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柯月兰

幼儿教师职业自律的现实与反思

三明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柯月兰

温岭虐童案、幼儿园集体给幼儿服用病毒灵等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对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专业性持怀疑的态度。学前教育领域的相关人士也从自身出发,采取了应对措施。《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告全国幼儿教育从业者书》中指出幼儿教师要“加强行业自律”“坚守、严守职业操守,自觉维护幼儿权益”;重庆成立幼教行业“诚信自律联盟”。职业自律也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幼儿教师是幼儿教育的直接承担者,对幼儿的成长与发展负责。幼儿教师职业自律是教师道德的延伸,也是自身职业成长的必然前提。因此厘清幼儿教师职业自律的内涵与现状,对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维护幼儿发展权益、提高学前教育整体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幼儿教师职业自律的内涵与作用

自律是对自我的约束,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康德在其哲学中非常强调自律的作用,其所指的自律是指不受外界约束和情感支配,据自己善良意志按自己颁布的道德规律而行事的道德原则[1]。康德认为人的自律主要包括道德意识的超越性(理想)、道德行为的自觉性(独立性)、道德情感的纯洁性(非干预性)[2]。康德强调了人在道德上的主观作用,人是理性的。康德的观点让我们认识到了幼儿教师自律在现实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教师能否不受外界的干扰、按照自己的专业基础和职业道德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对于其自身发展、幼儿发展都至关重要。然而幼儿教师职业自律不仅是一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还是幼儿教师对自我职业认同、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和相关法律的不断学习内化与行为外显的一个复杂的过程。为更好地把握幼儿教师职业自律,我们需要对以下几点进行把握:

(一)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是职业自律的前提

所谓教师职业认同一方面是指当下教师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的认同程度,另一方面指个体自我从自己的经历中逐渐发展、确认自己的教师角色的过程[3]。对幼儿教师工作的认同也是从业者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幼儿教师工作的动力,从之前强调的“干一行,爱一行”的观点转变为“爱一行,干一行”。从已有研究可知,一方面教师的职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教师工资、社会评价、工作压力等外部环境原因的影响,另一方面教师职业认同的积极自我感知能够克服他们对恶劣工作条件的不满[4]。因此,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是幼儿教师在工作中克服困难、发挥自我能动性的源泉。幼儿教师只有从自身肯定自己的职业,才能在日后的工作中自觉约束自己。

(二)幼儿教师职业自律以专业为基础

幼儿教师的工作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个专业。幼儿教师的工作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学前期的幼儿发展还不成熟,一方面需要幼儿教师在教育上正确引导,另一方面又需要教师在生活上细心照顾。幼儿教师需要经过特定的幼儿发展心理学、卫生学、儿童观等的专业知识学习和职业道德的认知,需要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专业技能的学习与锻炼。如《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规定,幼儿教师要学习先进学前教育理论,了解国内外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和做法;优化知识结构,提高文化素养;具有终身学习与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做终身学习的典范[5]。只有在合理的专业基础上,幼儿教师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幼儿,了解自己的工作实质,用专业的知识来指导实践,这样的自律才具有理性基础的自律,而不是外在强制性的约束。

(三)法律规范是幼儿教师职业自律的保障

康德所指的自律是指不受外界约束和情感支配的道德原则,更强调理性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现实中,我们却不能忽视法律在幼儿教师职业自律发展中的作用。法律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一方面法律法规为幼儿教师的可行性行为、越轨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范,让幼儿教师有行为的依据,对法律法规的内化也是教师自律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法律的强制性也是对教师自律行为的补充。教师的自律具有内隐性的特点,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衡量,而权威性的法律可以弥补教师职业道德与自律的缺陷。因此法律法规不仅不会限制幼儿教师职业自律的主动性,反而会促进幼儿教师职业自律更好地发展。

二、幼儿教师职业自律现状与问题

虽然幼儿教师职业自律对幼儿教师自我专业发展、提高幼儿教师队伍素质有巨大的作用,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在发展中的现实性问题,不能将职业自律作为行业标准来强制教师执行。我们期待幼儿教师职业自律水平不断提高,更希望社会给予幼儿教师必要的支持,促进教师职业自律的良性发展。

