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732）

好太王时代高句丽地方统治制度研究

范恩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100732）

好太王时代是高句丽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因此地方统治制度也具有承上启下的转折意义。其制度安排包括：在相对稳定的征服地区，基本上以一座中心城邑为镇城，派出“守事”加以统辖。至于城邑以外的广大地区，应该主要是当地的被征服土著民户，往往以“谷民”称之。只有新“略来韩秽”地区，由于百济时代的经营，而形成“城-村”体制。在旧辽东、玄菟、乐浪地区，修建山城，并沿用了部分汉魏旧城，基本形成重要军镇对附近平地城、小城的统辖格局。在旧五部核心区，曾一度试图恢复五部体制，但是，随着兴起于征服地区、军事对峙地区的“城-谷”制的发展，王权对城的直接支配日益成为主流；而五部之民被派往各地城邑戍守，则进一步加剧了部落民的离散。因此，五部体制走向衰落。当然，在城、谷的基层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千（小兄）-百（百头）-十”的半部落半行政的民户管理体制。

高句丽；好太王；地方统治体制

目前学界普遍把高句丽的政治制度发展分作早晚两个阶段研究，其转折正在好太王时代①好太王，《三国史记》记作“广开土王”，本文除引文外，并作“好太王”。。就地方统治制度而言，早晚两个阶段的基本面貌都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揭示，然而对于转折期的好太王时代的情况却较少讨论。武田幸男先生在所著《高句丽史与东亚——“广开土王碑”研究序说——》一书中，专章讨论了“广开土王（好太王）的领域支配”，认为：随着好太王时代高句丽统治地域的扩大，在新旧领域上存在着多样的地方统治方式。在旧领域上，既保留着源自五部时代的对异族的种族统治方式，包括俳娄人、东海贾以及称作“民”的汉人集团；也出现了由谷向城，城支配谷的城、谷制的转变。在新领域上，同样存在种族统治，如稗丽和旧百济统治下的韩、秽；同时，由于对百济领土的占有，源自百济的城-村（户）统治体制也被高句丽吸纳，并随着长寿王迁都平壤，成为高句丽后期地方统治体制的主要发展方向。最后，武田先生指出，广开土王时代正是高句丽地方统治体制走向组织化、实质化、城邑化的转折期［1］19-107。

就现有史料而言，武田先生对于好太王时代地方统治体制的轮廓的勾画可谓全面，但是对于制度的生命系统，即各种制度因素如何运转却缺乏进一步的解说，不可谓没有缺憾。严耕望先生论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曾开宗明义：“中国中古政治制度有秦汉与隋唐两大类型，其组织与运用截然不同，然秦汉型如何一变为隋唐型，则由魏晋南北朝三百数十年间政治社会情势之积渐演变有以致之，非出某一人物之特意革创者。故魏晋南北朝时代之制度，其本身虽不成一典型，然欲观秦汉制度如何没落，隋唐制度如何新生，则必当于此一纷乱时代求之。”［2］1就此而言，想要进一步推进对高句丽政治制度，特别是后期地方统治制度的认识，确有必要从好太王时代这一中间环节入手。

一、高句丽地方统治制度转折的历史背景

现在看来，高句丽的早期历史在美川王时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美川王三年（302）起，不断派兵侵扰西晋辽东、玄菟、乐浪、带方等郡，掳掠人口。后又附晋平州刺史崔毖谋攻正勃兴于辽西的慕容鲜卑，事败而与慕容鲜卑结下仇怨。从美川王二十年（319）崔毖“与数十骑，弃家来奔（高句丽）”开始［3］，高句丽与慕容鲜卑间的军事冲突便开始不断上演。

这一祸端终于遗祸美川王之子故国原王。据《魏书》卷100《高句丽传》载：“建国四年（341），慕容元真率众伐之，入自南陕，战于木底，大破钊军，乘胜长驱，遂入丸都，钊单马奔窜。元真掘钊父墓，载其尸，并掠其母妻、珍宝、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笔者认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讲，掳掠“男女五万余口”远比“焚其宫室，毁丸都城”这些物质损失影响巨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慕容燕攻破了高句丽都城，高句丽王“钊单马奔窜”，《三国史记》则更详细的记作：“王单骑走入断熊谷，将军慕舆泥追获王母周氏及王妃而归”［4］，说明大量官僚、贵族都留在丸都城成了俘虏。这些人最终被整体掳走，高句丽的传统政治文化、统治结构可以说遭到一次毁灭性打击。当然，由于慕容燕南北两路入侵，高句丽也是分兵防御，因此尽管王“自帅羸兵以备南道”而大败，但“遣弟武帅精兵五万，拒北道”却大败燕军［4］。那么是否有此五万主力就能延续高句丽的传统政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外出作战人员的特征是中下级贵族、武人及青壮派，他们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处在中下层，当上层被打破时，他们自然需要一些改变，以适应自身地位上升的现实。

