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军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河洛北魏宗室群体的贵族化趋势
——以元寿安墓志为例

刘 军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北魏元寿安墓志于1922年在河南洛阳城北邙山马坡村出土，它在一定程度上添补了正史记载的缺漏，为认识宗室阶层的贵族化趋势和北魏皇亲政体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该墓志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古贵族主义思潮，标榜雄厚的家世背景，突出家格与人格并重的理念，彰显深厚的道德学问，罗列贵族独有的仕进途径，昭示天潢贵胄的风采。元寿安屡任朝廷要职，这些职务也是宗室集中把持的实权岗位，折射出皇族政治的典型特点。由志文推知，宗室与贵族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但二者的融通却符合王朝统治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土文献的研究不能满足于文本字面的训读，更应着眼宏观的历史背景，明确具体的问题意识，大量排比同类史料，才能得出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北魏；元寿安墓志；宗室；贵族主义；皇亲政体

北魏元寿安墓志，全称“魏故使持节侍中司空公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领冀州刺史元公墓志铭”(志盖省作“魏侍中司空元公墓志”)，是邙山元姓宗室墓志的典型样品。该墓志使后人充分领略魏碑独有的神韵和北魏洛阳时代的社会风貌，兼具艺术与学术价值。据王壮弘、马成名撰《六朝墓志检要》，该志1922年在河南洛阳马坡村东北出土，曾归武进陶兰泉收藏，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志石86.8厘米见方，行文33列，每列35字，以楷体书写。过往对该墓志的扫描局限于文本字面的解读，如罗振玉《魏书宗室传注》用志文订补正史，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进行简要考证。传统研究偏重墓志的考史功能，现代学术的关注点则渐趋深入①。总体而言，要超越单纯的“史料”分析，挖掘墓志隐含“史学”价值的根本途径在于植根具体的历史环境，把握时代的潮流动向，广泛联系相关材料，贯穿事物的内在逻辑，这样才能通过墓志透视历史全局。本文试以元寿安墓志为样本，剖析北魏宗室的阀阅贵族化趋势和皇亲政体的构建，并验证上述方法论的可行性。文末附录《元寿安墓志》全文[1]190-192，以备读者查考。

由志文可知，墓主元寿安出身高贵的拓跋皇族，且仕宦尊显，朝野瞩目，为维护王朝统治厥功至伟。其生平事迹亦见《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上·汝阴王天赐传》，然内容远不及墓志翔实，甚至名字颠倒，唐长孺中华书局本校勘记早已指出这些问题。众所周知，作为特权阶级的宗室构成北魏政权根基代人集团的轴心，重用宗室是基本国策。在风起云涌的贵族化浪潮中，宗室又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抢占先机，成为中古北方“虏姓”高门的冠首。可以说，基于阀阅门第的贵族化是宗室演进的趋势，也是汉化的途径和实质[2]25。邙山宗室墓志无不秉承贵族思潮编撰，竭力标榜婚嫁宦学与德行规范等贵族制成立之要件[3]。审视元寿安墓志应以此为最佳角度。

一、元寿安墓志中的贵族元素

蒙思明的大作《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开宗明义：“魏晋南北朝应当叫作世族统治时代。世族是这个时段的决定因素。不明了这一时段世族阶级的存在及其重要地位，是不能明了这一时段的历史的，是不能对这一时段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风尚得到正确理解的。”易言之，世族(即阀阅贵族)的充分发展是六朝时期的基本特征与核心问题。其概念学界尚无公论，笔者归纳各项要素暂作如下解释：凭借累代积淀的家世背景，在婚嫁宦学诸方面塑造稳固特点，并为社会和国家所认可，因此享受免役等特权，同时承担保护乡梓、扶危济困、组织生产、调解纠纷等责任义务，进而博取道德乡望的家族群体或社会阶层[4]。贵族社会固然垄断封闭、排他自利，但也强调超脱世俗的律己精神，二者的对立统一铸就了贵族的独特性格[5]77。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际，汉人讲究家格门第、清浊流品的贵族制度根深蒂固，游牧蛮族要站稳脚跟，必须与固有的贵族传统接轨，乃至实现自身的贵族化， 变华夷之辨为门第之争。为达到此目标，北魏历代君主常抓不懈，直到孝文帝“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6]卷二四，631，方才大功告成。河洛宗室墓志展现的正是这一历史转折事件的成就。

