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国共关系:从延安观察组到政治协商会议<br/>——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为基础的考察

国际视野下的国共关系:从延安观察组到政治协商会议
——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为基础的考察

2015-02-23周昌文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关键词：马歇尔国民政府蒋介石

周昌文,潘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国际视野下的国共关系:从延安观察组到政治协商会议
——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为基础的考察

周昌文,潘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二战后期继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之后,同盟国着手进行战后秩序安排.在此全球背景之下,国共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政府较以往更加积极地介入国共谈判,调解冲突.本文试图从国际的视角审视并还原这段历史,深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重新梳理1944年7月美国观察组进驻延安到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的国共关系,着重探讨美国政府在调停国共关系中的作为.从而全面揭示在二战后期同盟国进行战后秩序安排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对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

国共关系;美国对华政策;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延安观察组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但在此前提下,仍存在重大分歧和冲突,因此产生了“两党遇事协商”的特殊合作形式,双方谈判持续不断.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抗战经历了中立、不干涉到积极援助的转变.二战后期继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之后,同盟国着手进行战后秩序安排.在此全球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较以往更加积极地介入国共谈判,调解国共冲突,以实现赢得二战胜利,布局全球战略的目的,对中国政局及中国战场,尤其是国共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至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一时期有关美国与国共关系及其影响,国内学界已有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专著方面,如陶文钊的《战时美国对华政策》[1]、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2]与《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3]、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4].论文方面,代表性的如牛军《浅析重庆谈判的国际背景》[5]及《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6]、陶文钊《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7]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8]、赵红《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因应》[9].已有研究在美国对华政策、美国与中共关系、美国与国共关系及其影响等方面均有深入探讨,但在研究视野及资料利用方面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本文试图从国际的视野,充分运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还原和审视这段历史.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经过1945年8月重庆谈判,到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的国共关系,着重研究美国政府在调停国共关系中的作为,和国共两党在此一时期的互动.从而全面揭示在二战后期同盟国进行战后秩序安排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对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国共关系仍旧僵持

1944年6月28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通过美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Merrell)致电罗斯福,表示美军观察组已获得蒋介石批准,一旦准备完毕即可成行[10]234.观察组进驻延安后,发回了一系列报告,反映出中共所领导的延安政府积极向上的一面,其中更有预测战后中国将由中共领导,同时也提出了开展其联合抗日与调停国共冲突的计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双方的合作局面基本形成.但就怎样合作的种种具体问题,国共之间举行过多次谈判.主要围绕组织方式、领导结构、军队改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性以及军事冲突等问题展开.虽经过多次谈判,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各自军队及统治地区范围这两个最根本问题上分歧依旧很大.1944年7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电传美国国务卿,指出中共边区主席林伯渠表示近来国共谈判次数仅有3次,国共合作陷入僵局.高思在电文中强调,根据林伯渠的声明,美方可以确定国共谈判情势仍旧远离最终解决的局面[10]463-463.

针对国共谈判的僵化局势,国民党内部自由派人士意识到美国政府在调停双方纠纷中的重要作用.昆明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民党官员向美方表示,若当下美国不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加快民主化进程,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将更加的独裁化.该国民党官员还向美方表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之前“无脸”面对罗斯福总统,因为蒋无法回答罗斯福关于中国成立立宪政府的问题.这位官员认为,蒋一直以来将罗斯福以“兄长”看待,应针对蒋介石对美的态度抓紧促进中国政府的改组[10]476-477.

美国政府也注意到中共所发出的希望和平与民主的呼声.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赖斯(Rice)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指出,根据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发回的报告,中共虽受到国民政府严厉封锁,但仍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双方分歧,促成民主政府[10]483.针对中共到底是否积极抗日,美国通过在陕甘宁区域的欧美人士传来的情报也作出了判断,即虽然无法完全证实中共所发表的抗敌成果,但能够确定的是中共军队在近期的抗日作战中没有做出退让,国民党方面指控中共停止抗日的报道只是宣传攻势而已[10]489.

1944年4月29日,林伯渠从延安启程经西安赴渝[4]182,并于5月17日抵达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中断近一年的国共谈判再次恢复[11].蒋介石在林来渝之前表示:此次谈判“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12].7月13日林在重庆与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华德(Ward)就国共谈判条件交换了看法.林重申了中共的最低要求,即中共军队获得认可以及对国民政府开展民主化改造.林表示国民党方面仍未就此作出任何回应,并将继续留在重庆,等候国民政府的消息.

