引福柯来说明象征规则就其本身被主体践行才能完成统治，由此主体将保有基本的自由来重置与象征规则的关系，从而抵抗、颠覆后者的霸权。最终在无限的再意指过程中，结成偶然性的“述行主体”(sub ject of performativity)。其中主体固然不可能建立任何牢固的性别身份，更重要的是性别规范本身在这种述行中将逐渐被动摇和改写，从而失去统治的合法性。朱迪斯·巴特勒比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从超出象征秩序的外部来反对它，而是尝试潜入其中，从内部侵蚀改变它的权力结构。这也是后革命时代中抵抗政治的典型策略。同样追随福柯的步伐，莫雅·劳埃德提出了“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在她看来，从性别到主体的思考路径远非对女性主义的去政治化，而是为此注入新的政治活力。“女性主义不需要一个稳定的一元主体去保证其政治。它需要的是对主体性政治的特性及政治活力的更深刻的理解。”［10］

性别身份的问题在女性主义中又超出了女性主义。上述的梳理恰恰形成了一个黑格尔普遍－特殊－个体概念的三元组。当女性以特殊的本质主义身份否定普遍抽象的女权之后，最终又被后女性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个体所扬弃。但在这场无限延异而又悬而未决的身份解构的狂欢中，是否也将丧失真正激进的政治能动性?具体来说，朱迪斯·巴特勒的这种性别身份政治观点能否有效地产生变革社会的颠覆性结果?至少就目前来看，情况并不乐观。酷儿理论所推崇的具有反抗色彩的同性恋、异装癖等边缘行为正逐渐被收编为现存社会的应有之物，甚至跃居时尚的前沿。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寻找突破的方向。就此而言，拉康的性化理论为思考超越性别身份政治的可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女性主义必须根据拉康精神分析学来重新审视其目标。”［11］

三、超越性别身份政治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入，离不开对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种种批判、挪用与重释。“女性主义者与拉康的关系是悖论性的，一方面她们在拉康的性别理论中找到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现代样板，另一方面她们又把拉康当作滋养自己的养料。”［12］虽然女性主义者普遍批评拉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但实际上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朱迪斯·巴特勒等人的思想都具有浓厚的拉康主义色彩。因此检视她们的局限，推进并超越性别身份政治，有必要回到拉康对女性的论述。齐泽克相关方面的阐释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他在《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论六论》一书中集中谈到了女性的问题，通过《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批判了以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政治，甚至直接在《偶然性、霸权与普遍性:与当代左派的对话》一书中与后者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交锋。

齐泽克首先扭转了女性主义者对拉康的基本误读。作为能指的菲勒斯(phallus)，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作为大他者(the Other)内在匮乏(lack)的替身，修补了主体的失败。女性主义者却错误地将菲勒斯实证化，等同于男性的阳具，而忽视了这一概念的语言学含义。同样饱受非议的父权一词也被拉康祛除了生理色彩。父名(name of the father)是一个隐喻，替代了母亲的欲望。但父亲及其代表的律法并不是作为破坏母子关系的第三者而出现。毋宁说父亲的介入恰恰使个体能够挣脱母亲快感(enjoyment)的窒息而成长为社会所认可的欲望主体。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显然错误地理解了这一点。当代父权的衰落并没有带来女性主义者所期盼的自由解放。恰恰相反，调解性的象征父亲的失势导致淫秽的肛门父亲(anal father)的报复性回归。我们不得不面临快感的过度在场，无法获得又无力摆脱，并陷身于难以忍受的焦虑之中。