关于北道御敌的中下级贵族、武人及青壮派上升为高句丽政治主力的问题，尽管史籍中没有直接记载，但是从出土墓志材料中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据降唐高句丽人“高质墓志”，其“十九代祖密，后汉末以破燕军存本国有功，封为王，三让不受。因赐姓高氏，食邑三千户。仍赐金文铁券曰：‘宜令高密子孙，代代承袭。自非乌头白，鸭渌竭，承袭不绝。’”①“大周故镇军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赠幽州都督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高公（质）墓志铭并序”，转引自拜根兴著《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尽管同样的记载，在其子高慈的墓志中又加上了“先祖随朱蒙王平海东诸夷，建高丽国，已后代为公侯宰相”②“大周故壮武将军行左豹韬卫郎将增左玉钤卫将军高公（慈）墓志铭并序”，转引自拜根兴著《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第266页。。但是由于高句丽早期并无“公侯宰相”这样的爵位，因军功“赐姓高氏”也说明其家族出身难称高贵，因此“高慈墓志”多出来的语句很难说是真实家族史的反映。无论如何，从父子二人的墓志看，这一家族是在对抗慕容燕的过程中立功而被拔擢的。尽管这里把高句丽与慕容燕的冲突时间记作“后汉末”，但是从“高丽与燕慕容战大败，国几将灭”的事件叙述看，唯有慕容皝入侵高句丽可以当之。

除了高质父子墓志将自己家族的历史追溯到“随朱蒙王平海东诸夷，建高丽国”外，大约同时兴起的冉牟家族，也把家族史追溯到“於□□北夫余随圣王来”③“冉牟墓志”，转引自耿铁华著《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63页。。对非王族的功臣赐姓“高”，大家族将家族史附会为“元从功臣”，都是这一时期新兴贵族崛起的表征。

《魏书·高句丽传》记载了北魏世祖太延元年（即高句丽长寿王二十三年，公元435年）遣李敖往高句丽册封高句丽王琏（长寿王），并载“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民皆土著，随山谷而居……其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据《翰苑·蕃夷部·高丽》之注文记载高句丽后期爵级：“次大夫使者，比正三品，亦名谒奢”“次大使者，比正四品，一名大奢”。说明上述长寿王时期的四个官称也可写作“大夫使者、大使者、大兄、小兄”。

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高句丽的官号主要集中在使者与兄两类，并且只有简单的四个，而《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载：“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呢？这就与高句丽旧的官号体系的特征以及故国原王时期的重大政治变故有关了。实际上，尽管高句丽早期有着相对丰富的官号体系，但是自优台丞（《后汉书》记作优台，《三国史记》记作于台）以上均是授予高级贵族的爵号［5］198。上文已经论及，在故国原王时期被掳走的五万人中，高级贵族群体几乎被一扫而空，国家能够依靠中兴的势力主要是北道御敌的中下级贵族、武人集团、青壮派。根据《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的记载，“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一般贵族只被宽泛地划分为大加、小加。罗新先生已经指出：“加”亦即“兄”是高句丽人从东胡人那里借用的官称，前者为音译，后者为意译［6］180。因此大加、小加即大兄、小兄。至于大使者，则是高句丽早期后段兴起的，代表王权监督五部的职位，也是传统旧血缘贵族的边缘势力［7］。这就是中兴期高句丽政治体系以这两类四个名号为主的原因。当然，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衔号体系总会从简单趋向复杂，到高句丽后期，沿着兄（即加）系和使者系衍生出一系列的政治名号。反过来看，后期政治名号主要围绕这两大类展开，也说明它们是高句丽政治衍生的主流。

除了贵族结构的变化，普通民众数量的改变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丸都城被破坏，住在核心区的高句丽五部居民被掳走五万余口；另一方面，经小兽林王、故国壤王，特别是好太王时代的重新振作，大量夫余、韩秽、汉、鲜卑等异族人口进入高句丽的统治领域，成为高句丽统治体系建设必须要思虑的问题。上述人口变动对高句丽政治体系最大的影响是早期源自层级部落的家产制政治体系无法再一成不变地维系下去了。

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得在论述“政治体系的变迁过程”时指出，一个社会政治体系的变迁与其群体结构的变迁相关，而群体结构的变迁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的群体结构的变迁，这或是表现为新群体的出现，或是表现为不同群体间相对力量和主导地位的变动；其二是群体内部的变迁，就是说，主要群体和阶层的内部结构、构成、力量和组合的变化［8］314。这样看来，故国原王时期高句丽历史发展所造成的群体结构变迁已经具备了上述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变迁，延续传统文化的高句丽五部人口减少，具有外来文化特征的新群体大量涌入；另一方面，在统治群体内部，代表早期高句丽政治传统的旧五部贵族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具有中下级贵族、武人及青壮派特征的新兴势力逐渐成为政治核心力量。群体结构的变迁导致其与“社会的既存制度框架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势必要求建立起适应新变化的制度架构。

除了人口的变化，高句丽的统治领域在经历了故国原王时期的低谷后，也开始恢复，到好太王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顶峰。首先是对魏晋辽东、玄菟、乐浪等郡地的侵蚀。故国原王时期出现于史籍的新城（今抚顺北高尔山城）、木底城（今新宾县五龙山城）、南苏城（今铁岭南催阵堡山城）均在旧辽东、玄菟郡境内。故国原王时期虽被慕容鲜卑攻陷，但到故国壤王时期，高句丽又一度复占辽东、玄菟［4］。后虽续有反复，到好太王时期，终于“略有辽东郡”［9］。至于乐浪郡，一般认为313年以后已被高句丽占据。其次是对周边部族、国家的侵吞、蚕食。“好太王碑”详细记录了好太王时代高句丽向周边地区的扩张，包括重新恢复对东夫余的统治，以及新占据百济、韩秽地域。对于这些新地域的统治，也必然要求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

