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当代讽刺文学的名作。海勒将冷战初期美国社会中发生过的事件改头换面，以荒诞可笑的方式移植到文学作品中，以此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海勒比其他的荒诞派作家更加关注现实，其作品传达出强烈的道德感和正义感，麦卡锡主义、资本主义、现实政治等都是其嘲讽的对象。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第二十二条军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十二条军规”成了大众都能意会的口头语并被载入韦伯斯特大辞典。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82（2015）04-0050-06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约瑟夫·海勒的一部鸿篇巨制，被誉为讽刺文学和“黑色幽默”小说的杰作，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和评论界的瞩目。本文力图结合历史语境和文本叙述，深入分析《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讽刺文学特性，探讨其广受赞誉，保持持久魅力并入选为字典词条的原因。

收稿日期：2015-06-17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基金项目（2012SJB750023，2014SJB040）。

作者简介：陈红梅，女，江西万安人，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犹太文学研究。

一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讽刺文学特性首先体现在其具有的“黑色幽默”色彩上。“黑色幽默”一词由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其《黑色幽默文集》（Anthologie de L’Humour Noir）中首创，用以指称介于喜剧与讽刺之间的一种次文类。其实，“黑色幽默”究竟是属于文类还是创作手法，研究者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1］。黑色总与死亡、可怕、恐怖相连，中外皆然，因此“黑色”指的是黑暗的现实，而“幽默”则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面对这种现实所采取的一种嘲讽的态度。实际上，“黑色幽默”文学主要表现的是周围环境和自由个体之间的冲突。“黑色幽默”派作家看到了现实生活荒谬、可怕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其潜藏着的滑稽因素，于是在揭露中发出了讥讽的大笑，但是笑声中又包含着绝望的情绪。“黑色幽默”派作家对主流的价值充满怀疑，通过玩世不恭的讽刺和嘲笑发泄痛苦，以表达他们的反抗。因此，“黑色幽默”的核心目的是讽刺，旨在批判现实世界。有评论家认为，“黑色幽默走得比讽刺更远” ［1］。

由于带有浓重的“黑色幽默”色彩，《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文学特性得到了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确认。伯茨（Stephen W. Potts）指出，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大多数评论都认为其讽刺特性是小说最成功之处 ［2］。艾伯拉姆斯在其《文学术语词典》中特别提到沃（Evelyn Waugh）的《被爱的》（The LovedOne）、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的《选手的钢琴》（Player Piano）和《猫的摇篮》（Cat’s Cradle）等现代小说，认为这些作品中大部分“黑色幽默”讽刺的对象是作家们看到的广泛存在于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残酷、疯狂和混乱 ［3］。可以说，讽刺文学是社会现实和文学虚构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文学类型，比其他文学类型更能体现出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本中的社会存在” ［4］。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具体实践，既产生于社会本文，也生产社会本文，这是个互动、协调的过程。对于这个微妙的过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拒绝对文学作品作历史实证式的传统解读，既反对将文本看作是独立自主的纯粹文学世界，也反对把文本看作是狭隘的信息资料，忽视文学形式与历史的连接。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结合二者的长处，注重对阐释语境的理解和分析 ［5］。阐释语境包括写作语境、作品接受语境和批评语境等。对于批评者来说，他试图理解的写作语境和接受语境能够通过作家访谈、传记和社会历史作品再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文本话语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社会组织、机构、读者群体阅读和利用作品的方式，重建其阐释的语境。但无论研究者占有的资料如何翔实，都永远不可能完全再现历史的真实，因此批评者应该意识到批评研究的界限所在。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前两种语境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帮助读者理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结合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和作品分析，去解释作品和社会的相互推动过程” ［5］。另一方面，有助于揭示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实践的互动机制，了解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应该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作为讽刺文学的杰作，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可供解读的极佳文本。

