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杨，王 艳，王园园

(1.常州大学 史良法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2.常州大学 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陈于鼎事迹述略及其评价

吕 杨1，王 艳2，王园园2

(1.常州大学 史良法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2.常州大学 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陈于鼎是明季著名的经学家、戏曲家，年青时，才华横溢，但为富不仁、纵奴行凶，最终激起民变，引发波及武进、宜兴、金坛、溧阳大规模民变。陈于鼎南游闽粤时，结交南明时期抗清义士黄道周、剩人和尚，在福建又结交郑芝龙，成为郑成功的业师。满洲南下，陈于鼎与钱谦益等策划开城降清，成为贰臣。降清后，不久即辞职，游走于常州、镇江等府县，与南明反清志士秘密联络。顺治十六年，陈于鼎作为内应，率领镇江城内乡绅策反镇江守将，接应郑成功军入城，成为反清志士。对于这种在历史复杂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应结合其实际行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事论事，慎下结论，而不应直接定性。

陈于鼎；民变；降清；通海案

陈于鼎，明末南直常州府宜兴县人，是明季著名经学家、戏曲家。《四库全书》经部文献中收入其所著《麟旨定》。柯愈春先生经考据认为《北西厢古本》的校订者即陈于鼎[1]。

由于陈于鼎一生经历曲折，其事迹鲜为人知。前辈著名文学家严迪昌先生曾著《阳羡词派研究》[2]，在谈及阳羡词派产生的历史背景时，曾查阅过《宜兴亳里陈氏家乘》。由于当时陈氏后人将《家乘》视为至宝，“不肯轻易给族外人观看，严迪昌教授的研究，是论述他们祖先在词学上的贡献，所以他们最终才让严教授摘抄了几页”[3]。故严先生对陈于鼎生平只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由于史料的限制，使学术界对宜兴陈氏的相关研究难以深入、展开。之所以关于宜兴陈氏的相关文献资料或零散、或语焉不详，是因为陈于鼎先因其家奴倚势敛财、横行乡里激起民愤，引发波及常、镇二府的民变而落职；再因南明初，与钱谦益等开城降清，使名节大损，为士林所不齿；晚年却策反镇江守将，接应郑成功、张煌言义军反清，最终因“通海案”而被害。故其生平深为朝野所忌，加之清代文网森严，其相关史料较少，且又被长期尘封，甚至湮没。

近年来，明末巡按苏松御史祁彪佳所撰《宜焚全稿》《按吴尺牍》均已出版问世，陈氏后人也将保留了大量珍贵史料的《宜兴亳里陈氏家乘》(以下简称《家乘》)献给官方，研究者可以公开查阅。这些史料的面世，为晚明江南社会、阳羡词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

一、陈于鼎生卒年及宜兴陈氏家族

《家乘》所记载陈于鼎的生平如下：

于鼎字尔新，号实蓭，大参公第二子，增广生，天启辛酉应天中试第四名，经魁，崇正戊辰进士，考选翰林院庶吉士，除编修。明季左春坊左庶子，掌翰林院事。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正月初二日，卒于清顺治十八年辛丑六月六日，享年六十二岁，以凶终南徐己亥之祸也。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即公元1600年，顺治十八年辛丑为公元1661年，《家乘》中所言陈于鼎享年六十二岁，应为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方式——虚岁。而南徐己亥之祸，即发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震惊全国的金山通海案。此后，清政府为打击反清士人，制造了金坛六十三人大狱，陈于鼎虽未列此案中，但由于陈于鼎参与策反镇江守将，接应郑成功、张煌言之事，被仇家王于玉揭发，最终为清廷所害。

