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杰，刘雅尚

（1.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2.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发展迅速，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地位突出。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力行有年，成就斐然。纵观他历年来的论著，数量不可谓多，然而质量之高，令人惊叹！早在20世纪 90年代学界就认为其著作“凡是治唐代文学的，都应必备”①。在尚君先生奉献出的学术精品中，文献整理成果特著，颇令业界乃至世人瞩目。其中以《全唐诗补编》影响最大，被誉为“唐诗辑佚工作的重大突破”[1]103，“《全唐诗》之外的又一部唐诗总集”[2]，“二十世纪唐诗整理研究的最大成就”[3]。学者蒋寅曾赞曰：“陈尚君博闻强识，考据文献，堪称同辈学人中第一人……其补《全唐诗》，先画定唐诗材料范围，继而探明清人修书时所有文献，将其书逐一覆核，已得馆臣遗漏者若干。复广考馆臣未及之书，所得益多。凡唐代文献所及之书涉猎已遍，非唯唐诗，举凡历史、文学、文献诸多资料俱入网罗，犹撒一大网，竭泽而渔，鱼虾蟹鳖，不胜拣择。以考据而言，即今日系统方法也。”[4]21-22的确，《全唐诗补编》堪称尚君先生最具方法论意义的文献整理之作。

关于尚君先生的治学方法，学界早有谈及，至于文献整理方法，则迄今未见专文。故笔者不揣浅陋，以《全唐诗补编》为例，对尚君先生的文献整理方法略作分析和论述，以期对文献整理工作有所助益。

二

《全唐诗补编》（以下简称《补编》）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包含《全唐诗外编》（以下简称《外编》）和《全唐诗续拾》（以下简称《续拾》）两部分。《外编》1982年曾由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四个部分：王重民的《补全唐诗》与《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的《全唐诗补逸》、童养年的《全唐诗续补遗》。《续拾》是尚君先生搜集所得。据尚君先生的回顾，其于1985年初即完成《续拾》初稿，收诗约2300首。中华书局初审后，提出修改意见，并约请其修订《外编》，至1988年秋，同时完成两书。《续拾》共收诗4663首又1199句，作者1191人。《外编》作了删改、调整，增写了10余万字的修订说明和校记，所存诗凡1664首又306句，作者566人。中华书局付印时，将两书合为《补编》，共收诗6327首又1505句，作者1600多人，其中新见作者900多人，收诗数约相当于《全唐诗》的七分之一，新见作者约相当于《全唐诗》已收作者的三分之一②。由此可见《补编》工程之巨。

如此庞大的工程，如何着手呢？尚君先生找到了一个在我们意料之中而又非比寻常的切入点——排列书目。《续拾·前言》：“据两《唐·志》考察唐人著述概况；据宋人书志了解宋人能见的唐代书籍情况，据《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排出前人已用书目；据清人及今人所编书目了解存世典籍总况，特别是康熙以来新发现古书的情况，将这些目录综合比较后，确定以唐宋典籍为主要依据，以前人未用或新发现典籍为重点，对宋以后亡佚的古籍，亦广搜佚文，以便利用。”[5]1-2从中，我们最先感受到的是辑佚依据的全面扩展。从最早为《全唐诗》补遗的《全唐诗逸》，直至《补编》问世以前，所有论著中辑佚的依据虽不少但成系统的极少。“为《全唐诗》作补遗诸家，市河世宁仅据日本文献，王重民全取敦煌遗书，孙、童取资较宽，但似亦均就所知搜罗，未曾备征文献。”[6]序言直至尚君先生，方以宏大之气魄，沿流扬波，循枝振叶，精思密求，网罗备张，遂成赫赫盛业。傅璇琮先生于此曾有论说：“他所查阅的书，其面之广确实是惊人的，不止是唐人著述，凡宋元以来的总集、金石、方志、谱牒、说部，以及敦煌文献、佛道二藏、域外汉籍，都巨细无遗地加以搜辑，据他自己估计，先后检书超过5000种，仅方志就有2000多种。这种竭泽而渔式的网罗，其收获即为辑得逸诗4600多首（其中新见作者800多人），相当于前此各家所得总和之两倍多。与此同时，又对《外编》作不少校订工作……可以说是清代中期以后唐诗辑佚的最大成果。”[7]2

此中最为重要者，是对各种书目的调查、比对和考索。尚君先生曾详细申述排列书目的三个方面，尤其精彩的是第二方面“唐人著作总目和宋时尚存书目”：“这部分以集部为主。如唐人别集，胡震亨所列得691家，我复加勾稽，所知已逾千家。宋人能见到的约仅此一半，而今存唐集非出明以后人重编者，仅160种左右。另如唐人编选诗歌总集，我考出160多种，也远超出时贤所考。宋人能看到的唐集而今已不存者，为我从宋人著作特别是类书、地志、诗话中辑录逸诗提供了重点线索。”[7]484-485可见目录对于尚君先生而言，已不单是辑佚工作的入手处和起点，其本身亦成为辑佚的对象。对于目录的特殊重视，不仅保证了辑佚的精确度，也为相关后续工作如注出处、录异文、辨真伪、考事迹等提供了极大便利。以一人之力，仅越数年便成《补编》巨帙，应首先归功于清源工作之到位。傅璇琮先生谈起尚君先生的治学路数，第一点便是“熟练掌握目录学”[7]7。清儒曰：“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8]，尚君先生可谓得其中三昧。