二、对征服部族的统治

高句丽的历代王都在不断努力向外扩张，到好太王时期，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征服地区，那么对这些地区采取了怎样的统治方式呢？由于类似的情况出现较早，因此其统治方式也有久远之渊源。

揆诸史籍，高句丽初期经过扩张形成了五部共同体。至于在五部共同体之外，对异族的大规模征服，则首推沃沮地区。据《三国史记》卷第十五《高句丽本纪第三》记载，自从太祖大王四年（56），“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以后，在国之东北方向，就出现了具有重要地位的栅城。太祖大王四十六年（98），“春三月，王东巡栅城……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10［10］。据《三国志》卷30《东夷传·东沃沮》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对于此条记载，笔者曾考证其存在错简，实际应为“复置其中大人为大加，使相主领，又使使者统责其租税”［5］217。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对沃沮地区采取的是一种羁縻政策，继续任命土著酋长行使管理之权。那么“东海谷守”就存在高句丽所派和土著酋长两种可能，目前尚难定论。栅城与东海谷的同时出现，说明此时高句丽在新兴地区设立了城与谷两种管理机构，相对而言，城的守御、镇戍任务更为明显。

接下来重要的镇城是“新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载：西川王七年（276），“夏四月，王如新城或云新城，国之东北大镇也猎获白鹿”。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新城乃“国之东北大镇也”，并非故国原王五年（335），“春正月，筑国北新城”之新城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关于此新城的位置争论较多，详细讨论参见刘子敏著《“新城”即“平壤”质疑——兼说“黄城”》。。西川王十九年（288），“夏四月，王幸新城，海谷太守献鲸鱼目，夜有光”［3］，也说明了此“新城”与东海谷（东沃沮）的关系。有关新城的管理者，我们在史籍中首先看到的是“宰”。《三国史记》卷第十七《高句丽本纪第五》载：烽上王二年（293），“秋八月，慕容廆来侵。王欲往新城避贼……时新城宰北部小兄高奴子领五百骑迎王……”那么“宰”是一种什么样的官职呢？

同样的宰还见于同书同卷有关美川王的记载：“美川王讳乙弗，西川之子古邹加咄固之子。初烽上王疑弟咄固有异心，杀之。子乙弗畏害出遁，始就水室村人阴牟家佣作……与东村人再牟贩盐……将盐下寄江东思收村人家。其家老妪请盐，许之斗许，再请，不与……诬以廋屦，告鸭绿宰。”说明宰是最低一层的亲民之官。当然，由于见诸史籍的“宰”很少，是否真正存在这一官职，亦或者只是故事情节，目前不能定论。

高奴子的爵衔“小兄”又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发现于今朝鲜平壤的高句丽“平壤城壁石刻”，其中多有涉及小兄的文字：“己丑年五月廿八日始役西向十里小兄相夫若侔利造作”“乙酉年□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东十二里物苛小兄非须百头作节矣”“丙戊十二月□（中）汉城下后部小兄文达节自此西北行涉之”“封娄盖切小兄加群自此东回上□里四尺治”［11］244。如果我们可以判定这些城壁石刻记录了平壤城修筑时的分工负责情况，那么承担十余里修筑任务的，必定应该是高句丽的一级领民酋长。“物省小兄俳□百头”说明小兄之下还有“百头”。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晋时期赐予高句丽的各级酋长封号“晋高句丽率善邑长”“晋高句丽率善仟长”“晋高句丽率善佰长”，如果进行简单对应，小兄就应该类似“仟长”。匈奴有“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12］，亦可为参照。

前文引罗新之文已经证实，高句丽中后期出现的“小兄”名号就是早期的小加。高奴子具有小兄爵衔，说明他是高句丽部落体系下的次级领民酋长。从“平壤城壁石刻”看，“小兄”领民原本不需要其他官称，高奴子获得“宰”的官职，是因为他进入到“新城”的城邑体制的结果。进一步看，如果说新城恰如其名为新筑之城的话，那么高奴子应该是率领本部之民前往戍守。在城邑管理体制中，他以小兄的身份担任“宰”的职位，成为高句丽官僚体系从品位、职位不分向品、职分离演化的典型事例。

又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载，烽上王二年，高奴子因功加爵大兄；到美川王五年（296），又由新城宰升任新城太守。大兄当即 《翰苑·蕃夷部·高丽》所载高句丽“九等官”之“大兄加”“比正五品”。当然，《翰苑》所载的高句丽“官等”是后期的情况，在故国原王时期应该还没有这样的精细化。但是就兄这一爵号的来源以及大兄（加）、小兄（加）的区别来看，“宰”与“守”之间构成二级地方统治机构管理者是没有问题的。其中爵级大兄的“守”地位应与部落制下作为部落酋长的大加相类似。

从栅城 “守吏”“东海谷守”“新城守”等记载来看，高句丽早期政治衍生，在摆脱部落体制的发展方向上，就是以“守”担任最高一级地方统治机构的长官，其下或有宰担任亲民之官。当然，这种新的地方统治制度首先出现在非五部地域的征服地区，因为正是这些地区易于摆脱传统部落体制的束缚。现在看来，掌管新征服地域的两级行政长官任职者的身份——守与宰，对应大兄、小兄爵衔，充分说明它们脱胎于部落大、小酋长的事实，只是高奴子因军功由小兄升迁至大兄，才成为打破传统身份体系的曙光。