宜兴陈氏《家乘》称其族为南宋理学家永嘉学派代表人陈傅良之后，其先祖入赘亳村并在此定居。黄宗羲在为陈定生所作墓志铭中亦称宜兴陈氏“由永嘉徙宜兴，遂为望族”[4]。宜兴陈氏起初为一普通的江南耕读之家，通过科举走入仕途，成为望族。根据其《家乘》、康熙《常州府志》和嘉庆《宜兴县志》中的记载①，可知陈宪章与陈儁章为同宗兄弟，宪章有子名一经，一经子陈于廷，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东林领袖人物之一，曾任吏部侍郎、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儁章有子名一教，即陈于鼎之父。陈一教，字涧云，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曾任广东学政、兵备副使、浙江参政等职。巡按王以宁称其“笔灿星河，胸蟠武库，学术独崇正脉，品藻共仰”[5]。嘉庆《宜兴县志》，也从孝友的角度，对其作了正面的记载。陈一教之妻“琅玕曹氏，工部尚书曹公三旸嫡侄女，庠生儒官秉旸女，诰封淑人”②，陈一教长子陈于泰为崇祯四年状元、翰林院修撰；次子陈于鼎为崇祯元年二甲第6名，翰林院编修。而陈氏姻亲周延儒为万历四十一年状元，崇祯时内阁首辅③。如此显赫的科举世家和深厚政治背景，使陈氏成为宜兴显赫的豪强势族，其家产土地遍布宜兴各地，在张渚、河桥、亳村、塘头、川埠、蜀山、涧北等处拥有大量田产和庄园。而且仅陈于鼎一支，入清后在武进、无锡、高邮、江都、丹阳、丹徒等州县，仍然拥有大量的房屋田产和奴仆[6]。

二、宜兴陈氏家族激起民变

明代后期江南缙绅之家蓄奴之风盛行，“人奴之多，吴中为甚”[7]，叶梦珠称江南士大夫“子弟僮仆，假势横行，兼并小民，侵渔百姓，撄其风者，中人之产，无不立破”[8]。赵翼也认为“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也”[9]。这些奴仆大多为投献土地的农民，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引发民变的奴仆“即是庶民主动出来承担士大夫的仆役，充当其爪牙，而在庶民之间逞威风的一种人”[10]。佐伯有一指出豪奴“体现了主人的权威”，其任务是“催逼收集地租”“经营典当店铺”“掌握极大的权限和持有对民众的强有力的发言权”[11]。宜兴陈氏作为为富不仁江南缙绅，也豢养了大量的豪奴。陈氏家族倚势敛财，鱼肉乡里，“修撰陈于泰、编修陈于鼎兄弟尤横”[12]，其家奴狗仗人势，“豪仆肆毒”[13]， “收租勒耗、翻债取盈，甚至锁拷而逼写田地，计陷而吞占子女”[14]，以致民怨沸腾。陈氏不仅在宜兴横行乡里，巧取豪夺，甚至在邻县武进，陈一教指使家奴公然殴打凌辱武进县令岳凌霄，而作为地方主官的岳知县，慑于陈家的权势，只能忍气吞声[14]。崇祯六年初由于不堪忍受陈氏家奴和另一乡宦徐廷锡家奴的欺压，南刘村、杨山村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对抗陈、徐家奴。又因陈奴周文爙等在收租过程中手持官府捕人的“拘票”，导致矛盾迅速激化，使这一本来只针对豪奴的反抗活动，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烧抢，“群执兵鼓噪，势汹汹”[15]。由于乡民追杀陈氏豪奴不获，遂将陈奴家及所在的马家庄付之一炬，继而陈氏张渚、河桥、亳村、塘头、川埠、蜀山、涧北等庄皆被焚毁殆尽，陈一教仓皇逃入太湖舟中避难，愤怒的乡民又刨掘了陈氏祖坟。一些地方无赖趁机哄抢并焚烧了与陈、徐二家并无关联的富户张襄、周启玄、欧明家。民众“白昼攻剽，官不能禁”[16]， “声言次第欲更焚某庄、更掘某坟，又恐吓劫狱，致该县城门昼闭”[17]，宜兴县内人心惶惶。

