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元，彭华民

(1.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38;2.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一、社会发展内涵及与社会工作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并成为世界各国所追求的目标。纵观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潮流，人类发展目标经历了由经济发展为主导到以社会发展为归依，由以物质增长为中心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聚焦当代发展到力图可持续发展的转变①向德平，田北海:《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发展理论的创新》，《学习论坛》2005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也成为我国第一要务，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加快了以市场经济改革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步伐，并将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作为发展的重点内容。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效，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种过分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发展，导致进入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关键期后，出现了诸如失业、犯罪、贫困、上访以及地区、城乡、阶层差异等诸多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行动中，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总体发展的国家政策议题和改革发展议题应运而生。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至近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并不断丰富发展了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理论和实践。党和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整体性的发展解决与发展相伴生的各类社会问题。而这种总体性的发展与广义的社会建设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广义的社会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是一种整体性的建设与发展。②郑杭生:《社会建设的前沿理论研究——社会建设问题的社会学思考》，《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相应的，狭义的社会建设就是社会子系统的建设与发展，有学者认为狭义的社会建设就是在社会领域或在社会发展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能够促进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有效配置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培育与发挥能够自我调节和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积极解决社会问题，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的社会行动与过程。③景天魁:《当前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红旗文稿》2010年第18期。从两者的关系来看，社会发展是社会建设的目标，社会建设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衡量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指标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最高目标，也是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尺度和标准。①童星:《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何谓社会发展呢?国内学者关于它本身概念的探讨并不多，有学者将社会发展概念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微观的社会发展将其等同于社会工作，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福利事业，通过助人方法和技术的运用，帮助社会成员满足需要，发展潜能和恢复社会功能，进而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中观的社会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并行的，包括经济以外的社会领域与社会变迁等，其内容包括科教文卫，社会保障，人口计生，环境保护、社会参与与社会福利等。宏观的社会发展主要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在内的大社会系统的发展。②孟宪忠:《论“社会发展”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79～80页。从社会发展内涵的这种层次划分可以看出，社会工作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手段，而社会发展在具体化为我国国情下的实践时可以等同于我国的社会建设实践。在推进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我国积极探索了由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社会体制改革和民生建设。而社会工作既是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参与力量，也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力量。不过，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政府是主导角色，社会工作扮演的是协助参与的角色。而进入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时期后，谋求的是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治理格局，因而社会工作与政府一样具有平等的参与权利，与政府形成的是合作伙伴关系。③王思斌:《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社会工作》2014年第1期。从实践层面而言，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在结构和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在主体、对象、目标、伦理和方法上两者都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如社会工作的主体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而他们也正是社会治理的服务对象。④顾东辉:《社会治理及社会工作的同构演绎》，《社会工作》2014年第1期。由此来看，社会发展与社会工作在主体、对象、目标、原则上也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社会工作的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社会工作的对象是以弱势群体为重点的全体社会成员而他们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受益对象，社会工作的目标是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而这也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基本相同，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原则都以人为本。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和对抗，而是具有深度的融合性和同构性。

