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体验是有关经济生活的体验。因此，可以从经济的视角出发，还原一个真实的萧红。萧红自离家出走以后，就饱受经济问题的困扰，经济因素在其一生的一些重要阶段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萧红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经济叙事，它们和作家个人的经济生活相互印证和强化，具有浓郁的写实主义风格。从这个角度来说，萧红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使作品很好地彰显出个人经济生活与文本经济叙事的共源性特征，从而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82（2015）04-0044-06

收稿日期：2015-06-23

作者简介：首作帝（1974—），男，湖南永州人，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直以来，萧红研究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作家的坎坷身世、传奇经历、情感纠葛以及其作品的开放性与复杂性，都为论者们津津乐道。不过，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个明显而独特的视角却鲜有人注意，那就是从经济的视角解读萧红。著名学者季红真曾经谈到萧红研究的丰富性，认为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并提及了一些被人忽略的层面：“女作家的前卫姿态又使她的政治、文化、人生、人性等方面的诸多思考被忽略。” ［1］显然，在这里，季红真遗漏了经济视角。事实上，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体验是经济生活的体验，她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因素对其人生历程的重要影响。如果忽略了经济视角，我们就难以还原真实的萧红，也难以真正走入萧红的文本世界。

一

萧红的祖辈属于乡绅地主，家境较为殷实，不过到了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成年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但作为呼兰县的望族，张家还是能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萧红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却逐渐表现出“叛逆”的一面，要做中国的娜拉，摆脱旧式家庭包办婚姻的束缚，而这是以牺牲家庭的经济援助为代价的。从这点来说，萧红无疑与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萧红拒绝回去，仍旧不顾一切地往前走。鲁迅曾经给娜拉的出走总结了两种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2］那么萧红到底走上了哪条路？笔者认为很难概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出走之后”的萧红一直饱受经济问题的困扰。