宜兴事件波及周边，武进、金坛、溧阳等县也先后发生大规模焚庄烧产，聚众抢夺的严重事件。面对严峻的形势，分巡常镇道副使徐世荫阻止了部分官员调兵镇压的意见，主张以安抚的手段平息事态。常州知府洪周禄、理刑推官吴兆莹紧急赶赴宜兴应对民变。应天巡抚庄祖诲也启用了曾任宜兴县令，深得民心的分巡苏松按察副使蒋英赴宜兴平息民变。随着洪周禄、蒋英的到来，局面得以改观。蒋、洪二人采取了疏导的措施，首先大开城门，接受纷至而来的百姓告状述冤。蒋英“单骑往谕，惩豪家僮客数人，令乱民自献其首恶”[18]，“将豪奴姓名榜示四门，悬赏捕缉。随提在监诸犯，挞惩首恶，释去胁从”[14]。一系列的举措，使民变事态得以缓解。由于官府采取安抚的策略，很快武进尙宜乡的闹事者华宾之、华复之等被抓获，溧阳、金坛的民变也迅速平息。同年六月，巡按苏松御史祁彪佳到任，处死为害乡里的豪奴和趁火打劫的罡棍，并弹劾乡宦陈一教、徐廷锡[19]，严行保甲，民变彻底平息。

宜兴民变波及甚广，且事发南畿重地，朝野对此事均给予高度关注。陈氏父子在乡诸多不法之行为，遭到巡按苏松御史祁彪佳、主事骆天闲等交章弹劾，最终陈于泰、陈于鼎兄弟落职，被削籍回乡。陈一教亦因年老体弱，且受到民变惊吓，于是年七月病逝于太湖避难的舟中。祁彪佳到任后，组织常州、镇江两府知府、理刑推官和常镇道按察副使等官员会审宜兴事件。陈氏的靠山首辅周延儒因朝堂内斗与宦官王坤矛盾尖锐，被次辅温体仁以阴谋手段赶出朝堂，直至崇祯后期才被重新启用，但最终又被削籍、赐死。故陈氏兄弟落职回乡，直至明亡，再未被启用。

三、明清易代时期陈于鼎事迹

陈于鼎与其兄未归乡时，其父陈一教因宜兴民变，逃入太湖舟中，不久即病故。二人回乡后，除料理其父后事，又要去常州府、宜兴县两级衙门应诉其家奴激变良民之事，处理善后。且因“于鼎以父兄素不合于乡”，后遂移居京口④。陈于鼎其人，年幼时即才华横溢，其无论乡试还是会试、殿试登科皆早于其兄于泰。二十一岁中乡试第四名，《春秋》科乡试第一。陈一教在世时，“族侄陈于廷报升都察院左堂”，位列九卿，但陈一教却不以为然地言道：“左堂右堂，不及我家三郎四郎。”之所以有此言论，“盖泰、鼎将露头角时也”④，可见陈一教对陈于泰、陈于鼎兄弟二人所寄予的厚望。

陈于鼎居乡后，除著解《春秋》的名著《麟旨定》外，“往来于濑上史氏，法书山积，师弟皆工于临词，间制乐府新词，令梨园演之，好事者以为玉茗、荀鸭不是过也”⑤。中国传统文人，向来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虽然终崇祯朝，由于中枢内斗的原因，落职的陈氏兄弟一直未被启用，但像陈于鼎这样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且又少年得志，才华横溢的文人，是绝不甘于吟诗作赋，终老山村的。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思宗自杀殉国，明朝灭亡。由于明代的两京体制，故在南京还保留了一个形式上的中央班子。南都官僚，几经讨价还价，最终迎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南明的弘光政权。陈子龙上疏称“庶吉士陈于鼎英姿壮志，见累门阀，既不阿乡衮，沉浮至今。困衡之士荏苒足惜，当量才录用也”⑥。加之陈于鼎又与钱谦益关系密切，钱谦益称自己与陈于鼎“为前后辈，夙昔有通门之雅，故不尽依依”⑦。因此，蛰居镇江的陈于鼎被弘光政权启用，在弘光政权任左春坊左庶子，执掌翰林院。弘光政权虽寿命短暂，但却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外有清军南下，内有东林、阉党互相攻讦、争权夺利，内耗不断。乙酉初春，弘光政权面临扬州失守，史可法殉国，江北四镇或被清军击溃，或叛明降清的窘迫局面。“(乙酉五月)初七日戊子，集百官清议堂议事，预坐者十六人：马士英、王铎、蔡奕琛、陈于鼎、张捷、陈监、张有誉、钱谦益、李乔、李沾、唐世济、杨维垣、秦镛、张孙振、钱增、赵之龙，各窃窃偶语，百官集者甚众，皆不得与闻。”[20]这些朝堂大员在密谋何事呢？其后的历史证明，这些官员密谋的就是开城降清。夏允彝愤怒地斥责这些降清官僚：“群臣之负烈皇帝也，上事事焦心，而群臣无一公忠者。群臣之负弘光帝也，上事事虚己，而群臣无不恣肆者，其负国同也！”“若其臣虏臣寇，如钱谦益、李建泰，自不得以其东林也而恕之。又如张捷、杨维垣之死难，不得以其攻东林也而少之。如蔡奕琛、唐世济、邹之麟、张孙振、陈于鼎、刘光斗辈之失节，亦不得以攻东林而恕之也。”[21]