二、“五点协议”的反复及国共谈判再现僵局

观察组在延安工作的同时,史迪威与蒋介石间的矛盾也越发严重.史迪威从美国远东利益出发,主张一视同仁看待中国各方抗日力量,试图联合中共抗日.而蒋介石作为一名政治家,自然以巩固自身及其所领导的政党为首要任务.因此蒋介石对史迪威支持中共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

1944年8月3日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将军共同决定派遣赫尔利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关系,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10]247.赫尔利于9月6日抵达重庆,9月8日即列出了其在中国担任协调工作的议程.在这份10点的议程中,赫尔利着重强调,中美合作联合所有在华军事力量抗日,将其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协助蒋介石政治统一中国[10]259.

此时的中共,表现出积极配合美国调解的姿态.9月23日,谢伟思受邀与朱德进行了深入对话.朱德很希望得到美方在国共问题上的看法,希望赫尔利能够访问延安,以此在国共谈判问题上施压国民政府.朱德指出国民政府是中国当下的执政者,又受到美国支持,因此共产党始终不会放弃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对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朱德表示,共产党决不会同意解除自身武装,共产党也不强求国民政府援助其抗日武装.朱还指出,当下只有美国方面能够统领中国所有抗日力量[10]589-591.

此外,谢伟思还与毛泽东进行了数次交谈.毛明确表示美国在国共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希望从谢伟思方面知晓美国政府的确切对华政策,希望美国政府支持中共提出的组建“联合政府”的提议.谢伟思在备忘录中总结到,中共当下坚信美国有能力影响国民政府并将决定中国战后是否会爆发内战,中共渴望得到美国的支持,担心美国疏远与中共的关系[10]599-604.

通过与中共高层的对话及其自身的调查,谢伟思在写给史迪威的报告中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应基于两点考虑.首先,不应寄希望于蒋介石政府;其次,在不考虑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反政府力量的情况下,不能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确切的说是美国的问题[10]709-710.

1944年10月17日,美国驻华使馆建议赫尔利与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会谈,明确表示美方希望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并且双方若能够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应安排毛泽东与蒋介石见面会谈[10]650.10月21日,林伯渠、董必武电传赫尔利,表达了中共方面很希望与赫尔利进行会谈.2天后,林、董当面将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转交赫尔利,表明中共与国民党真诚合作抗战的立场.

赫尔利于10月28日提交了一份《协议的基础》的5点文件.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统一军事力量以共同抗日;两党认可蒋介石为国家及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两党遵循孙中山三民主义准则,建立民主政府;国民政府认可中共为合法政党,所有中国政党将给予相同的平等、自由、合法地位[10]659.

11月7日,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对赫尔利五点协议基础文件进行了修订.在这份修订的协议文件中,国民党强调中共军队需受国民政府及国家军事委员会指导;中共军队只有当受到国民政府认可后方能拿到与其级别相适应的薪水待遇.同日,赫尔利抵达延安并与毛泽东举行了正式会谈,赫尔利表示美方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但双方面对共同敌人日本,这是一个基点,所以他此行是为打败日本“这一民主国家的敌人而来”.赫尔利将此前起草的5点协议转交毛泽东,并表明这是他的主意,但协议最终将由国共美三方共同完成,且这份协议已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赫尔利解释了起草该协议的目的在于联合中国各种力量抗日并防止战后中国爆发新的内战.他此次赴华调解国共关系是受罗斯福总统之托,总统迫切希望中国能与美、英、苏三国并列四强之一.赫尔利向毛泽东传达了他与蒋介石交谈的情况和他的意见看法,称其已认识到蒋介石一直以来有反共情绪,但蒋更希望中国能够拥有和平统一的政治环境,且相信共产党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的意愿.[10]674-677

毛泽东就赫尔利所起草的五点协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毛认为,当下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与构成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未来的政府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中间党派共同组成且相互享有平等的权益.毛还提出在不解散中共控制区域抗日力量且不放弃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中共希望与国民政府达成谈判协议.毛称其很长时间以来便有打算与蒋介石会谈,现在因为双方共同的朋友赫尔利先生到访,望能够突破阻碍,与蒋亲自见面协商解决问题[10]684-687.随后在11月10日,赫尔利与毛泽东签字达成《五条协定草案》[10]687-689.

