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临安在南宋茶业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2015-02-22

茶业通报 2015年1期

关键词：宋代临安中心

论临安在南宋茶业经济中的中心地位

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南京 210007）

〔摘要〕宋代是中国茶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南宋茶业经济是宋代茶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茶业管理中心、茶叶市场中心、茶叶消费中心的临安对南宋茶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因而值得研究。

〔关键词〕宋代；茶业经济；临安；中心

宋代茶业经济繁荣，不仅对当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人曾自负地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1]卷六作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临安，不但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宋茶业经济中心。这一中心作用主要体现为茶业监管中心、茶叶市场中心、茶叶消费中心。三大中心的作用奠定了临安在南宋茶业经济中的历史地位。

1　茶业监管中心

临安作为茶业监管中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订和实施茶法，设立和完善茶业监管机构，征收贡茶和获取茶利，组织开展茶叶贸易等方面。

1.1制定、修改、实施茶法宋朝监管茶业的基本手段是茶法，即通过颁布茶叶生产、运销、税收的法规来实施对茶业的监管。制订、修改、组织实施茶法的最高权力属于朝廷，相关机构则具体负责。临安作为南宋都城所在地，自然是茶法的策源地。

南宋茶法以北宋政和（1111～1118年）茶法为范本，经增删而来，实际上是合同场卖引法茶法的继续。其对茶叶市场的管理方法、基本内容没有多大变化，这也是史书所云“建炎（1127～1130年）渡江，不改其法”[2]甲集卷十四《总论东南茶法》的原因。东南地区，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建炎（1127～1130年）初，於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建炎二年（1128年），由梁扬祖建立了茶盐法。南宋在临安、镇江府、建康府建立了榷货务，“建炎三年（1129年）置行在都茶场”，专门管理茶引和茶息事宜，“罢合同场十有八，惟洪江、兴国、潭、建各置场一，监官一”。东南茶法在继承北宋末年卖引法时，也稍有不同。一是别印食茶小引。形成“长短小引相兼，从人之便”[3]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茶下》的局面。二是增收茶税翻引税。官府以此控制商人过淮贸易，避免茶利落入榷场官方贸易之外的茶商手中。本来“茶盐同法，於请纳外，随其所指，并不收税”，随着“客人贩茶过淮，遂开收税之例”。原来长引水路不许过高邮县，陆路不得过天长县，现在“如愿往楚州及盱眙军界住卖，每二十三贯并二十六贯引各贴纳翻引钱十贯五百”，如到楚州盱眙军翻改去淮北州县，“每引更贴纳钱十贯五百文”[4]食货三十四之十五～十六。这样到楚州盱眙军的引钱在原引价基础上增加了57.0%～65.2%，到淮北等地则增加80.8%～91.3%。非但如此，乾道二年（1166年）户部言：“商贩至淮北榷场折博，除输翻引钱，更输通货侩息钱十一缗五百六”[3]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茶下》。乾道八年（1172年），这个标准有所降低，但仍维持翻引钱7缗，通货侩息钱8缗的水平。三是对园户增俵茶引。这是南宋搜刮茶利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湖州“比年官司又与额外抑配园户茶引、僧人茶钞，武康一县园户买茶引每亩出钞三百文足，僧人买茶钞每名出钱三百六十文足”[5]卷一百六十三。江州（江西九江）瑞昌民负茶引钱，新旧累积为一十七万有奇，皆困不能偿。死则以责其子孙，牵涉到千余户之多。四是不管茶树数量及存废，一律收税。邵武军“管下四县，有产茶价钱岁纳之数通不及一千七百缗”。绍兴年间（1131～1162年），行经界法，“乡民植茶虽止一二株，尽籍定为茶园，敷纳价钱，无虑数千户，后虽荒废无复存者，所料钱依旧输纳”[3]卷三百九十二《赵崇宪传》。这是赤裸裸的盘剥。五是对不植茶的贫下户摊派茶引或茶。此以荆门军最为典型。茶“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敷，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有的“一家买十三斤者”，这种行为“行之将及十年，