二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将文学和历史等量齐观，拆除了二者之间的藩篱，注重研究历史文本的文学性和文学文本的历史性。相形之下，讽刺文学特别是艺术性较高的讽刺文学作品，虽然其属意的讽刺对象也是历史人物或事实，但却能将其目标深刻掩藏，其文本的历史性更具隐蔽性。因此，只有了解了其产生的语境，才能领悟到讽刺文学的真意所在。在这一点上，海勒作为讽刺文学经典的创作者，其艺术手法不可谓不高明。经过6年的酝酿和创作，海勒于196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成为轰动当时文坛的一部力作，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文坛长期的沉闷。虽然海勒将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但是他对战争的虚化描写使得这部小说在表达反战主题的同时，主要是讥讽以军队为代表的官僚机构的无能和荒谬，嘲讽资本主义社会“井井有条的混乱”和“制度化了的疯狂”。在皮亚诺萨岛的世界中，“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像隐秘的上帝，无影无形、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小说中，以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官僚为了加官晋爵，视官兵生命如草芥，随意提高飞行次数，宗教信仰不过是他们往上爬的工具。将军们钩心斗角，根本不懂军事的“军事天才”沙伊科普夫（Scheisskopf为德语，相当于英语的shithead，意为“白痴、笨蛋”）上尉占据他们觊觎已久的职位。沙氏只知训练阅兵，为了不让士兵摆动手臂甚至想到要把铆钉钉到他们身体上。布莱克上校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夜之间发起了忠诚宣誓运动：“所有作战的官兵到情报室领取图囊时，都得签一个忠诚誓约……只要转个身就得签上一个忠诚誓约。” ［6］这些故事貌似一场闹剧，但其实却是当时美国政治生活的真实反映，是一个夸张时代的缩影。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统治阶层或当权者为了个人私利，随意宰割普通民众，不管他们的死活。海勒在采访中申明，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对冷战中反共清洗和美国社会的不满 ［2］。海勒将美国社会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件改头换面，以可笑的方式写入到文学作品中，以荒谬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7］。

小说中的效忠运动曾在美国人民的生活中大范围地出现过，这实际上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盛行的麦卡锡主义的产物。讽刺麦卡锡主义（1950—1954）的白色恐怖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只要对冷战初期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明显地感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实质是反对共产主义，肇因于美国战后的冷战思维，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极为深刻。威廉·曼彻斯特在其著作中引述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乔治·本德的话，认为“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同义词” ［7］。“忠诚调查”是麦卡锡主义对公众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工作之一。在这项工作中，从政府部长到邮递员，从大学教授到普通百姓都可以毫无理由地被怀疑，遭到起诉和审讯。“‘只靠谣言就可起诉，’……‘审讯的程序是卡夫卡式的’，至于是否犯有‘叛国罪、参加间谍活动、赞成过用暴力推翻政府、泄露公务秘密或参加了被司法部长定为是搞颠覆阴谋社团’之任何一项，‘都无需任何证据，只要有相当理由相信是颠覆活动’就够了。” ［7］确定忠诚调查结果的方式，现在看来，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是悖论式的，只有当有关单位认为“‘不会影响安全’时，才会‘具体和完整地’写明控告理由”。如果被认为是“不安全的”，也无需提供证据或给出理由，让人无从知晓何时何地犯过怎样的错误 ［7］。在这场白色恐怖中，无论是谁，只要接受了“忠诚调查”，在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之前，就是被默认为是有罪的，妻子和孩子都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和有关组织，成了“过街老鼠”，人人见而避之。在五年之中，联邦调查局甄别了三百万以上的美国人，对一万人进行了全面调查。科学界、教育界、国防生产公司和演艺界都被大规模地组织进行忠诚宣誓。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不难理解小说中为什么布莱克上尉乐于让人宣誓效忠，而不让老实顺从的梅杰上校签字宣誓，并诬告他为共产党分子。也不难理解，沉浸在朋友内特利阵亡悲痛中的随军牧师塔普曼被布莱克上尉和另外两个校官毫无理由地带到地下室接受审讯。审讯中颠倒黑白，卡思卡特上校作伪证，塔普曼没有来由地被抓来又没有来由地被放走，就跟“理查森的袋鼠” ［7］审讯一样，随意地跳过正常的法律程序。伙伴们听说约瑟连和总部达成交易不再执行任务了，就趁黑夜偷偷地跟他套口风，更准备随时把他拉下马。约塞连明白“人人都在冷眼等待着，想看看将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些人白天聚在一起时是一种人，黑暗中各自单独待着时则变成了另一种人” ［6］。