国民政府在11月15日由王世杰与张治中向赫尔利提出了4条“反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国民政府仅将在必要情况下认定中共的合法地位,且中共军队将受命于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10]697-698.

谈判陷入僵局,中共希望获得合法地位,联合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而国民党方面是绝不会答应的,若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且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自身的统治必将受到重创.赫尔利作为西方政党体系下所派出的调停者,对于中共联合政府的提议自然会答应,此提议是符合西方政治理念的,但这却大大背离了国民政府的执政意愿.

三、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推动重开国共谈判大门

针对双方就协议条款所发生的冲突,赫尔利于11月16致电罗斯福,称其在返回重庆后才发现双方对协议条款所产生的分歧有如此之大.赫尔利称蒋介石认为若国民政府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条款,将使得国民党丧失对政府的控制权.赫尔利认为蒋的此种观点有失客观与公正,虽然蒋希望中国能够政治统一,但却不愿意展现出是在中共的压迫下所做出的妥协.第二天罗斯福回信赫尔利,肯定了他为中国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并正式通知赫尔利已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10]699-700.

11月21日,王世杰提出了更为详细准确的3点协议修改意见,内容为:1.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饷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2.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3.国民政府之目标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10]706-707.

12月12日,赫尔利致信罗斯福,表示共产党所提出的协议并没有受到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切实考虑.但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旧告诉赫尔利,他本人很希望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赫尔利认为蒋介石没有接受中共所提出协议,意味着错过了达成共识的最好时机.蒋介石向赫尔利解释其因为过于忙碌,难以处理,恳请赫尔利能够继续协调双方关系,重开谈判大门[10]733-734.

当天美国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在其备忘录中针对谈判僵局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戴维斯认为,或许在未来某个时机国共中一方会提出重启谈判的意向,但就现在局势看来,双方协议的大门已经关闭.针对此情况,特别是在美国对日作战消耗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美国应该改变对华政策.他建议美国政府应明确地向蒋介石表明其愿意支持中国任何一支抗日力量的态度,将坚决不支持任何企图挑起中国内战的一方[10]735.

12月16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指出当前的谈判表明国民党方面缺乏应有的诚意,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同日,毛泽东通过包瑞德转告罗斯福总统,表示听闻美国愿意与任何对日作战力量合作,中共亦非常同意此项政策[10]740-741.12月20日,赫尔利回信毛泽东与周恩来,表示很高兴中共仍旧对谈判抱有信心,并邀请周恩来再赴重庆进行谈判[10]744-745.28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提出4点建议,首先释放所有政治犯;第二,撤出陕甘宁边区、新四军及南方地区共产党区域周边的国民党军队;第三,废除一切压迫民众自由的政策;第四,停止任何秘密情报活动[10]755.赫尔利回电毛周二人,表示中共提出具体要求违背了先前双方所达成的当下仅就协议基本框架问题达成共识的承诺,赫尔利认为现在还不是讨论谈判具体条件的时刻.赫尔利再一次告诉毛周二人,根据其在重庆的观察,国民党政府是有诚意就谈判做出让步的,希望双方仍按照计划进行谈判.此外赫尔利还提出,由于周恩来暂时不能再赴重庆进行谈判,国民政府愿意派遣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及他本人前往延安,在双方取得基本共识后再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前往重庆继续谈判[10]163-164.

进入1945年,面对国共间仍旧不明朗的复杂局面,美国政府中国事务处对当前双方关系做出了新的评估及展望.中国事务处在一份传给赫尔利的备忘录中表示,国共双方近期和解希望不大,若国民政府能够击败日军,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将会更加强硬.报告的结论是,只有在双方军事力量能够通过一个类似联合指挥委员会或盟军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国共双方才有可能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共产党势力也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能完全参与到政府工作事务之中[10]170-171.

在2月18日传给国务卿的函电中,赫尔利讲述了近期的谈判情况.赫尔利称,周恩来在谈判中再次重申了希望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观点,但不同意对共产党军队进行改组,而是希望对整个中国军队进行重组,且欢迎在联合军事委员会中有美方代表出席.蒋介石则在谈判中表示其将在5月4日起草新的宪法,将政府权力还之于民.

