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驹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萧嶷与永明之治
——从一个侧面看南朝低级士族的儒雅化进程

邵春驹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宋齐之际，南朝社会从动荡走向安定，形成了大体和平稳定的永明治世。在此转变中，萧嶷发挥了独特作用。萧嶷参加了新朝的建立巩固，并最早从事经济恢复。在统治集团内争中，他克制谨慎，调和矛盾，维持了政局稳定。他招引士人，推动了文化繁荣。萧嶷具有儒学士人的文化品格，其行事和命运折射出低级士族儒雅化进程一定阶段的特征。

萧嶷；永明之治；低级士族；儒雅化

在南朝历史上，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至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是一个重要时段。在这20年中，在王朝禅代背后，社会发生深刻转变，成就了永明盛世。笔者以为，当时政坛重要人物萧嶷对此局面的形成有特殊贡献，值得称说。如果将此种社会变迁与南朝阶层升降变动的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则萧嶷其人更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一、宋齐之际的历史转变

从刘劭之变起，刘宋政局持续动荡，充满血腥污浊，皇室内部一再上演自相残杀的丑剧，统治集团的道德沦丧也是触目惊心。通常在极端时期，统治阶层内部会孕育出否定力量，结束非正常状态，萧道成覆宋建齐正是此一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萧齐建国是政治、社会的一大变动，具有积极意义。宋齐之际20年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历史发展的主题是，从动荡混乱走向大体和平稳定。

高帝在位四年，倡行儒学、弘扬俭朴之风，初步走上正轨。齐武帝绳其祖武，整饬吏治，注重发展经济文化，消弭内部冲突，终于形成了永明之治的兴盛局面。《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下引《南齐书》仅标卷数及篇名)这为社会发展赢得了难得机遇。若无永明时期的基础，其后梁代“五十年间江表无事”(庾信《哀江南赋》语)的局面就很难出现。因此，宋齐之际在南朝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永明之治因统治集团成员的合力而形成，集团成员为创造历史新局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其中豫章王萧嶷的贡献不可忽视。

二、萧嶷对永明之治形成的贡献

萧嶷是萧道成次子，是其创业时的重要助手。元徽二年(474)萧道成击破桂阳王休范时，长子萧赜遣军袭寻阳，萧嶷则在其父身边督战，二人为道成左膀右臂。元徽五年，萧道成为后废帝疑忌，有奔广陵之谋，被萧嶷和垣荣祖、纪僧真谏阻。荣祖武将，僧真倖臣，说话最有分量的当是萧嶷。升明元年(477)十二月，沈攸之举兵反，袁粲在石头响应。当时萧道成入守朝堂，而由萧嶷出镇东府。南朝建康城内历次战乱，东府是重要据点，与台城、石头互为犄角，可见萧道成对他的倚重。沈攸之平后，萧嶷为荆州刺史，担负屏障上游的重任。

在萧道成灭宋建齐过程中，萧嶷贡献不亚于萧赜。高帝曾对张瓌说：“卿虽我臣，我亲卿不异赜、嶷等。”说明二人地位略同。萧嶷参与覆灭邪恶的刘宋政权，值得肯定。

对永明之治的形成，萧嶷的贡献约有以下数端：

(一)施政仁厚温和，促进政治风气转变

萧道成于宋末“作家门”时，曾严厉诛杀宗室大臣。姚察于《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末论云：“而齐代，宋之戚属，一皆歼焉。其祚不长，抑亦由此。”卷二二《豫章王传》(下称本传)云：“禅让之间，世祖欲速定大业，嶷依违其事，默无所言。”“定大业”主要即诛杀宗室大臣此类事。可见萧赜积极参与了相关谋划，而萧嶷没有介入。

经营荆湘是萧嶷在宋末齐初的重要活动。高帝在任命其为荆湘二州刺史的诏书中说荆楚地区“公私凋尽”，当为事实。萧嶷初徙荆州，“务在省约，停府州仪迎物”。又放遣执役士庶三千余人及五岁刑以下囚徒。他还减轻赋税征调，禁止官员与民为市等，为百姓所感悦。在齐初，萧嶷注意发展经济、减轻百姓负担。本传：“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王俭曾致萧嶷笺云：“旧楚萧条，仍岁多故，荒民散亡，寔须缉理。公临蒞甫尔，英风惟穆，江、汉来苏，八州慕义。自庾亮以来，荆楚无复如此美政。”王俭或有溢美，但是不至全然失实。禅代之际，萧嶷在荆州最早开始做了稳定秩序、恢复社会经济的工作。