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6]卷四十九《荆门军便民五事状》、卷五十一《荆门军论茶事状》。豪商勾结官吏，借助官府

强制力，肆意向下户推销茶货。为了支付茶引钱，豪商采取多种手段转移负担，坑害消费者直至走私贩私。六是直接大幅度提高引价。福建腊茶“系贵细品色最高，客人兴贩利厚”，官府于是增加引价从中分利。下令“片铤腊茶二十二贯，套更贴纳钱一十五贯文”[4]食货三十之五～七，引价增长60%～68%。官府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量茶利。

南宋茶法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川茶废禁榷法、改行卖引法上。其蓝本仍然是政和二年（1112年）蔡京创设的合同场卖引法。建炎元年（1127年），赵开仔细分析榷茶易马五害后，提出变更四川茶法。朝廷同意了赵开的要求，“是其言”，并提升赵开为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推行更法。建炎二年（1128年），四川“大更茶法，官买官卖并罢”，“参酌政和二年（1112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3]卷三百七十四《赵开传》。赵开茶法就是政和茶法的翻版，其对市场的管理手段如出一辙。

1.2 设立、完善茶业监管机构南宋实行合同场卖引法，其茶事管理组织机构在北宋基础上有所损益，但仍纳入户部——太府寺——榷货务都茶场茶事管理体制。通过各级茶业监管机构对茶业进行有效管理，是南宋朝廷榨取茶利的重要手段。具体成果参方健《宋代茶盐司考略》[7]、《宋代茶事机构述略》[8]。本人专文论述宋代卖引法对茶叶市场的管理问题，对南宋茶业监管机构有较多论述[9]。限于篇幅，这里仅列举南宋卖引法茶业监管机构之大略：首先是户部，其次是太府寺（太府寺与茶有关的官司是茶库、都商税务、交引库），最后是榷货务都茶场（包括榷货务、都茶场、提领江淮茶盐所、总领所兼领茶事、巡捉私茶盐、提举常平盐茶司、发运司、茶马司等机构）。当然，高居各机构之首的是身居临安的中央顶层茶业监管机构。从机构的设置可概见临安在茶业监管中的中心地位。

1.3 征收贡茶和榨取茶利南宋对贡茶的需求已不如北宋旺盛，但高档腊茶仍大量用以进贡。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北苑贡焙发生叶浓领导的农民起义，“园丁亡散，遂罢之”。绍兴四年（1134年），“明堂始命市五万斤为大礼赏”[2]甲集卷十四《建茶》，淳熙年间（1174～1189年），以贡茶5万斤为准。可能腊茶充贡的最高数量超过20余万斤，因为宋人说腊茶之贡，宋初“每岁不过五六万斤，迄今岁出三十余万斤”[10]卷六十。当然，南宋统治阶级还尽其所能地搜刮民营茶园的茶用以充贡。

南宋对茶利的榨取超过北宋。仅东南茶利，绍兴（1131～1162年）以后茶引岁入240万贯，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东南卖茶引岁入269万贯，翌年为270万贯，淳熙（1174～1189年）初年达到420万贯，茶利增幅达75%。四川茶利也相当诱人。建炎四年（1130年）冬，茶引息钱达170余万缗。绍兴（1131～1162年）以后，提举官又旋增引钱，至绍兴十四年（1144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比应祥（即赵开——引者）初立法增及一倍，于是茶司一年遂收二百万”。绍熙（1190～1194年）初，成都府利州路23处茶场，岁产茶2102万斤，“通博马物帛，岁收钱约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2]甲集卷十四《蜀茶》。这大概是南宋川茶茶利的最高数额。南宋前期茶利总数曾达600万贯，几乎是唐代茶利的10倍。漆侠先生研究，“宋高宗末年财政总收入为五千九百四十余万贯，宋孝宗时为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而这两代的茶利，分别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六和七·二”[11]802、[12]卷一百八十九。