此后,周恩来与王世杰被任命共同协商成立一个能够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机构.2月3日,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将成立该组织的协议草案发给了赫尔利.该组织被命名为“政治咨询会议”,其功能在于促进立宪政府的成立、联合各方军事力量、确保各党派成员在政府中占有相应席位[10]223-229.

在谈判中,国民政府在4个方面对中共做出了一定让步.第一,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第二,将中共及其他党派纳入行政院体系以组成战时内阁;第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包含一名中共高级将领;第四,由美国主持,加上国共,三方共同商讨中共军队重组及补给问题[10]233-234.周恩来在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前发表声明表示:“王世杰只说了在国共谈判中政府方面提出的所谓让步,而并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13]

四、促成国共领袖历史性的重庆谈判

6月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庄莱德(Drumright)在备忘录中总结了1945年上半年国共局势情况.指出国民政府虽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但仍不承认其军事力量的合法性.此外,最近从延安方面所发表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也进一步说明,当前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及各国政府面前丧失合法性.并且随着共产党七大的召开,预示着中共将在其控制区域单独建立政权,这一做法显现出中共完全没有与国民党统一的打算[10]422-423.

6参政员访问延安后于7月5日回到重庆,并带回中共所提出的延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国共与中间党派在政治协商会中三方平等的要求.赫尔利认为中共此举意在拖延时间,以等宋子文在苏联谈判的效果[10]430.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广播《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当日,蒋介石告诉赫尔利中苏间条约即将签订,借此机会,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赫尔利认为若毛接受邀请,即意味着国共间冲突将仅涉及政治层面.蒋介石也将有机会向中国民众展示其在战后和平时期仍像战时那样的领导能力[10]446.

毛泽东于8月28日抵达重庆,9月2日即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谈判,这天也恰好是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就双方谈判形势,赫尔利在即将离开重庆返回华盛顿之前,于9月23日向国务卿进行了汇报[14].赫尔利称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将共同合作为战后重建及防止内战组建民主政府;在领导人问题上双方表示支持蒋介石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双方进一步表示将努力恪守孙中山三民主义原则,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政府;中共称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执政党并在成立民主政府前的过渡时期支持国民党执政;此外关于释放政治犯、言论、出版、结社、信仰自由等问题双方亦达成共识.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国共仍未达成共识,虽然双方都做出了一定让步.其中一点是,共产党要求在某些省份有任命、挑选或选举共产党省主席或市长的权力.而国民政府则认为,直至通过宪法和民主政府建立时为止,任命省主席和官员的特权是属于民国总统的.另一点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协议但还没有最后同意的是战后和平时期国家军队里中共部队的数量问题.共产党最初要求48个师,国民政府则提议给予共产党20个师.

赫尔利认为这次会谈总的成就是保持国共双方继续就战后和平时期的合作问题进行谈判,而在这之前各方都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赫尔利告诉中共及国民党参与谈判的人员,不要试图解决太多过于细碎的问题,而应当在政府改组、军队改编等重大问题上达成框架性协议,此后再就细节问题达成共识.赫尔利建议双方应首先在基本条款上达成协议,这样才能助于最终协议取得共识[10]467-468.

谈判进程逐渐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10月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致电赫尔利,表示中共已同意将其军队改编为20个师并纳入国民政府军队组织中.将成立军事委员会以商讨中共军队何时划入国民政府军序列,此委员会成员将包含叶剑英及其他由叶推荐的官员.

10月8日,周恩来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馆,称毛泽东将在第二天启程返回延安.国共间正在起草一份联合声明,且将在毛离开重庆当天发布.10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等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国共领袖的重庆谈判取得重要进展,也成为国共关系的里程碑.

协议共12条,其显著特点是既记载了双方一致之处,又记载了双方的不一致之处[14]825.例如解放区问题,特别是在山东、河北、绥远及察哈尔等地.中共希望这些地区的领导人由该地区下级村庄选举产生,但国民政府坚持由中央政府任命[10]472-473.

五、马歇尔受命赴华促成国共停战协定

因双方在政治、军事上仍旧分歧,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订发布后,国共间并没有像各方所设想的那样关系平和下来,双方仍然不时发生冲突.10月30,毛泽东秘书王炳南告诉罗伯森,称国民党与伪军及日军联合排挤中共.此外,王称国民党获取了美军的帮助,武器装备了大量部队[10]482.