永明年间，萧嶷处境艰难(详下)，仍对朝政进言献策。本传：“嶷不参朝务，而言事密谋，多见信纳。”他无决策权，但可以提建议，武帝对他的意见也尊重。本传以“宽厚”二字概括其政治风格。永明元年，萧嶷上表请制定州郡长官俸禄之外资给供调的统一标准，武帝从之。此为革除前朝地方弊政的一大举措，萧嶷有创议之功。四年，唐寓之起事时，萧嶷上书云：“但圣明御世，幸可不尔，比藉声听，皆云有由而然。”认为是户籍检查过严等产生的后果。武帝接受了萧嶷建议，“诏听复籍注”。在永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萧嶷在自保的同时尚能有正面建树，表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坚持儒家理想，又能恰中当前政治的弊端，是其进言成功的关键。

(二)缓和皇族内部矛盾，维持政局稳定

建元中，高帝曾有易嗣之意。此事缘于太子赜“专断朝事”、“多违制度”，而萧嶷则“有盛宠”。高帝与萧赜僵持月余，由于王敬则等调解，方得挽救，详见《南齐书》及《南史》之《荀伯玉传》等。在这场风波中，当事人萧嶷做了什么？卷二七《王玄载传》记建齐前一事：“从弟玄谟子瞻，宋明帝世，为黄门郎，素轻世祖。世祖时在大床寝，瞻谓豫章王曰：‘帐中物亦复随人寝兴。’”《南史》卷一六《王玄谟传附瞻传》：“嶷言次忽问王景文兄楷贤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复言他人兄邪。’”隐约透露了消息。当高帝有意换嫡时，萧嶷自不会无动于衷(这场危机由荀伯玉告发引起，荀为萧嶷司空府谘议，不能确定萧嶷在其中起了作用，但二人的相争无疑是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但是笔者认为，萧嶷没有多少主动活动。吕思勉说：“而嶷亦小心谨慎，初虽或有夺宗之谋，继以知难而退。”[1]所论甚是。

建元四年三月，高帝死，萧赜即位，是为武帝。武帝即位初有一插曲。卷三一《江谧传》：“世祖即位，谧又不迁官，以此怨望。时世祖不豫，谧诣豫章王嶷请间曰：‘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计？’”萧嶷明智地未应答，避免了一次可能的政坛动荡。追随萧嶷的江谧、垣崇祖、荀伯玉等不久被杀。萧嶷以沉默对之。

在武帝时期，萧嶷表面获得尊崇。建元四年三月，由司空转太尉，永明五年又为大司马，期间一直为扬州刺史。但是他实际处境艰难。萧嶷启武帝有云“以杜游尘”、“往秋之谤”、“外物政自强生间节”、“风尘易至”等；萧嶷死后萧子良启请褒赠，中有“臣恐有识之人，容致其议”之言。可见二人关系为当时敏感话题。萧嶷启中提及二事。一是某次武帝幸萧顺之宅时，萧嶷车至武帝仪仗后，督察者便言其车“逼突黄屋麾旄，如欲相中”；二是有流言说他在华林园“辄捉御刀”，致使武帝加强警戒措施。足见武帝对萧嶷疑忌之深。高帝临终对武帝交代：“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武帝虽然在很多方面与乃父不同，但是对维持政局稳定是重视的。从各种情况看，武帝选择的方式是：不使萧嶷掌握重权，但是尽量保持表面和谐。而萧嶷也给自己定位：谦退自保，相机有所作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二人的关系框架。史籍所言“恩待”、“友爱”、“友于既至”等，其实质即如此。

1.谦退自抑,与武帝谨慎相处

萧嶷对武帝十分恭敬。本传：“而嶷事世祖恭悌尽礼，未尝违忤颜色，故世祖友爱亦深。”“常虑盛满”是其基本心态。《南史》本传：“至于衣服、器服制度，动皆陈启，事无专制，务从减省。”永明二年，他请求改易仆役服色、削减羽仪仗卫；三年，请让扬州刺史与竟陵王子良；七年，请解大司马职还第。

武帝好游宴，萧嶷经常陪从，这是二人交往的主要方式。在游宴中，他往往故意多饮以展示兄弟之情，消弭流言。永明七年后，萧嶷还第，武帝常亲临萧嶷邸宅。除萧嶷上启曾云“频侍座”、“承恩过醉”外，史籍还记载一起游宴2次，临萧嶷邸宅3次，另有“每幸第清除，不复屏人”、“每临幸，辄极日尽欢”之语。《南史》卷四二《齐高帝诸子传上》：“登桐台，使嶷著乌纱帽，极日尽欢，敕嶷备家人之礼。嶷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比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因相执流涕。”颇有兄弟怡怡之象。双方行事都是小心翼翼。