到好太王时代，高句丽疆域在经历故国原王时代的低谷后再次走向全盛。武田幸男先生已经指出好太王时代在新、旧民中都存在“种族支配”，即本文所称“对征服部族的统治”，那么与早期相比，又存在哪些延续与创新呢？

首先来看“旧民”中的异族统治。“好太王碑碑文”②本文所引用的“好太王碑碑文”来自耿铁华先生释文，载耿铁华著《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在记载守墓烟户时，包括新“略来韩秽”及与之相对的“旧民”，其中旧民又包括“卖句余民”“东海贾”“敦城民”“于城”“碑利城”“平穰城民”“呰连”“俳娄人”“谷”“城”“安夫连”“改谷”“新城”“南苏城”。

在这组“旧民”单位中，可明确看出异族统治面貌，包括“卖句余民”“东海贾”与“俳娄人”。所谓“卖句余民”应该就是“好太王碑碑文”记述的“东夫余”，“碑文”又称：“东夫馀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馀城，而馀城国骇服。□□□□□□□。王恩普覆，於是旋还。又其慕化，随官来者，味仇娄鸭卢、卑斯麻鸭卢、椯社娄鸭卢、肃斯舍卢、□□□鸭卢。”据池内宏先生考证，好太王碑碑文中提到的东夫余就是北沃沮，也即太康六年（285），夫余被慕容廆袭破，子弟走保沃沮（北沃沮），由此建立起的东夫余［13］。《后汉书》卷85《东夷传》载：“北沃沮，一名置（买）沟娄。”因此东夫余又可称作“买（卖）沟（句）余民”。前文已经述及，高句丽占据北沃沮之地甚早，太祖大王四十六年（98），“春三月，王东巡栅城……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栅城在今吉林珲春，即北沃沮之地。魏正始七年（246），幽州刺史毌丘俭伐高句丽，高句丽王位宫“遂奔买沟（北沃沮）”。随后，魏军“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大概正是这次变故，给夫余人以可乘之机，建立了东夫余。直到好太王时期，才再次征服东夫余。而同时作为镇城的栅城也重新恢复。揆诸史籍，栅城是高句丽后期的重要边疆军镇。据“高质墓志”，其“父量，三品栅城都督，位头大兄兼大相”①“大周故镇军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赠幽州都督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高公（质）墓志铭并序”，转引自拜根兴著《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第269页。。当然，“栅城都督”是后期的汉文官称，在好太王时代，应该如前述新城那样为“守（事）”。下文将论及的同一时期的“北夫余守事”“古牟娄城守事”亦可证实此点。

“东海贾”与曾见诸史册的“东海谷”仅一字之差，武田幸男先生判断两者所指相同，就名称而言，前者反映该部族的居地，后者反映该部族的社会角色［2］78-79。笔者赞同这一判断。根据前文讨论，高句丽对“东海谷”地区的东沃沮人采取的是间接统治方式，但是到好太王时代，已经在东部地区筑城戍守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载：广开土王十八年（409），“秋七月，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当然，这些城的规模还无从判断，因此是否存在类似栅城这样的设守（事）的镇城也无由得知。

就以上讨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为什么从“卖句余”“东海贾”“碑利城”这些征服地区征召的守墓烟户是熟悉“法则”的“旧民”。这一点恐怕不能用“卖句余”即“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来解释，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征召的是派去戍守上述地区的旧五部民户。

至于“新民”，“好太王碑”记述的守墓烟户，主要是“略来韩秽”。所谓“略来韩秽”，是指好太王时期从百济手中夺取的汉江地区韩秽。百济长期在这里经营，多筑城防。特别是辰斯王二年（386），“春，发国内人年十五已上，设关防，自青木岭，北据八坤城，西至于海”［16］。可以说形成了连片的城防区。相对的，高句丽也在这一地区建设军事城防，如广开土王三年（394），“八月，筑国南七城，以备百济之寇”［4］。这种备寇的城邑体量一般有限，如故国壤王七年（390），“秋九月，百济遣达率真嘉谟攻破都押城，虏二百人以归”［4］。而据好太王碑记述，好太王在汉江以北共得百济“五十八城，村七百”，可见建城之密集。根据“好太王碑碑文”的记载，被征发守墓的韩秽之民，有城民，如“舍茑城韩秽”，也有非城民，如“求底韩”等。其中非城民，由于城的密集，整片地域被分割成更小的地理单元，因此非城民单位被称作“村”，而不是地理范围更大的“谷”。当然，从“中原高句丽碑”碑文“古牟娄城守事下部大兄”的记述看，高句丽任命了一位“下部大兄”在被征服的韩秽地区的重要城邑“古牟娄城”担任“守事”，与前述高奴子以“北部大兄”担任“新城守”恰相一致，可见以重要军镇统辖征服地区的模式仍然被延续。

