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文艺观的矛盾冲突与信仰坚守

2015-02-14于惠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3期

关键词：古典主义梁实秋文学批评

于惠

(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盐城 224051)

梁实秋文艺观的矛盾冲突与信仰坚守

于惠

(盐城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盐城 22405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愈发认识到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仔细阅读梁实秋的批评文本，仍能发现其文艺观中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矛盾：反对思想统一与无形中厉行文艺思想统一之间的矛盾，历史透视观与时代、环境无关紧要论之间的矛盾，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文艺观的信仰与坚守是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而这本身又体现了他所反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

梁实秋；文艺观；矛盾；古典文艺观；信仰坚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泥沼，愈发认识到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无疑属于那种一贯坚持一个理论并付诸实践的学者，自有他的价值。”[1]的确，“作为一位有理论个性的严肃的批评家，梁实秋的批评时常针砭现代文学主潮的缺失，这在现代批评史的整体格局中，又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互补’。”[2]他不人云亦云地赞扬五四文学，而是批评其割裂传统、盲目西化；他不迷信左翼文学，而是指出其存在二元对立思维、文学工具论等问题；他不跟风当时盛行的文学进化论，而是直言古未必胜于今、今未必胜于古。在所谓的主流思潮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梁实秋以其敏锐的洞察、过人的胆识纠偏补失，确实难能可贵。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梁实秋的批评文本自身存在着局限性，特别是其文艺观中有着或隐或显的矛盾。

一、倡导思想自由与厉行文艺思想统一之矛盾

在思想方法方面，梁实秋文艺观中存在着反对思想统一与无形中厉行文艺思想统一之间的矛盾。梁实秋在《论思想统一》、《思想自由》、《文学的严重性》、《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多次表明反对思想统一、倡导思想自由的观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强烈抨击以统一思想为目的排斥异己的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文学观，他因此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推崇古典主义为正统的文艺观却又在无形中厉行了某种思想统一，与之“反对思想统一”的观点相矛盾。在梁实秋看来，“古典的”与“浪漫的”是西洋文艺思潮的两大主潮，亦是两种主要的文学批评方法。而作为文学里最根本的两个流派，“‘古典的’即是健康的，因为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因为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的发展。”[3]以其平衡/偏畸、健康/病态的泾渭分明的判断性论述而言，梁实秋无疑果断地否定了浪漫主义文艺观及其批评方法，确立了理性指导下的以人性为基石，蕴含着想象、情感、伦理、纪律等因子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及批评方法的唯一合理性。在古典主义批评方法的观照下，他以理性制约情感，反对基于普遍同情心赞美人力车夫等平民的人道主义文学；以形式的纪律反对抒情小说、散文诗等体裁的混乱；以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反对文学的阶级性。从而将五四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贴上“浪漫”的标签加以全面地否定，并将不合乎古典文学观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文学作为浪漫主义的末端斥为“文学的堕落”。在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中，他认为“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一之标准”[4]，将人性作为文学价值评估及判断的唯一标准，唯人性独尊的同时严词批判印象鉴赏式批评观以及精神分析、唯物历史观等批评视野，彻底抹杀了异于人性标准的任何批评尺度的合理性。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文艺观的执著与坚守固然令人敬佩，但其视之为唯一真理而斥其他文艺观为异端的毫无宽容的态度却限制了他的视界，使其对五四文学、左翼文学等诸多文艺思想的估定与判断有失公允。梁实秋的好友余上沅早就发现了梁实秋此方面的问题，在与他探讨文艺观时曾向他委婉提出，“我们不妨放宽大些，兼收并容；换言之，就是不要单指出一条路，应当让大家各奔前程，也许将来还是殊途同归的。”[5]梁实秋对其他文艺观无法宽容的态度带来的可能是他都始料未及的后果，正如周作人所言，“世间有一派评论家，凭了社会或人类之名，建立社会文学的正宗，无形中厉行一种统一。”[6]梁实秋推崇古典主义文艺观正统地位的单向度思维在无形中其实又何尝不是在建立一种统一的文艺思想呢？梁实秋曾大声疾呼，“思想这件东西，我以为是不能统一的，也是不必统一的。”“天下就没有固定的绝对的真理。”“思想若是统于一，那岂不是成为一个固定的呆滞的东西？”[7]可是反观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文艺观的推崇，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二、历史透视观与时代、与环境无关紧要论之矛盾