陈于鼎随钱谦益开城降清，作为贰臣，最初还得满清重用，仍官复原职。“清内院学士洪承畴牌谕，翰林大小官，每日入内办事，仰掌院陈于鼎造册送进，每日侵晨点名。”[22]清军进南京，之所以对这些贰臣官复原职，暂予重用，原因在于当时国内反清势力众多，李自成、张献忠余部，郑成功、张煌言以及南明其他政权，均给予南侵清军以沉重打击，故满清为了稳定统治，拉拢士大夫，入南京之后，对这些降臣仍保留其职务，企图缓和矛盾，瓦解反清势力意志。

陈于鼎并未在满清政权任职过久，很快即辞官返回镇江，重新过着隐居的生活。关于陈于鼎离职的原因，谈迁认为“陈于鼎为姑苏申氏预券，方修史于玉芝宫，殴赴刑部责之，跽三日，命杖二十免官”[23]。史惇的记述与谈迁大同小异，认为是由于“清朝法纪混淆，重满轻汉，虽一放马厮养，鞭棰府县正官，无敢不忍受者。其在京师，即吏部卿贰，往往受鞭挞，恬不为怪。其在他衙门，专靠为人保债，少得居间，作糊口计。宜兴陈于鼎犯此，遂被杖三十，若吏卒然”[24]。在传统社会，尊卑等级森严，又有“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理念，陈于鼎出身官宦世家，又是进士出身，官居高位，尤重脸面。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陈于鼎这类官僚士大夫属于统治阶层，而“放马厮养”者，则是奴仆，连平民都不是，属于典型的贱民阶层。但就是因为民族身份，南明高官，却遭到满洲马夫的责打。无论是谈迁说的“跽三日，杖二十”，还是史惇说的“杖三十”，这种人格和肉体上的极大羞辱，以及满清政权稳定后的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必定会使这些在明代身份显赫，待遇优厚的士大夫产生出故国情思和对满清政权强烈的敌视情绪。顺治九年，满清统治基本确立，为拉拢江南明遗民，清廷下诏“自定鼎后曾入仕之废员，有才学优长者，着督抚保奏”，苏州巡抚周廷佐上疏举荐江南名士十八人，除了松江士人许誉卿屡次称病坚决拒绝举荐外，陈于鼎、钱谦益等士人虽未谢绝举荐[25]，但最终陈于鼎未再出仕，可能此时已淡薄了仕途。谈迁在《北游录》曾记自己在顺治十年时，游历镇江，拜会陈于鼎，与其讨论学术[25]，并赋诗酬答之事，诗中有“屈指西陵远教后，流人憔悴似江潭”[26]之语，足见吟唱酬答双方作为遗民的苦闷和强烈的故国情思。

四、陈于鼎与金山“通海案”

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自崇明入江，溯江而上，水陆并进，势如破竹，迅速击溃外围清军，俘获清提督管效忠，直抵镇江城下[27]333。清江宁巡抚蒋国柱、协领费雅住巴图鲁等汉、满将领狼狈逃往南京。在大军围城的情况下，清廷困守镇江孤城的官员只有守将高谦和知府戴可立。郑成功部将马信于城下高呼：“速速献城，迟则屠矣，今外兵已杀尽，汝等不信，请观扬蓬山。”面对兵临城下的穷途末路，清知府戴可立万分恐惧。此时“高谦、戴可立与乡宦笪重光、杨鼎、陈于鼎、王纪等俱在城上商之”，最终经乡宦晓以利害，对守将进行策反。戴可立痛哭一夜，权衡利弊后，于天明撤兵投降。众人携百姓出城，“行至桥上，各将满帽投河中，截辫发，入见成功”[28]。此番陈于鼎等寓居镇江的前明乡宦成功策反守将，接应郑成功入城，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不仅金陵门户大开，使郑成功、张煌言所部能够迅速完成补给，从容兵临南京，进取芜湖，而且“成功移檄远近，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无为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望风纳款，维扬、常、苏旦夕待变。东南大震，军报阻绝”[27]104。远在北京的满清统治者，甚至一度产生了退回关外的想法。