1.4 组织开展茶叶贸易南宋的茶叶贸易包括国内茶叶贸易、西北及西南茶马贸易、与金辽的榷场贸易、海外茶叶贸易。各种形式的茶叶贸易均在朝廷指导、监管下进行，临安在茶叶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国内茶叶贸易主要由户部——太府寺——榷货务都茶场茶事管理体制负责。上文已述，不重复。

茶马贸易由都大提举茶马司负责。“川、秦榷收，自元丰（1078～1085年）以来虽各有两司，大抵川、秦皆止除一使”，“绍兴初（1131年），陕西失守，李子公为使，乃奏合四司为一司，以省官吏”[2]乙集卷十四。嘉泰三年（1203年），复分二司，凡市马于边区则以茶交易，置都大提举及主管、同主管官，许其自置僚属。后又合并。“嘉定三年（1210年），以所发纲马不及格式，诏茶马官各差一员，遂分为两司”[13]13、[3]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都大提举茶马司》。

榷场贸易管理机构负责与金贸易。南宋设立了盱眙军、楚州北神镇和杨家寨、淮阳县磨盘、安丰军水寨和花靥镇、霍丘县封家渡、信阳军齐冒镇、枣阳军、光州等榷场，与金国开展贸易。榷场贸易的重要货物是茶叶，高档腊茶更是榷场交易中的重要物资。绍兴十二年（1142年），“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高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入海之禁”。隆兴年间（1163～1164年），商贩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几禁虽严，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获利丰厚的物资当然包括茶在内。商人经营的合法榷场贸易中，官府利用管理机构进行监督、征税，获利甚丰。乾道二年（1166年），户部言：茶“商贩至淮北榷场折博，除输通货侩息钱十一缗五百文”[3]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茶下》，由此可见一斑。榷场贸易是宋茶流入金的主渠道。李心传说：“今东南茶皆自榷场转入虏中”[2]甲集卷十四《江茶》。

市舶贸易管理机构专门用以对外贸易。建炎（1127～1130年）初，罢闽浙市舶司，归转运司，不久复置。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臣僚言，福建、广南各置务於一州，两浙市舶乃分建於五所”。乾道初（1165年）臣僚又言，两浙提举市舶一司有抽解骚扰之弊，认为福建、广南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实宜”，“惟两浙冗蠹，可罢”，从之，仍委逐处知州、通判、知县、监管“同检视，而转运司总之”[3]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提举市舶》、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市舶司管理无疑包括茶叶出口事宜。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臣僚说：“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缺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彼有司之货，犹未见其害也”[3]刑法二之一百四十四。茶叶、瓷器、丝织品是出口的主要商品。腊茶质好高价，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官府特于建炎二年（1128年）“以市舶官兼茶事”[14]卷一百八十一《乾德榷货》。对于“不畏法禁，规利之徒，依前般载腊茶，经由海道贩卖”[4]食货三十一之六，规避市舶司监管行为，宋朝进行严厉打击。明州主要对日本、高丽开展贸易，广州、泉州主要通南洋，这些港口中茶叶出口量均较大，进港输出茶叶的外国商船均纳入管理体系内。