此外，“好太王碑碑文”还记述了好太王征服的另外两个异族：一是“稗丽”，碑文称：“永乐五年，岁在乙未，王以稗丽不归□□，躬率往讨。过富山、山，至盐水上，破其三部洛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称数。於是旋驾……”武田幸男先生指出，“稗丽”应为契丹古八部之一的 “匹黎”［2］62；同时否定了将“稗丽”与碑文记载的“碑利城”相联系的观点，后者原为新罗之城［2］95。那么高句丽对稗丽采取了怎样的统治方式呢？碑文在记述击破“稗丽”后称“於是旋驾”，由于我们再无其他史料可相参照，因此不能断言高句丽是否建立了对稗丽的直接统治。那么是否掳掠了人口呢？《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六》同样记载了好太王北伐契丹，只是年代有所不同，《三国史记》记作广开土王（好太王）元年（392）。由于“碑文”和《三国史记》所记载的好太王时期征伐契丹均只有这一次，因此笔者认为两者可能是同一事件，只是有一个版本年代错误而已。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广开土王元年，“九月，北伐契丹，虏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而归。”也就是说好太王征伐稗丽，主要是招谕本国陷没民口而归，所掳掠的契丹民口只有“五百”。实际上，如果所掳掠的是大量从事牧业的契丹人口，是很难在不适合畜牧业的浑江、鸭绿江流域安置的。

二是“帛慎”，碑文称：“八年戊戌，教遣偏师，观帛慎土谷。因便抄得莫斯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馀人。自此以来，朝贡论事。”学界一般认为，“帛慎”即“肃慎”。历史上，高句丽与肃慎早有交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载：西川王十一年（280），“冬十月，肃慎来侵，屠害边民……王于是遣达买往伐之。达买出奇掩击，拔檀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扶余南乌川，降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王大悦，拜达买为安国君，知内外兵马事，兼统梁貊、肃慎诸部落”。那么碑文“帛慎土谷”是否就是“扶余南乌川”呢？还是牡丹江流域的肃慎本据之地？无论如何，莫斯罗城加太罗谷同样符合“镇城＋谷”的统治模式。

除了上述见于碑文的异族，这一时期被高句丽征服的还应该有“北夫余”。高句丽什么时候控制了北夫余（以今吉林市为中心的夫余），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根据“冉牟墓志”，冉牟之孙受好太王“教遣令北夫余守事”，说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已经控制北夫余，而以夫余城为镇戍之军镇，并派出“守事”。

综上，可以看出，在相对稳定的征服地区，高句丽基本上以一座中心城邑为镇城，派出“守事”加以统辖。同时，从“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的记载看，随城邑建设，往往派遣高句丽本族民户前往戍守。从“卖句余”“东海贾”“碑利城”征召旧民也说明这一点。至于城邑以外的广大地区，应该主要是当地的被征服土著民户，往往以“谷民”称之。只有新“略来韩秽”地区，由于百济时代的经营，而形成“城－村”体制。

三、辽东、玄菟、乐浪旧地的城邑制度

好太王前后高句丽领域扩大，旧汉魏的辽东、玄菟、乐浪郡是重要组成部分。王绵厚先生已指出：“高句丽每占领一个地区，即把其‘城邑制度’和山城建筑扩大到该地区。从考古发现上看，凡是旧汉魏辽东、玄菟、乐浪诸内郡地区发现的高句丽山城，其建筑年代上限大都在高句丽占领这一地区之后。如辽宁境内辽河流域边缘的南北纵向数十座高句丽山城，其考古遗存和构筑方法，大都在好太王占有辽东的公元四世纪初以后。而大同江流域的诸多高句丽山城，亦多在长寿王占领汉乐浪郡的公元五世纪中叶以后。”［17］38当然，从相关记载及考古发现看，高句丽也沿用了征服地区的部分汉魏旧城。那么总体来看，高句丽在辽东、玄菟旧地推广开来的城邑制度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为什么这里与上节所述对异族的统治制度有所区别呢？

众所周知，自东汉末以降，辽东、玄菟二郡就成为中原王朝、汉族地方实力派、鲜卑和高句丽几大势力角逐的斗场。无序争斗的结果，是人口的剧烈变化。原本在东汉末叶政局动荡之时，曾有大批人口迁居辽东，并在公孙氏政权管理下，形成了辽东地区人口的高峰期，但是司马懿击败公孙渊后，“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18］辽东人口迅即走向低谷，西晋咸宁二年（276）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统县二十六，只有户一万八千一百。随之这些人口又遭到分割，高句丽美川王三年（302），“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3］。兴起于辽西的慕容鲜卑也不断侵扰辽东郡县，特别是西晋大兴二年（319），平州刺史崔毖联合段部、宇文与高句丽围攻慕容廆失败，毖与数十家奔高句丽，“其众悉降于廆”［19］。综上，可以说这一时期高句丽占有的辽东、玄菟故地已是相当荒芜。随着故国原王时期慕容鲜卑攻破丸都城，“虏男女五万余口”，高句丽在核心区积攒的人口也遭到很大的削弱。从小兽林王开始，高句丽重新振作，对外续有领土扩张和人口的掠夺，但是由于新占据领土并不稳定，还处在争夺之中，因此掠夺的人口还是以内迁为主，例如故国壤王二年（385），“夏六月，王出兵四万袭辽东……遂陷辽东、玄菟，虏男女一万口而还”［4］。