陈于鼎等乡宦之所以策反镇江守将，是陈于鼎等乡宦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使然。因为“江南人士因种族易姓之感，多阴主反正，助郑氏以重振明室”[28]，更主要的是陈于鼎曾做过郑成功的老师，且同南方反清义士黄道周、剩人和尚均交往密切。剩人和尚是广东惠州博罗人，“名函可，字祖心，有明韩尚书恪公之子”[29]。韩尚书恪公即是明礼部尚书韩日缵，剩人和尚函可本名韩宗騋是韩日缵长子。在崇祯初，陈于鼎与韩宗騋分娶姐妹二人为侧室。崇祯三年，陈于鼎又应宗騋之邀，远赴广东，主持韩家析分家产事宜，由于分割公平，深得韩氏赞誉。同时，陈于鼎拒收韩家馈赠之举，在岭南传为佳话。陈于鼎从广东返回时，途经福建，在厦门巧遇被招安不久的海寇郑芝龙。郑芝龙久慕陈于鼎才学之名，强留陈于鼎于厦门，软硬兼施，请陈于鼎教授其子郑成功。陈于鼎无奈，被迫在厦门教授郑成功三个多月，恰逢诏书招其进京，郑芝龙不得以，才放陈于鼎返还。也正是这次南游，使陈于鼎与诸如函可、黄道周等反清志士结下了友谊，又和郑成功成就了师徒之实。故顾予咸慨叹：“异哉！此一游也，己亥之祸，于是乎兆矣！”[30]

郑成功攻占镇江后，陈于鼎“手书招戚友，怂惥弹冠”④，利用自己的声望继续支持郑成功军，为郑成功奔走效力。由于郑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误，以致虽兵临南京城下，却功败垂成，被迫退回金、厦。然而郑成功从崇明入江势如破竹，直抵南京城下的军事行动，既给满清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又使满清统治者产生极大的震恐。因此，满清统治者恼羞成怒，先严惩败军之将，“兵部以海寇失陷镇江，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等败绩遁走，分别拟定奏上。得旨，蒋国柱免死、革职，与本王下为奴。管效忠免死，革提督并世职，鞭一百，发包衣下辛者库为奴。俱藉没家产，协领费雅住巴图鲁、扎尔布巴图鲁俱革世职，立绞，藉没。牛录章京当都、巴龙、布达什俱革职，立绞，藉没。牛录章京喀福纳、查都、拖辉、布颜、希佛讷俱革职，免死，鞭一百，藉没为奴”⑧。继而又发布圣谕，阻断郑成功与大陆的往来，实行禁海政策，“严禁居民通商海逆”⑨。同时，满清政府为震慑江南士人，杀人立威，遂以镇江“通海案”为借口，对江南士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于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十三日制造了屠杀、流放江南士人的“金坛六十三人大狱”[31]。

陈于鼎虽未被列入金坛“通海”的六十三人名单中，但凭其与郑成功的师生关系，在满清统治下，也是在劫难逃。由于被“怨家”王于玉陷害，陈于鼎不久也被捕入狱，被押解至北京。王于玉也是宜兴人，其事迹不详，顾予咸在陈于鼎墓表中言“王于玉者，始作南官，亡归，复徼科甲，以逋粮褫职，则左右逆藩，一身三反，真贼也，而反以逆节诬陷先生，天道昭昭，磔之晚矣”⑤。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的记载，其登科时间比陈于鼎晚了三十二年，为清顺治十五年二甲第二十名[32]。从陈、王登科时间直观判断，二人可能年龄相差甚大，王于玉与陈于鼎究竟有何怨？囿于史料所限，不得而知。从王于玉作过南明弘光政权的官员经历看，陈于鼎很可能是在这段时期与王于玉结怨。王于玉被捕后遭受酷刑，挺刑不过，虽供出陈于鼎，但王于玉最终亦因左右逆藩和通海案被处磔刑，其联络的“逆藩”可能是南明隆武或永历政权。