事实上，自萧红离家出走之日起，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渴望已经被经济因素冲击得奄奄一息，萧红一生中多次极为重要的转折点都与经济问题息息相关。萧红16岁的时候，家人不让她继续念书，理由是女子长大了必须嫁人。在遭到萧红的反抗之后，家人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父亲撂下的话是：“我给你自由，我给你独立。有本事你就自己养活自己。”经济制裁是中国式专制主义惯用的伎俩和手段，以此狙击个人解放之途，通过这种方式将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牢牢束缚住，尤其是对女性更为残忍和有效。萧红打破了这个魔咒，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奔向象征自由和解放的求学之路。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女性的萧红的行动可以说彰显出广泛而深刻的革新意义。当然，萧红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萧红的学业终究没有顺利完成，她陷入了汪恩甲的“经济诱惑”迷魂阵中，最终以身相报。而一旦汪恩甲也受到家庭的经济制裁，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季红真对此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经济的窘困也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萧红来时穿的貉皮领子的大衣，早已经进了当铺，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卖得差不多了。汪恩甲随身带的钱也用完了，就是同意留在北京一起读书，也无法指望家里提供他们两个人的费用。” ［3］萧红由此成为被抛弃的女人，成了现代版的“始乱终弃”的对象。在这个悲剧中，经济因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魁祸首。后来，萧红与萧军的相逢、相识、相知与相爱，简单地说是“成也经济，败也经济”。萧军将萧红从旅馆里解救出来，但因为从报社辞职而陷入经济困境，两人的感情也由此开始出现龃龉。他们一路南逃，最后分手，原因固然很多，但经济因素无疑首当其冲。在山西临汾，萧红再次因为端木蕻良的经济资助而与他滋生出了新的感情，两个处于经济窘境之中的可怜人碰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在战时的香港，物价飞涨、民生艰难，萧红的医疗费是端木蕻良向周鲸文借的，后来端木逃离香港，萧红的手术费是由骆宾基资助的。可以说，自从萧红不顾一切地离开家庭，她的生死存亡便与经济因素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以萧红的传记为例来说明问题。有关萧红的传记作品很多，“据有关研究者统计已经达到70多部” ［4］，经济生活是各版传记着重表现的内容之一。我们选取三本萧红的传记做个简述。第一本是林贤治著的《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一共24章，除了第19章，其他每一章都较多地牵涉到了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第19章《结束或开始》主要叙述萧红和萧军感情的结束以及萧红和端木蕻良感情的开始，但这一章仍然插入了两年前在杭州购买棍子的事件，属于经济生活的间接描写，正是这根棍子成为一条重要的脉线将萧红和端木蕻良联系在了一起。“开始，意味着另一种结束。” ［5］第二本是季红真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修订本）》（现代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一共42章，每一章都牵涉到了较为明显的经济生活方面的内容，纵使是最后一章《与蓝天碧海永处》交代萧红逝世之际，仍然写道：“萧红主要担心的是她早期作品的版权，特别放心不下。” ［3］第三本是李汉平著的《一个真实的萧红》（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一共37章，除了第36章和37章，其他每一章都或多或少牵涉到了经济生活。由此看来，经济问题总是伴随着萧红的人生，并且在一些重要阶段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萧红个人经济生活的细节呈现更是令人痛心和动容。萧红到哈尔滨念书，“有时临走家里没钱，继母就偷偷地到西院做小买卖的杨老三家借，一次就借二三百元给她拿走” ［6］。可见张家的经济情况的确每况愈下。1931和1932年在哈尔滨求学期间，萧红两次当掉了她最喜爱的一件紫色棉袍。第一次被汪恩甲赎了回来，萧红因此跟他有了一段同居生活，但最后也因为经济问题而分道扬镳。“萧红和汪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同居7个多月，欠下食宿费400多元。萧红临近产期，汪恩甲却不辞而别。”“店主催欠账，萧红还不上住宿费。店主要将萧红卖给烟花院做妓女。”“不久由萧军送她去医院待产，生下一女孩，因无力抚养便送人。10月份由朋友们资助才得以出院，后去欧罗巴旅馆与萧军同居。”“这段生活十分艰难，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勉强度日。” ［7］不难看出，经济问题决定和规约着人物的命运走向，是他们现实生活世界的真正掌控者。萧红第二次把紫色棉袍当掉，买来了十个包子，萧军不顾一切一口气吃了八个，完全不顾萧红的感受，两个人的隔阂和裂缝从此产生。“这个萧军，从他吃包子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他心里是没有她的。”“此棉袍儿没有被赎回来，没有人去赎，也没有钱去赎。那象征悲剧的紫色永远留在她心里，成为她心里一块不能触摸的地方，成为她心里永远的痛。” ［8］萧红的创伤通过经济生活细节体现出来，这与鲁迅是一样的，可见由经济引发的问题对人的影响有多大。1933年，萧红和萧军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和散文合集《跋涉》，是他俩从事文学创作后的第一部结集。萧红和萧军为出版文集到处筹款，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渡过难关，而他们又把卖书赚到的钱用于生活，一文钱都没有回报给那些资助过他们的人士，可见他们生活的窘迫。1941年，萧红在香港病重需要入住玛丽医院，这笔开销全部由周鲸文负责，在出院后又“送给他们一些钱”，后来由于战争升级，大家决定暂时把萧红送到思豪酒店，由端木蕻良照顾她，周鲸文“交给端木五百港币” ［9］。玛丽医院收费极高，纵使萧红的费用是按照优惠价收取，“一天住院费，就够老百姓一月伙食费了” ［10］。后来萧红转到养和医院，情况更复杂，医院不要美金和港币，只要军票，收费也高，“特别是护士费，是一天，昼夜，一个夜班要加25块钱” ［11］。其间，萧红收到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寄来的200港币和柳亚子资助的40美金，然而紧随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这些资助如杯水车薪，而萧红最终也因贫病辞世。

二

萧红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也大量渗透了经济因素，经济叙事在其小说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也许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经典的模式。” ［12］与都市题材文学相比，萧红更多倾向于乡土题材创作，这使得其经济叙事无疑具有开拓性的创造精神，同时也拓展了乡土文学的生存空间。

