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辛丑之际“惩赵”风波探析

2015-02-14徐笑运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3期

关键词：刚毅清廷大臣

徐笑运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庚子、辛丑之际“惩赵”风波探析

徐笑运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震惊中外的庚子事变以内外达成辛丑议和而告终。在所议条约中，惩办“首祸王大臣”成为议和关节所在。时任刑部尚书、军机大臣赵舒翘名列其中，成为祸首名单中颇受争议的一位。从“惩赵”过程看，似是列强步步紧逼，清廷诺诺惟退，背后却是全权大臣、地方实力督抚与列强谈判代表之间多方力量的互动与交织。

庚子事变；议和；惩凶；赵舒翘

1900年，庚子一役，联军侵华，遂致国变。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电发罪己诏于前，颁布惩祸上谕于后，横跨庚子、辛丑之际的议和交涉，种种情形旷久斡旋、拖沓艰难。议和之初，列强多持“先办祸首，后再开议”的坚决态度向清廷施压，因而惩办祸首成为议和交涉关节所在。本文试图分析“惩赵”经过，管窥背后多方力量的斡旋与交织。

一、天性如此，性格使然

赵舒翘，字展如，陕西西安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得授刑部主事，外任为官，在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建树颇多，政声卓著。光绪二十年，“朝廷矜慎庶狱，以舒翘谙律令，召为刑部左侍郎”[1]12752。舒翘居刑曹多年，熟悉律法，躬正实务，官名甚佳。二十四年，晋升尚书，督办矿务、铁路等洋务，二十五年，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任军机大臣。观其履历，如吴永所言：“赵起家科第，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2]132可见赵舒翘及科第、识政务、为官廉洁、有政声。李希圣亦记载：“舒翘习律令，以刑部主事外任，五迁至尚书，颇自喜。”[3]37赵舒翘仕途顺畅、步步升迁，除了本人务政实事、卓越出众外，还得益于时任协办大学士刚毅的援引。

罗惇曧有赵舒翘“以刑曹熟习刑律，刚毅援引致位尚书”[4]114的记载，透露赵得刚援引，仕途攀升的信息，反过来，赵对刚更是曲意迎合，故亦有“舒翘本以刚毅力贵显，益附刚毅说”[4]113的由来，诸家笔记多有二人同声相息、引为知己的事例，表露赵本人为官心志及处事性格。

“拳匪之杀白莲教也，狱不具，即反有迹，案律妇女不同谋，不缘坐，舒翘心知其冤，私窃叹，然不敢言，起于速化取容，天性也。”[3]37赵舒翘主事刑部，熟悉律令，明知民冤，只能暗中叹息，袖手旁观，不发一言，其天性可见一斑，视民命如儿戏或许非出本心，却甘为时势所掣，这也是他性格软弱的一面。高树在《金銮琐记》中，对此亦有披露：“涿鹿回车草奏笺，媕婀深得相公怜。百人惨戮称遭劫，酷吏心肠铁石坚。”注云：“刑部尚书赵舒翘，为刚毅所保荐，极博刚之欢心。刚命往涿州察视团匪，密约入京，回京言团匪甚忠义，刚大悦，团匪亦蜂拥至，日以禁洋为事，城外良民老幼男女，将近百人，团匪诬以白莲教，杀之于菜市，舒翘不救，但言劫数而已。”[5]33

刚毅援引赵舒翘为至交，赵舒翘亦倚附刚毅权势，气焰跋扈，不可一世。高树曾作诗纪实：“何人枢府语譊譊，舌作秦腔嗓韵高。甘为权奸作奴隶，伯珪声大莫敖骄。”注云：“到军机画稿，闻有大声争论者，问舒拉何人？对曰：‘赵大人与王中相抬杠(杠者北方谚语，杠者讧之讹称)’，赵怒吼如雷，王声细如女子。我问：‘刚相不调停耶？’对：‘刚中堂笑于旁，若甚快意。’噫，赵舒翘倚刚毅势，遂呵王相若此。”[5]40赵舒翘倚仗刚毅之权势，对同为军机的王文韶大呼小喝，刚毅在旁笑而不语，只觉快意，足见赵舒翘一时得意忘形之态。黄濬认为作者高树曾为军机章京，故“所臆测赵舒翘与王夔石争议事，不谬”[5]40。