文惠太子是永明政坛的重要人物，其人颇为张扬骄狂。田汉云指出：“此人虽然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操行多与儒家思想相悖。”[2]有迹象表明，文惠太子对萧嶷颇有侵逼，武帝打压萧嶷常由他出面。卷四八《刘绘传》：“时豫章王嶷与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论谓宫、府有疑……”即指此。二人没有正面冲突，显然是萧嶷作了退让。

2.调停武帝与诸王矛盾

武帝性格刚硬，当政实多暴虐之举，先后诛谢超宗、张敬儿、刘祥、陈天福、邯郸超、刘道济等，其中多有冤杀者。他对诸王尤其严厉，多方限制。他还利用典签对诸王进行控制。《南史》卷四四《齐武帝诸子传》：“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行事刘寅等，武帝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一个“遂”字充分暴露出他对子弟高度防范的心态。正如吕思勉所说：“武帝虽鉴于宋氏之灭亡，勉自抑制，然其于诸弟，终不能泯其猜忌之心也。”[1]而诸王亦多不满，以武陵王晔反应最强烈。对此当时人即有议论，言武帝“优于魏文，减于汉明”。

萧嶷多次化解武帝与诸王的冲突。卷三五《高帝十二王传》记二事：“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长沙王)晃爱武饰，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还都，为禁司所觉，投之江水。世祖禁诸王畜私仗，闻之大怒，将纠以法。豫章王嶷于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上亦垂泣。”“世祖幸豫章王嶷东田宴诸王，独不召晔。嶷曰：‘风景殊美，今日甚忆武陵。’上乃呼之。晔善射，屡发命中，顾谓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尔，今可谓仰藉天威。’帝意乃释。”以武帝之猜忌多疑与萧嶷自身的处境，他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维护和平的大局是他的首要考虑。

永明七年，发生了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武装反抗朝廷事件，结果子响被杀。此事由武帝本人发起，文惠太子也起了作用。在此事件中不见萧嶷的活动，显然他完全被排除在外。事后武帝有悔意，于是萧嶷上表请求收葬，虽未获许，但是给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增加了一些暖意。

萧嶷谨言慎行，在保全自己的同时也消除了内部纷争。他努力化解皇室内部矛盾，抵消武帝严忍之举的影响，维持了上层和平稳定。而武帝对萧嶷有所顾忌，才没有对诸弟进一步压迫。永明时期皇族内部斗争一直存在，有时还很激烈。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萧嶷，一定会发生更多的冲突，甚至演成类似刘宋时的血腥残杀。而一旦如此，则社会发展即无从谈起。萧子显言其功绩之一为“内和九族”，诚为中肯之论。萧嶷在这方面的贡献确实值得重视。

(三)招引士人，推动文化繁荣

萧嶷文学修养逊于竟陵王子良等，但是并非全无才能。他有《与杨广香书》，文辞颇可观。卷四八《刘绘传》记其命刘绘代作《求葬鱼复侯表》：“绘求纸笔，须臾便成。嶷惟足八字，云‘提携鞠养，俯见成人’。乃叹曰：‘祢衡何以过此。’”一补一评，都见出相当水平。

萧嶷对文化颇有兴趣。建元二年夏，他在荆州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置生四十人，行释菜礼。这在当时属首创。此后直至建元四年春，高帝方立国学。他还大力招引士人。在荆州期间，萧嶷身边就已聚集了王秀之、乐蔼、刘绘、王诩等。他又征辟高逸者庾易、宗测、刘虬、宗尚之、孙淡等，诸人虽不应命，但是此举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爬梳史籍，其后任其府中僚佐者还有刘祥、张融、陆慧晓、何昌宇、江敩、谢朓、张欣泰、张瓌、萧毅、王玄载、王思远、谢几卿、沈昭略、王慈、王缋、王逡之、贾渊、王玄邈、王谌、张稷、王亮、刘绘、许懋、王智深、刘璥、江淹、王珍国、庾铣、到坦、卞华、殷任、杜栖、张岱、王僧孺、王茂、柳庆远、周盘龙、薛渊等。他还招引徐伯珍、封延伯、孔道徽、何点、辛普明，诸人未就。另萧衍后来对萧嶷阉人赵叔祖云“我本识汝在北第”，则他也曾游萧嶷府邸。萧嶷与南阳乐蔼、彭城刘绘、吴郡张稷尤为亲密。萧嶷死后乐蔼致书沈约云：“吾西州穷士，一介寂寥，恩周荣誉，泽遍衣食……”当非为文造情之言。

