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端民

社会主流需求之于历史唯物主义
——一个微观人本基础与宏观制度框架互动的分析视角

张端民

人的需求与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认为阶级社会被统治阶级的需求因剥削而被维持在生存的水平，社会大众主流需求基本不变，所以核心是如何解放生产力以扩大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物质产品的生产规模。但当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程度发展后，社会大众主流需求变化则构成生产供给方式改变和上层建筑形式调整的根本动力，社会主流需求的不同层次和内容对生产供给方式和上层建筑形式有不同的要求，而马克思对人需求的分析没有与其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结合。因此从社会主流需求变化，进而供给品生产方式变化，再到上层建筑形式调整的逻辑线索更进一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对中国未来发展改革有所启示。

社会主流需求；生产力生产关系；知识演化；上层建筑调整

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一般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应注重面对当代社会现实问题，但当今世界的现实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全世界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不少困难。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任务需要我们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改革的实践，以期找到指导未来改革的一些理论创新线索。本文试图从其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与人的需要理论相结合的视角来挖掘马克思主义更深的理论内涵。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的内容与特点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层次的生产力层面，是机器设备和存在于社会中的劳动对象，劳动者。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所以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具有超越人们理性设计的自发演化的性质。第二个层次是生产关系层面，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基本的，它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居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人们就要变革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但是这里的生产关系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人理性设计的产物。即便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有阻碍作用，也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精心设计新的生产关系，它是人们自发演化调整的产物。第三个层次是上层建筑，分为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和政治组织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其中政治上层建筑占主导地位，国家政权是核心。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总和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有相应的反作用。

可以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把社会主流需求设定在维持生存的物质需求水平，且生产供给这些物质产品的内容、方式、组织形式的知识已知①。由于相似的需求近1800年以来没有太大变化，需要用什么方式生产供给、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用什么方式销售在供不应求的社会里都是明了现成的，在短缺社会的整体知识技术水平不变状态下①按美国理论家K·Deutsch的统计，对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当时社会的年变化率只有0.1%，所以就生产的技术水平而言，可以说是基本不变的。，如何扩大生产供给规模是第一位的。因而强调物质生产供给的重要性，所以在经济生活中，生产者成了市场的主人。

二、马克思对社会需求的理论分析

世界经济从19世纪到20世纪发展的现实表明社会主流需求不变前提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框架不适合分析当代现实。所以就需要加入以平均收入为基础的社会主流需求提升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影响，马克思也分析了社会主流需求。

首先是对阶级社会人们基本需求的描述，历史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表明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们的历史一样长久”［1］（P592）“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2］（P189）。其次是关于需要的分层或分类，马克思阐述了直接物质需要后的派生的需要，“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3］（P59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些大概构成马克思、恩格斯需求的分层或分类。另外涉及到对类似自我实现的论述，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中提及人们的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P666）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虽然分析了人的需求，分析不同的需要形式，但是整体上而言，马克思对人的需求理论的论述与其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式论述的关系不大。虽然马克思也说人的需要和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马克思分析的阶级社会广大被剥削阶级生活水平一直停留在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因而没有社会大众基本需求满足后需求层次提升对生产方式的影响、拉动及对上层建筑调整的问题。

三、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加入社会主流需求的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历史，从而社会大众的主流需求维持在满足生存需要的水平不变。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第一位因素。但是一旦放松社会大众主流需求固定不变的假设，因没有相应的经验积累，人们需求的商品是什么，如何供给的知识就不是已知的了，所以先讨论社会主流需求变化问题，后讨论满足社会主流需求的供给问题，最后讨论保证需求与供给均衡的上层建筑相应调整问题。

（一）对社会主流需求的理论分析

社会主流需求层次既定，生产力即决定社会发展第一位的因素。但一旦社会主流需求在超越了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后进入到精神层面，社会主流需求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分析人们主流需求的内容、层次、形式就至关重要，是它引领社会供给方式和上层建筑形式的变化。相对而言，对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日常衣食住行的用品，由于几千年来一直重复，消费者具备一定的知其所以然的知识，而对于更高层的精神层次的需求，由于社会人均收入近千年不变，社会上只有极少数人有此体验，形成不了产品供给的产业，当然也没有对此需求在收入提高后的产品特征的知识了。所以探讨人们对需求满足的产品的内涵和满足所需条件的有关理解只能根据伦理学、哲学、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成果给予定性的原则性描述。对人的需求最经典的总结就是阿伯拉罕·马斯洛［4］（P10）。本文试图结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和需求实现所需条件的特点。这里就需区分不同需求层次变化对商品供给方法、形式的影响：

