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平，孟　睿（.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003；.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郑州　450046）

社会价值观的符号表达与认同问题分析

孟宪平1，孟睿2
（1.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23；2.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郑州450046）

价值观的符号选择和认同状况与人的思维方式及实践形式相联系，它以特有的形式表达自身的寓意和特征。社会价值观的符号选择对意义传播具有驱动作用，以符号认同为前提借助主客体的互动来实现。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但总体上看，人类价值观具有很多交集，这是沟通和对话的前提。

社会价值观；符号选择；认同；路径

价值观是社会主体在长期的实践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行为规范和利益取向，它经常表现为系统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要求。在实际贯彻中，人们常常把它转化为简明的符号形式和话语体系。

一、社会价值观的符号选择

一般而言，思想体系是通过一系列语言表达进入人们的认识系统的，当人们用文字形式、符号内容、实际器物等传递意向时，思想才开始真正进入生活。不难看出，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英格兰的普通法以及美国的宪法，在表达上各有特色，《摩西十诫》《圣经》以及《可兰经》也各有自己的叙述方式。即使那些是高深的理论和抽象的逻辑，也希望借助符号传递本意。

1.社会价值观的符号生成是一个洗汰和建构的过程

创造符号和使用符号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人们经常借助符号传递思想、表达情感和传承文明，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1］，是人们选择符号时的意义寄托。“语言是一个自足的、创造性的符号组织，它不仅指无需借助语言而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界定我们的经验；凭借其结构、凭借我们接受语言影响我们的经验的能力，语言为我们形塑符号的意义。”［2］一些符号的原意比较简单，后来的引申意思是通过人们的活动和创造开发出来的，有些是在学术研究或实践应用中被拓展到更深层面的。在沟通中使用价值符号时，人们总希望占有尽可能多的语言共相，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和认同者。“共相化的目标与一般的结构主义纲要也是琴瑟和谐的，它们同处在自然与文化的交界处。”［3］由于社会价值观的政治功能及其需要，必然要求对语言进行归纳性表达，并通过逻辑结构和实际内容提升它的分辨能力，其象征性极其明显。这样的努力也难免出现另一个问题，即符号选择和语言表达中的言不及意现象。“人们利用语言、符号、仪式的方式无穷无尽。耐人寻味的是，他是民族、阶级、部族或者种族的一员，或这个那个群体的一员；然而，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且含有共同的符号，根本就没有普世同一的仪式；吊诡的是，它竟然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员。”［2］75话语符号在人们的互动中表达了文化思想，也参与了个人思想的形构。

通常情况下，社会价值观的符号选择注重简化文本和转化文本，以便提高可读性和可识性，使不同阶层的人具有一致的解读效果。社会价值观符号的选择策略有“建构”和“解构”两种形式。“解构”的方法是将整体分解成不同的要件，然后用通俗化的符号连接起来，解构意味着分离或割裂，可能出现“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裂诗坛”的情况；“建构”是采取预设的方式将不同的模块以符号形式结合起来，可能出现面前拼凑的形式，造成意义散落。在“建构”或“解构”中，操作者有时秉持学者心态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使价值语汇经过多次处理后撒播于文字中，也有人在选择符号时热衷于章句结构而忽视了意义的连贯。价值符号选择中“口不应心”或“书不尽言”之窘况，是语义表达中的无奈和事实。显然，任何一种符号选择都希望 “辨其实”“殊其名”“宣其志”“立其称”，达到“意与言随，言随意遣”。

2.社会价值观的符号选择是由多种因素规定的

一是对主客体关系和地位的规定。主体的思想影响着符号选择方式，在寻找价值符号的过程中，既不能脱离价值内容，也不能随意放逐感情，因为过分掺入主观因素可能使价值变形。价值符号既是主体的创造性成果，也是客体的主观映象。当符号发生变化时，就必须改变主体原有的意识模式。比如：中国社会生活中，人情和面子是最微妙的人际关系和价值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符号特征，一个表情，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就能把价值取向表达出来。心照不宣的形式以及“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图谱”所隐含的价值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司空见惯，但对于西方人来说却不易理解。不同语境中的价值符号影响着主体的判断方式，当主体价值意向变迁时，“一个长期被尊重的、广泛共享的合理性观念开始被取代；一种组织社会生活的传统方式不再具有信服力。共同的实践——对传统领袖的忠诚或对宗教信仰的追求——不再是不可抗拒的了。”［4］74此时，主客体的关系会发生变化，理解方式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二是对价值观内涵的规定或影响。恰当的价值符号有助于价值观的维护和宣传，它以严肃的语言为价值观辩护，显示出明确的思想意向，符码的调整和置换都是为了适应这种意向。不同符号提供了表达不同价值内涵的工具材料，而价值观提供了符号表达所需要的修辞材料，人们在这种双向选择中构建着社会的意义系统。价值符号可以比较深奥，也可以比较浅显，那些以小见大、以近明远、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符号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辐射功能。正如一些数字游戏一样，“那种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并非单纯的游戏设计者的意识，而是玩家与设计者视阈融合的结果，它隐藏于游戏文本并在游戏角色的激发中逐渐生成。”［5］可以说，西方的《圣经》和中国的《论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前者是超自然的和比喻性的话语体系，其长期影响在于地中海文明中神话学传统的持续性；后者是日常经验的和理性的话语体系，其持久作用在于孔孟及其门徒信仰中的不变人性。相比之下，《论语》中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要求更直观，它用古今一体的语言系统表达可以直接感受的生活经验。

