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佳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202)

习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载体，它形象生动地蕴含着一个民族语言的文化内涵。习语表达深刻地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要深入了解文化的差异，就必须了解习语的翻译理论及其规律。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探讨模因翻译论与翻译适应选择论在习语翻译中的应用。

一 生态翻译学理论

生态翻译学理论是由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提出的。它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1］。这一理论从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翻译过程及评价标准四个方面阐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具体内涵。翻译原则是指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的适应选择;翻译方法是指源语言从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三方面在目的语中的三维转换;翻译过程是指译者适应与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的过程;评价标准是指使用多维转换后的译文效果、目的语读者的反馈以及译者的翻译素质。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在适应语言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译文进行选择的过程，奉行的翻译原则就是选择适合目的语读者语言生态环境的语言表达形式，完整地传递源语的含义及文化内涵。换言之，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适应和选择所处的语言生态环境的循环协调的过程。

二 模因翻译论在习语翻译中的应用

(一)模因翻译论

模因(meme)是由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理查德·道金斯1976年在他的《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出的［2］，并于2003年由我国学者何自然翻译为“模因”。模因是文化信息的最基本单位，如同基因一样靠复制和传播而生存［3］。不同民族、种族间的文化传播是靠翻译来传播的，这样一来就引出了模因翻译论。系统的模因翻译理论是由芬兰学者切斯特曼提出的。他发现模因翻译论也存在着适应选择，适应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就能被接受而保留下来;反之，不适应或者不能持久的就会被淘汰。习语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反映，也是一个模因载体，是该民族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从模因翻译论的角度看，习语的翻译就是把含有不同文化信息的源语模因翻译为目的语的一个过程［4］。

为了给译入语读者提供最流畅的、符合读者本民族语言表达的译文，在对源语模因进行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突变，体现在习语翻译中就是归化;另一方面为了保留源语言的文化内涵和语言风味，又必须尽可能地复制和传播源语模因信息，体现在习语翻译中就是异化。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都属于策略模因，涉及到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容，是译者为了追寻最佳翻译效果而遵守翻译规范的一个过程，也是让源语文本和译文文本形成某种关联的一种文本操控行为［5］。

(二)以归化翻译策略模因为主的习语翻译

世界各民族由于宗教信仰、历史发展、生存环境、生活习惯的不同，其民族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点，这些不同的民族特点决定了各民族在习语使用上也有所不同。如果源语体系的习语在译入语体系中找不到相对等或相似的表达，就不能完全解码源语模因。这种情况下，就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使译入语读者成功理解接受源语的模因信息。比如“drink like a fish”可译为“豪饮”;“when in Rome，do as the Romans do.”如按字面翻译成“在罗马，就要像罗马人那样做”就会让人不知所云，而翻译为“入乡随俗”就通俗易懂了。再如“a new broom sweeps clean”这句习语也不能按字面去翻译，而要在我们的习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达，译为“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想让译语读者准确地理解源语所表达的含义，译者必须根据译语习语的表达习惯对源语进行翻译。归化翻译策略模因有利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为各民族间的文化模因的传播和复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以异化翻译策略模因为主的习语翻译

随着世界各国交流的逐渐频繁，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间的文化渗入也越来越深，人们也渴望去了解异国文化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异化翻译策略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在传播模因的同时，为了保留源语信息的原汁原味，译者要在最大程度上忠实于源语模因的载体，不要轻易在译入语中找相对应的模因进行替代。例如，大部分中国读者都理解什么是“黑色星期五、鳄鱼的眼泪、特洛伊木马、潘多拉盒子”等词语的含义;而“be gooseflesh all over”如果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就变成“浑身起鹅皮疙瘩”，“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按字面去翻译就变成“胃里有蝴蝶在飞”了，这就扭曲了源语言的文化含义。从文化模因的传播层面上看，异化翻译策略更有利于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交流，更有利于保留源语文化的独特性。

三 翻译适应选择论在习语翻译中的应用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从生物进化论的“适应和选择”这个角度出发，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对语言生态环境适应与选择的过程，即译者既要适应他所处的语言生态环境，又要对译语的表达形式进行选择［6］。译者先要适应源语生态环境，从源语的生态结构中选择翻译的文本，在翻译中遵循源语的生态结构，使之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因此，在文本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注重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对源语文本进行选择与协调，以保证源语文本能适应目的语的语言生态环境。

(二)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注重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语言、语码、风格、话语构筑要素、话语构筑原则上的不同层面的选择适应。有些英汉习语在使用与含义上都有相同之处，但语言表达上却不同［7］。例如，“catch the ball before the bound”(先下手为强)，“to miss the boat”(错失良机)，“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以上的英汉习语对比中，可看出它们在使用和含义上是相似的，但在词语选择使用上却不尽相同。再比如汉语成语一般都是四个字的，但翻译成英语就不一定是四个词了，有可能是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句子。比如“害群之马”(black sheep)，“无中生有”(mak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心想事成”(may all your wish come true)，“先入为主”(first impressions are firmly entrenched)，“循序渐进”(step by step)。从语言维层面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可行的，由于两种语言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对所使用的词汇进行选择，以免译文不能适应译入语读者的语言生态环境而造成误解或理解不当。

