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留珠

(西北大学，陕西西安 710069)

他是一位在史学、考古、古典文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巨大建树的杰出学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既无洋学历亦无土文凭的素身教授。如此独特的他，就是西北大学的陈直先生。

陈先生祖籍江苏镇江(后迁居东台)，190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读书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当他考取清华研究院之后，无力支付学费，只好走上一条自学成才的艰难道路。青年陈直，便已经刊行著作多种，在学术界显露峥嵘。抗战期间，他拒绝日伪封官许愿，逃难至陕、甘，于供职金融机构以谋生的同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秦陇地区特别是关中为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的优势，致力于收集整理文物，用来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新中国诞生后，经著名学者、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推荐，由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约请，他自1950年开始执教于西大历史系，从而迎来了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文革时期，他的研究被斥为“四旧”而受到冲击，但他巧妙地利用时间整理自己的著作并手写四份，后被四川、陕西两省图书馆及西大校史办收藏。粉碎“四人帮”后，他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培养研究生及指导中青年教师业务进修。直到1980年谢世的前一刻，还在为研究生解答问题，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显然，陈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毕生经历虽基本限于求学、为学、教学的圈子之内，却多有超常之处。不过相比之下，他特色鲜明的治学之道则更因非同一般而为世人所赞许。

总观陈先生的治学之道，明显受到三方面的影响:

一是家庭的影响。陈家虽然贫穷，却有着较好的家学渊源。先生的祖父、伯父、父亲皆长于治学，著述甚丰。与其同代的嫡兄、从兄亦喜好学术，后皆成为学界翘楚。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少年陈直即喜读《史记》《汉书》，并练就每两年必通读一次的硬本领。如此的家庭影响，使其治学直接师承了清代朴学传统。

二是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影响。大家知道，中国史学在20世纪发生了革命性的大变革，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应运而生。不过应该看到，王氏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具有浓厚本土色彩、或曰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此法的提出，实际是对自金石学出现以来用文物证史传统的理论总结与升华。它与传统的朴学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惟此，师承朴学传统的陈直推崇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也就顺理成章了。陈直当年之所以报考清华研究院，显然是希望直接受教于心向往之的老师。虽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陈直日后却成为自觉继承、发扬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这其中的不了因缘，颇值得体味。

三是解放后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陈先生出身贫微，旧社会备受艰辛，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而解放之后，他得以执教高校，获得了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良好环境。新旧两个时代鲜明的对比，使他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

如果说家庭的影响奠定了陈先生治学的基础的话，那么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就是他治学思想的首次理论提升，意义重大;而唯物史观的影响，则是他治学理念的又一次理论提升，意义更为重大。这三种影响汇融结合，既构成了陈先生治学之道的完整体系，也形成了陈先生治学之道的总体特色。具体言之，即陈先生自己所概括的“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服务”，以及“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①分见陈直《史记新证·自序》《汉书新证·自序》《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关于两汉的手工业》等著作。。

这里，“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与“考古为历史服务”，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体现了一种史学思想，应是对朴学的新拓展，同时亦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继承与发扬。对此，李学勤教授曾评述说:“我们知道汉代文物极为零散繁多，真是所谓片砖残瓦，散金碎玉，而陈先生却积几十年的功力，加以汇集萃聚，一一与文献相印证，为汉代研究别开生面。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新道路，‘为推陈出新者所赞许，为守旧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所不计已。’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P24)

关于“搞人民史”和“搞手工业史”，似乎更多哲学命题的意味，标示了研究的取向和落脚点，应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朴素而直观的落实。过去研究者论陈先生治学，对这一点多有忽视。其实“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与“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服务”密不可分，它们共同构筑为陈先生的治学之道。十多年前，我在一篇纪念陈先生的文章中曾指出，这种“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的治学主张与国外史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就时间而论，陈先生显然是一位更早的先行者［2］。如此的世界意义，值得我们强调和重视。

按陈先生的说法，自己早年的著述皆“不足观”，只有50岁以后所作方可传世。先生总名这些著述曰《摹庐丛书(著)》。“摹庐”是先生的号。古“摹”与“慕”通，乃取慕慈亲之义。“丛书(著)”由18种著作组成，分别为《读金日札》《读子日札》《汉书新证》《史记新证》《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纪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订误》《敦煌汉简释文平议》《关中秦汉陶录》(考证部分独立成册，名为《关中秦汉陶录提要》)《秦汉瓦当概述》《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盐铁论解要》《三辅黄图校证》《古籍述闻》《颜氏家训补正》《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文史考古论丛》①陈直先生生前，《摹庐丛书(著)》大部分已经出版。截至1994年，则全部出版或发表。自2006年开始，中华书局又陆续出版横排本。。据前述先生的经历，可知50岁以后正是他在西北大学工作的时期。经过多半生的坎坷曲折，这时的陈直各个方面都更加成熟了。如果说以前他的诸多著作只是其治学之道的牛刀小试的话，那么，此时期他完成的洋洋乎近300万言的《摹庐丛书(著)》18种则是其治学之道更自觉、更娴熟地大显身手。陈先生之所以以50岁为界区分自己著作，究其原因，应该就在这里。

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教授极力推崇陈先生的治学之道，并予以理论概括，谓之曰“陈直学”。由此可见先生治学之道深远影响之一斑。当然，如果就具体问题而论，出于种种客观原因，陈先生的个别论断确实存在不妥乃至错误的地方，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商榷或批评。对此，我曾不止一次明确表态认为:“作为一代宗师的陈直先生，其在天之灵是会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指正的。这类批评不仅不会影响陈直先生所开辟的学术研究方向的正确性，相反，倒是陈直学在新条件下的发展与完善。”［2］至今，我仍坚持这一看法。不过，我亦注意到如王子今教授所指出的一种现象:“对于陈直先生的《汉书新证》，现在有一些比较强势的学者提出了一些质疑，话说得不是很客气。”［3］窃以为，如果这些“话”属于学术争鸣范围，即便再不客气也应欢迎，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学术发展。但如果“话”超出了学术研讨而属另类，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过令人十分费解的是，何以如此不客气的“话”，竟然出自儒雅的“学者”之口?

2015年1月7日于西大桃园校区

陈直先生简介:

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因有同姓名者改名直，字进宧(宜)，号摹庐，中国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生前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与秦汉史研究室主任，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社科联顾问，陕西省历史学会顾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小组组长等职。在中国学术界，陈氏是典型的自学成才的学者。青年时曾做过学徒，中年又曾在金融界谋生，但毕生经历主要还是求学与治学。早年主要著作已刊行者有《史汉问答》《楚辞大义述》《楚辞拾遗》(又收入大东书局印行之《楚辞四种》)《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摹庐金石录》等，未刊行者有《朱育对濮阳兴问校注》《东坡词话》《慈萱室骈文》等。另还参加了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辞典》的撰写工作。后期著作计有18种，总名《摹庐丛书(著)》。其中尤以《汉书新证》《史记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最享盛誉，为陈氏的代表作。此三种著作除单行本外，还有以《长安学丛书·陈直卷》《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八辑增刊·陈直著作三种》形式出版的合订本行世。

［1］李学勤．陈直先生其人其事［M］∥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2］黄留珠．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3］王子今．在班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