在萧红的小说中，复杂的经济叙事兼容了多元的功能和作用，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发展、经济观念的书写和日常债务的呈现彼此交叉和杂糅，呈现出无边无际的点面结合的叙事结构，以此呈现出广阔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中第三章《老马走进屠场》，人物形象的刻画是以经济叙事作为后盾而呈现出来的：王婆和二里半牵着老马到屠宰场贩卖，因为人与马有着深厚感情，主人在将它送往死亡的途中不免十分悲伤，王婆因“痛苦”而“颤抖”，二里半因“悲痛”而“痉挛”——小人物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命运由此彰显。同时，萧红更进一步指出，王婆卖老马除了因其老迈不能耕田外，更重要的是要用卖掉它的钱还地主的债，“只为一张马皮，主人忍心把它送进屠场，就是一张马皮的价值，地主又要从王婆的手里夺去”。最后王婆得到三张票子，正好是充纳一亩地租的价钱，她还想余下一点钱买一点酒带回去都不可能了，“家中地主的使人早等在门前，地主们就连一块铜板也从不舍弃在贫农们的身上，那个使人取了钱走去”。这样的经济叙事在《生死场》中比比皆是。第四章《荒山》中的赵三加入李青山的“镰刀会”以抵抗地主加租，还得到两张羊皮制作袄子，却不料中计打断了小偷的腿。为了赔偿，赵三家中仅有的牛以及小羊皮袄被迫贱卖，而地租照样“非加不可”，赵三卖牛的钱除了赔偿小偷，另外一半被地主家“用做杂费了”。在地租加成之外，农民还为此付出了更大的经济牺牲和代价。《生死场》中这样的经济叙事几乎与当时经济年报的记载一致：“各地粮食已被劫殆尽，牲口亦几乎绝迹，各地农民的损失实不胜计。” ［13］第十四章《到都市里去》中写道，在农村饥寒交迫的金枝被迫奔赴都市，上演了农村妇女与都市经济亲密接触的一幕。从做缝纫工到被人强暴，金枝接触最多、说得最多的全是钱：“金枝赚钱赚得很多了！在裤腰里缝了一个小口袋，把两元钱的票子放进去，而后缝住袋口。”“她的票子四分之三觉得是损失了！被人夺走了！她只剩五角钱。她想：‘五角钱怎样送给妈妈？两元要多少日子再赚得？’”“一点活计也没有。我穿这一件短衫，再没有替换的，连买几尺布钱也攒不下，十天一交费用，那就是一块五角。”“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饥饿的恐惧感和人们的焦虑心理交织在一起。在文学作品中，很少有作家用这样的经济叙事话语来刻画人物形象，展现人物的悲惨遭遇，这可以说是萧红对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

在著名的长篇小说《马伯乐》中，马伯乐是一个时代的旁观者和多余人，怯弱、自私、多疑而又平庸，他唯一感兴趣的是钱，却又对有钱人敬而远之。马伯乐认为：“有钱的人，没有好人。”“有钱的人就认得钱。”“有钱的人，老婆孩子都不认得。”“有钱的人，一家上下没有不刻薄的，从仆人到孩子。”“有钱的人，不提钱，大家欢欢喜喜；若一提钱，就把脸一变。祖孙父子尚且如此，若是朋友，有钱的，还能看得起没钱的吗？”另一方面，马伯乐又向别人炫耀：“我的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钱”是最具活力和欲望的诱惑始因。马伯乐拒绝和有钱人交朋友，认为他们是邪恶的化身，以此来掩盖自己没钱的尴尬和困窘，同时又因为贪欲和拜金的疯狂本能而时时表现出对金钱的渴求。萧红将马伯乐对金钱的崇拜和“精神胜利法”结合起来，这种笔法的老到和透彻鲜有人敌。《北中国》体现了萧红的另外一种老成笔法，小说的主题是爱，但故事架构很不一样。耿先生的儿子到上海参加抗日战争，耿先生和妻子思念他，希望他远离战争，所以当儿子来信要钱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寄钱去，反而写信告诉他说，回来的话，一切好商量，否则不要给家里来信了。耿先生对儿子的爱以“经济制裁”的方式体现，他认为情感的核心是由“经济”掌控的，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显然“经济制裁”更多时候带来的不是屈服与妥协，而是隔绝与毁灭。耿先生在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并最终“被炭烟熏死了”，信封上写着“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耿振华吾儿收”的信件始终无法投递。连接父子关系的经济脉线时隐时现，将父亲推向前景，将儿子推向背景，但父子最终都逃脱不掉经济力量的无形掌控与牵制。在小说《山下》中，萧红深刻地表达出经济基础决定一个人地位的思想。林姑娘给下江人做工，第一次领到了四块工钱，买了些家用品，家常生活没过几天就都变了，引起邻居们的无数羡慕：“在邻居们之中，她高贵了不知多少倍。”但林姑娘第二次赶场，人家就把工钱减了，“从四元减到二元”。为了争取到林姑娘最初的四元钱，母亲亲自上门索要，先是开口借，后提出涨工钱，却遭到对方无情辞退，想挽救已经不可能了。福柯认为：“价格问题关涉到食品涨价的绝对或相对特性，关涉到金属货币的连续贬值或汇聚可能对价格产生的影响。” ［14］《山下》从头到尾都在渲染物价上涨的事件，大量的经济叙事贯穿其中：“去年六分钱一尺的布，一张嘴就要一角七分。”“前年棉花是两角五，去年夏天是六角，冬天是九角，腊月天就涨到一块一。”“照灯的油也贵了，咸盐也贵了，连针连线都贵了。”