赵舒翘对刚毅极尽阿附之态，在《庚子国变记》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使馆被围之时，刚毅与赵舒翘同坐城楼观战，饮酒助兴。刚毅曰：“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3]16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悖逆，喜事之徒，云合而响应，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尽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庙，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第一，今义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圣明，公以身报国，尽除秕政，与海内更新，亦亡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于公见之矣。”[3]16赵舒翘语中把刚毅吹捧为功在社稷之大臣，如此谀言媚语，刚毅固然大喜，“自行酒属舒翘曰：‘展如知我’，展如舒翘字也，舒翘之入政府也，刚毅援之，故事之尤谄”[3]16。刚毅援引赵舒翘入军机，除其身负政务才华外，更多的则是赵舒翘很讨刚毅之欢心，故刚毅将其援引为至交。

不仅阿附刚毅，对清廷实际主政者慈禧，赵舒翘亦曲尽媚态。己亥建储议定时，慈禧召集群臣，“出诏书偏示之，皆失色，舒翘独前贺曰：‘赖社稷之灵，天下臣民有主矣，复何疑，臣犹恨其晚也。’太后大喜”[3]37，废帝建储可谓事关江山社稷之大事，诸臣闻之皆失色，可谓是正常反应，而赵舒翘一味讨好慈禧，观乎其言行，真是知有慈禧，不知有光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的误国昏吏，“居心狡猾，工于逢迎”[4]124，也是对其几分可信的写照了。

如此而来，赵舒翘仕途亨达得益于刚毅之援引，而最终论罪赐死，却也是被目为刚毅一党而身遭大戮，实在是“成也刚毅，败也刚毅”。

二、重重交涉，不免身死

有关惩办赵舒翘的上谕，先后四次。早在闰八月初二日，清廷颁布上谕：“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轻重，加以惩处。”[4]642慈禧携光绪西逃途中，迫于内外压力，首次发布惩祸上谕，诿过于诸王大臣，为自身撇清祸首罪责，此谕中将刚毅、赵舒翘交都察院和吏部议处。显然，赵是被目作刚毅一党而获罪。但如此不痛不痒的惩罚，列强不能满意，经由与其交涉的全权大臣，向清廷施压，要求加重对祸首惩办。

闰八月十三日，驻德公使吕海寰致电刘坤一，转达德国政府提出的惩办“首祸王大臣”方案：“一、须由各国驻使查明中国拟罪诸王大臣是否真正犯罪之人；二、须查明中国自愿治以何罪；三、须向中国索取切据，拟定之罪必见施行，应令各使眼同办理，以为确证。”[6]54并且申明三条办妥，才能议和约赔款等项，可见德政府对惩祸一节颇为重视。闰八月十五日，列强驻华公使在京举行会议，对德国所提三条进行讨论，一致表态：“一、就目前来说，那份名单是正确的，虽然董福祥和毓贤的名字也应列入其中；二、所处的刑罚不是很严厉；三、惩罚在北京执行，有各国军士或文职官员代表出席，这是可取的。”[7]342-343列强认为清廷所拟定的惩祸上谕是糊弄外国人，他们不能够接受，提议有列强代表出席惩祸现场，从旁监视，完全是为了落实惩祸。

全权大臣李鸿章，将列强有关清廷惩祸上谕的意见，汇总呈递军机处，闰八月十九日寄电转达：“各驻使佥称，刚毅、赵舒翘亦酿祸首恶，重治方足蔽辜。”[8]337可见列强驻华代表态度之坚决，一口咬定赵舒翘同刚毅共为祸首不放，要求严惩。

九月二十二日，清廷再次颁布惩祸上谕，“惩赵”力度明显加大：“刑部尚书赵舒翘，查办拳匪，次日即回，未免草率，惟回奏尚无饰词，著革职留任。”[6]772可见上谕措辞对赵存有回护之意，相比较其他首祸王大臣，“革职留任”已是发落尚轻。刘坤一致电李鸿章，对内外惩祸交涉的拖延表示不满，直言不讳道：“澜、英、赵既谋国不臧，何止降调革留。”[8]408刘坤一亦觉得朝廷惩祸力度不够，显系太轻。

外有驻华公使迭施压力，有“各国请办十一人”[9]1071之请，内有全权大臣上奏纳言以联军西进为胁迫，直言“办首祸所以为两宫计”[10]12056，慈禧亦不甚甘心，反复解释，为赵辩护，“赵舒翘查办拳匪，两日即回复奏，并无纵庇之词，即各国初议亦只谓其查办不实，岂能概置重典”[8]563。太后执意“保赵”，中外就赵舒翘一员的论罪交涉便成了僵局。