关于陈于鼎之死，清人花村看行侍者如此记述：

海寇就戮，修隙者达其字迹于当道，逮系诏狱。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声嘈杂，日难静坐，夜不成寐，百计营求无略幽邃处，苦口恳提牢主政为指狱底空地，乃自构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夕，时值新年，张镫遣兴畅饮，更余就枕之后，僻静深远梦魂憩适。日高方起时，为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视外，寂无人声，异之，四顾囚监，各厫房阒如矣。更异之，急前趋叩狱门，门亦反键，益骇焉。呼问外人，人反惊讶，狱内何尙留人？昨夜三更时分，恩诏大赦，在狱犯人，无谕已结，未结尽行驱释，赍诏官犹恐迟误，出入高呼者三，岂独无耳耶？曰移入后室，肆赦高呼，梦沈不觉也。然狱门不可擅开，罪犯不得再出，会须上闻，再浼提牢，具情说堂，大司寇勉为具疏，叙述前因为海寇事，旨意严重，即日处决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梦。④

花村看行侍者为何人，今已无可考。其文集《花间往谈》记述的周延儒为首辅时，陈于鼎之兄陈于泰中状元等事，此人称是自己“目击而灼知者”，又为周延儒辩护，称指责周延儒偏袒陈于泰者是“以小人之心，度首揆之腹也”⑩。从这些零散的材料蠡测，此人可能明末在中枢任职，与周延儒和宜兴陈氏较熟悉。但“甘梦枭首”一节的记述却又近乎荒唐，任何朝代均不可能，更未出现过这种特赦后又斩杀遗漏囚犯的荒诞事件。

陈于鼎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六日在北京就义，临刑时慷慨激昂地说：“明末惟李定国、郑某水陆两大战差可人意，吾得附其骥尾，死何恨哉！”⑤陈于鼎自称附李定国、郑成功之后，也可谓正气凛然，慷慨就义，“其为明臣之思，复故物彰彰然”。最终以自己的民族正义感洗涮了其一生的诸如横行乡里、一度降清的污点。

五、陈于鼎与剩人和尚

陈于鼎被害后，其家属被流放到今沈阳。顾予咸在陈于鼎墓表中称“父子相坐，隶奉天官庄”，“突有山僧访而得之，抱持熟视之，乃广南之韩公子也”，“玉田(因陈于鼎无子，过继其亲侄陈玉田为子)得以悠游岁月，长为熟师焉”。这里所说的广南韩公子，即是著名的反清志士剩人和尚函可。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后，函可将亲历清兵入南京等重大事件作《再变纪》。顺治四年(1648)，函可携洪承畴所送印牌离开南京返广东，出城时被清兵搜出有朱由崧答阮大铖的书信以及《再变纪》手稿而被捕，成为清代文字狱之祸第一人。函可后被押解送北京，又流放辽东千山。函可在辽东结识当时谪戌于此地的名流三十三人，建“冰天诗社”， 不仅创作了大量写实的诗词，吟咏遗民的亡国之殇。而且利于其名僧的身份，帮助了众多被流放辽东的反清志士。陈于鼎与函可在晚明时，虽一在江南，一在岭南，相隔数千里，但二人却为挚友。至于二人相识的原因，可能是陈于鼎之父陈一教早年曾在广东任职的原因，使陈于鼎与函可相交。函可于顺治四年被流放辽东，圆寂时间为“顺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七日”[33]。陈于鼎则是被害于金山通海案后。金山通海案发生在顺治十六年，金坛六十三人大狱发生于顺治十八年，陈于鼎顺治十八年六月遇害后，其家属才被流放辽东，因此根本不可能受到函可的帮助。顾予咸在《墓表》中强调此事，一方面可能是其作墓表时，陈于鼎已去世十余年，宜兴的亲属口述时以讹传讹，至有此误。另一方面，在《墓表》的结语中，顾予咸认为“先生之游，误于广南；先生之祸，基于漳浦。岂知身殁后，庇其后人者仍属于韩，可谓幻而又幻者矣。佛氏有善恶因果之说，此则何因乎？嗟嗟，难以言善矣！”很显然，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顾予咸作《墓表》时，宁愿相信函可照料陈玉田之事为实，他的这种想法则是来源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