六朝贵族体制长期运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领域累积了大量惯例，它们约定俗成地转化为贵族特权，甚至变成甄别贵族身份的标志。宗室墓志便以此为创作基点，集中彰显自身的特殊性。元寿安墓志中的贵族元素层出不穷，是考察贵族制度的鲜活样本，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父祖的官爵权势制约门第高低，“三状”犹如贵族的护身符。元寿安墓志陈述其祖景穆皇帝，其父汝阴灵王元天赐。我们知道，贵族阶层的准入资格是三代当中至少两代官居五品以上，亦可酌情下延至六、七品的清官[2]152。元寿安是皇孙王子，三状无与伦比，达标轻而易举。三状除了左右门品，还可调节士人的乡品。大体而言，王子王孙例授一品，皇子皇孙则为凌驾中正评议范围的“超品”。据此推测，尊贵异常的元寿安应获超品。志文“赤文绿错之权舆，寿丘华渚之阀阅”，便是形容他的至高等第。邙山墓志频见类似表述，如《元瞻墓志》：“恭宗景穆皇帝之孙，任城康王第三子。……长澜浩漾，游氛坱轧。”[1]227《元钦墓志》：“恭宗景穆皇帝之孙，阳平哀王之季子也。长源与积石分流，崇峰共斗极齐峻。”[1]249《元周安墓志》：“叡绪崇天之基，遥源构日之祚。……恭宗景穆皇帝之孙，侍中、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汝阴灵王之第九子。”[1]247旨在说明世资雄厚，足可摘取顶级贵胄的桂冠。

其次，贵族理念家格与人格并重。家格即门第的等级，人格涵盖先天的资质素养和后天的心性德行，崇高家格培育卓越人格，卓越人格烘托崇高家格，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5]297。元寿安墓志据此发挥，曰：“公含川岳之秀气，表珪璋而挺出，岐嶷异于在褓，风飙茂于就傅。”颂铭遥相呼应：“君公犹子，高松直上。爰自龆龀，克岐克嶷，始于成童，令仪令色。”字面意思为天赋异禀，与生俱来。看似虚夸的语句置于阀阅之后，则昭示出身决定修养、门第发乎自然的信条。换言之，高门望族聚拢优质资源，营造浓厚氛围，遗传良好基因，适宜素质熏陶。宗室墓志高调渲染这种优越感，如《元祐墓志》：“连崿琁峰，分流瑶渚，禀二气之纯精，诞五常之秀气。”[1]107《元晖墓志》：“体玄元之秀气，禀黄中以为质，淳粹资于降神，英明发自天纵。”[1]110《元朗墓志》：“禀乾元之派流，资昆岳之神气，器亮早凝，英明夙发。”[1]202墓志普遍突出资质和早慧，贵族的身份自觉溢于言表。

再次，贵族安身立命，不能单靠外在的财力、武力和家族力，内在的道德学问更具影响。学识是贯彻道义的基础，品德是履行责任的保障，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方能获得民众的认可[5]228。因此，深厚的家学门风就成为贵族区别土豪的标志。墓志颂扬元寿安“孝以事亲，因心自远，友于兄弟，不肃而成。弱而好学，师佚功倍，雅善斯文，率由绮发”，尽管水分较大，却是贵族社会的硬性准则。孝和友乃华夏纲常之柱石，旨在培养恭顺谦谨的品质，是捍卫封建家国秩序的思想利器。元寿安实现伦理价值观的置换，见证内徙胡人文明的步伐。宗室墓志多以此标榜，如《元灵曜墓志》：“孝友闺门，望之俨然。”[1]138《元显魏墓志》：“孝友淳深，理怀清要。”[1]166《元宝建墓志》：“孝友之行，自己形人。”[1]341志文还赞赏元寿安幼年启蒙，学业有成，反映北魏对皇族子弟教育的重视。类似情况见《元融墓志》：“弱而好学，师佚功倍。”[1]205《元灵曜墓志》：“童丱之中，灼然楚异，爰甫就学，师逸功倍。”[1]137《元举墓志》：“龀而小学，师心功倍，冥讥迅捷，卓尔殊佚。”[1]215士人凭借优异的行为修养赢得舆论好评，即产生所谓“乡望”，进而改变前程命运。故宗室墓志对社交声望的渴求无以复加，《元谧墓志》：“令望令问，载楢载薪。”[1]143《元晫墓志》：“令问令望，日新斖斖。”[1]176《元略墓志》：“令问令望，谁党谁比。”[1]238这是融入上流社会的必然要求。志文载元寿安“自是藉甚之声，遐迩属望，瑚琏之器，朝野归心”。颂铭亦云：“大度恢恢，小心翼翼，依仁履义，发愤忘食。学称致密，文为组绣，不肃而成，如兰之臭。惟孝惟忠，因心则宄，盛德亹亹，日新为富。……无双出群，有声特达，令誉愔愔，清徽蔼蔼。”博得贵族社交圈的赞誉，无异于完成贵族的加冕典礼。