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又传达英国新任驻华公使萨道义之言，致电军机，“将谕旨所指各员均办死罪，方足以谢天下”[8]565,“将英年、赵舒翘酌改斩监候”[8]565。按照萨道义所言，似乎赵舒翘名列祸首，其罪当诛，而因无确凿证据，暂定论以斩监候罪名，似有宽允之意。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第三次颁布惩祸上谕，果依萨言，“革职留任刑部尚书赵舒翘，平日尚无疾视外交之意，其查办拳匪亦无纵庇之词，惟究属草率贻误，著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4]940，并且一再声称并无轻纵之语，来堵列强咄咄逼人之口。同日，盛宣怀告知已入军机的荣禄，用献策的口吻电称，“目前只有命刘、张两督分电各国外部公使婉商”[9]1150，凭借刘坤一与张之洞的威望与各国进行协商，将“赵减为遣戍”[9]1150，显然是认为“英、德深服刘、张，或冀万一”[9]1150之故。

由革职查办到斩监候，“惩赵”已有很大进展，十二月二十九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称“赵舒翘天下冤之”，并且献策“先允赵、英赐死而置徐、启。势必仍生枝节。似不及竟允徐、启、英三人赐死而独救一赵，情罪较当”[8]579。盛宣怀认为，赐死赵舒翘、英年后，徐承煜、启秀仍难免死罪，不如赐死徐承煜、启秀、英年，而换赵一命。用计颇深，盛宣怀惯于圆滑处事，知悉慈禧的心思，不忍赵死，出此下策，意图用三条人命换赵一人。同日，盛连发四电，致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三人，明示东南督抚与列强驻华代表进行交涉，希冀免赵一死，“赵舒翘情轻罪重，办到斩监候，未便再加死罪”[9]1154，并且传达各国驻使最新消息要求，英年、赵舒翘、徐承煜、启秀四人均应定以斩立决,但“似赵稍松”[9]1154，授意“独救一赵”[9]1155。这一天，奕劻、李鸿章以全权身份电致军机处，借法、日、德代表之口，甚至搬出赫德所言，告知列强态度坚决，不愿妥协，“赵舒翘众所共怒，皆谓应死罪”[8]580，并且言辞激烈道“姑息数人，坐令宗社危亡，殊为不值”[8]580，以示慈禧。十二月三十日，袁世凯致电盛宣怀，直接干脆地回答，“杏公拟惩三救一，可谓惨淡经营”[9]1157，救赵的重重交涉，不见效用。

驻德公使吕海寰在接到刘、张二督授意救赵的来电后，与德国外交大臣李和芬进行会晤面商，传达清廷提议“惟赵舒翘一员似乎所拟太重，未免罪浮于情”[6]309，希望各国能免其一死。李和芬的回答大抵代表了德政府官方看法，坚定不移地称：“赵舒翘实系拳匪一党，纵容拳匪已有实证，否则各使与伊无仇，决不肯故入人罪。”[6]309-310吕为赵开脱，作了段冗长的辩护：“赵舒翘曾任江苏巡抚，为官声名最好，人亦清廉公正，今苏人犹思慕不置，实系一个好官，此等人在西国人亦所敬服，其实可以原情，即在江苏任内，凡遇交涉之事，无不秉公理处决，决无与西人为仇及鄙夷西人之意，本大臣任常镇道时，素所深知此人决非拳匪一党，本大臣敢为作保。”[6]310此论可谓入情入理，历数其卓越政绩，博取好感。李和芬回应：“赵舒翘在涿州时待西人甚不好，全无保护之心。”[6]310吕继续辩护道：“赵舒翘不能晓谕匪徒，解散邪党，其办理不能认真，咎无可辞，然亦罪不至死，且本大臣闻人传言，赵舒翘自涿州回京复命之时，曾面奏此等人是一群乞丐，仿佛从刑部中提出囚犯一样，其非不知拳匪之不足恃，可想而知，无如有人作主，彼等不能力争则有之，然不能力争者岂止赵舒翘一人哉。”[6]310-311为赵开脱，吕此言实在用心良苦，摘取赵只言片语为其作护身符。李反问，“赵舒翘西人俱深恨之，若非拳匪一党何致犯众怒”[6]311，吕不紧不慢回应，“此皆教民故造谣，言之耸人听且以报复其私恨耳，否则江鄂二督，何不为英年等求开脱，乃独惓惓于赵舒翘乎”[6]311，搬出刘、张二督为其说情，李和芬的态度缓和了许多，“既有刘、张二督之电，前来为其诉冤，贵大臣又说其非拳匪一流人，当即发电去，但恐刻下已赶不及矣”[6]311。吕海寰一再叮嘱，“救人如救火，务求愈速愈妙”[6]311，似乎尚有转机，但吕记此事已是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