三是对价值观外在形式的规定。生活中，“利用各种记号手段来表情传意是一回事，对记号表达及其效果进行系统的反思和考察则是另一回事。”［6］27选择一种符号并不意味着一定能顺利表达某种思想，还要有一系列的配套解释工作。中国早期儒学价值观具有明显的经验化生活化特征，后来被注入较多的哲理内容。在经历儒学家改造后，深入政治生活并发生广泛影响，这也是运用语言符号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都在自己的社会制度范围内选择话语符号，首先要突出思想上的规定，其次才是“表达面”和“内容面”上的体现。

3.社会价值符号表达是一个有目的意义链接方式

符号的想象力是在现实社会里表现出来的，语言符号在现实世界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生活中流淌着多种形式的符号，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字形式和数字代表不同类型的字母，它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符号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它不仅揭示内容的倾向，而且是社会对象化的意义载体，由此产生相关联的各个不同的意义系统，从而拓展了文化的意蕴和内涵。”［7］按照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外在形式，“所指”是符号的内在形式，“能指”的形式很具体，“所指”的内涵很抽象。价值符号的产生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是社会认可的价值形态表达，而且，几乎所有的价值观都借助符号来表达。价值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固定的关联或约定的关系，“能指”与“所指”基本对应才是较好的结合形式。人们交往中的符号构建和意义表达，是周围物事的应激产物，这使得符号具有连接主体、作用客体的功能，沿着价值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方向，价值内涵得以展现，意义链条得以延伸。莫里斯认为，所指性价值、评价性价值和规范性价值是价值符号表现的三个方面，符号语境中，“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8］33价值符号具有表达和传递功能，它在符号表达上的隐喻性，使价值意义拓展增值为社会的精神支柱。

二、社会价值观的符号认同形式

社会价值符号的表达形式影响着价值认同的效果，只有当价值符号得到多数社会成员认可时，符号的思想效应才能激发出来。如果符号选择不当，意义链接就会中断。要获得持续性的表达效果，必须使符号认同在时间上先后继起，空间上同时并存。

1.社会交往观中的符号认同

社会活动以主体之间的交往为前提，交往手段、交往对象、交往时空等构成不同的交往模式，尽管交往主体各有怀抱，但大多数人愿意把自己的诉求纳入社会体系之中。交往活动提供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以及价值沟通的平台，共同模塑着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标准，人们经常借助符号把自己的价值理解传递给他人，用价值符号显示相互协作的愿望和能力。在不同的利益关怀中，有一个能够起普遍的协调作用的价值观和被广泛认可的价值体系，不管是客体主体化还是主体客体化，都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不同价值主体的合作基础在于思想上的一致性，但合作并不要求思想上毫无二致，它通常以求同存异为前提。交往中的价值认同实际上是对人生的叩问，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群体，个人只有融入集体才能真正体现出价值关怀。如果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个人发展的群体性特征代表着人类的共性内容，它要求突破个体或局部的限制而走向共同未来。

2.日常观念中的符号认同

人们通过识别和使用符号反映自己对社会的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实践或习俗对于实现我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认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9］144价值具有内在规定性和社会历史性，表现为“为我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它通过自觉的经常性的认同来实现二者的互现。这样的活动是对人的身份和人的价值的认可和确证。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媒介，语言符号在经过历史地压缩和人为地提炼后，形成了高度简化的思维替代品，它用近似的形式表达人们的社会愿景，也造成了人们对价值认同的近似性。价值认同对个人行为影响极大，如果一个人认同某种价值观，他在行为上必然求物之妙；如果一个人怀疑某种价值观，他在思想上必然会闪烁隐晦。价值认同中的自我诉求与社会精神的一致性，要求把自我意识与社会的普遍价值联系起来，以便维持合理的价值关系，形成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3.思想调节中的符号认同