复次，仕途起点起家问题是衡量贵族性高低的标尺。墓志详载元寿安的起家信息：“年十七，以宗室起家，除散骑侍郎，在通直。”依六朝旧例，贵族一般弱冠前后起家，北魏宗室领先庶姓臣僚，释褐的平均年龄仅十八岁[7]。元寿安甚至还提早一年，足见地位非比寻常。贵族解巾青睐位高廪重、职事悠闲的清官，门下诸散骑乃为上选，“故须人门兼美”[8]。元寿安的起家官通直散骑侍郎“优游文房，卓然无辈”，完全符合清流旨趣。遍检史料，相同出身的宗室有元顼、元邵和元诱[1]290，221,171，他们也都是亲尊莫二的皇王子孙，可知该职是宗室上层独享的起跑线。士人的起家官品通常比乡品低四等，即晋升四次可与之平齐[2]66。按太和十七年(493年)前《职员令》，通直散骑侍郎位居正四品，逆推乡品为高于一品的超品，验证了前面的论断。需要说明的是，两晋以来把这种层位的起家称作“宗室选”，置于仕进体系的顶端，以确保宗室仕宦的优先权，难怪北魏权臣甄琛“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会遭痛斥[6]卷六八，1513。总之，元寿安头等门第对应一流的起家官。

最后，贵族仕宦推崇破格超迁、频历显官，既可迅速积聚政治资本，又能及时清空升晋通道，照顾本阶层的整体利益。《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高阳王雍传》载北魏制度：“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而元寿安在约25年的宦海生涯中，共历职务27项(实职16项，散官11项)，迁转14次，近乎每年授职1项，且调动间隔未及2年。特别是起家后首次擢升，由新令从五品通直散骑侍郎到从四品扬州任城王开府司马，跃升幅度达2阶。这些突破常规的待遇惟贵族专有。

二、元寿安仕宦与北魏皇亲政体

元寿安墓志不仅呈现了中古内徙胡人贵族化的图景，还为探析北魏特殊的皇亲政体提供了有益素材。众所周知，北魏政权由脱胎拓跋部盟的代人主宰，代人集团的构造机理决定了王朝的组织运作。根据台湾学者康乐的成果，代人是血缘、地域和政治归属三结合的开国团队，其围绕皇帝层累地堆积若干环状结构，从内到外分别是帝室十族(元、胡、周、长孙、奚、伊、丘、亥、叔孙、车)和勋臣八姓(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代表的归附诸部，他们于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盘踞古称代郡的桑乾盆地，在这里定居凝聚，因而得名[9]。按与皇帝的血亲关系，代人可划为元姓宗室与庶姓勋贵两部分，二者互为消长、彼此制衡。北魏前期，基于天下共有理念的胡人国家观甚嚣尘上，部落大人的独立性和话语权不容低估，皇帝只是诸部公推的总盟主，并无绝对的专制权威。所以，提拔同族防限异姓是巩固皇权的必然抉择，逐渐转为国策基准。据统计，北魏宗室占据中央及地方要职的比率极高，能够支配政局走势，实力超过其他任何家族[10]。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九杨氏注：“能用宗室者莫如元魏。”可谓至理。梳理元寿安的履历，他在朝久居台省卿寺，分任散骑常侍、太常卿、都官尚书、殿中尚书、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六度出镇方面，执掌相州、齐州、雍州、秦州；将军军号八迁，历左将军、右将军、平西将军、安南将军、抚军将军、镇东将军、卫大将军、假骠骑大将军。备受世人瞩目，堪称皇亲政体的缩影，下文仅就其掌控实职的情况展开论述。