由社会发展出发引出了发展性社会工作的议题，发展性是社会工作的一种实践取向。社会工作在发展早期中受心理动力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影响而以个人治疗性为取向;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工作开始走向关注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实践取向;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女性主义运动与人口迁移加速等开始反思补救性的实践取向而开始注意弱势群体所在社会结构的改善;20世纪70年代所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开始注意将个人与社会的互动纳入社会工作实践取向中，而同一时间发展的通用社会工作理论和赋权理论开始关注服务对象的能力提升;进入21世纪后在反思以往能力发展与问题解决相分离的问题后，社会工作实践取向开始走向既注重问题解决又注重能力发展，关注个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⑤童敏:《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总结社会工作实践取向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治疗性、补救性和发展性三种实践取向，而发展性的实践取向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性社会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强调社区为本的服务方式，关注服务对象在社区中生活和接受服务;二是强调服务对象的参与与自决;三是注重国际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四是其关注和追求社会参与、社会权利、社会正义等目标;五是注重问题解决的同时强调服务对象和周围环境的经济发展能力提升方面的有形社会投资。⑥马凤芝:《社会发展视野下的社会工作》，《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从发展性的社会工作再回归到社会发展问题上来，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社会改革的情境中，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采用发展性的实践取向和本土化目标，既要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又要注重能力的提升，既要注重社会福利资源的投放，又要注意自我经济发展能力的培养。这样才能从我国以往的社会福利服务和公益慈善服务中的资源消耗型服务模式，走向资产投资型服务模式。换句话说，发展性社会工作服务要解决的是以往服务对象“等、靠、要”的现象，而走向帮助服务对象实现自我独立和发展。这也是既要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又要帮助他们改善环境，发展经济。我国社会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本土化历程已近30年，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同时也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和改进。由于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服务实践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相对迟缓，因而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将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因此，本文旨在归纳总结南京的社会本土化实践，尝试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相关问题。

二、南京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探索及反思

(一)社会工作制度供给缓慢且政府认同有待提高

在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发展变迁过程中，采用的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由于政府在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上处于主导控制地位，因而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直接决定着制度发展变迁的方向、目标、规模和形式等。①张曙:《需求、供给与我国社会工作制度建构》，《学海》2011年第6期。社会工作制度建设是源于政府在应对社会问题和相关事务过程中出现能力不足或效能低下等问题的情况下，适当让渡部分空间和资源交由社会组织，期望他们能够参与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以促进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秩序维护的现实动机与目标。因而，在社会工作制度发展中出现了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推动的特点，而资源与空间让渡是伴随社会体制改革的渐进过程的，因而社会工作制度发展也呈现出一种渐进性的发展特征。

我国中央层面的社会工作制度发展始于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议题。②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分析》，《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继2006年国家出台《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后，国家出台了包括《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2020)》和《加快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意见》、《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等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出自民政部，或者是由民政部牵头多部门联合下发的。由于政策主体存在差异，因而这些政策的作用范围和力度存在差异，多数政策主要是在全国的民政系统实施，较少涉及其他部门。因此，由民政部主导的国家层面的社会工作政策体系在地方贯彻落实时也主要集中在地方民政系统中。

南京的社会工作制度发展与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相比较为迟缓，但随着地方政府对社会工作功能认识的增强，本土性的社会工作制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与创新。纵观这些社会工作政策的发展(参见表1)，既有外部性强制推动，也有内部性需求使然。外部性强制推动主要是在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政策和精神的过程中，制定出台了本土社会工作政策。比如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任务，2010年国家出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社会工作人才纳入六类专门人才的战略规划，都促使南京相应出台了全市性、规划性和导向性相结合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和规划。在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有关政策的过程中，南京也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出台了自主性、特色性、发展性相融的本土社会工作政策。

在梳理南京2004年至今有关的社会工作的政策后，可以欣喜地看到其基本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为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发展导向。值得反思的是在其社会工作制度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策主体参与不足，在政策决策与制定过程中主要由党委和政府负责，而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很少参与其中;二是政府为本的政策目标定位明显，政府政策的目标是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协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而较少地从满足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需要来供给政策;三是部门与行业发展不均衡，社会工作政策制定与落实主要集中在民政部门、其他部门和系统行动相对迟缓;四是政策缺乏整体性规划和衔接，多数政策的内容较为单一和笼统，在应对实际发展问题时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