(三)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对反映两种不同文化内涵的习语进行互译时，译者需要具备很强的文化意识，意识到翻译除了是语言上的转换外，还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时要关注两种不同文化生态系统的有机平衡，加强译者文化意识，尽量克服由于文化生态差异造成的译文理解障碍，保证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例如，在西方国家，人们多数信奉基督教，因此God在人们心中是至高无上的神，很多习语就与God息息相关，但在翻译成汉语时就不能译为“上帝”，而是要适应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比如“He that serves God for money will serve the devil for better wages”(有奶便是娘)、“The danger past and God forgotten”(过河拆桥)。还有一些出自于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和新约里的习语表达，比如“as you sow，so shall your reap”(自食其果)、“the leopard cannot change his spots”(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a finger on the wall”(不祥之兆)等。两个民族对相同事物的认知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幸运儿(lucky dog)”、“人总有出头之日(every dog has its day)”。西方民族过去曾是游牧民族，狗这种动物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人类忠实的朋友，通常担任着驱赶野兽的职责，所以很多和dog相关的习语都是褒义的。而在中国农耕文化中，狗是用来看管门户的，对陌生人的入侵是毫不留情的，因此和狗相关的一些成语或谚语都是贬义的，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仗人势”等等。还有一个词也可以很明显地反映出中西文化生态系统的差异，那就是“龙”。龙这种动物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权贵的象征，是历代帝王顶礼膜拜的图腾，中华儿女被称为是龙的传人，所以一些吉祥如意的成语都和龙有关，如“龙凤呈祥、龙飞凤舞、龙马精神”等。而在西方国家，龙是恶魔的象征，是罪恶的代表，人们谈龙色变，所以圣经里的撒旦就被译为“the great dragon(恶贯满盈的东西)”。除此之外，不同民族文化的历史典故也有差异。中国的成语或习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神话或寓言故事，比如“画蛇添足”、“掩耳盗铃”、“孟母三迁”。而英语中有很多习语是出自《圣经》里的故事和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比如“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对牛弹琴)、“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披着羊皮的狼)等。

(四)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是指除了语言层面转化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还要关注源语的交际意图，注重译者是否在翻译过程中把源语的交际意图完整地、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了译文读者，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也能顺畅地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促进新词在生活中的传播和应用［8］。例如，“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词，如果按字面去翻译，就会产生交际障碍，因此要把这个词的深层含义翻译出来，译为“money talks”;还有由于“龙”这个词在中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望子成龙”要译为“hold high hopes for one’s child”。事实上，这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相辅相成、互相渗透、互为依托的。例如“狗腿子”这个词带有中国文化的特殊含义，但西方文化中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所以就不能译为“dog’s leg”，否则会造成交际障碍。为了保留其文化内涵又不影响交际，我们可以将之译为“someone who serves the evil force”，这样既传递了源语的文化含义，又让译入语读者能够准确理解该词所要表达的意思。诸如此类的词还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个习语就要译为“a real man never goes back on his words.”由上可知，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实质就是多维度的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注重某个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还要注重三个维度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及相互渗透［9］。

四 模因翻译论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对比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模因翻译论与翻译适应选择论有相似之处，都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翻译理论。两者是互相渗透的，模因翻译论也存在着适应选择，适应译者的翻译生态环境。两者都强调译文语言层面和文化内涵传递的准确性，便于译入语读者理解，同时又不失文化内涵的传达［10］。翻译适应选择论注重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译语文本进行选择，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译者的主体性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许翻译后的文本与原文在语言表达和文化内涵上有很大差异，但只要不妨碍译语读者对源语含义的正确理解，任何一种翻译策略都可使用。而模因翻译论则更侧重对源语模因的保留或更改，这些模因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翻译的成果。即便如此，模因翻译论中对于模因的保留或增减也要取决于译者对译语形式的主体选择，这种主体选择的过程也可以被看成是译者对译语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的过程。

由此可见，模因翻译论与翻译适应选择论二者有相通之处，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渗透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把不同文化内涵的习语传递给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

翻译生态学的提出，为翻译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和更为广阔更为全面的研究领域，也为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模因翻译论具备了一定的生态特征，与翻译适应选择论有相似之处，二者互相渗透，相辅相成。这两种翻译理论在对习语的翻译中，译者通过主体性的适应选择，通过对模因的保留或增减，使源语的语言、文化、交际意图在译入语中得到有机平衡与和谐，并促进源语与译语的语言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从而加强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1］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2］Chesterman A.Memes of translation［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1997.

［3］何自然.语言模因及其修辞效应［J］.外语学刊，2008，(1).

［4］尹丕安.模因论与翻译的归化和异化［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

［5］王红毅，余高峰.模因传播与翻译的归化和异化［J］.社会科学家，2011，(8).

［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7］张镇华.英语习语的文化内涵及其语用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8］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

［9］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10］王立松.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对比模因翻译论和翻译适应选择论［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