美国政府在此阶段更换了针对国共谈判的协调者,马歇尔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赫尔利的继任者.12月15日马歇尔即将赴华前,杜鲁门总统致电马歇尔,说明了现阶段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相信,在现阶段,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国政府有利于联合国及世界和平.一直以来美国政府秉承内政问题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的原则,但在本世纪某个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因此,中国人民能够和平解决内政问题对于世界至关重要[10]770-773.

马歇尔抵达南京后于12月21日与蒋介石见面交换看法,蒋介石向马歇尔表示,中共对于美国介入所做出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中共本身,更多是由莫斯科方面所决定.虽然中共与苏联方面始终否认双方之间的关系,但实际情况是中共的对外政策受到莫斯科的持续影响.蒋介石提出两条要点,首先希望在莫斯科举行的英美苏三国外交部长会议上能够达成实质性成果,已促使苏联遵守其与盟国间的约定.第二,国民政府意图控制东北,以确保全国的统一.只有在东北部署足够多的兵力,才能对中共产生威慑作用,促使其必须选择政治途径解决与国民政府的纠纷[10]797-799.

12月23日,马歇尔在重庆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人.马歇尔表示,虽然他是受杜鲁门总统委托作为派往中国政府的美国使者,但在华期间除了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进行沟通以外,同样很乐意与中共代表展开对话,促成双方的和解.马歇尔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美国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为远东地区的和平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牺牲.现在对外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国内民众希望尽早结束这场“家门外”的战争,不希望来之不易的远东和平局面被国共间的冲突打破.杜鲁门总统寄希望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能够促成各方的和解,不再出现一国拥有两支独立军队的局面.周恩来指出:“中共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民主不是像日本那样保留天皇的伪民主,而是以美国模式为榜样,建设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民主社会.”[10]800-804

12月29日,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斯普劳斯(Sprouse)在备忘录中表示,近来一位中共代表向他展示了一份中共递交给国民政府的停战协定书.在该份协议中,中共提出三点.第一,国共双方向各自部队下达命令,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其次,接收战俘、解除日军武装、收复伪军等,必须在国共停战后经双方和平谈判予以解决.第三,为确保落实第一及第二点,需成立一个由各方参与的全国委员会组织,且该组织将派员赴已发生国共冲突的地方,调查事态情况,并向委员会汇报[10]827.

1946年1月1日,王世杰找到马歇尔,表示国民政府将针对中共12月29日所提的3点回复一份协议.第一,立即停火;第二,国共各派一位代表同马歇尔一起商讨停火、恢复交通线、日军受降等事宜;第三,由政治协商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访问受争议地区,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马歇尔认为王世杰所称协议前两点有利于解决当前问题,但需将第三点中所提委员会升级为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指挥协调机构(即“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机构将包括美方在内的国共三方代表.马歇尔相信只有成立这样一个实体机构,才能有效地沟通调解国共停战事宜,且该机构所发出的指令将由蒋介石与毛泽东签署后执行[10]1-2.

1月3日,周恩来就王世杰所提3点协议递交了中共的提议.中共的提议中亦表示应成立一个三方代表机构,统一指挥部署停战事宜.[10]10第二天,王世杰经过与马歇尔商讨,国民政府草拟了一份提案,同意成立军调处,但这份提案并没有及时发给中共代表.[10]191月5日,马歇尔再次会见周恩来,表示国共双方反复提出新的协议,这样持续下去即使数周也未必能达成实质性进展.因此建议在美方出面的情况下,国共双方代表共同出席商讨停战一事,周对此表示同意,并在5日当天确立了谈判代表.国民政府代表为张群,中共方面则是周恩来.[10]25-26

1月7日上午10点,张群、周恩来在马歇尔位于重庆的住所开始了第一次三方会谈.张群首先提出讨论停火问题,并给出三点意见.第一,全面停火;第二,恢复交通;第三,各方停火后,部队仍维持原位.随即,周恩来针对以上三点提出了中共的想法.周恩来认为应在全国范围内停火,且需要确定一个切实的停火时间;恢复交通除包括铁路、公路、船运外,还应涵盖电报、邮政等各种交通与通信服务;而就停火后部队维持原位问题,周未给出更多意见.