(二)社会工作教育持续发展而专业人才本土化缓慢推进

南京社会工作教育发展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据笔者调查，南京现有11所高校开办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6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根据测算，每年向社会输出的本科社会工作毕业生将超过500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生将超过100人。此外，南京大学在社会学博士培养中还开设了社会工作方向的博士教育。据李迎生研究，2010年我国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院校达到260多所，2011年开办社会工作硕士专业院校达到58所，每年培养社会工作本科毕业生约1万人，培养社会工作硕士毕业生约1000人。①李迎生:《韩文瑞等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如果按照这组数据进行比较，南京社会工作本科生培养规模约为全国的5%，而社会工作硕士生培养规模约为全国的10%。南京社会工作教育的丰富资源为南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较大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规模为适应南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供了持久的发展动力。随着南京社会工作行业的形成和不断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表1 南京社会工作政策统计表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发展，南京的高校社会工作教育取得了重要成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教育师资队伍和课程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基本都设立了社会工作系或社会工作教研室，建立了相对独立的专业教师队伍和专业课程体系，形成了具有校园特色又符合地方实际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教育体系。二是社会工作专业教材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十分重视社会工作教材建设工作。其中南京大学彭华民教授编写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社会福利服务与管理丛书》等教材，南京理工大学张曙副教授主编或参编《个案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概论》、《社会行政》等教材，南京师范大学花菊香教授编写《社会政策与法规》、《社会工作概论》等教材，不仅丰富了自身所在高校社会工作教学教材资源，也为全国社会工作教学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努力。三是高校与地方合作增强，各高校纷纷以实习基地建设为纽带，积极探索与地方的党政、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不断拓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性教学途径，加强与外部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合作与沟通。如南京大学MSW教育中心通过建立校外实习督导体系，聘请省市教育、民政、信访等部门负责人及其相关福利机构负责人担任兼职导师和实习督导。

与南京社会工作教育持续发展不同的是，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本土化进程缓慢，现有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等体制性岗位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能力明显不足。这些体制性组织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吸纳受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用人单位对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现实需求，如果需求多则吸纳就可能多，反之则少;二是用人单位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吸纳意愿，如果吸纳意愿强烈则吸纳就可能多，反之则少;三是用人单位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认识，如果对社会工作认识较为深入则吸纳就可能多，反之则少;四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工作政策强制力，如果自上而下的政策强制力高则吸纳就可能多，反之则少。从南京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吸纳情况来看，主要分为体制性吸纳、政策性吸纳以及民间性吸纳。一是体制性吸纳，由国家和地方出台招录政策，进入到体制性岗位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成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的工作人员，其各项权益享受制度保障。2007年民政部下发《关于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选择20个市辖区，30个服务类事业单位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试点工作。南京就是民政部第一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地区，同年在贯彻落实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南京市民政局拿出4个岗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由此，南京拉开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进入体制性岗位的序幕。据笔者调查南京市民政局及其所属5家事业单位到目前已经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超过20人。二是政策性吸纳，由特定的政策推动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进入相应的岗位，享受特定的政策待遇。2009年国家出台《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政策，这一政策直接掀开了同年全国各地的“社区工作者招聘”风潮。南京将该项政策落实与社区人才需求对接相结合，由南京市民政局与南京市人事局联合向社会发布《南京市2009年招聘1000名社区工作者简章》，启动社区工作人才吸纳行动，虽然这一政策并未明确招收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但从当年的招录情况来看，不少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进入到社区岗位和村官岗位上。三是民间性吸纳，由公益服务类组织或事业单位自主招录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他们不享受国家的有关政策的保障。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力度，南京开始出现一批公益服务类、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机构。尤其是2012年南京启动公益创投工作后，社会工作机构和公益服务类、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这些组织的成长为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了重要平台，如2012年注册成立的南京市益民社会服务中心到目前已经招录14名专业社会工作人才。

反思社会工作教育与专业人才吸纳的实践，可以看到在中国情景下，制度供给、现实需要与社会认同是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三大重要推力。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促使民政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对社会工作的功能和价值有所认识，他们直接参与推动了我国社会工作的重建，并优先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培养方面进行探索。进入21世纪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相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和力度达到空前。据统计，1986年至1999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只有28所，进入到2000年以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2011年我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的高校都达到61所。①左芙蓉，刘继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进程研究述评》，《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南京作为一个高校资源丰富的城市，因而其在社会工作教育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在社会工作制度供给上，主要是由民政部等为代表的国家层面在主导，而地方政府跟进相对迟缓，因而南京在社会工作制度供给上也比较迟缓。同时，地方政府对社会工作仍然不够熟悉不够认同，尤其是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人才的功能和价值还存在犹疑甚至是误解。这些因素导致南京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规模与力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不相符合。