志文载，元寿安离开司空府后入禁省任散骑常侍，意味着由长官僚属向天子侍臣的蜕变。居中引荐者可能是府主任城王元澄，元寿安脱巾即在其扬州镇南府治下，这段经历为他平步青云提供强劲跳板，宽广的人脉资源是吸引士人入幕的诱因。散骑常侍本隶门下省，北魏改为集书省长官，执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11]。作为皇帝的御前顾问，朝廷甚重此职选任，宗室屡见不鲜，仅《魏书·宗室列传》中就有元陆、元世遵、元敬先、元均、元忻之、元叉、元罗、元澄、元世俊、元赡、元英、元肃、元徽、元融、元贵平、元谧、元谌、元羽、元雍、元端、元诞、元详、元颢、元劭、元宽，总计25人，约占全书散骑常侍总数的25%，元寿安也在其列。又曾任九卿之首的太常卿，统筹国家礼乐制度建设。遍检史籍碑志，北魏有事迹可考的太常卿共35人，除元寿安外，还有李顺、尔朱菩提、元修、元孝友、刘芳、元恒、王谌、元顺、元泰、崔浩、长孙稚、穆绍、李璞、卢度世、卢昶、高允、高闾、游肇、郑羲、崔孝芬、王衍、李世哲、崔亮、崔光、甄琛、裴延俊、贾思伯、李琰之、姚黄眉、祖莹、元固、元端、元湛、陆琇，宗室占比28%。散骑常侍和太常卿的工作性质要求具备较高的学识素养，元寿安等宗室频繁应选，表明他们能在庙堂之上与汉族知识精英分庭抗礼，这在贵族化时代以前是实难想象的。

元寿安长期供职宰相机关尚书省，历任都官、殿中和吏部尚书，手握重权。北魏建国伊始便摹仿魏晋设置尚书曹省，总揽全国政务，机构部门几经整合，初具隋唐六部之雏形[12]。都官尚书乃日后刑部尚书的前身，主管司法审判。北魏有史记载的都官尚书共24人，元寿安之外还有窦瑾、李盖、韩茂、车伊洛、元干、李奕、李佐、于忠、宇文福、杨椿、元琛、元谧、元谌、封回、贾思伯、袁翻、卢同、陆什夤、卢义僖、辛雄、樊子鹄、刘廞、李郁，宗室占比21%。殿中尚书司职宫殿宿卫、出纳诏命。北魏元寿安在内见于史乘的殿中尚书有47人，为穆顗、豆代田、窦瑾、李盖、段霸、韩茂、元处真、乙拔、长孙真、尉长寿、长孙渴侯、源贺、伊馛、许宗之、于洛拔、毛法仁、刘尼、穆安国、元郁、吕罗汉、元石、陆安国、罗拔、穆泰、胡莫寒、张白泽、长孙观、穆亮、苟颓、苟寿乐、源怀、楼毅、抱嶷、尉羽、穆绍、邢峦、李韶、崔亮、封回、裴延俊、谷纂、元谌、李神俊、卢同、辛雄、刘廞，宗室占比15%。吏部尚书领衔诸曹尚书，优先递补令仆，负责官吏铨叙、厘定姓族，在贵族社会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包括元寿安，北魏有史可查的吏部尚书共35人，余下是崔玄伯、古弼、宿石、陆隽、豆求周、王叡、阙丞祖、司马金龙、元干、王元孙、罗拔、王遇、李冲、元澄、邢峦、郭祚、元英、卢昶、元晖、王显、李平、李韶、崔亮、甄琛、元徽、杨津、元顺、元渊、裴延俊、费穆、薛昙尚、李神俊、朱瑞、元世俊，宗室占比26%。可见，元寿安等宗室广泛参与行政中枢，是政坛的主导力量。

元寿安久镇外藩，相州、齐州、雍州各一任，秦州三任，两度以尚书仆射衔兼任西道行台镇抚关中。四州皆为战略重镇，物阜民丰、条件优越，非亲贵干练者莫居。颂铭所谓“齐地丝紊，秦川桂蠹西怨东悲，咸称来暮。……五陵六辅，世号难治，乱离斯瘼，饥馑荐之。匪亲匪德，谁克允厘，爱民活国，钦兹在兹”，即为此意。据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所列[13]，相州历任刺史为庾岳、长孙嵩、尉古真、叔孙建、司马准、张蒲、穆莫提、杜超、许彦、杜遗、陆馛、李、陆俊、谷阐、元忠、薛道标、李安世、李佐、高闾、元桢、元雍、李平、王显、于忠、陆昕之、高植、李韶、游肇、奚康生、元熙、李世哲、李奖、李崇、元顼、元谌、元鉴、裴衍；齐州历任刺史为卢度世、元平原、邓灵奇、韩麒麟、张灵符、邓述、高遵、元鉴、薛聪、李元护、郑懿、萧彦、孟表、元逞、元诞、崔励、元顺、袁翻、元欣；雍州历任刺史为李顺、王斤、古弼、阳文组、窦瑾、元范、奚眷、葛那、皮豹子、冯朗、娥后延、元纥、陆俟、王度、元仁、元他、元良、元石、元子推、元道符、张白泽、鱼玄明、刘邈、李惠、陆真、元丕、元目辰、元云、元太兴、元平原、元桢、源怀、元干、元澄、元衍、高猛、元丽、崔亮、元苌、卢昶、元昭、元志、李宪、杨椿、萧宝夤；秦州历任刺史为杨难当、元勿头、杨保宗、封敕文、李惠、乙乾归、吕罗汉、于洛侯、尉洛侯、陆定国、李洪之、薛道次、刘藻、张彝、薛世遵、侯欣、元丽、李韶、杨胤、赵煦、薛峦、元琛、李彦、元谭。各加元寿安，则总数为129人，宗室就有43人，占比33%。宗室出镇是六朝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但北魏在规模数量上远超其他汉族政权。