六、余论：陈于鼎的历史评价

士大夫在鼎革之际，对待新朝和故国的态度及其表现是其获得历史评价的重要依据。宜兴陈于鼎青年时代，横行乡里，纵奴行凶，为害地方，最终激变良民，是典型的为富不仁的劣绅；中年时又与钱谦益等策划降清，成为士大夫所不齿的贰臣；晚年时策反满清守将，接应郑成功反清斗争的壮举，又使之成为反清志士。然而陈于鼎的人物评价，在宜兴民变时即已定性，已被构建成为富不仁的江南劣绅形象。而其与钱谦益等策划开城降清一事，更使其自身的历史评价雪上加霜。以致作为著名经学家、戏剧家的陈于鼎与其他明季文人相比，其相关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陈于鼎策反镇江守将之事，似乎在当时即可以洗刷尽自身的污点，然而在清初社会文网森严，尤其对江南士大夫强化控制的体系下，为从思想上打击反清主力郑成功，其老师陈于鼎及陈氏家族在明末的劣迹被有意强化和渲染。特别是一度成为陈家靠山的其姻亲周延儒，在官修《明史》中成为《奸臣传》的上榜人物，而处理宜兴事件的崇祯时期巡按御史祁彪佳、按察副使蒋英、徐世荫等在鼎革之际，与满清抗争到底的英雄事迹，则在士大夫著作及民间广为传颂。对于失败的英雄，其历史评价多带有遗憾和哀伤，故在其人物形象的构建上，又增加了众多的渲染，“好人”既出，必须有相对应的“坏人”去衬托，与其相关的“坏人”陈于鼎及其家族事迹，在坊间传闻中不断转引，以讹传讹，流传甚广，以至于其人物形象及其历史评价坠入深渊，无出头之日。因此，对于历史复杂时期的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应结合其实际行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事论事，慎下结论，而不应直接定性。

注释：

①参见：康熙《常州府志》卷二十五《孝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6册，第568页；嘉庆《增修宜兴县志》卷七、封赠》、卷八《孝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9册，第194-219页、第307-308页；《宜兴亳里陈氏家乘》卷十一(补修于清咸丰时期，现存于宜兴市档案馆)。

②《宜兴亳里陈氏家乘》卷六，清咸丰刻本，宜兴档案馆藏。

③关于周延儒与宜兴陈氏的“姻亲”关系，谈迁认为二人是表亲。综合《宜兴亳里陈氏家乘》的相关记载可知，陈于泰之妻、周延儒之妻均出自宜兴北渠吴氏。陈于泰的岳父名吴亮，吴亮之父为吴中行；周延儒的岳父名吴宗逸，吴宗逸之父为吴同行。吴中行与吴同行是亲兄弟。通俗地说，陈于泰的岳父和周延儒的岳父为堂兄弟，陈妻与周妻为堂姐妹，故二人确实有姻亲关系，但属于远亲连襟。

④(清)花村看行侍者：《花间谈往》卷二《补遗·甘梦枭首》，民国适园丛书本。

⑤(清)顾予咸：《翰林院左春坊左庶子晨公墓表》，《宜兴亳里陈氏家乘》卷十一，清咸丰刻本，宜兴档案馆藏。

⑥(明)陈子龙：《兵垣奏议》卷上《荐举人才疏》，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⑦(明)钱谦益：《中大夫参政陈公墓志铭》卷十一《宜兴亳里陈氏家乘》，清咸丰刻本。

⑧《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三，顺治十七年三月辛未，伪满洲国1937年影印本。

⑨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康熙皇帝敕。见张仁伟主编：《明清档案》，第37册，第21096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档案。

⑩(清)花村看行侍者：《花间谈往》卷二《两元书院》，民国适园丛书本。

[1]柯愈春.《北西厢古本》校定者陈实蓭[J].文献1991(2)：67-71.