(三)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初现端倪而社会工作行业培育任重道远

社会工作行业的培育与发展主要内容为社会工作行业政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立与壮大，社会工作行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社会工作机构的培育与发展，社会工作岗位的开发与完善等。社会工作行业发展培育的角度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本土化探索。一是构建本土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前文所梳理的政策基本构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其中，2012年南京市出台的“1+4”社区建设文件，为社会工作全面进入社区、社会福利、慈善公益、社会服务等民政事务打开了更加广阔畅通的通道，意味着南京社会工作将迎来行业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二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以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为主线，通过人才引进和岗位培训优化社区工作者人才结构，通过制定工资待遇自然增长机制和不低于所在区当年人均收入水平机制保障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通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规范社区服务。此外，不断加强民政系统内部的社会工作发展，2010年南京市民政局出台的《南京市民政系统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任务落实意见》，积极探索民政系统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据南京市民政部门不完全统计，截止2013年底全市拥有专职社区工作者约1.2万人，全市持证社会工作者1500人。他们构成了南京社会工作人才的主体力量。三是加快培育社会工作机构，南京由民政部门直接推动注册成立南京市公益创投协会。2012年启动公益创投工作后，由政府财政拨款、福利彩票和慈善公益金组成公益创投资金。2012年南京投入公益创投资金1000万元对52个项目进行扶持;2013年投入2000万扶持123个公益项目;2014年将投入3000万扶持180多个公益项目。①南京2000万公益创投金扶持草根公益江苏民政网http://jiangsu:mca:gov:.cn/article/mtgz/201305/20130500458723:shtml:通过资金扶持、技术支持、信息咨询、专业服务等，帮助草根公益组织在运作项目的基础上注册正式的社会工作机构，帮助成长初期的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壮大。此外，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入驻南京市雨花台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爱德基金会在南京设立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并接受栖霞区委托运营该区的社会组织培育中心，这两大组织的参与为南京的社会工作机构和项目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四是发展行业组织，南京于2013年成立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吸纳个人会员430名，单位会员97名，将分散的社会工作机构和组织，社会工作者凝聚到同一个组织团队中，对壮大社会工作行业具有重要作用。在2014年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四脱钩”的过程中，协会将在社会工作者注册，执业资格认证，继续教育培训与认证，权益维护与保障，社会工作宣传与研究，行业规约与监督方面将发挥更加独立专业的作用。此外，建邺区、六合区等多个区也相应地建立了区社会工作行业组织。五是探索政府服务购买实践，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直接推动了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服务购买实践。2014年南京出台《南京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 (暂行)》，将基本社会服务、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十大类政府服务面向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购买。②《南京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 (暂行)》即将出台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dfchannel/jiangsu/201407/t20140725_3637643:.shtml:政府服务购买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让渡空间和资源的主导途径，是当前国情下我国社会组织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基础。在南京2015年年初，民政、人社、城管等部门已经开始政府服务购买实践，按照部门和系统需求制定了政府服务购买项目，公开向社会招投标。可以预见，随着政府服务购买的范围、力度不断扩大，将会催生大量的社会组织，其中社会工作机构将会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社会工作有助于社会发展，有助于平衡经济社会发展。③阮曾媛琪:《推进社会建设必须加强社会工作——以香港为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帕森斯认为任何社会系统都是内部各要素有所分工但又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其必须协调发挥适应、目标实现、整合和模式维持四种功能，才能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④陈成文，孙嘉悦:《论社会工作的功能: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社会工作在应对社会发展问题时，它能够帮助社会成员解决问题，恢复潜能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促进社会成员整合不同的价值与规范，达成社会共识和促进社会团结，并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能力发展、资源支持、政策咨询、资产建设、社会投资等支持和服务帮助他们实现问题解决和环境改善等目标，进而促进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改善，社会福利增进以谋求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社会工作的诸多功能正在逐步为社会所认识并在具体社会服务实践中有所验证，因此社会工作开始密集地在政策文本话语和社会生活日常话语中出现和传播。然而，人们并没有对社会工作予以清晰的界定，致使社会工作概念处于一种模糊与朦胧的理解中。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技术与知识，或认为是一门学科或科学，或认为是一种职业或工作，或认为是指社会工作机构，或认为是指社会工作者。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是一种行动性的助人活动与职业，而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工作者是主体，他们承载社会工作理念、方法、技术和价值并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因此，在人们生活世界中和政策文本中通常所称的社会工作就是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工作者，他们在服务实践中具体化为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员。