海勒在小说中嘲讽的另一个对象是资本。他认为，资本与官僚机构狼狈为奸，对民众进行疯狂压制和掠夺。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组建了以工商业巨头为主的政府，被称为“企业的政府” ［7］。这种政界和工商界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不满。《第二十二条军规》第24和35章生动地描写了“诚实勤勉”的米洛在发家致富后，抓住机会当上食堂事务长的故事。米洛认为：“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政府即是人民，我们是人民，不是吗？”因此，他组建的“M＆M”辛迪加联合体“人人有份”。在创办初期，米洛把“七分钱一个的价格买下的鸡蛋再以五分钱一个的价格卖给辛迪加联合体的食堂”，既讨好了将军和士兵，又挽救了马耳他、巴勒莫、西西里等地的经济，当上了那里的副总督、市长和副市长，甚至凭着他“经营的成功”要挟顶头上司卡思卡特上校提高飞行次数，同时又达到洗涮对自己的中伤的目的。在“做生意赚钱是不犯法的”的逻辑和“大伙人人都有股份”的口号下，米洛和其他人都将正义和道德抛到了九霄云外，把辛迪加联合体发展成了“国际卡特尔”。为了“人人有份”的辛迪加联合体，指挥塔上的人“千方百计地给咱辛迪加联合体帮助”；为了“人人有份”的辛迪加联合体，将军、校官们跟他一起和纳粹德国做生意；为了“人人有份”的辛迪加联合体赚得更多的巨额利润，米洛轰炸自己的空军大队。金钱的力量胜过了“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帝般的力量。于是，浑身雪白的士兵由自己排出的体液循环供养，下层军官和士兵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被消失”或在执行任务时送掉性命。军规的力量不仅限于飞行中队，在人间地狱罗马也同样通行无阻。罗马的老太太一语道破天机，“第二十二条军规说，他们有权力做任何事情，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有了军规，“戴着硬邦邦的白帽子、拿着棍子的大兵……把姑娘们往外赶，连衣服也不让她们穿……他们就这么把她们全都赶到外面去挨冻” ［6］。在罗马这个“不朽之城”，老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因为“自由经济的乐趣之一是受苦的权利（艾森豪威尔总统副助理霍华德·派尔语）” ［7］。

除此之外，科技和当时美国的政治生活也是海勒讽刺的对象。1954年，全美用了35天进行一场讨论：究竟是谁同意把一个有左倾思想的陆军牙医从上尉提升为少校的。“‘谁提拔了牙科医生欧文·佩雷斯（Irving Peress）？’麦卡锡反复提出质问，他始终没有搞清楚是谁，事实上他对答案也不感兴趣，佩雷斯不过是他插手军队问题的借口而已。” ［7］《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无所事事的议员们在华盛顿特区反复念叨：“是谁提升了梅杰·梅杰·梅杰上校的？是谁提升梅杰·梅杰·梅杰上校的？极其幽默的是，是国际商用机器（IBM）公司的一台机器提升了梅杰·梅杰·梅杰。” ［6］小说给出的答案既讽刺了麦卡锡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肆意攻击别人，也预见并批评了人对科技的依赖和科技对人的控制。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成功，IBM公司是大功臣之一。IBM公司的老板与历届政府都保持了密切关系，正是与政府的“联姻”使得IBM获得无可比拟的实力。小说在介绍梅杰少校身世时，对其父亲所经营的生意作了极富噱头的介绍：“他的专长就是种苜蓿，而且因为自己一点苜蓿也不种而赚了大钱。他不种多少蒲式耳苜蓿，政府就从他那里高价收购多少。他越是不种苜蓿，政府给他的钱就越多。他于是把不应赚到的每一分钱都用去购买田产，以增加他不生产的苜蓿的数量。梅杰少校的父亲一刻不停地忙于不种苜蓿。” ［6］小说在若干次这样意有所指的荒谬重复中累积了它的艺术张力，在读者的笑声中抨击了社会生活中的丑恶。

三

讽刺社会生活中的丑恶是因为其“黑暗”，而“黑暗”源于道德的缺失。道德的缺失不仅制造小人，更可怕的是制造“制度的疯狂”，其受害者不仅限于个人，还波及所有公众。因此，对道德的呼唤正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重要主题。《二十世纪文学批评》（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第131卷在分析《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人物谱时谈到，“按照海勒的说法，‘约塞连虽然表现得反英雄，但他是具有英雄主义品质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不关涉道德。在我看来，照当时的情形，对他的行为有其他想法都是不道德的’” ［8］。表面上看，约塞连胆小怕事，想尽各种办法逃避飞行任务，甚至间接造成战友斯诺登的死亡，是个懦夫，但是约塞连逃避的是本不该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军官们拿士兵的性命当儿戏。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约塞连不是懦弱，而是头脑清醒，具有很强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在答应卡思卡特和科恩的条件之前，回家是约塞连唯一的目标，但是在承诺为二人歌功颂德后，他想到的是自己这样一走，对战友们极不公平。约塞连看到了罗马的可怕状况，为普通大众的悲惨境地感到痛苦。如果缺乏正义感、道德和爱心，约塞连会有如此想法吗？因此，海勒不仅讽刺了荒谬的社会，发出了对麦卡锡主义式恐怖的愤怒呐喊，还给读者以希望，盼望人类能回归到正义、公平的生活。与同样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作出著名荒诞派反战小说《五号屠场》的冯尼戈特相比，海勒更关注人与社会，对人们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冯尼戈特的反战思想更明显，在嘲弄战争和自由意志的荒谬时更多地表现出悲观和放弃。正因为海勒关注现实，他对美国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和嘲讽才更为直接和犀利，其作品才赢得了各个阶层读者的青睐。