2　茶叶消费中心

从临安茶馆业档次提高，功能齐全角度，即可概见茶叶消费中心的地位。临安的茶馆集饮茶、休闲、娱乐、交友、学习、联谊、集会、信息于一体，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不同人士的消费需求。“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此，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有的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15]卷十六《茶肆》。有的店面壁上写字作装饰。门面店内装饰，使茶馆具有一种特有的艺术氛围。据洪迈称，南宋孝宗（1163～1189年在位）时，吕德卿与朋友往临安，“四人同出嘉会门外茶肆坐，见幅纸用绯贴，尾云：‘今晚讲说汉书’”[16]支丁卷三《班固入梦》。临安王妈妈茶肆，又名一窟鬼茶坊，即以说唱“西山一窟鬼”而得名。有的茶坊设有博奕等娱乐项目。洪皓《松漠纪闻》卷二有“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有了这些休闲娱乐项目，茶客更易消磨时间。有些人进茶馆则为学习而来。临安“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17]茶坊。有“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的茶馆，临安就有黄尖嘴蹴球茶坊、一窟鬼茶坊、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4家。其他各色人等均有相应的聚会之所。人情茶坊，并非以售茶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真是生财有道。“又有茶肆，专是五奴（妓院老板——引者）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以上是各行各业聚集于不同茶馆进行联谊、交友，并获取相应信息。醉生梦死者则有“水茶坊”、“花茶坊”可去。水茶坊与花茶坊的区别不大，均以茶为媒介，以色相为目的获取金钱。花茶坊借开茶坊之名，行开妓院之实。临安比较著名的花茶坊就有潘节干、俞七郎、朱骷髅、郭四郎、张七相干5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15]卷十六《茶肆》。水茶坊的情况也差不多，“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於费钱，谓之干茶钱”[17]茶坊。每天水茶坊的女子“莫不靓汝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入此类茶坊者花费甚巨，“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茶者，虽杯茶也犒数千，谓之‘点花茶’”[18]卷六《歌馆》。此类茶坊也不少，著名者就有清乐、八仙、珠子、潘家、连三、连二等茶坊。茶坊还是重要的信息中心，许多社会消息汇集茶馆，又从这里输向社会。陆游《老学庵笔记》谈到秦桧孙女崇国夫人的一只狮猫走失，官府限令临安府找回，临安府急中生智，“乃贿入宅老座，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找之”。

3　茶叶市场中心

从临安茶馆数量骤增，遍及城乡各地，可概见茶叶市场中心的地位。宋室南渡后，临安客居、流动人口急增，城市商业更见发达，为茶馆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适应的土壤。茶馆集中之地有清河坊、市西坊、保佑坊、太平坊，尤其是平康诸坊，包括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新街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地区，密布着各有等差的大批茶馆。临安嘉会门外也有茶馆。由于“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这就为流动茶摊或夜市售茶水者提供了活动场所，有“车子卖香茶异汤”者，有三更后“提瓶卖茶者”，而冬天则有“担架子卖茶”，以方便“公私营干，深夜方归”[15]卷十三《夜市》和“游观之人”。此外，平时“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而“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借以“乞觅钱物，谓之龊茶”。那些“僧道头佗道者”，也不甘落后，“欲行题注”，则“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价”[15]卷十六《茶肆》。这些虽不能算正式的茶馆，但与茶馆售茶目的一致，且数量可能更多，有相当的适应性，成为临安众多茶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茶馆遍布城区，因而经营中也就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名气较著的茶馆。

茶叶消费如此发达，当然刺激了当地茶产的发展，吸引着其他产区茶的输入。事实上，浙江茶产在唐宋时已进入兴盛时期。当然，临安是重要的产区中级周转集散市场，茶叶消费量相当大，“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15]卷十六《茶肆》。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但商业繁荣，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尽情享乐，而且居住人口多达百万以上。这样一个特大型城市，茶叶消费量相当惊人。其典型代表现象是茶馆林立，功能不一，层次分明，形式多样，能适合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饮风如此大盛的中心城市，每年茶叶消费数量当然十分可观，临安就是一个大茶叶市场。

总之，临安在南宋茶业经济中的“三个中心”地位，突显了临安丰富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对于先辈留下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值得当今杭州人努力发掘、充分继承、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宋）蔡絛.铁围山丛谈[M].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

[3]（元）脱脱.宋史[M].

[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

[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6]（宋）洪适.盘洲文集[M].

[7]方健.宋代茶盐司考略[J].徐规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8]方健.宋代茶事机构述略[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2).

[9]陶德臣.宋代卖引法茶叶市场管理机构述论[J].广东茶业，2008,(6).

[10]（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