第一是生理需要，是作为有机生命体的个人对生存的需要。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人们对此类商品需求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几类基本动机：首先是追求方便，也即为了减少体力与心理上支出而消费、商品便利化人的使用、方便消费者的购买；其次是出于美的动机，即因为产品的美或产品给人带来美刺激人购买，给人带来享受；再次是出于健康的动机，体现为对更先进的医药、器械、服务的需求、对保健品及健身用品和服务的需求、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如对空气、水、绿化的要求；最后则出于更大的活动范围的动机，体现为对更快捷交通、更方便的电信通讯越来越多的需求。

第二是安全的需求，它是生理需要满足后继发的需求。为满足安全需求消费的商品分为几种情况：首先是希望商品的性能安全可靠；其次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人们总想在当前有保障，表现为人们对于保险产品的大量需求；最后是对当下生活的保障，体现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个人权利的保障。随着收入水平提升、人们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口流动的增加越来越追求社会秩序保障。对于人口众多、流动性趋强且流动范围日益扩大的资源相对稀缺的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越来越成为一切需求中的重中之重，体现为对整体秩序的维护和对个人基本权利越来越深入的保障。

第三是社交的需求，前两种需求实现后，人会产生比单纯生存愿望更高的需求。按照弗洛姆人类个体化过程的观点，一方面人的自由度的不断扩大体现为人的流动性增强，活动范围扩大，另一方面又体现为人的孤独感、痛苦的增加。人们会因为孤独而需要友谊、社交、爱情，需要理解和被理解，需要找到一种情感的归属和依托。首先是对各种结社、集会、交友、宗教信仰需要，可以缓解压力；其次是对人们竞争积累的压力的缓解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三是休闲、娱乐，回归大自然等需求。

第四是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尊和受人尊敬是健康人所具有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肯定性需要。罗尔斯论证了人的自尊和自我实现的基本条件首先是主体内在的自我实现的动机；再就是客观外在的社会条件［5］（P221）。人们满足自尊的需要一般而言是人们通过消费商品来达到自我宣扬，即凡勃伦所言的“炫耀性消费”，但这是基本的满足人自尊的方式。相对而言，人的自尊更多还是来自其自身的无形的知识、实力、声誉、权力、地位等，但是拥有这些东西比购买昂贵商品实现自尊要困难得多，它是人自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对于人们自我奋斗的经历，无可取代，只有要求自尊者自我承担，但人们达到成功的机会则必须平等，所以很多高层次需求实现则体现为对促进自我实现机会增多的需求和对机会均等的公平和正义的追求，而且此种需求收入弹性远大于1，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此需求的要求愈强烈，且不可替代。

总之可以看出，首先社会主流需求是不断提升的；其次满足社会主流需求的商品和服务，越低层越侧重于有形的物质产品，越高层越侧重于无形的服务、机会、可能性；再次满足人们主流需求的商品、服务有的是已知的，如满足生理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但更多是未知的，如满足人们归属感的服务、技术，即使人们感知到有痛苦和不满足且有需求意愿和能力，却没有可供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或没有实现需求想法的机会和条件，特别是人们主流高层需求更是如此；最后，正是人们主流需求的提升促使社会的厂商、政府去寻找各种方法来供应相对的产品来使其满足。

（二）社会主流需求层次变化对社会私人供给生产方式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要求

经济发展表现为社会大众主流需求提升，而社会主流需求变化是一国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内在动力，所谓科技进步也是在主流需求引导下的科技进步，没有主流需求引导的科技进步是无谓的科技进步，所以社会主流需求变化和提升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进而也压迫上层建筑发生调整，因此没有最优的上层建筑形态，而只有能维持最佳社会秩序，充分满足社会主流需求的上层建筑，这体现为上层建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为生产、消费提供的条件必须随主流需求的变化而调整。