元寿安所任台寺省曹和方镇行台皆关乎政权安危的强力机关，上述数据表明，这些也是宗室成员密集供职的岗位，综合比例达亘古罕见的四分之一，元寿安不过其中一员而已。后人常把皇亲国戚操纵政局，施政任人唯亲称为皇族政体或亲贵政治，北魏在此方面登峰造极[14]，以元寿安为代表的宗室族群实际掌控王朝的命脉，这是由代人集团的独特构造及传统习俗共同决定的。元寿安墓志为洞悉这一权力格局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和证据。在北魏皇亲政体下，宗室整体受益，元寿安飞黄腾达，生前官至前令正一品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死后破格追赠正一品司空公，近87厘米见方超大规格的志石紧密搭配位极人臣的地位，彰显天潢贵胄的荣耀[15]。可以说，皇孙王子的顶级阀阅为元寿安换取超品乡品，又将其推向仕宦的巅峰，宗室官僚化与贵族化进程实现圆满对接。

三、北魏宗室的贵族化问题

诚如前述，元寿安墓志打上六朝贵族主义的深刻烙印，它用贵族的笔调书写贵族阶层的精神世界、行为规范和利益诉求，反映宗室变夷从夏的进步成果，并且提出了重要的历史命题，即宗室群体的贵族化问题。不难发现，河洛元魏宗室墓志无不炫耀金枝玉叶的荣光。《元寿安墓志》：“岂生商之可侔，何作周之云比。固巳镂诸金板玉牒，于兹可得而略焉。”意即墓主明确著录皇族玉牒，家世谱系有档可查，宗室身份毋庸置疑。颂铭把他比附宗周诸侯，云：“周公之胤，或邢或蒋，诜诜众多，金明玉朗。”极力渲染宗室身份的高贵。类似的表述再如《元举墓志》：“玉瓞绵天之绪，金流定海之原，固已焕乎龟鼎，郁明玺牒，于兹可得而略也。”[1]215《元晖墓志》：“厥初迈生于商，本支茂于绵瓞。固已蔚燿丹青，播流竹素，于兹可得而略也。”[1]110《元融墓志》：“蝉联瓜瓞之绪，眇邈瑶水之原，固已炳发河书，昭明玉版，于兹可得而略也。”[1]205不过，宗室只是皇帝亲族的意思，即便权势显赫、养尊处优，也难与久负盛名、底蕴深厚的阀阅贵族比肩。因为贵族是社会层面日积月累、约定俗成，接受基层民众自觉认同的产物。他固然受制于政权，却又游离政权之外构成独立的共同体秩序，正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16]卷三六，943。简言之，宗室与贵族分处政治和社会场域，没有必然的关联，宗室本非贵族，亦无法自动生成贵族。