就在正月初三日，清廷第四次颁布惩祸上谕，关于赵舒翘的惩处，不再与刚毅并论，而与英年同罪，“英年、赵舒翘昨已定为斩监候，著即赐令自尽”[4]967，并且派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执行。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表示“昨已降旨，应毋庸议”[9]1160，强调已尽力却也无可奈何，“全权为赵事力争数日，舌敝唇焦”[9]1160，又解释回应“尊意尚疑全权欲杀赵，谬矣”[9]1160。拖沓数月的惩凶交涉，先后四道上谕，最终内外达协，至此方休。

三、是非曲直，悠悠众口

赵舒翘之死，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抑难抒，悠悠众口，莫衷一是。认为赵死有余辜，多论早在慈禧剿抚不决、举棋不定之际，派刚毅、赵舒翘两位备受信用的军机大臣前赴涿州察看，可以说刚、赵复命回奏之立场态度，对慈禧做出判断抉择有重大影响，而刚、赵本人却意识不清，“刚阿端王旨，盛称拳民忠义有神术，赵又阿刚，不敢为异同”[2]37，以至后来二人同披“庸官误国”恶名。根据吴永的回忆，在刚毅、赵舒翘死后，太后“言及二人，似尚有余怒”[2]130，谓：“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样式，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依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的定主意呢。”[2]131慈禧此番话虽有为自身撇清罪名，一味诿罪于臣下之嫌，但尚有几分实情可言，刚、赵二人复命回奏时，态度不明，立场不清，以致慈禧对义和团之态度更为模棱两可，清廷决策动摇不定，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拳民大量入京。

顺着慈禧意思，吴永解释道，“拳匪之事，当刚、赵查验时，是一祸福转捩关键”[2]132，他认为如果赵舒翘此时能够将实情陈奏，态度不那么敷衍，“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立时可以消弭，过此以后，乌合蚁附，群势已成，虽禁遏亦已不及。后来酿成如此大祸，刚、赵二人，实不能不负其全责，太后谓其死有余辜，确系情真罪当”[2]132。如此，刚毅阿附载漪主张联拳，赵舒翘施媚于刚毅，在当时“联拳抗洋”呼声一度叫嚣的情况下，惯以媚主处事立身的赵舒翘，态度立场的模糊不定，便成为后来列强要求惩赵的口实，紧咬不放，“各国使节认为他们都犯有最严重的罪行，应受到尽可能最严厉的惩罚”[7]454。赵也因此而丧命，认为赵舒翘死有余辜者，大都以此为据，吴永虽引用太后之语，但也为赵舒翘叫屈，认为颇有政声的赵舒翘对于义和团，“能否成事，明白易晓，决不至于不能鉴别，第以劫于刚势，不敢立异，遂至与人骈殉，身陷大戮而死负恶名，未免太可惜矣”[2]133。可以看出吴永对赵舒翘身败名裂结局的惋惜之叹。在其口述笔记中，吴永多次言及赵，特将他人所言如实复述，赵舒翘与何乃莹回京后复命，“均力言拳民之不可恃”[2]133，何乃莹初拟一折分析利弊，赵舒翘再三审阅，顾忌端、刚之势，犹豫不敢上奏，认为“太着痕迹”[2]133，不如当面陈述，复命时据实陈奏，太后脸色不悦，擅长察言观色的赵舒翘便有“拳民不要紧”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了。吴永总结赵舒翘悲剧结局，“彼之失足，不在于查验拳匪之役，而在于受刚援引之时，因失其亲，子云中郎，所以同抱千古兰滫之恨也，悲夫，顾就此案而论，终不能不谓之冤”[2]134，刚毅已坐实祸首之名，万劫不复，赵为刚毅援引，亲近异常，故惩祸论刑，赵与刚必同罪受戮，感叹道，“一朝失足，则众恶皆归，此亦古今之常态，惟刚已先故，竟逭诛夷，即谓刚、赵同罪，刚罪总浮于赵，乃刚免而赵不免，此真所谓有幸有不幸者耶”[2]134。

在赐令赵舒翘自尽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也是哗然一片，“西安士民，连合数百人，为舒翘请命”[4]114。赵临终而叹：“刚子良害我。”[4]114有传赵舒翘拖延赴死，是“犹以为必有后命”[4]114，赵舒翘若不是尚觉冤屈，又何以心存侥幸呢？

庚子、辛丑之际的“惩赵”可谓一波三折，清廷先后四道上谕，将其交部议处、至革职留任、又加斩监候，最终斩立决，著赐令自尽，在多方力量的交涉与斡旋之中，赵犹不免身死。回顾其政治生涯，初受刚毅援引，步步升迁，充尚书、入军机，到头来却因阿附刚毅，被视作刚毅一党，划入祸首名单，终不免身死名裂。

[1]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四十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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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家骆.义和团文献汇编[M].台北：鼎文书局，1973.

[4]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七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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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10]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七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