第一是主流需求变化促使生产方式调整。首先从人的生理需要的产品供给而言，随着人们平均收入的不断提升，虽然满足生理需要的食物、饮料、服装消费量大，生产这些商品永不停止，延绵不断，但人们对这类商品需求的变化主要是在形式上，体现为空间上追求更大的活动自由、追求方便、追求美感、追求健康。所以人们生理需求在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要求供给方面技术改进以适应人们个性化的需求，要求此类产业供给更多从美学，从设计角度满足人们需求，更多体现为小规模的创意产业、小型化的、实用型技术改进。另外人们收入提升对生态环境的质量要求越来越苛刻，所以在政府层面对环境的保护应该与需求相对应。其次从人的安全需求的产品供给而言，随着人们平均收入的提升，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各种不确定性，所以对各种金融产品有了大量需求，需金融产业发展以提供各式各样收益和风险组合的产品供给。另外对于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需求愈发迫切，政府应不断提升基本社会保障的供给水平。人口流动加强，流动范围扩大，而且财产中无形的财产和权利占比越来越大，所以经济越发展越需要政府立法、执法以维护秩序，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特别是对人口多的大国，政府提供安全秩序、产权保障更是人们其他需求满足的基本条件。再次，从人们归属感需求的产品供给与条件而言，相比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已经是精神层面的需求。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人的自由度和财富扩大的同时，人的孤独感、痛苦感及人们竞争中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对这些痛苦的缓解人们只能向人类自身寻找新的和谐。所以对于归属感的需求越多，人们越要求有权利出于各种爱好而进行的结社、集合、交友、宗教信仰；要求社会对缓解压力的各种商品与服务的供应不断扩大。最后，人们自尊与自我实现对产品供给和实现条件的要求，这两个层次的需求是相对高的需求层次，随着人们收入的提升，人们对自尊、自我实现的需求要求一些物品、服务供给增加，如奢侈品生产与供给，如专业方面的书籍装备等等。另外，人们对实现自尊、自我实现的机会和实现条件的追求越来越高，所以这要求政府在人们收入不断提升后要越来越多的维持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当然教育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总之，随着人们主流社会需求的不断提升，对社会生产方式有如下结论：社会产业结构中优势主导产业的变化依次是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因信息不对称，对于消费者需求满足的产品知识无知，越是满足基本需求的产品供给越是劳动、资本密集型的大批量低技术水平生产，生产的产品也多为实体物质产品，而越是满足人们高层需求的产品供给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小批量、个性化、高技术的创意经济，生产的产品也多为无形的服务。

第二是主流需求变化促使上层建筑调整。人们需求层次提升要求产业结构改变，而产业结构的变化衍生出对政治上层建筑调整的要求，一方面是要求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方面。在人们主流需求提升以后，人们要求政府提供不断提升的社会基本保险，以应对人们面临的人生重要风险，再就是政府对社会秩序维护方面需不断提升水平，先是对人们物质财产、人身保护，后又扩展为对人们权利的保障，特别是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利的保障，所以国家立法、司法水平必须不断提升，这是主流需求提升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是产品供给需政治上层建筑改变以助创造条件方面，这体现为：一是政府放松对金融业、服务业发展的限制，扩展适宜服务业发展的自由空间；二是扩大并促进人们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新闻自由和迁涉自由；三是扩大一般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保护并扩大人们的结社、集会的权利。如果在为需求满足和生产供给创造条件方面上层建筑调整严重滞后，从需求而言，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资源外流；从供给而言，一国产业结构不能随主流需求变化而升级，从而固定在低水平的物质生产领域，没有大的创新，因供给不符合需求，经济陷入停滞。

（三）社会主流供给与社会主流需求的结合及互动

整体而言，社会供给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组成。社会主流需求是社会主体大众有购买能力和意愿的需求，一国历史上一定时期大众平均的收入决定了大众的需求层次和对政府、对制度的要求。虽然需求与供给分离，但一个社会长期的良性运转要求社会主流需求层次与社会供给水平大体一致，不能差别太远。一般而言，社会供给应逐渐调整以适应自然增长变化的社会主流要求。有比较高的社会主流需求，就应有较高层次的社会供给水平。无所谓最优的社会供给，也无所谓最优的政治上层建筑，只有与社会主流需求相适应和匹配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当然也无所谓人类需求的普世价值，而只有与某时空社会总供给水平适应的需求水平，超越一个社会总供给水平的需求普世价值会因没有资源的支持而使社会陷入混乱。所以，社会的主流需求层次与社会供给的水平应动态平衡。但是现实中在二者匹配方面却有两种理论倾向和一种陷阱效应。