再回归到我国社会建设议题上来，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由民生建设到人的解放，都必须是由社会主体去参与和实现。因此，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改革中，“政社分开”的改革核心目标是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划清边界和明确责任。而社会治理谋求的目标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社会发展上实现合作共治。三者构成大社会系统的社会结构，既自成系统实现自治，又发挥功能实现社会大系统的共治。从社会结构而论，当探讨一个城市、一个省份乃至一个国家的社会工作时，它应该是指社会工作行业。因为社会工作行业是由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工作者为主体，通过行业规范、价值与制度的整合与引导促使他们形成一个共同体，形成一种力量源。这个行业共同体构成一个社会子系统，对社会发展发挥一定功能。而社会工作行业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就是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工作者数量和能力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足以实现行业自治和担当社会共治责任。需要说明的是，我国非专业的行政性传统社会工作体系十分庞大，但他们缺乏系统性的专业方法训练和专业理论知识。因而在构建现代社会工作行业中并不以他们为主体，而是以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与专业社会工作者为主体。

南京目前有11个区，100个街镇，1024个社区 (村)，约有816.16万人口。①2012年度南京市人口发展报告南京人口网http://www:.njjsw:.gov:.cn/13413/13517/13530/13535/201305/t20130510_573124:.html.如果将全市1.2万名专职社区工作者和1500名持证社会工作者进行平均，那么每个社区约有10个社区工作者，1.5个持证社会工作者，平均每万人口约有社区专职工作者15人，有持证社会工作者2人。香港2013年拥有总人口721.97万人，注册社工总人数为18334人，平均每万人口约有25名注册社工，58.82%社工服务于非政府部门，服务政府部门的社工为11.2%。②李海荣:《社会服务:香港经验及启示》，《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2013年我国拥有民办社会工作机构2429家，持证社会工作者123833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约40万人。③社会工作在探索中前行公益时报网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gongyizixun/5987:.html2014-1-17.相比之下，南京的社会工作人才总量严重不足，既不能向社会提供足够的服务，也不能形成有效的行业共同体。因此，南京的社会工作行业尚未形成，还有赖于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快速生长和成熟，也有赖于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成熟，而这一过程还需要时间，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四)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发展总体迟缓而本土实务理论研究不足

党的十八报告指出全党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道路和目标上坚定理论自信。笔者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也应该坚定理论自信。社会工作要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专业和学科，就必须在理论建设上由“外借”转向“自创”，根据专业属性和社会发展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系统应该包括人与社会，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宏观理论，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方式，功能角色，目标定位方面的中观理论，社会工作服务与实践方面的微观理论。④吴亦明:《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框架的构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为什么要开展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呢?原因很简单，一是社会工作发源于西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进入中国后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必须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下重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二是只有基于本土经验和文化土壤生长的社会工作理论才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理论自信，也才能更好地与国际平等交流。①唐咏:《中国内地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学术界》2009年第2期，第272～275页。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初期以引介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居多，2004～2006年间，一些学者才开始从我国的具体文化情境、社会环境和服务实践中探寻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但这一时期实务研究仍然缺乏学术性和理论性。②范明林，徐迎春:《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和专业化》，《社会》2007年第2期，第121～125页。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工作理论虽然得到较大的丰富，但是总体研究还比较弱，不少研究者还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和必要的理论关怀。构建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其中重要的路径就是探寻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聚焦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③何雪松:《迈向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设》，《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第141～143页。