(一)社会环境影响不利于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的发展

幼儿教师的专业认知和自我定位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首先,幼儿教师这一职业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我们常常听到幼儿教师的社会角色仍被定位为“看孩子的”“保姆”“陪孩子玩”,并不将学前教育作为一个专业,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承担这一工作。然而幼儿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如唱歌、舞蹈、绘画等技能以及实践中的教育智慧等,还需要有足够的责任心与爱心。不恰当的社会评价会让幼儿教师对自己的职业产生“破窗效应”,影响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形成。其次,幼儿教师的工作负担大。我国对幼儿教师的需求量巨大,无论是公办幼儿园的幼儿教师,还是私立幼儿园的幼儿教师,其工作负担都很大。幼儿教师过重的工作负担也造成了大量幼儿教师流失的现象。我国的师生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如2010年我国教师与幼儿的比例为1∶22.8[6],在一些农村幼儿园,这一比例要更低。最后,幼儿教师的工资水平较低。职业是人获得合理报酬的途径,是人社会生存的手段,然而在部分幼儿园或地区,幼儿教师工资水平与其工作量不成正比。一方面幼儿教师未评职称人数迅速增长,2010年全国未评职称人数达到8387 15人,比2001年增加了53647 9人[7]。另一方面,部分幼儿教师的工资收入很低,如杜屏等人2011年对北京、吉林、云南、辽宁四个省市的抽样调查中,被调查样本的幼儿教师中10.2%的工资在千元以下,24.8%的工资在1001～2000元之间[8]。

(二)幼儿教师队伍素质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职业自律的水平

幼儿教师的专业基础影响了其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认知水平,是教师职业自律的基础。然而,我国幼儿教师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我国幼儿园师资队伍以大专学历为主,高中学历也占较大比例[9]。如2010年,我国专科学历的教师成为幼儿园师资队伍的主体,将近一半的教师拥有专科学历,同时高中学历的教师占到了35.19%[10]。幼儿教师的专业基础并不是较高水平的教师职业自律意识与行为的充分条件,但却为其在实践中选择恰当的处理方式奠定了基础。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与道德意志的前提基础,教师职业自律作为道德的最高表现形式,也需要教师专业基础的积淀。

(三)我国缺失学前教育的专门性法律

虽然近几年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但是,从我国的法律体系来看,却缺少专门针对学前教育的专门性法律。学前教育具有其独特性,国家有必要针对学前教育的特点以及已有幼儿园事件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通过法律的威信来提高幼儿教师的自我约束意识。

三、“法”“德”并行,提高教师职业自律性

(一)相关部门应建立专门的学前教育法律

法律是一种权利,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法律与道德不同,依据法律我们可以有明确的标准来衡量公民的行为。幼儿教师的职业自律虽然是靠内部的自我约束,但是这种约束是在社会共同准则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利于幼儿教师形成正确的职业自律意识。

(二)严格控制幼儿教师准入条件,提升幼儿教师的整体素质

幼儿教师从事的是专业性工作,需要经过系统的、高水平的学习与实践。幼儿教师的专业基础是教师职业自律的前提。一方面在幼儿教师的选拔中,应该严格控制幼儿教师的准入条件;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严格监督与检查,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素质,尤其是农村地区以及发展水平较低的民办幼儿园。幼儿教师素质的提升可以直接推动幼儿教师的职业自律,还可以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评价,提升幼儿教师的自我认同感,间接促进幼儿教师的职业自律意识,形成良性循环。

(三)提高社会理解与关怀,提高幼儿教师社会地位

当我们在媒体上关注到幼儿园的相关负面新闻时,一些人会将责任推到当事人或者其所在的幼儿园身上,而对幼儿教师的生存现状缺少理解。虐童、校车事故、给幼儿服用病毒灵等这些事件都应该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针对事件加以指责。正是由于这些事件,我们更应该关注幼儿园发展的困境、幼儿教师的社会压力。我们应该给予的不只有批判,而应该多一些关怀和理解。在家园合作中,家长应该给予幼儿教师在教育幼儿上的合作;社会应该给予幼儿教师更多的专业认可和关心;国家应该通过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幼儿教师需要社会的认可和关心,只有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他们才能有意识地发挥自我的理性力量,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1]冯契.哲学大辞典·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王啸.自由与自律: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3][4]宋广文,魏淑华.影响教师职业认同的相关因素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1).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E B/O L].(2011—12—12)[2014—04—01]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127/201112/127838.html.

[6][7][9][10]刘占兰等.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201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8]杜屏,朱菲菲,杜育红.幼儿教师的流动、流失与工资关系的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3,(6).

(责任编辑:赵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