从围绕书目所做的工作，一直到全书的编纂，可以明显看出尚君先生一以贯之的“史源意识”。以书目本身而论，自唐至清，再到当代学人的成果，尚君先生都充分利用和吸纳，从而对历代的唐诗收录情况了然于胸，此可谓“纵”的一面；“横”的一面，则主要表现在对前人选录、总汇、补遗唐诗等各种著作中已用书目的调查。纵横交织，前人所做的工作得以了解，辑佚的用书线索亦随之清晰。以存世文献言，大致可分两类：其一是前人已用之书但用而未尽者；其二是前人未用之书，尤其是历代亡佚之书或有残存、复见于它书者，中亦间有唐诗，此种辑校的难度显然较大。尚君先生形象地比喻道：“唐人有别集者逾千家，未结集者亦数以千计，确如满天星斗，星光灿烂。流传千余载，别集原编存者仅百余种，其余均如流星般亡失，仅有零章断句，因他书转引或其他途径而得存。”[9]这些零章断句，也在尚君先生的努力下得到了系统呈现。他曾简要地描述其确定的工作计划：“凡前人未用之唐宋典籍，无论与诗歌有无关系，都尽量翻检一过。前人已用之书，也重加覆核，以检查有无遗漏。而明清典籍，则以金石碑帖类和地方文献为主。”[7]485这样，文献的层次便鲜明起来。在《续拾·前言》里，尚君先生对所用书籍作了分类，并一一做了说明。正因为有了这种鲜明的层级意识，材料运用和体例编排等诸项工作才显得条分缕析、次序井然。材料运用之“史源意识”，主要表现在引书证、录异文和相关作品作者的考辨等方面。

引书证，除了《续拾》之需外，亦包括《外编》书证的补录。《外编·修订说明》：“修订时就所见补录了书证，凡原据明清两代典籍而唐宋元著作中已见征引者，原引宋元典籍而唐代已见引录者，皆为注出之。原辑本有据后出典籍转引存世前代典籍者，亦尽可能覆按原书，予以说明。他书中有可补录原辑各诗诗题、诗序及文字上的缺误者，也尽量录出。”[5]561对他人著作之修订尚且如此，何况己作？《续拾·凡例》曰：“凡所引录，皆注明出处及卷数，以便覆检。”[5]确实，通览《补编》全书，真是无一诗无出处，无一句无出处，无一字无出处。有了坚实的书证基础，关于异文与考辨的工作便可坚决而彻底地进行。

异文的处理，在《外编》和《续拾》中有所不同。据《外编·修订说明》，其异文处理原则为三条：其一，凡所据版本与原辑者所据版本一致，或版本较为单一之书，异文显为誊录；其二，其余情况，或改动文字而保留原文，或出校记说明之；其三，可确定为避讳字、俗写字、误排误印者，径予改回[5]。这样操作的结果，不仅极大增强了文字的精准度，还尽量保留了原辑者的作品风貌，充分显示出尚君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和尊贤重义的思想观念。《续拾》既为其本人所辑，异文处理起来要相对简便。其《续拾·凡例》云：“各诗异文，仅就所见录出，一般情况下仅照录异文，注于各字句下，尽可能少作改动，以保持原貌。凡改动之处，增改之字用方括号括出，删误之字仍注其下，用圆括号括出。”[5]此种形式的操作，既提供己见，又提供精确的来源，使读者得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异文的精确备录，为考辨提供了有利条件。《补编》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考辨的精审实为要因。如《续拾》卷14“神迥《怀欧阳山人严秀才》”诗下：“《诗式》误作‘祖迥’，今据《吟窗杂录》卷三十二、《四有斋丛说》卷二十四、《全唐诗》卷八五一定为神迥作。《吟窗杂录》题作《怀欧阳山人》。《全唐诗》收此二句，缺题。又其小传云：‘临晋人。姓田。贞观间流化岷峨，为道俗宗仰。’殆据《续高僧传》卷十五。按唐有二神迥，另一为宝应间越州僧，见《宋高僧传》卷二九。检《诗式》录其诗于严维、皇甫冉等诗后，知应为肃代间人。诗中提到之南湖，亦在越中。诗题中之严秀才，疑即长期居于越中之严维。因知此诗应为越州僧神迥作，《全唐诗》误，今为移正补题重录。”[5]869-870短短一段文字，运用了内证、外证、理证等多重手法，不仅指出了《全唐诗》之误，亦指出了《诗式》之误，这不能不归功于精细的史源意识及其运用。尚君先生对此曾有总结：“存世典籍，绝不用后出他书之引录，只有已逸书，方得据他书转引；同一记载而见于各书记录的，尽可能地追溯来源，比对异同，引用最早出处；对各类史料，严格区分其来源性质，确定信值，不盲从，不轻疑，把握合适的尺度……”[6]自序可见他不仅勇于实践，还有高度的理论自觉。