众所周知，六朝皇族多起自寒微，甚至夷狄。作为政治新贵，他们根本不入旧族的法眼，跻身高门内部闭塞的婚媾社交圈势比登天。耳熟能详的事例是琅琊大族王僧达羞辱宋孝武帝的表侄路琼之，“(琼之)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16]卷二一，574足见皇帝面对大族时的自卑情结。大族子弟甚至拒绝皇家的联姻要求，《太平御览》卷一五二《皇亲部》引臧荣绪《晋书》：“孝怀詹事裴绍息猷尚荥阳长公主，绍字承伯，秀从兄子，猷不愿婚，闻诏在中书，即娉温峤妹。”北魏何尝不是如此，中原首望清河崔氏累代与范阳卢氏，太原郭氏、王氏，河东柳氏婚配[6]卷三五，826；结交者皆北方名士，“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6]卷四八，1069；又“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6]卷四七，1045，毫不顾忌皇族的感受，为日后事败惨死埋下伏笔。就连降魏的东晋旧皇族也熏染贵族习气，转而推辞与新贵拓跋宗室的婚事。《魏书》卷三七《司马休之传附司马弥陀传》：“以选尚临泾公主，而辞以先取毗陵公窦瑾女。”婚姻史资料也证明，北魏前期的汉人大族较少与宗室联姻，直到孝文帝太和中叶，情况才稍有改观。在贵族主宰的社会环境中被贵族疏离是相当危险的，异族统治者必须扫除沟通的障碍。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明确提出应对策略：一是稳固汉人旧族的地位和利益，“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对乡村的统治能力，还要把他们当贵族对待，进而利用他们的声望。”二是保持民族自豪感地推进同化，“把自己改变为汉族的贵族，特别是帝室必须高踞于由此产生的新贵族头上，通过贵族，确确实实地控制整个汉民族。”后者才是融合的根本举措，这样南北宗室殊途同归，一起踏上贵族化的道路。如前所述，六朝贵族具备婚嫁宦学等一系列辨识特征，全部吻合才具备对话的平台。这些特征的积蓄是个艰难漫长的过程，需要国家与社会、宗室与大族的协调互动，宗室的特权性发挥了至关紧要的调节作用。首先，贵族注重当世权势，而非先辈的荣冢枯骨[17]，北魏宗室位高权重，为门第形成奠定坚实基础。其次，宗室掌握政权，仕途通畅，符合贵族品味的官职唾手可得。元寿安所任吏部尚书俨然贵族游戏的裁判，历来是大族竞逐的焦点。志文载：“既任当流品，手持衡石，德輶必举，功细罔遗，泾渭殊流，兰艾自别，小大咸得其宜，亲疏莫失其所。”意即贯彻流品、甄别士庶、衡量门第，使不同身份者对号入座。颂铭称颂道：“淆乱九流，滋章百姓，乃作铨衡，彝伦攸正。有隐必扬，无幽不聘，魏之得人，于斯为盛。”意即使士庶各得其所，维持贵族秩序。元寿安等宗室既能干预贵族社会的运行，自身的贵族性便顺理成章。再次，宗室要员授权开设幕府，延聘大姓名士参赞军机，长期的合作交往有助于增进理解和消弭隔阂[18]。元寿安“注弼蕃幕，来佐台门，入华金绋，出耀旌轩。左右献替，夙夜便繁，政成期月，化若不言”，接触者必为贤达名流。随着局势的转变，双方架起沟通的桥梁，脱胎换骨的宗室渐入贵族视野，成为其平等分子。四海大姓中，范阳卢氏“一门三主，当世以为荣”[6]卷四七，1062。又陇西李辅女嫁咸阳王元禧，李冲女嫁彭城王元勰；荥阳郑平城女嫁广陵王元羽，郑懿女嫁北海王元详；范阳卢神宝女嫁颍川王元雍[6]卷二一，535。在文化和气质风貌方面，宗室也开始获得贵族的认同。《元延明墓志》：“惟与故任城王澄、中山王熙、东平王略，竹林为志，艺尚相懽。故太傅崔光、太常刘芳，虽春秋异时，亦雅相推揖。”[1]289《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载，临淮王元彧“至三元肇庆，万国齐臻，金蝉曜首，宝玉鸣腰，负荷执笏，逶迤复道。观者忘疲，莫不叹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北魏宗室贵族化水到渠成，为北方民族史掀开新篇章。