正是由于人口的缺乏，加上军事对峙的需要，故国原王时期在辽东、玄菟旧地修筑的城邑，如新城、南苏、木底都是山城，其人口也以移民镇戍为主。故国原王十五年（345），“冬十月，燕王廆使慕容恪来攻，拔南苏，置戍而还”［4］，可见在高句丽后期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南苏城，在彼时不过一戍尔。从考古发掘情况看，上述城邑重点突出防御功能，城墙绕山修砌，城内缺少成规模的官府建筑，更不见街市等经济功能区划，因此这些城市更像是一种军事城堡。《魏书·高句丽传》所载：“唯积仓储器备，贼至日方入固守。”虽然说的是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城”（大圣山城？）的情况，实际上用在辽东诸山城应该更为贴切。

从故国壤王开始，高句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获胜，并掳掠回一定的人口，加上局势趋于稳定，人口的自然增长，到好太王时，高句丽人口的总量较比故国原王时期必然有较大增长，相应的城邑人口也有所增多。例如好太王九年（400）“二月，燕王盛……以骠骑大将军慕容熙为前锋，拔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余户而还”［4］。即便考虑慕容熙将两城人口全部掳走，按简单的每城2500户计算，从目前对新城、南苏两城遗址发掘的情况看，应该也无法全部住在城内，特别是在非战时，实际人口应该更多。根据“唯积仓储器备，贼至日方入固守”的原则，这些人口应该是住在城邑的周边。再从“拔新城、南苏二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余户”等语看，二城对于这些土地、人口具有管领之权。

除了上述新筑之城，在辽东、玄菟旧地还有不少汉魏旧城，那么高句丽又是如何对待这些城邑的呢？王绵厚先生指出：丹东叆河尖汉城与虎山高句丽山城的关系。前者已公认为汉代之“西安平”县，后者应为高句丽“泊汋城”……前者在汉城地表，多有高句丽红褐色瓦等遗物，而地下深掘，并无高句丽遗存。说明“虎山山城”（泊汋城）和“西安平”县地表的高句丽文物，无疑都是高句丽占有汉“西安平县”后沿用时留下的遗物［17］38。这说明高句丽是沿用了“西安平县城”，但是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在附近又修筑了山城“泊汋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根据其后的文献记载，在高句丽与外敌的历次冲突中，“西安平县城”几乎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甚至没有被记录，说明旧“西安平县城”本身不承担军事守御职责，当强敌来临的时候，所有民众都退入附近的山城。

类似的汉魏旧城与高句丽山城的关系还可以举玄菟城与新城。尽管最末期的玄菟城的所在学界有所争论，一说为今沈阳上柏官屯古城，一说为今抚顺市劳动公园古城［17］208。无论如何，两城都是平地城，其地理位置都距新城不远。同样，在历次军事冲突过程中，战斗都是围绕新城进行，而玄菟城皆不见发挥作用。上述两例说明，在辽东、玄菟旧地，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起防御支点作用的山城处于区域核心地位。

其他见于史籍在好太王时代被沿用的汉魏辽东旧城还有候城、力城、北丰以及辽东城。前三城是作为交通线被提及的①前三城见“好太王碑碑文”。按王绵厚先生将力城、北丰考订为山城（参见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第217页。），但两城本为辽东郡属县，当为平地城。。至于辽东城，则是个例外。作为辽东郡郡治，辽东城的规模宏伟，城墙高大，本身防御能力并不弱，而且地处辽河以东的枢要地位，因此进入高句丽治下后，仍然成为一方重镇。好太王十四年（405），后燕曾以重兵攻辽东不克［4］。

与辽东、玄菟类似，乐浪郡在进入高句丽治下前，人口也曾大量减少，特别是西晋建兴元年（313），“辽东张统据乐浪、带方二郡，与高句丽王乙弗利相攻，连年不解。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馀家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20］。随后高句丽又乘势入侵，美川王十四年（313），“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二千余石（口）”［3］。乐浪郡地几成瓯脱。但是作为郡治所在的平壤城却与辽东城一样，被高句丽沿用、重用。故国原王四年（334），“秋八月，增筑平壤城”［4］。故国原王十三年（343），在丸都城被攻破的情况下，“秋七月，移居平壤东黄城”［4］。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相当部分残余的高句丽旧五部民户被一同南迁以充实平壤城。到故国原王四十一年（371），“冬十月，百济王率兵三万，来攻平壤城。王出师拒之，为流矢所中，是月二十三日薨”［4］。大概由此，高句丽都城又迁回国内，直到长寿王再次迁都平壤。

对于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在旧辽东、玄菟、乐浪地区建立的城邑制度，目前有两点可推知，但不能定论。其一，形成了重要军镇对附近平地城、小城的统辖格局，但是这种城邑网格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文献缺乏详细记载，而考古发现又并不能明确哪些城邑是在好太王时期已经使用了。其二，不同级别的城邑的管理者的名号，史料中并无记载。如果根据上文讨论，此时期高句丽在征服地域的重要城邑设有守（事），那么在辽东的重要城邑，如新城，也应有守（事）。但是是否形成了后期“诸大城置褥萨，比都督。诸城置处闾匹支，比刺史，亦谓之道使。道使治所名之曰备。诸小城置可逻达，比长史。又城置娄肖，比县令”［21］那样完备的制度体系，还无从判断。“中原高句丽碑”碑文，有学者释出“前部大使者多兮桓奴主簿道使”①李丙焘释文，参见耿铁华著《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第417页。，出现了“道使”，是否说明到长寿王时期已经有了比刺史的“道使（处闾匹支）”呢？然而根据耿铁华先生最新的释文，这段文字为“前部大使者多分桓奴主簿酋德佃类”［22］421，从文意上对比，前部大使者有名，主簿亦应有名，显然耿先生的释文更为合理。