价值认同先是一种思想调节过程，然后才能付诸行动。任何认同都建立在“自我”基础上，体现在认同标准、认同定位和认同形成中，“认同不过是认同者从别人或社会那里折射出来的自我而已”［10］。人们在社会发展中有不同的价值关怀，“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1］533。人要追求自己的价值，就要承认社会的价值和他者的价值，人要追问自己的本质，就是要澄清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现于自我、他者和社会之间，当人选择自己的归属和目标的时候，也就定位和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价值认同依靠语码变更和创新实现，它通过对符号理解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取得对价值内涵理解的一致性，达到“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在这里，个人的阅历状况、经验积累等都是影响价值认同的重要因素。

4.网络社会中的符号认同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符号被赋予更多的技术内涵，网络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符号空间”，价值内涵也寄托在多样化的虚拟符号中。甚至每个网民都成了虚构符号，网络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社会的诸多约束，自由地表达所想、所知、所爱、所恨。在这个高度数字化的空间里，人们的价值观会出现多种变异形式，以虚构符号为标志的想象和创造成为网络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形式。虚拟技术赋予话语符号更多的想象内容，在“本质上超出全部感觉领域的精神内容被翻译成为可感觉的形式，成为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现实人”成了“符号人”。网络技术的影响下，那些以光、声、电、色、影为基础的综合性表现，实质上是以影像理解为基础的符号运动。“理解意味着个人独特经验与意义解释的卷入。在技术与操作日益发达与精准的现代社会、价值与意义只有不为操作系统所同化才可能保持个人的独立与尊严。个体作为日常生活的行为者、社会领域的契约者以及符号意义的领受者，对影像的产生、分享和解释分别具有不同的意指。”［1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价值符号认同的机理。

三、多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符号认同差异

价值不仅是一个符号系统，还是人类行为的核心内容，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蕴含着各自的认同方式，多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符号表现是不同的，它们在认同中的此疆彼界之争、“正宗”“羽翼”之辩、“妙悟”“二乘”之说，都是符号支撑下的思想表现。

1.多元价值符号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

多元价值共存是一种“合理化的多元事实”，其根本原因在于各种观点是基于异见而表达的，生活观念的多样化也是一种“合理的歧见”。伯林认为，这样的理解有助于社会和谐，但也存在不少疑问。人生活在广阔的思想场域和现实社会中，“那里有非常广阔的意见空间，亦即密尔所说的尝试‘各种生活之试验’的自由，那里有思考和表达的自由，各种观念和看法会彼此冲突、摩擦，甚至冲突也得到容许，虽然也有相应规则对此加以限制，以免酿成破坏和暴力行为；臣服于一种唯一的意识形态，无论那是多么理性，多么有想象力的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对人们自由和活力的剥夺。”［13］49如果要把一种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即使这种价值观有足够的权威，也难以达到目的。对一个社会来说，选择一元价值观有利于思想统一，便于形成一致行动；认同多元价值则有利于思想更张，便于获得新事项的启迪。承认价值多元意味着包容不同的价值形式，但承认价值多元与坚持核心价值观并不矛盾。一元论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偏好情绪，多元论包含着道德情感的活用，与此相关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有其合理性，绝对主义价值观也有其片面性。

2.人类价值观有很多交集而不是空集

人们对物质世界改造能力的有限性和在自然面前的无奈现实，曾激起原始信仰的价值观和宗教神学的价值观；人们对社会关系的处理方式差异，造成对人生价值和应有品格的扣问；人们对融入社会关系路径的探索，也会产生民族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想。相似的追求，相似的问题，相似的思维方式，必然引起相似的价值追求，这是价值观上的交集。但是，多样化的环境、多样化的思维和多样性的方法，也造成多样化的价值观，甚至在某个领域出现空集。价值观上的交集符合思想认识的规律，价值观上的空集也是社会发展的事实，无视规律就等于否定了交流对话的可能性，无视事实就会陷入虚无主义泥沼。绝对主义价值观和相对主义价值观关系中，多样化思维滋养着创造生机，具有个性的多元价值观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有一些价值形态演化为实现上的放浪轻狂，以至于变成了精神上的时尚竞赛，这是值得注意的。笔者认为，必须走出价值认同上的误区：一是走出狭隘民族主义价值误区。区域民族主义价值观否认不同价值观的可通约性，强调区域价值的特殊功能，肆意渲染本民族和本区域的价值魅力，把本民族的价值符号上升为不可更移的思想体系。二是摆脱狭隘的国家主义价值意识。狭隘国家主义价值观过分强调本国利益而轻视人类共同的价值联系，在它看来，全人类价值主张是虚幻的。这种观点的负面影响在于：从另一端否定确立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的必要性和为全人类利益而奋斗的现实性。三是走出绝对主义价值观误区。一些现代主义极力夸大个体价值而忽视群体价值，过分强调社会制度对价值观的保护作用而弱化了价值观的引领功能，不利于实现法治与德治的良性结合。四是走出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误区。文化相对主义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主张多元价值，它看到了文化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内在关联，看到了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的相对性，但忽视了文化或价值体系的可比较性，在价值共性方面缺乏客观的检视。