通过元寿安墓志，我们了解到河洛北魏宗室墓志普遍存在的贵族元素及撰写的一般范式，揭示了宗室阶层日新月异的官僚贵族化进程。经大量比对，不难发现，该类墓志的书写大同小异，志文交代官阶衔号、名讳、郡望后便不厌其烦地罗列阀阅世资，就此奠定高门望族的基调。然后炫耀累代积淀、传承不息的卓越品质和优秀人格，凸显名族独有的个性气质，家学门风和社交声望无疑是重中之重。仕宦履历是叙述的绝对核心，衡量门第等级的起家、首次迁转和所任最高官职等信息不可或缺，若有追赠官爵则可锦上添花。颂铭采取六朝贵族盛行的骈体，以华丽的辞藻紧密照应志文，实现圆满收笔。整个篇章以门阀士族的基本特征为主线，字里行间渗透贵族主义的流品思想，充分彰显上层社会的精神旨趣，真实反映中古时代特色。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我们知道，宗室的贵族化是在落后民族统治先进民族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以皇亲政体成熟稳固为制度保障，以宗室自身高度的官僚化为前导，社会交往、婚媾关系和品行修养随后跟进，全方位的身份改造运动。内徙胡人贵族化使北魏政治生活的主题彻底逆转，种族矛盾让位阀阅之争，胡汉统治者被重置于同一门品序列中衡量比较、竞争抗衡。皇族至高无上，帝室旁支和勋臣八姓并列四海大姓，内入、四方诸姓堪比州郡著姓，全新的等第格局应运而生。于是，标榜门第而非夸耀族属成为洛阳时代碑志文献的共同特点。久而久之，拓跋鲜卑民族性锐减，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势必皈依华夏。总之，胡人上层汉化的本质即贵族化的论断合理，官僚化起到的衔接作用也不能忽视。贵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举的元寿安墓志对此作了生动的注脚，它现世许久，但在全新学术背景下永葆魅力。

附：《元寿安墓志》

魏故使持节、侍中、司空公、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领冀州刺史元公墓志铭。公讳寿安，字脩义，河南洛阳人也。景穆皇帝之孙，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仪同三司、凉州镇都大将、汝阴灵王之第五子。赤文绿错之权舆，寿丘华渚之阀阅，岂生商之可侔，何作周之云比，固巳镂诸金板玉牒，于兹可得而略焉。公含川岳之秀气，表珪璋而挺出，岐嶷异于在褓，风飙茂于就傅。孝以事亲，因心自远，友于兄弟，不肃而成。弱而好学，师佚功倍，雅善斯文，率由绮发。自是藉甚之声，遐迩属望，瑚琏之器，朝野归心。年十七，以宗室起家，除散骑侍郎，在通直，优游文房，卓然无辈。俄转扬州任城王开府司马，还为司空府长史，入补散骑常侍，出行相州事，仍除持节、督齐州诸军事、左将军、齐州刺史。复授使持节、都督秦州诸军事、右将军、秦州刺史。东齐侈缪之风，西秦乱心之俗，公化等不言，政若户到，有同一变，无敢三欺。以奏课第一，就加平西将军，征为太常卿，礼云乐云，于是乎缉。迁安南将军、都官尚书。又授殿中尚书，加抚军将军，龙作纳言，其任无爽。迁镇东将军、吏部尚书，转卫大将军，加散骑常侍，尚书如故。既任当流品，手持衡石，德輶必举，功细罔遗，泾渭殊流，兰艾自别，小大咸得其宜，亲疏莫失其所。既而陇右虔刘，阻兵称乱，以公爱结民心，威足龛歊，改授使持节、开府、假骠骑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行秦州事，本官如故，为西道行台。即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雍州刺史。乱离之后，饥馑荐臻，外连寇讎，内苞奸宄，图城谋叛者，十室九焉。公自己被人，推诚感物，设奇应变，化若有神。是使剽群恶子，无所施其狡算；巨猾大盗，相率投其诚款。俾六辅匪戎，三秦载底，公实有力焉。复以本官加开府仪同三司，秦州都督、兼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公内定不战之谋，外有必胜之策，陈师鞠旅，指辰歼荡。军次汧城，弥留寝疾，薨于军所。于时大小抚膺，如失慈父，虽郑女捐珠于子产，荆人罢市于钜平，无以过也。五月十一日薨还京师。二宫轸悼于上，百辟奔走于下。有诏追赠使持节、侍中、司空公、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领冀州刺史，谥曰□公，礼也。越孝昌二年岁次丙午十月丁卯朔十九日乙酉迁窆于瀍水之东。乃作铭曰：周公之胤，或邢或蒋，诜诜众多，金明玉朗。迺蕃迺牧，鹓鸿接响，君公犹子，高松直上。爰自龆龀，克岐克嶷，始于成童，令仪令色。大度恢恢，小心翼翼，依仁履义，发愤忘食。学称致密，文为组绣，不肃而成，如兰之臭。惟孝惟忠，因心则宄，盛德亹亹，日新为富。志立而仕，翻飞紫闼，天禄峥嵘，文昌胶葛。无双出群，有声特达，令誉愔愔，清徽蔼蔼。注弼蕃幕，来佐台门，入华金绋，出耀旌轩。左右献替，夙夜便繁，政成期月，化若不言。齐地丝紊，秦川桂蠹，西怨东悲，咸称来暮。宗卿高视，礼闱独步，美等龙渊，号均武库。淆乱九流，滋章百姓，乃作铨衡，彝伦攸正。有隐必扬，无幽不聘，魏之得人，于斯为盛。蠢尔荒戎，梗兹西服，民思俾又，帝曰方叔。投袂勤王，眷言出宿，我后其来，行歌鼓腹。五陵六辅，世号难治，乱离斯瘼，饥馑荐之。匪亲匪德，谁克允厘，爱民活国，钦兹在兹。惟帝念功，就加宠异，任同二陕，仪比三事。式副朝端，参和鼎味，秉文经武，兼之为贵。神谋奇策，独用衿抱，方厉熊罴，芟夷蔓草。如何良人，而不寿考，悲缠象魏，痛贯苍昊。陈数送往，备物追终，笳铙转吹，羽盖翻风。冥冥此室，黯黯泉宫，敬刊幽石，式播无穷。