体例编排包括对《外编》体例的修订和《续拾》体例的编排两个部分。《外编》因属前人成果，不宜重新编排。但因各编之间时有重收、误收之例，尚君先生在保持原本风貌的前提下作了修订，除了相关的删改之外，还做了大量精审的考订和移并。陶敏先生说：“经过修订的《外编》，读者可以较为放心的使用了。”[1]104可谓知言。《续拾》诸编的体例，《续拾·前言》中有深入剖析，最后《续拾》采用了以作者卒年先后为次第的编次方法。具体方式，则见于《续拾·凡例》：“本书序次，以卒年先后排列。卒年不可确考者，以其可考之生平最后事迹为依据。年代不可确考者，则依其世次及酬答往还者事迹推定。惟十国作者，情况较特殊，故仍从《全唐诗》分国排列，其后复依卒年为序。世次无考作者、无名氏作品、托名神仙鬼怪歌诗、歌谣谚语，以及可确定作于宋以前然无从甄别为唐朝人抑或为六朝人所作诸诗，分列全书最后数卷。”[5]此外，值得提出的是，每位作者之下，作品编排亦有规则，大体言之：对于新见作者，先诗后句；已见作者，则大致循“补、重录、移正、复出、补题、补序、存目、附”之顺序。这样的次第和类别划分，纲目清晰，显得更为精确，而且可靠，充分体现出尚君先生严实细密的工作方式。书证和相应的考辨工作亦因之各得其所，从而相互映衬，相互支撑，成一精美系统。

三

纵观《补编》全书，可以发现尚君先生所用方法植根于传统，但在很多方面又具有超越性。以上所举之外，还有一点需特别提出，即从文学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实际出发，展开文献整理。

《续拾》中的很多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诗”，《续拾·前言》中专门谈到“诗与非诗的区别”，分析了赋、铭、赞、颂等韵文的情况：“六朝以来均视为文而不视为诗……但也有特殊情况，如唐人屡以七言歌行称为赋；唐人辞赋中间或篇末，常附入歌诗；隋唐铜镜中常以六朝或当时人诗作镜铭；碑志一般系以铭颂，但也有个别作者不称铭颂而称为诗歌；有些作者的五七言诗用铭、箴、赞、颂之类命篇。凡此之类，本书均酌情予以收入，以便研究。”[5]

《补编·续拾》尤其详细考察了佛教偈颂的本意及流变：“自唐以降，诗、偈互称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唐宋人著作中最初引录时均称为偈颂，宋以后诗歌总集中以偈颂入选者甚多。唐人偈颂句式多变化，诗意俚俗，多存俗语方言，近年来已引起研究唐代文学、语辞、音韵等学者的广泛注意。有鉴于此，本书打破旧例，收录此类作品，以期对研究者提供检索的便利。”[5]可见唐代的“诗”涵盖丰富而且广泛，迥非狭隘文学观念所能规整。比起执着于诗体之名的编纂，此种将诗放在广阔背景中的考察与操作方式，显然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以此为据，唐诗的范围扩充，面貌更加生动，世人对于唐诗的认知亦因此而更新。这对唐诗文体学、整个唐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研究，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全唐诗补编》之后，尚君先生又相继完成了《全唐文补编》以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大型文献整理之作，得到了学界广泛好评。而尚君先生却谦称：“像我这样专事文史考据之学，所作实属为人之学，即希望以个人之工作给他人以治学的方便。”[6]自序这种淡泊的心志及甘为人梯的精神，在当前学界堪称楷模。衷心祝愿尚君先生在学术道路上续写辉煌！

注释：

①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傅璇琮序》引葛晓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原载《书品》1993年第2期），《唐代文学丛考》，第483―484页。另，《补编》出版时将《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改名为《补全唐诗拾遗》，详情参《外编·出版说明》。

[1]陶敏．唐诗辑佚工作的重大突破：评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J]．复旦学报，1993(6)．

[2]许总．唐诗研究的世纪回顾[J]．东南大学学报，2000(3)．

[3]尹楚彬．《全唐诗补编》补正[J]．文学遗产，2002(1)．

[4]蒋寅．金陵生小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陈尚君．全唐诗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陈尚君．陈尚君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9]陈尚君．我作《全唐诗补编》[J]．古典文学知识，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