在研究方法方面，梁实秋文艺观中存在着历史透视观与时代、与环境无关紧要论之间的矛盾。梁实秋谈论批评观时，经常提及“历史的透视”，认为要将作家、作品放于历史中考察，将其整个来龙去脉看清楚，才能正确估量其价值。即全面综合判断作家、作品的地位及价值，需要将作家与作品还原至其所属的历史环境。因而梁实秋谈及研究文学的方法时，认为除了精读作品等步骤外，“再进一步的研究便是作者的时代的背景，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情形、哲学潮流、文艺背景等等。”[8]所以梁实秋所主张的历史透视观与当时流行的时代、环境、阶级等科学批评观不是一种批评流派，但能更好更深入地了解作家、作品，是批评工作之初步准备的背景研究的一部分。这些论述即可作为梁实秋历史透视观的详细注解。但他所提出的时代、环境无关紧要论却与历史透视观形成了矛盾。一方面，他认为，“一部作品有它的精髓，亦有它的附属的‘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那精髓即人性的描写，其他附属的则无关紧要。”[9]这说明梁实秋以人性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优劣，而将时代、环境等因素作为附属成分简单地忽略不计了。另一方面，他在批评实践中践行了此观点，例如，梁实秋武断地照搬古典文学观审视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而没有将之置于所属的历史中作全面的考察。如果梁实秋能切实考虑到它们产生的时代、环境、阶级等因素，就会发现他眼中的五四抒情主义、感伤主义等情感不加节制的文学以及左翼文学的阶级论、工具论等观点都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历史的存在的合理性的。梁实秋在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对时代、环境、阶级等背景因素的不屑，无疑与其历史透视观构成了悖论。梁实秋的时代、环境无关紧要论其实是与他信奉的古典主义人性论紧密相连的，他认为，“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人的生活形式，各地各时容有不同，所呈现的问题亦容有不同，但是基本的人性则随时到处皆是一样的。”[10]他眼中的人性跨越时空、阶级的限制，为古今中外的所有人共有，具有普遍性、固定性。他将此超越时空阶级、处于本质层面的人性看做文学的描写对象、评判作品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所以才会批判创作局限于时空阶级以及流于表面的情感无节制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回看历史，梁实秋忽略时代环境等其他因素、专注深层人性的古典主义人性论，与历史的透视观本身就是一悖论。

三、理性与非理性之矛盾

在文艺理念方面，梁实秋文艺观中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在梁实秋的古典主义世界里，“古典主义者最尊贵人的头，……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按照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理性是应该占最高的位置”[11]，理性无疑占据着绝对的制高点。理性亦是古典主义人生观和文艺观的精髓，所以他认为，“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恒价值的文学。”[12]143他将古典主义文艺观中最重要的“文学的纪律”看作“是内在的节制，并不是外来的权威”[12]147，从本质上也折射出了遵从理性的理念：理性是最高的节制的机关，情感想象应被纳入理性的正常轨道中、被束缚在理性的缰绳下；在理性的制约下，文学的内质应被注入充分表现其思想的完整形式中，使其成为一有机的整体；在理性的指导下，文学的创作者和批评者需持严肃的姿态，以冷静、清晰、客观的态度把握森罗万象的人生表象之后的人性本质。但积极的主张者，未必是忠实的践行者。梁实秋的许多批评、理论文字是与这种理性的理念相背离的。在中国本土推行古典主义文学观时，为表明其可补中国晚近文学之弊，梁实秋比附他所认为的西洋文学中“古典的”、“浪漫的”两大潮流分类法，武断地将中国文学划分为儒道两大潮流。他弃之不顾《文心雕龙》等众多文学思想经典，妄言与古典主义颇多暗合之处的儒家思想虽号称为中国思想的正统，许多学说也不错，但不合于文学的发展，根本就没有正经的有过儒家的文学思想，认为中国文学主要受近似于最趋极端的浪漫主义的老庄的隐逸思想的影响。从而根据古典/浪漫的健康/病态的既定思路，将道家文学思潮烙上浪漫的病态的印记予以否定，“自圆其说”地完成了所谓接续儒家思想传统的古典主义文学观的唯一有效性的刻画。20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梁实秋与鲁迅围绕“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唇枪舌剑、文来笔往，论战的白热化阶段，梁实秋的批评文字与之提倡的理性理念更是大相径庭。在《鲁迅与牛》中，他抓住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疲牛”的自譬肆意发挥引申，“鲁迅先生究竟现在是吃那一家的草，属于那一个党，我并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然而鲁迅先生以为我故意影射他是××党，……其实鲁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13]在人人谈“赤”色变的年代，他影射鲁迅是共产党，情绪化的文学批评无异于恶意的人身攻击。严正的批评、冷静客观的态度在这里全无影踪，而字里行间折射出的情感根本无异于其给五四文学所下的情感狂热、不节制的论断，所不同的只是梁实秋产生炽热情感的对象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古典主义文学观。这些难道都是他所推崇的理性理念的表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梁实秋的文艺观中出现这些矛盾，追根溯源，“罪魁祸首”当属他对古典主义文学观的钟爱与坚守。因为这份信仰与执著，梁实秋才会在无形中厉行了文艺思想的统一，才会忽略了时代、环境等背景研究，才会非理性地刻意曲解、武断妄言、攻击他人。但在为维护、巩固古典主义文学观的地位而清除障碍的过程中，其文艺理论或实践却又在无意识中与他的其他观点(包括“理性”等古典主义观点)背离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梁实秋曾经明智而难能可贵地指出了左翼文学中普罗文学/资产阶级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文学[14]的二元对立思维的缺陷，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因为心无旁骛地信仰古典主义文学观而陷入了又一个二元对立思维的怪圈呢？

[1] 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5．

[2]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98．

[3] 梁实秋．文学批评论·结论[M]//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298．

[4] 梁实秋．文学批评辩[M]//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124．

[5] 梁实秋．论剧[M]//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190．

[6] 周作人．文艺的统一[N]．晨报副镌，1922-07-11(署名仲密).

[7] 梁实秋．论思想统一[J]．新月，1929，2(3).

[8] 梁实秋．现代文学论[M]//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424．

[9] 梁实秋．古典文学的意义[M]//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462．

[10] 梁实秋．文学讲话[M]//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577．

[11]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M]//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41-42．

[12]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M]//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