南京社会工作研究资源和力量较为丰富，11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6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中心，1所高校设立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这种资源条件为南京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 (CNKI)，在“作者单位”栏中输入“南京”，“输入内容检索条件”栏中输入“社会工作”主题，对2014年8月以前的论文文献进行检索发现有295篇论文文献。以“作者单位”为条件进行分组排序后发现所搜索的文献中，南京大学100篇，南京师范大学32篇，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26篇，南京理工大学20篇，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19篇，南京财经大学16篇，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13篇，南京工程学院12篇，南京农业大学10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9篇，南京晓庄学院9篇，南京工业大学6篇，河海大学5篇;以“发表年度”为条件进行分组排序后发现各年度发表文献情况为，2013年54篇，2012年 32篇，2011年 27篇，2010年 41篇，2009年30篇，2008年23篇，其他年度都在15篇以下;以“文献作者”为条件进行分组排序后发现文献作者的相关文献量为，周沛16篇，彭华民11篇，冯元10篇，沈晖7篇，花菊香7篇，孙唐水7篇，张曙、晏凤鸣、崔效辉各5篇，姚进忠4篇，罗肖泉、姚兆余、段继业、肖萍、仲鑫、许芸各3篇，吴亦明、许爱花、梁莹各2篇。笔者通过中国知网 (CNKI)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社会工作”为主题，以“南京”为学位单位进行检索，发现2003年至2013年共有94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其中2013年60篇，2012年17篇，2011年5篇，其他年度都在5篇以下。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同样方法检索只出现2篇文献，而其主题与社会工作的相关度较小。

从以上文献检索情况来看，可以分析得出几个特点，一是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总体发展迟缓，从年度期刊论文文献量变化来看，2003年至2008年年度期刊论文文献量都在15篇以下，而2008年以后有所增长，这其中一重要影响因素就是政治因素，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工作在国家政策议题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因而，各级政府和高校加大了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投入，学者们也提高了对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兴趣和参与度。如2014年度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关社会工作的项目，南京大学有3项，南京师范大学有1项。二是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力量不均衡，南京大学成为本地高校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主导力量，其期刊论文总量 (100篇)占本地高校 (295篇)的34%，而核心期刊论文总量 (40篇)占本地高校 (62篇)的65%。三是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成为推动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发展的创新力量，而这可以从中国优秀硕士论文数量的增长情况中得到印证。2010年南京大学开始招收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2011年南京有6所高校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因而自2012年开始，有关社会工作主题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量迅速增多。在2014年江苏省首次评选的百篇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中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河海大学各有一篇社会工作主题的学位论文入选。四是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主体参与不均衡，从文献搜集结果来看，有关社会工作的研究主要由高校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主导，较少有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而实务部门和一线社会工作者则参与更少。

从研究者的期刊论文文献量来看，南京大学彭华民、周沛、沈晖，南京师范大学花菊香，南京理工大学张曙，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晏凤鸣、崔效辉，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冯元等研究者对社会工作的研究相对要多一些，其中彭华民、周沛、张曙等学者对社会工作的研究较为持续，研究成果质量较高，是本地开展社会工作研究的主要引领者和参与者。从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来看，宏观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引入实务方面的研究较多。彭华民研究了需要为本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服务学习的社会工作督导模式;周沛探究了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社会工作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吴亦明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框架和香港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林卡论述了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环境;朱力论述了我国社会工作模式转换问题，张曙论述了我国社会工作制度构建中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沈晖论述了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的内在关系。