3.东西方价值符号有共性也有差异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差别很大，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即“语言文字构建了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在语言文字中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14］41汉字的唯一性表明中国价值观的独特性，汉字符号的延续性折射出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延展能力，汉字的象形性映照出中国人喜欢具象的特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欧洲文化史的进程，从希腊开始，辗转变更，迤逦至今。他们好像在唱一台戏，尽管主演不同，戏台变换，戏本却是一样的，依次传到罗马、北方蛮族、拉丁、条顿等族手中。而这面旗，一开始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从埃及人那里接过来的。这种文化传播是类似于‘链式传递’。中国文化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连台演唱的都是中国人，汉唐明清各代，登台演唱的也是中国人，至今犹然，剧本不变，主演也没有变。这种文化传播是类似于‘点源辐射’。”［15］24西方社会中，价值链接状况影响着价值符号的表现状况，而符号的凝成方式又代表着不同的视像。

可见，东西方价值符号各有特色，他们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不同谱相。但“中国文明的人文化不是通过神话人物的人性化来实现，人的自我确证是通过消解神灵信仰和降低神灵地位，突出民、人、德的重要性而得以实现，从而把礼乐文化本有的人文化气质更加发展起来。”［16］135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效仿拜占庭帝国。”［17］8世界各国都在社会场域和道德舞台上发挥作用，每个国度的价值符号都不愿意承载过多的冲突内涵，这是对话的基础。价值形态“九家殊务，各有其长”，如果各执一端，就如“知虎一毛，不知其斑”，必然导致片面观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道家笑儒者之拘，儒家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18］。

4.普世价值观是西方社会的一厢情愿

西方思想史上，古典自然法曾把当时人类先进思想知识化和理论化，极力使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观念泛化为人类的共同的准则，这是早期的“普世价值”形态，后来的启蒙运动者也用自然法来主张它的普适性。“普世价值”的实质在于：以过度的思辨形式表述抽象的普遍现象，使“民主”“自由”变为脱离实际的概念，对多样化的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却视而不见。这种观点即使在一些西方人那里也是行不通的，尼采认为，万物是流动的，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你为“善”，在他也许为“恶”，彼此皆以对方为荒谬，双方各有自己的权利主张；在此地为“善”，在彼地也许为“恶”，双方也各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人们的思想判断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偏好，不能用所谓的普世、绝对、永恒的价值规范来抹杀我思、我欲、我愿的个体性差别。那种不带功利杂质的淳朴、没有势利名望的单纯、不受拘束的自由，尽管“完美”却不一定符合实际，因为它是用高悬于社会之上并比照和评判社会行为的。“迄今为止，所有以超验神圣为依归，并用绝对命令的武断架势对个体行为指指戳戳的道德体系，实际上是杜撰、谎言和欺骗。”［19］385因此，当今社会没有绝对权力，也没有绝对的价值观，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乃是思想上的狂想。

认识社会价值观不能脱离实践，构建价值符号也不能凭空设定。“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20］32普世价值将绝对精神外化，在自己主张中兜圈子、打转转，忽视了多样化的价值状态，而当“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涯。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的群众利益的自己体内的循环，因此，群众对它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11］347普世价值中流溢着“人类同源”的自信，自认持有“历史规律”，却不承认“礼一分殊”，其背后包藏着西方中心主义野心，它“凭借无限的自我意识，使自己凌驾于各民族之上，期待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11］354。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模式认同为‘普世价值’这一现象说明，‘西化’政治主张与‘西化’学术倾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21］。“普世价值”具有明显的悖论，它“君权神授”的价值观具有历史性，又否认自己的政治价值具有历史性；它承认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又以普世价值否定价值选择的多样性，自相矛盾的普世主义意图和野心，既是对他者的否定，也是对自身的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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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章永林）

Analysis on Symbol Expression and Self-identity of Social Values

MENG Xian-ping1，MENG Rui2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23，China；2.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46，China）

Symbol selection and self-identity conditions of social values have associated with the people's thinking ways and practical forms，it expresses own implied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by means of unique form.Symbol selection of social values has driving role in the spread of meaning，can be realized in the premise of symbol recognition with the aid of host-guest interaction.Different values have different modes of transmission，but overall，human values have a lot of intersection，this is the premise of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social values；symbol selection；self-identity；path

G0

A

1008—7974（2015）01—0088—06

2013-06-0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常态化研究”（13BKS07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研究”（13ZD001）；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资助项目。

孟宪平，河南沈丘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孟睿，河南商丘人，河南财经大学在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