四、旧五部之民的统治方式

“五部”制度是高句丽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从早期的族名五部开始，发展到中后期的方位五部，加上唐代李贤注《后汉书·高句丽传》云：“案今高丽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黄部，即桂娄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后部，即绝奴部也；三曰东部，一名左部，即顺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似乎高句丽的五部是一成不变地自始至终存在着。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卢泰敦先生认为：“高句丽后期五部的基本性质是首都的行政区域单位。别都里也有五部，但就汉城而言，如同‘汉城下后部’之表现所见，这是把属于汉城这一地方编制单位的地区和居民加以区划的下层行政单位……高句丽后期，首都平壤和别都国内城以及汉城的五部是贵族们集中居住的地方，这些人置原籍于五部，并冠称部名，以显示自己为支配层的一员。从这种意义上讲，五部事实上还具有作为贵族的组别编制单位的意思。”［23］187至于《后汉书·高句丽传》李贤的注文，卢先生认为：“这只是一种好古的癖好而已，并无特别的意义。”［23］186笔者非常赞同卢先生关于早、晚五部之间存在断裂的判断，并认为这一断裂就发生在故国原王到好太王的时期。由于慕容鲜卑迁走高句丽核心区五万余人，旧的五部结构很难完整保存下来。

那么在好太王时代，在旧的五部架构被破坏的情况下，又是如何统治原五部之民的呢？由于史料匮乏，很难进行详细的阐释，出土的“冉牟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些许线索［22］363-366。

墓志第12－16行之文如下：

12.叛逆绥顺之益□□大兄

13.冉牟在世民无困扰□能

14.遣招旧部恩赐衣之□□

15.狗鸡鹅□採□□□□□

16.暨农桑□□□□□□□

据笔者考证，该墓志为长寿王初年牟头娄为其祖父冉牟所撰，则冉牟生活的年代应在好太王及其以前。因此从时间上看，所谓“大兄冉牟在世，民无困扰”，就应该是指故国原王遭慕容鲜卑灭国之后，重新给民以安定的生活。“遣招旧部，恩赐衣之□□狗鸡鹅□採□□□□□暨农桑□□□□□□□”等语，说他出镇方面，遣招旧部，使人民安居乐业。所谓“遣招旧部”云云，应该指的就是收拢在慕容鲜卑灭国过程中逃散的部民。由此看来，冉牟所管理的很可能是高句丽的传统势力范围。

墓志第37－43行之文如下：

37.□□在祖大兄冉牟寿尽

38.□□于彼丧亡终曰祖父

39.□□大兄慈惠大兄□明

40.□世遭官恩恩赐祖之□

41.道城民谷民并馈前王恩

42.育如此遝至国罡上太王

43.圣地好太圣王缘祖父屡

从这段墓志内容看，首先在冉牟去世以后，提及对冉牟的赞誉：“□□大兄慈惠大兄。”随后记述：“恩赐祖之□道城民谷民，并馈前王恩育如此。”对于此段碑文，我们目前可以明确的有以下几点：其一，这一时期高句丽有“□道城民谷民”的概念。其二，这个道是否就是东、南、西、北四部之“部”的同义语呢？由于“道”上边的字碑文漫漶，难以识读，只有武田幸男先生释作“北”。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作为某道管理者的冉牟自述其祖先追随邹牟（朱蒙）从北夫余南下建国，说明其为桂娄部人，或者即如“高质墓志”所述一样，不过是这一时期高句丽政治生态下的一种附会。但无论如何，由于“道”的管理者冉牟不再把血统附于该道本身，因此即便是缺字确如武田先生所释为“北”，也不能否定这时的“道”已经不再是旧的五部部族了，“北道”不等于“北部”。其三，冉牟的爵衔是大兄，相反同墓志中其孙牟头娄除了大使者的爵衔外，还担任了“北夫余守事”。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中原高句丽碑”中，辅助太子出巡南部的前部大使者多分桓奴与作为新征服地区古牟娄城守事的下部大兄同时出现。前文已论及，类似北夫余守事这样的守或守事，在好太王前后还出现多个，但是一个普遍特征是都出现在高句丽征服地区。这说明，《魏书·高句丽传》记载册封高句丽使臣李敖的报告，“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其官名有谒奢（大夫使者）、太奢（大使者）、大兄、小兄之号”，对于高句丽官名的记述并非片面，而是高句丽核心区的主要官称确是如此。

当然，统治核心区的大兄冉牟或大使者多分桓奴与担任征服地区某城守（事）的那些大兄、大使者应该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说明大兄、大使者都还是相对宽泛的爵称。以后衔号复杂化，衍生出兄系、使者系名号是政治发展对品位精细化的必然要求。长寿王时代的“镇墓志”，出现不可解的“小大兄”衔号，“中原高句丽碑”出现“拔位使者”，实际上可能都是兄系、使者系衔号衍化过程中的枝节，只是后来没有成长为主脉而被史料遗漏罢了。