总体而言，南京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呈现总体性缓慢发展趋势，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工作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相比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的状况。作为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学科，社会工作研究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当前宏大社会理论研究成果雄占主流学术媒体阵地情境下，应用性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发表空间狭小。①范明林，徐迎春:《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和专业化》，《社会》2007年第2期，第121～125页。从南京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一方面，一些高校和教师对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认识薄弱，学术研究参与度和学术成果发表率都很低，导致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和发展进程缓慢;另一方面，主流学术媒体对应用性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成果支持度偏低，在论文发表上呈现“名校”和“名教授”效应，即名校的社会工作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的教授在发表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时相对容易一些，其研究成果在顶级和重要核心刊物发表的可能性高一些，而一般的社会工作教师、学生和实务工作者不仅在研究成果发表上存在难度，且发表的刊物层次普遍偏低。另外一个问题是宏观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滞后的问题，从南京来看，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关注了宏观层次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如彭华民、张曙等他们不仅通过发表学术论文来推动宏观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而且通过编写社会工作理论教材来推介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然而，多数社会工作师生和实务工作者缺乏宏观社会工作的理论关怀和思维框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与实务脱节的问题。一是现有研究主要是“学院派”的社会工作教师主导，不少教师缺乏深入调研，也缺乏“行动研究”与“参与研究”意识，主要通过“闭门造车”和二手资料研究方式来撰写理论研究成果;二是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缺乏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虽然不少社会工作专业硕士论文是借助实习单位的资源和平台完成的，但学生本身与实习单位并未建立科研合作关系。由于缺乏跨学科、跨部门，尤其是高校与实务部门缺乏科研合作，导致现有的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性和应用性，并呈现碎片化和低学术性的特点。

三、结语

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已近三十年，取得许多令人欣喜的成绩和经验。虽然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现实状况与环境不尽如人意，但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社会工作作为民生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生力军角色迅速凸显已然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社会工作毕竟是新生事物，政府和社会对其从逐步接触、认识到广泛认同需要一个过程，而其自身嵌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中构建其社会角色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必然促使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呈现为一个曲折而缓进的过程。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与我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几乎同步，其本土化的直接议题就是要以专业的知识体系、技术体系和人才体系预防与治理各类社会问题，改善和保障民生，减少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为国家综合改革提供支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思想，其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与依法治理理论与社会工作的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理论、个案管理等理论与方法在目标、方法与主体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其基本路径是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工作对于人而言具有强大的功能诊断、恢复、激发能力，既能通过功能恢复和能力发展促进社会成员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又可以通过传递社会福利资源让社会成员更公平地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因此，这预示着社会工作本土化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契机和作用平台。从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城市先于农村，东部先与中西部，民生建设领域先于非民生建设领域，因而同样呈现出地区间、城乡间、部门间的不均衡。在今后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中，要重视理念更新，消解和理顺社会工作的认识偏差与障碍，引导政府和社会正确认识其所具有的促进人的发展，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功能角色，而非局限于其福利消费的特点;要重视制度创新，建立与完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抓住“政社分开”的社会体制改革契机，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政府与市场向社会工作释放与让渡更多的资源与空间，加快社会工作岗位、职称、薪酬等行业制度建设以逐步扭转当前专业社会工作者“就业无岗、有岗低薪”的职业困境;要重视本土理论创新，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遭遇广大社会工作教师多为非社会工作专业出身、无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以及社会工作实践者多为非专业的、行政性的工作者的困境，因而扎根于我国现实社会生活土壤的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发展与创新十分缓慢，今后要强化教育者与实践者的深度沟通与合作，促进教育者的实践取向和实践者的理论取向，构建实践者兼任或转型为教育者的支持体系，建立社会工作本土理论研究基地体系，从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总体来看，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已然成星火燎燃之势，既有深圳与上海等地的城市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也有江西万载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既有北京与合肥等地政策直接引导型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也有广州与南京等地政策间接引导型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既有民政与司法等单一部门性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也有跨部门合作的多部门综合性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审视这些本土发展实践，其发展逻辑是基于现实社会生活需要。因此，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坚持发展取向，将我国的改革发展与人的发展协同起来，才能促进社会工作更加健康持续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