张群表示,虽然应在全国范围内停火,但在满洲以及华北大部分地区,因国民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接管工作仍在进行中,国民政府必须继续维持其在这一区域的军事行动.张群指出,在满洲即东北五省的例外情况应写入停火协议中,而华北地区因中苏间协定,国民政府需接管热河的赤峰及察哈尔的多伦.接着周恩来在东北问题上提出条件,若在协议中声明“在满洲九省的所有军事行动需要经过各方磋商才能执行”,则可以将东北问题列入协议之中.

马歇尔亦感到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互不让步,随即提出暂时搁置这一问题,转而提出讨论停火协议的内容.双方在停火后部队是否维持原位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周恩来坚持全国部队都应在停火后维持原位,暂不移动,但这恰好与国民政府打算派兵进驻东北的计划相矛盾.马歇尔提出折中方案,在停火协议生效后全国部队维持原位不动,等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后根据具体情况再发布命令.

1月8日,会谈继续在马歇尔的住处进行.双方就停火协议达成4条共识.第一,立刻停止任何武力冲突;第二,除特定地区以外,停止任何部队活动,但可保留用于复员、换防、补给、行政管理与地方安全的军事活动;第三,停止一切妨碍交通与通信的活动;第四,将在北平成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用于执行停火协议.该机构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其发出的命令将以蒋介石名义签署后由军调处执行.

1月8日双方虽达成了4条共识,但在第二条协议中仍未明确表明哪些地区属于特定区域,可继续军事活动.1月9日会谈中,张群表示根据中苏协定,国民政府除了应接管赤峰与多伦以外,还有其他地区也应进行交接.但现在国共双方谈判争论不停,所以仅仅限定在赤峰与多伦两地进行接管.周恩来则认为,现在国共应将谈判重点放在停火协定上,待停火后再谈接管问题.1月10日双方继续谈判,马歇尔表示在9日晚上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同意发布停战协定,且暂不考虑赤峰和多伦驻军问题.东北问题暂不考虑使得谈判进展得以加快,约定在10日上午10点对外公布停战协定[10]43-125,并规定最迟在1月13日内国共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15].

除了发布停战协定外,谈判三人会议还向蒋介石与毛泽东提交了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备忘录,确保停战协定的落实,美方代表由华尔特·罗伯逊(Walter S.Robertson)担任,并确定军调处人员构成规模为465人,其中美方125人,国共各170人.3方部分人员应在1月15日到达北平,剩余部分最迟1月26日抵达北平[10]127-128.

至此,马歇尔赴华调停国共谈判终于促成了一定成果.1月10日,根据此前谈判时的约定,国共代表签署《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当天,国共领导人分别下达停战令,命令所属部队自1月13日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同日,受中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美结为盟国共同抗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政府坚信只有中国在国内和平的局面下,才能充分联合包括国共在内的各方势力,以此为基础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并为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战后国际秩序奠定基础.在此背景下的国共关系,作为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始终受到美国远东战略的影响.

延安观察组获得中共情报后,美国更加意识到全面介入国共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一旦中国爆发内战,很有可能出现中共掌权,而迫使美国在远东面对苏联与中共联合执政的局面.为此,美国设法派遣政府与军事人员赴华,实地考察中国各方情况,取得第一手信息,以促成国共谈判持续下去并取得进展.

近代中国发展史上,二战期间美国对华内政的积极介入程度前所未有,反观中国政府及政党方面,总体上也对美国政府介入本国事务持开放态度.谈判中,国共美三方虽在各自范围内的具体利益各有不同,但共同目标都是维护中国在战后能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为此,经过美国的协调,国共间取得了一定共识,并先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与“停战协定”.虽此后内战仍全面爆发,“停战协定”成为一纸空文,但各方努力之影响亦不容忽视.国共关系之发展,其影响因素固然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共双方代表在最大限度维持自身利益情况下,从民族利益出发,各自亦做出一定让步.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对日后中国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延续至今,国共双方谈判过程及其得失亦对当今海峡两岸、两党关系发展有参考与借鉴之处.

[1]陶文钊.战时美国对华政策[G]//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6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3]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4]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5]牛军.浅析重庆谈判的国际背景[J].历史教学,1986(6):16-19.

[6]牛军.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J].近代史研究,1986(1):188-206.

[7]陶文钊.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J].中共党史研究,1991(1):32-39.

[8]陶文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J].美国研究,1993(1):7-28.

[9]赵红.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因应[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2-48.

[1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G].1944.

[11]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J].中国社会科学,2002(5):187-202.

[12]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民国档案,1994(2):4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