与讽刺文学鼻祖江奈森·斯威夫特不同，海勒运用了许多陌生化的艺术手法使其讥讽和嘲笑简约含蓄，富于艺术张力。斯威夫特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提议爱尔兰的地主阶层将佃农的孩子们也“烹饪”了，其表述虽然直接辛辣，但艺术回味的空间较小；海勒则善于打破常规叙述程式，对讽刺对象点到为止。他这样做也可能是因为麦卡锡主义当道，作家必须保护自己，但这种凝练的现代主义写作方式确实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和解读余地。海勒在叙述过程中，只用寥寥几笔提及战争和战役的过程，把叙事重心放在再现后方和战争间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突出其讽刺对象的普遍特性，弱化了文本的战争和军事色彩。同时，小说的人物传记式的章节设置也有利于作家对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讥讽，为文本叙述提供了腾挪的空间。作家密集的讽刺在不同的章节不断得到强化，而章节之间的前后联系赋予了作品“空间写作”的特性，迫使读者参与文本的建构。这一方面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使读者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作家对社会的深切道德关怀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使《第二十二条军规》具备了成为文学经典的条件。

《第二十二条军规》出版时的时代背景是它广为传播的助推器。可以说，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体和社会风行思潮巨大影响力的推动下，“第二十二条军规”最终成为了大众都能意会的口头语。海勒在小说中密集讽刺和攻击的麦卡锡主义令人鄙视的陋行，让任何经历过冷战初期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或对这一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心有戚戚焉”。麦卡锡“一眼就看出了美国电讯广播事业的作用” ［7］，精于利用现代广播和电视媒体为自己赢得公众支持和政治声望。美国有限电视网和广播电台对麦卡锡的演讲和听证会进行过多次现场直播，他利用这些媒体操纵和控制全国性的舆论，这些在小说中都有所描写，而经历过这一段“白色恐怖”的读者也能够体会到。可以说，麦卡锡主义的丑陋表演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畅销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个词的流行做了现实的铺垫，人们对其的仇恨和批判成就了这部文学经典。与此同时，小说中不时提及的流行娱乐文化也增添了读者阅读的趣味。小说中，布莱克上尉不让酷似当红影星方达（Henry Fondra）的梅杰上校签字效忠，并诬陷他是共产党分子以报自己竞争失利的一箭之仇。在这里，作家既讥讽了麦卡锡主义对文艺界的迫害，又让平时对娱乐新闻较为关注的读者十分感兴趣。另外，小说反战的主题契合了当时美国兴起的反战浪潮。随着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席卷全国，人们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兴趣日益高涨。尼科尔斯（Mike Nichols）把《第二十二条军规》改编成电影之后不久，该小说就登上了全国最畅销书单的宝座 ［2］。“到1970年小说拍成电影的时候，《第二十二条军规》基本上已经妇孺皆知。” ［9］在这个过程中，多种现代新闻和娱乐媒体的交互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十二条军规》面世初期，评论界反响平平，著名幽默作家、文化名人佩雷尔曼（S．J．Perelman）、阿尔戈伦（Nelson Algren）以及著名导演尼科尔斯等参与了作品的评论和改编，使其开始得到受众的瞩目。同时，海勒也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接受各种媒体的访谈，从而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接受程度，甚至使其进入了大学课堂。1998年，海勒在接受采访时承认，《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销售量早已超过千万册 ①，成为美国各大学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必选作品。1978年韦伯斯特大辞典将“第二十二条军规”作为词条收入，其释义为“法律、规则条款或现实中的一个悖论，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成为其牺牲品。”今天，“第二十二条军规”已经成为人们形容无能为力却又无法摆脱的困境的口头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