注释：

①徐冲《元渊之死与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渊墓志为线索》(《历史研究》2015(1))指出：“面对持续累积的中古墓志史料，在个别考释之外，笔者以为尚有两个方向值得努力。其一是将墓志的出现作为中古社会一种标志性的文化现象，探讨它在当时历史世界中的样态、位置与功能。这方面学界已有初步尝试。其二则是跳脱‘纪传体王朝史’所集聚的历史书写的单方面依赖，在一方方墓志的言说中寻找通往历史现场的多歧路径，从而更为深刻地理解政治史的形成过程。”笔者的思路介于上述两种方法论之间，在找寻北魏墓志书写范式的同时，揭示其历史内涵，进而把握特定社会群体的演进轨迹及史籍相应的修撰原则。拙作《元举墓志与北魏迁洛宗室的士族化》(《史林》2013(3))、《北魏元苌墓志补释探究》(《郑州大学学报》2013(5))、《论北魏元珍墓志的史料价值》(《阅江学刊》2015(1))、《新出北魏淮南王元遵墓志考释》(《洛阳考古》2015(2))、《北魏元昭墓志考释》(《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3))、《贵族化视角下的北魏元湛墓志考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5(4))等，无不秉承这一创作理念，紧密围绕墓志中“婚嫁宦学”之阀阅贵族基点，探讨以拓跋宗室为代表的中古内徙胡人全新的贵族化取向，而这正是北方异族上层“汉化”的实质和归宿。

[1]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2](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刘军.论北魏元珍墓志的史料价值[J].阅江学刊，2015(1)：73-80.

[4]刘军.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J].江苏社会科学，2015(2)：245-251.

[5](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6][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刘军.邙山墓志所见元魏宗室起家制度初探[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3-79.

[8](唐)姚思廉.陈书·卷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2：470.

[9]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M].台北：稻乡出版社，1995：35.

[10]刘军.北魏宗室阶层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259.

[11](唐)魏征.隋书·卷二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3：754.

[12]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18)：251-360.

[13]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5：4533.

[14]刘军.北魏皇族政治体制之考察——以宗室八公为中心[J].南都学坛，2014(6)：21-27.

[15]赵超.试谈北魏墓志的等级制度[J].中原文物，2002(1)：56-63.

[16](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3：60.

[18]刘军.论北魏宗室与汉族士人的文化交往[J].历史教学问题，2015(1)：126-129.

(责任编辑：沈秀)

On the Noblization of Luoyang Royal Cla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Taking Yuanshouan’s Epitaph as an Example

Liu 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Yuanshouan’s epitaph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unearthed in Mapo village, in Mang mountai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Luoyang city in 1922 was the complement of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study the royal clan’s aristocratic tendency and the royal regime. The epitaph accurately reflected the medieval aristocratic thoughts by advertising the strong family, moral learning, personal quality and nobleman’s special official career. Yuanshouan’s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were also the royal clan’s main power spectrum and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of the royal regime. The epitaph suggests that concepts of the royal clan and the aristocrat were totally different but the accommodation was the objective need of the dynastic rule and phasic development.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can’t just be studied literally, but also be compared to similar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reach conclusions close to historical facts in a macro historical background with specific problem consciousness.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Yuan Shouan’s epitaph; royal clan; aristocratism; royal regime

2015-08-03

刘军(1979—)，男，辽宁抚顺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4D031)。

K239.21

A

2095-042X(2015)06-0061-07

10.3969/j.issn.2095-042X.2015.0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