萧红作品中的经济叙事极具时代气息，使我们能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农村的经济状况，看到经济因素对现实生活与人际关系造成的巨大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强烈感受到，在涉及经济叙事的地方，文本表达出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与美学理想之间的冲突，从而充满了叙事张力。

三

萧红与那些专门书写女性题材的女作家有着本质区别，她摆脱了细腻、哀婉、清丽的柔性风格，采用的是粗线条式的、勾勒式的原生态的笔法。因此，萧红作品的风格极为大胆、壮阔、夐远，就像胡风所说的“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15］。萧红的独特性还在于，她经常运用自叙传写法，作家和其他人的身影在叙述中游刃穿梭，交叉互现，个人经济生活与文本经济叙事的共源性由此而生，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文本的艺术境界。萧军概括过萧红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生活纪录”，“有我们自己一些什么在里面” ［16］。

萧红因为离开家庭而陷入经济困境之中，所以个人的经济生活是刻骨铭心的伤痕和记忆。在萧红的小说中，经济叙事成为别具一格的纯粹世界，它们和萧红的生活经历是具有共源性的，相互缠绕、扭结和渗透。萧军曾经说过：“我们结合的当时，我是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既无固定的职业，也无其他可靠的经济来源，只是靠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和做做流动的家庭教师一点学费来维持起码的生活！……吃了早饭，没有晚饭……这是常有的事。从她所写的《商市街》，从我所写的《为了爱的缘故》，《跋涉》中的《烛心》以及其他文章中全可以得到部分的、真实的反映！” ［17］萧红许多作品中的经济叙事真实地反映了作家的经济生活，例如《饿》《弃儿》《当铺》《广告副手》《最后一块木柈》《黑“列巴”和白盐》等充分体现了文本经济叙事与作家个人经济生活的共源性。事实上，萧红不同小说中的同名主人公反复出现比较常见，这刻意彰显着作家经济生活与文本经济叙事的互文性与共源性。此外，萧红创作小说喜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也是一个重要证据。当然，这不是萧红的首创，鲁迅也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不过在鲁迅笔下，“我”是作为知识启蒙者的角色现身说法，体现的是批判的力量与作用。萧红笔下的“我”显然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萧红的“我”带上了浓厚的平面格调，与生活形成了对流与搅缠。从这个角度而言，萧红的小说和散文中的“我”是可以画上等号的，而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我”则是两个角色、两种身份。