[2] 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93：21-40.

[3]蒋星煜.陈于鼎生平仅见于家乘. [EB/OL] .(2001-10-26)[2015-04-28]. http://www.shsjwr.com/cache/books/8/bkview-7520-12620.htm.

[4] (清)黄宗羲.陈定生先生墓志铭[M]//黄宗羲全集:第10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395.

[5] (明)王以宁.东粤疏草·卷六·荐举方面疏[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6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85.

[6] (清)韩世琦.抚吴疏草·卷十六·覆刘兴汉招由疏[M]//四库未收书辑刊八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270.

[7]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清)黄汝成.集释·卷十三·奴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00.

[8]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四·宦迹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1.

[9]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3：785.

[10] (日)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M]//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栾成显，南炳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259.

[11] (日)佐伯有一.明末董氏之变[M]//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栾成显，南炳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331-332.

[12] (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四五·蒋英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6360.

[13] (明)祁熊佳.祁彪佳集·卷十·行实[M].北京：中华书局,1960：237.

[14] (明)祁彪佳.宜焚全稿·卷一·初报宜情[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76.

[15] 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十九·官业·蒋英[M]//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607.

[16]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一·人物一·名臣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81·地理类:第52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336.

[17] (明)祁彪佳.宜焚全稿·卷二·周文爙招[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4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53.

[18] (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四五·蒋英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6360.

[19]朝野公言 [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杂史类：第1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862.

[20]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五月纪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1.

[21] (清)谈迁.国榷·卷一百四·弘光元年五月戊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8：6215.

[22]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二十日辛丑[M].北京：中华书局,1984：221.

[23] (清)谈迁.北游录·纪闻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0：353.

[24] (清)史惇.恸余杂记·陈于鼎[M]//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72.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22.

[25]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明清史事[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0.

[26] (清)谈迁.北游录·纪程[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

[27] (清)魏源.圣武记·卷八·海寇民变兵变·国初东南靖海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3.

[28]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郑成功入镇江[M].北京：中华书局,1984：489.

[29]红花铺[M]//清代野史丛书.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104.

[30] 民国铁岭县志·卷七·寓贤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辽宁府县志辑：第1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70.

[31]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金坛一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4：503.

[32]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01.

[33] (清)函罡.千山剩人和尚塔铭[M]//国家图书馆.中华佛教人物传记文献全书：第3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17278.

(责任编辑：沈秀)

Deeds and Evaluations about Chen Yuding

Lyu Yang1，Wang Yan2，Wang Yuanyuan2

(1.Shi Liang School of Law,Changzhou Univesity,Changzhou 213164,China;2. Zhou Yongguang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China)

Chen Yuding was a famous classicist and dramatist in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He was brilliant when he was young. But his cruel behaviors and the connivance of his servants caused the mass uprising spreading to Wujin, Yixing, Jintan and Liyang. When Chen traveled in the southern coast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he made friends with Huang Daozhou who was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Nanming Dynasty, and Shengren monk, and befriended Zheng Zhilong in Fujian province, and became Zheng Chenggong’s teacher. During the period when Manchu invaded the south, Chen with Qian Qianyi and others planned to open gates to surrender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became the turncoat official for it. After surrendering to the Qing Dynasty, he resigned and wandered around Changzhou, Zhenjiang and other places to contact people who were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in secret. In the 16thyear of Shunzhi period, Chen led gentry in Zhejiang to fight against Zhenjiang soldiers as a planted agent in order to coordinate with Zheng Chenggong , and turned into a man who protested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For these special historical figures in complex historical periods, we should combine their actual behaviors and make concrete analysis of concrete conditions, and draw conclusions carefully instead of direct evaluation.

Chen Yuding; mass uprising; surrendering to the Qing Dynasty; Tonghai Case

2015-10-18

吕杨(1974—)，男，辽宁鞍山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明清史、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ZS061)；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LSC011)。

K248

A

2095-042X(2015)06-0054-07

10.3969/j.issn.2095-042X.2015.06.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