在澄清女性主义误解的同时，齐泽克肯定了拉康性化理论的重要价值。简单来讲，拉康对女性的思考可以浓缩为三句话。第一，“女性是不存在的”。这并非抹煞女性的生理事实，当然也不是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文化贬低。齐泽克敏锐地发现了女性主义不自觉地堕入的陷阱。女性主义对属己的女性特质的差异追求，本身就与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神秘化传统不谋而合。齐泽克经常提到中世纪宫廷爱情中骑士对贵夫人的崇拜，男性早就承认女性有某种琢磨不透的东西。前象征的永恒女性恰恰是一种回溯性的父权幻想。所以这句话更激进的意思是，在我们以为的“女性的”面具之下，其实是无(nothing)。换句话说，关于女人的最大秘密就是没有秘密。这正是拉康和齐泽克所理解的绝对否定性的空位(void)主体，其后才有象征秩序中的主体化过程。“女性主义的最终表现也许是公开赞扬，‘我自身并不存在，我仅仅是大他者幻想的体现。’”［13］第二，“女性是男性的症状”。齐泽克察觉到:“拉康从50年代首次提到症状一词到70年代最终修订这个概念，其间的含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4］早期症状被写作“symptom”，作为谜一样的信息，泄露了主体的欲望真相。在这种意义上，女性仅仅体现了男性的无意识。齐泽克通过黑色电影中的“蛇蝎女郎”(femme fatale)来说明这一点。当影片结尾男主人公最后能够坦然面对自身欲望时，她们就将消失或死去。70年代的拉康频繁地运用sinthome来替代symptom，意指个体与快感结成的形构。它就像是主体欲罢不能的伤口，赋予其身份脆弱的一致性。所以这里的意思并不是指女性的存在依赖于男性。相反只有在女性作为症状授予男性身份一致性的情况下，男性才是存在的。第三，“根本不存在的性关系”。约翰·格雷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典型地体现了荣格式新世纪蒙昧主义对性别身份的陈词滥调。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星球，真正的分裂其实发生在内部。朱迪斯·巴特勒在述行理论中推崇的再意指过程此时遇到了自身的界限，拉康称之为实在(the real)。对他来说，性差异并非静态的象征性对立，而是一种内在于象征秩序同时又拒绝象征化的创伤性僵局。晚期拉康提出的性化公式(formu lae of sexuation)为此提供了清晰的逻辑模型。男性与女性仅仅是应对象征性阉割的不同主体结构模式。“男人和女人不是整体的两个互补部分，而是使这种整体象征化的两种失败的尝试。”［15］最终爱情与想象的两性和谐无关，而恰恰是一种打破平衡的暴力，“我爱你，所以我要摧毁你”。因为我爱的是你之中而又非你的东西。施爱被拉康解释为移情，相对的被爱变成了一种令人焦虑的创伤体验。被爱者提供的和施爱者要求的之间永远存在着裂缝。两性的结合只能是填补这一裂缝的身份误认。

齐泽克通过拉康主义的主体观重新诠释了性别问题，既避免了女性本质主义的陷阱，又没有如朱迪斯·巴特勒般彻底消解性别的差异。在此前提下，他进一步完成了对拉康的政治化读解，在探讨性别身份政治局限的同时，为超越性别身份政治指出了方向。就政治实践而言，随着身份政治成为当代社会运动的主流表达形式，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受害者逻辑。在性别身份政治中，女性过于沉迷于将自己表现为一种被他者宰制的受害者，以此要求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补偿。这种过度的自恋伴随着对他者的怨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不同女性群体之间、女性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进一步的政治联合。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局部抵抗的困境，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总体干预。在理论认知方面，性别身份政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却往往忽视了自身可能性的条件。“从性本质主义到偶然的性别构成……不是一种简单的认识论的进步，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全球变化的一部分”。其实性别身份政治仅仅是历史场景的一角，它的登场更多的是当代西方议会协商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方因素共谋的结果。因此，齐泽克在这个后现代蔚为大观的时代，有点不合时宜地提出，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总体的元叙事来解释这一切。而他的选择就是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正是在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背景下，齐泽克最终完成了超越性别身份政治的“认知图绘”。当前性别身份政治的推进虽然使传统私人领域(性、身体)政治化，同时也存在着削弱政治本身的危险隐患。在将冲突置换为差异的同时，“后现代有关种族、性别等特殊生活方式的身份政治完美地契合了非政治化的社会概念。”也就是说，性别身份的政治化恰恰是以对资本主义的去政治化为前提的。今天提倡的宽容、多元的性别身份政治只能是一种内在的违越，甚至往往褪变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消极补充。无数嘈杂热闹的性别身份政治运动正是为了保证不会产生一种真正动摇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革命性行动。这种保守的伪激进性会阻碍我们思考并设想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变革。齐泽克所向往的真正的政治恰恰是把主体的身份普遍化，将性别、阶级和种族三者接合(articulation)起来，以发明一种新的集体性来挑战我们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不是简单地尊重他者，而是提供他们一种普遍的斗争”。这也是齐泽克近年来致力于重新激活“共产主义预设”概念的根本目的。

关于女性身份的思考与争论一直贯穿女性主义历史发展始终，当代女性主义的众声喧哗并没有使问题变得更加简单。而身份政治先天的种种缺陷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政治的危机。“走向对二元对立逻辑的激进超越，还是对他性形式的乌托邦式的实现”这个两难选择依然困扰着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肯定女性主义者对传统压迫式普遍性的批评(不管这种普遍性敌人是男权还是父权)，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后现代多元身份政治的偶然性逻辑。齐泽克通过对拉康性化理论的政治转译，把性别的问题推至主体的困境，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普遍诉求的主体政治。不同于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中静止的先验假设，这种斗争的普遍性将彻底释放性别身份政治的革命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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