萧红的《饿》《册子》《雪天》《当铺》《欧罗巴旅馆》《拍卖家具》《十元钞票》《家庭教师》《他去追求职业》《黑“列巴”和白盐》等散文是作家的自叙传文本，贯穿其中的经济叙事逼真地解释和呈现了作家个人的经济生活，完全可以当作史料来看待。《饿》《当铺》和《黑“列巴”和白盐》等都是围绕着解决吃饭问题而展开。《当铺》真实再现了萧红当掉紫色棉袍的事件。《黑“列巴”和白盐》围绕饥饿主题展开叙事，主人公因饥饿而去“借钱”，而去“偷列巴圈”，“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拍卖家具》这篇散文也涉及经济生活，文章开篇即交代“我”跑到厨房“三角二角”反复计算，而旧货商人早就等在门口估着价：“水壶，面板，水桶，蓝瓷锅，三只饭碗，酱油瓶子，豆油瓶子，一共值五角钱。”小说接下来续写了“我”和他之间极为琐碎的讨价还价过程，“旧棉被、旧鞋和袜子，卖空了！空了……”《家庭教师》和《他去追求职业》两篇实为互文，一是职业书写的互文，二是饥饿书写的互文，三是经济细节的互文。就第三点来说，《家庭教师》的开头这样写道：“二十元票子，使他作了家庭教师。”《他去追求职业》的结尾这样写道：“过一会，他拿出二十元票子给我看。”两文的首尾呼应将个人经济生活的细节以特写的方式推到读者眼前。

萧红的《弃儿》《牛车上》《广告副手》等小说的虚构性相对较强，但毫无疑问其中的经济叙事亦与作家的个人经济生活有着共源性。《弃儿》中，怀孕的芹被王先生抛弃在旅馆里，共欠下四百块钱的房费，好在蓓力将她拯救出去，但接下来经济困境再次将他们拖垮。他们拿着衣服去当铺当一元钱，用来买食品，而这只是苦难的开始。芹临盆之际，走投无路的蓓力向一个名叫非的普通朋友借了一块钱将芹送进医院，同时懂得了一个道理：“我和非经济不平等，不能算是朋友。”蓓力疯狂筹款，但希望终究化为泡影，孩子只得送人了，“弃儿”主题得以凸显。《弃儿》中的这些栩栩如生的经济叙事简直就是萧红生活经历的逼真再现，很好地解释了作家在尘世所遭受的“或人的悲哀”。小说《广告副手》和散文《广告员的梦想》两篇亦实为互文，“小说散文互见，便构成了萧红作品的特点” ［18］。从标题来看，两部作品主要叙述主人公作为广告员的人生际遇，但深入内容我们会发现它们的题旨仍是文本经济叙事与作家个人经济生活的共源性体现。《广告副手》中的芹和蓓力与《广告员的梦想》中的“我”和郎华的原型实为萧红和萧军。“我”和郎华本为热血青年，富有良知和正义，故而一旦弄清广告的真实面目，不禁慷慨陈词：“真他妈的！有什么劲，只为着四十元钱，就去给他们耍宝！画的什么广告？什么情火啦，艳史啦，甜蜜啦，真是无耻和肉麻！”然而在残酷的经济现实面前，“只为了二十元钱”，他俩先是吵闹、分歧，继而一起去应聘了广告员。“我是老秦的副手，他是我的副手。”可惜结尾仍然悲凉：“第三天就没有去，电影院另请了别人。广告员的梦到底做成了，但到底是碎了。”小说《广告副手》将这个悲惨故事再次呈现，从人物到情节到结构再到结局，两部小说都比较相似。站在墙壁一般宽大的广告牌前，芹挣扎着想下去：“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每月二十元。”“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我不忍心呀！……二十元。”“米袋子空了！蓓力每月的五元稿金，现在是提前取来用掉了！”“可是怎么办？二十元……二十元……二十元……”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说过：“经济计算是一种私利的计算，而与所谓的‘社会福利’无关。” ［19］显然，经济计算是个人行动的重要表现之一，经济困境使得人在工作付出与不等值的回报之间焦虑不堪。对芹来说，经济的现实情况改变了她的价值观，使她与最初的理想愈离愈远。经济因素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个体情感以及生死存亡，这既是文本想要表达的意思，也是萧红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两者形成了共源性印证。

总而言之，萧红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很好地表现出了个人经济生活与文本经济叙事的共源性特征。正如杰姆逊所言，人类发展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社会机器“是纯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的，其他的一切都和经济有关，都受经济的制约” ［12］。虽然萧红笔下的经济叙事及自身的经济生活不能完全与杰姆逊所言的“经济”画上等号，但亦是息息相关，它影响着作家的种种行动，并决定了主要的文本艺术结构和叙事模式，从而体现出相当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