一种理论倾向强调生产供给能力扩大是根本。就是对看得见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强调，并强调与之相适应的公权力集权组织生产、组织社会体制的重要，因而会出现政府对制定产业政策的强调，注重保护企业的利益，忽视消费者诉求，从而社会总供给与社会主流需求脱节，生产过剩，国企垄断经营。这样不断上升的社会主流需求会因现实供给的产品满足不了需求而使得一国生产大面积过剩，经济严重依赖出口；而不断上升的需求内在要求公正、权利保护、言论自由，不断出现与公权力体制对抗的各种问题。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激化，过了某临界点，会出现动乱，原因是不断变化的主流需求未得到满足，这或许就是托克维尔效应产生的原因。

另一种理论倾向强调人的需求、人的普世权利的重要。一般而言对人需求的强调更多体现为对一种人权的强调，例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强调基本人权，只是谈人权原则，而避谈每项人权的具体意义、特质和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强调的普世价值的全球推广即是此理论倾向的体现，并且用西方发达国家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实施方法要求全世界的各国遵守。这是忽略了西方自然法规定的人权和人为法规定如何实现人权的区别，而基本不顾及这些国家的社会供给能力。

一种陷阱效应就是权利示范攀比陷阱。人权保障的历史说明，一是这些人权原则的实施必须依赖于一个社会主流民意对人性本身理解的程度，也即这些权利原则如何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依赖于人们关于人性理解的知识积累，而依哈耶克言，知识是演进的，对人权原则实现的水平也是演进的。二是这些人权规定及对政府公权力限制的规定的实现必须靠消耗社会财富才能达到。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资源和技术决定了这些人权原则实现的程度，所以人权原则实现程度又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而言，一国公民权利保障的程度和对政府公权力制约的程度必与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即以收入衡量的社会主流需求程度）相适应，没有超越其社会主流需求水平的人权保障。如果超越一国一般经济水平，强调人的权利需求则是不以购买力和保障权利的知识积累为前提，是空想，不可持续。这是对一个世界上的先发展国家而言。

而对于有先进国示范的后发展国家而言就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由于先发国的实践，对人类权利保障、对政府权力限制的具体措施因其社会主流需求水平提升且逐渐积累了相关知识，一方面保障了先发达国居民的权利，为先发展国家人民主流需求近一步提升打下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世界人口流动、信息流动也启发了后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不需探索就已学习了如何对权利保障、对公权力限制措施的知识。在示范攀比效应下，后发国人民要求采取这些学习来的做法来保障权利、限制公权力。但事实上，后发展国家人民的这些要求不是以经济发展的实力为保证，不是以平均收入提高为后盾的主流需求自然提升为基础。所以后发国在经济上没有充分发展前提下的需求强调不是以其收入为保障的，此时政府公权力受限、资源不足的结果是政府决策力不足、社会动荡，以致出现后发国民主选举造成的混乱。而对于先发国发展中探索的如何发展经济的现成知识却因政府讨好选民，软弱而无法利用，经济增长停滞，即出现所谓权利示范攀比陷阱。

四、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启示

一是关于一国在主流需求逐渐提升过程中产品需求的知识、产品供给的方法、组织形式等知识由于先发展国家的知识探索和演进而是现成的，所以在经济起飞的初级、中级阶段可以利用政府上层建筑形式的设计以相对集中的权力去充分利用上述现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有关方面的知识，迅速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正是从需求供给知识的形成、发现角度而言，一旦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了发达国现成的可以借鉴的知识，利用政府相对集权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的办法就不再适用，应逐步减少对微观企业经营的各种限制与制约，不再以政府公权力去做投资决策，而是逐渐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促进自由、民主、分权，目的在于鼓励本国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自由探索，去探索关于需求、供给的知识。

二是因主流需求层次提升后更多体现为对无形服务的需求，且人们自由流动频率和范围越来越大，特别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发展中的大国尤其如此，政府更应注重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们权利，减轻人们竞争中失败风险的担忧，所以政府对公共安全的保障、对公共秩序的维护越来越重要且成为社会大众所有需求满足的前提。

三是在上层建筑改革过程中要严密关注社会主流需求超越社会供给的状况，防止出现因学习发达国的需求满足措施的具体知识而出现的权利示范攀比陷阱，以维护政府公权力的权威。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马良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胡彩芬］

张端民，长春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吉林长春13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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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5）12-0001-05

①根据计量麦迪逊（2003年）研究，人类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从公元元年就已经达到1990年美元计的444美元，到公元1500年西欧各国平均为774美元，从人均收入角度看，在马克思前的1800年这些收入基本用于维持生存、繁衍的温饱需要，西欧人均GDP1500年到1820年年均增长0.15%，因而社会主流需求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