永明时期，王俭、竟陵王子良、随王子隆等都组建了文人集团，成为当时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尤其是竟陵王子良的西邸集团极一时之盛。从时间上看，萧嶷早在宋末即已有意为之，是最早的。张融、陆慧晓、何昌宇、刘祥、谢朓、王思远、王慈、王逡之、贾渊、王谌、刘绘、王智深、刘璥、杜栖都是这一时期文化方面的重要人物，他们正是通过萧嶷汲引进入当时文化中心。尤其谢朓在其府中任职达四年之久。从这方面看，他对永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虽然史籍记载萧嶷、萧子良二人直接交往不多，但是有迹象表明，二人的关系很好。萧嶷有事常通过子良告禀武帝，临终以财物赠与子良。卷四〇《武十七王传》：“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子良临送，望祖硎山，悲感叹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表达了很深的感情。萧嶷也信佛，其遗嘱关照“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云云可证。因此，萧子良从事文化活动当受到萧嶷的直接启示。

总之，萧嶷作为齐初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其个人品格确有值得称道之处，其作为基本是正面的。萧齐皇族在明帝时及齐梁易代之际被诛戮尽净，唯有萧嶷后人存活到梁以后。李延寿于《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下》末论其原因：“虽见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献(即萧嶷)之余庆。”说明到唐初人们对萧嶷的人品仍是肯定的。关于萧嶷之死，史籍记载有异词。《南齐书》言萧嶷死于永明十年，为病死。然《南史》卷四二《齐高帝诸子传上》云：“嶷薨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应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痈不差，汤中复加药一种，使利不断。吾已诉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少时太子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认为事出有因。曹道衡则认为：“这种传说的出现当有一定的原因，即萧嶷生时因萧道成曾有‘代嫡’的想法而颇遭齐武帝父子猜忌。”[3]所论甚为有理。

三、从萧嶷看低级士族的儒雅化进程

陈寅恪先生指出：“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此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4](按：陈寅恪先生所谓“武装寒族”即低级士族。)刘裕代晋建宋标志着寒门低级士族兴起。政治地位上升后，低级士族开始了儒雅化历程。萧道成家族本以武事见长，其父承之由于兰陵萧氏皇舅房的提携而在宋元嘉中发迹。唐长孺说：“在宋代，萧氏包括齐高帝父承之、梁武帝父顺之都是将家，以军功显……虽挤入士族，并非高门。”[5]其家族获得了习文机会。萧道成与兄道度从大儒雷次宗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但是，在刘宋后期，低级士族整体的儒雅化并不充分，大部分仍然凭武功、吏事立身。为了家族的发展，萧道成培养长子赜等人的实际能力，而安排次子更多从文。于是可以看到：在萧道成后代中，萧赜、萧晃、萧鸾(道成次兄道生子，由道成抚养成人，即后来的明帝)等基本是一介武夫，而萧嶷、萧锵、萧铄、萧锋等则有了较好的文化素养。这样，萧赜、萧嶷二人的分途实有一定的必然性。

儒雅化绝非仅仅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文化品格、行事作风的改变。史称萧嶷少时“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起家为太学博士，宋时被高门士族代表人物袁粲评为“后来佳器”，明显体现了儒学士人的文化面貌。正因为此，在皇族内争中萧嶷不可能采取刘宋宗室那样的激烈方式。可以说，正是萧齐皇族未充分儒雅化的特征决定了武帝与萧嶷的复杂关系以及萧嶷的命运。萧嶷对永明之治的形成有很大贡献，陈寅恪曾称王导为“大功臣”，循此思路，称萧嶷为历史功臣亦不为过。同时，他又只能是一个悲剧人物。作为特殊个案，萧嶷的行事和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所属低级士族阶层的儒雅化过程在一定阶段的特点，这是这一人物值得关注的主要原因。

[1]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10.

[2] 田汉云.六朝经学与玄学[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177.

[3] 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17-18.

[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07.

[5]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2011：62.

〔责任编辑:朱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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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6873(2015)03-0101-04

2015-04-28

邵春驹(1967-- ),男，江苏东台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南北朝文史研究。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3.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