回到本节的讨论，从“冉牟墓志”的记载看，在故国原王时期旧五部格局被破坏后，一度曾试图恢复，因此才会出现以某一高级贵族统管“□道”城民、谷民的情况。但是，随着兴起于征服地区、军事对峙地区的“城－谷”制的发展，王权对城的直接支配日益成为主流；而五部之民被派往各地城邑戍守，则进一步加剧了部落民的离散。顺着这样的态势发展，阻碍王权强化的源自旧部落联盟体的五部体制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当然，在城、谷的基层组织中，部落体制仍然长期存在，只是需要向行政管理做出一定的妥协。例如前文讨论的小兄领民，其下有“百头”；另据吉林集安国内城附近出土的高句丽瓦当文字“十谷民造”［24］92，可能“百”之下还有“十”，从而形成“千（小兄）－百（百头）－十”的半部落半行政的民户管理体制。

五、几个相关问题

在以往有关好太王时代地方统治体制研究中，还会涉及以下几个问题，有必要在最后加以简单澄清：

其一，关于集安地区历年发现“晋高句丽率善邑长”“晋高句丽率善仟长”“晋高句丽率善佰长”铜印的问题。授予边疆部族各级酋长“率善邑长”等封号，是魏晋王朝的常见羁縻边疆部族的手段。从高句丽与魏晋政权的关系看，“晋安帝义熙九年（413），高丽王高琏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晋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丽王、乐浪公”［25］。这是高句丽受魏晋政权册封之始，上述铜印或许与此次册封一道授予高句丽各级部落酋长。当然，也可能在未正式册封高句丽王的情况下，由晋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僭越颁赐。如果是这样，这些铜印就可能在好太王时代也曾经使用过。

那么这样一套“邑长、仟长、佰长”的系统，是否也成为这一时期高句丽的一种地方统治制度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类似的邑长、仟长、佰长是一种在华夏周边部族中常见的，适应部落联盟体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统治方式，例如匈奴有“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而魏晋时期赐予北部诸部族类似的铜印很多，如“魏匈奴率善佰长”“魏屠各率善邑长”“魏屠各率善仟长”“魏屠各率善佰长”“魏乌丸率善邑长”“魏乌丸率善仟长”“魏乌丸率善佰长”“晋匈奴率善邑长”“晋匈奴率善佰长”“晋乌丸率善邑长”“晋屠各率善仟长”“晋屠各率善佰长”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铜印被广泛颁赐，恰恰是因为它所体现的等级序列正与各部族部落体制结构相吻合。笔者推测，之所以颁赐这样的铜印给边疆部族，就是受到匈奴部落政治制度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高句丽的情况，根据前文讨论，高句丽的部落酋长主要是两级，即大兄（加）、小兄（加）。另据“平壤城壁石刻”，有“物苛小兄非须百头”的字样，说明小兄之下有“百头”。那么大兄－小兄－百头就正与铜印的等级一致了。也就是说铜印的颁赐只是迎合、强化了高句丽旧的部落体制，赐予铜印本身并不会造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这一点在其他受赐部族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北魏使者李敖到访高句丽，并没有记录此类官称，说明它们并没有被正式使用，因此在北魏使者面前也就没有表露的必要了。同样，在迄今发现的相关石刻史料中，也没有出现类似官衔，使用的都还是大兄、小兄这样的高句丽传统爵号。

其二，郡制问题。关于高句丽是否曾经模仿中原的郡制的问题，前人有过很多讨论。目前看来，认为高句丽建国于玄菟郡之内而学习了中原王朝的郡制，以及据《三国史记》卷第三十五《杂志第四·地理二·新罗》将新罗所占高句丽城均用郡县来记载作为论据，证明高句丽实行过郡制的观点都已经被反驳了［11］269-271。当然，说高句丽中期实现过郡制，还有一些其他证据，在这一点上，当以卢泰敦先生梳理得较为全面。在卢先生的文章中，对有关高句丽史料中出现的一些“郡”字进行了详细分析。在经过严格审视后，卢先生认为有两处记载比较有力。一是“冉牟墓志”所载“天下四方，此国郡最圣”；二是《翰苑·高丽记》所载“其武官……次末若，比中郎将，一名郡头，以大兄以上为之”。

笔者认为，关于高句丽是否实行“郡制”，应该从两个层面看。第一个层面，如果从字面上看，说高句丽时期有过称作“郡”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冉牟墓志”之文“此国郡最圣德”，“国郡”二字应该是同意复合词，不大可能是用国、郡二级行政区划来指称高句丽。墓志下文为“治此郡之嗣治乃好太圣王”［22］363，同样说明“郡”即“高句丽国”。至于为什么写作“国郡”，目前还难以断言。如果一定要给予解释，笔者认为可能与好太王受后燕之封，“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有关［9］，只有这里州（郡）与国同义。至于末若，“一名郡头”，如果解释为“末若这一中央武官，具有与‘郡头’这一地方行政单位（郡）相关的名称，说明某一时期郡制在全国范围内曾广泛实行过”［23］193，恐怕还是值得商榷的。郡的长官叫“郡头”，这是很难说得过去的；而且为什么恰恰是末若这一中央武官，使用了已经被废弃的“郡制”首长的名号，也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

至于第二个层面，就是要抛开“郡”这个字，考虑“郡制”这样一种制度。“郡制”的核心是其有别于部落制、分封制的一面，即由国君任命郡守，管理地方。完整的“郡制”还应该包括郡、县二级的行政管理机制。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前文所述高奴子先后担任新城“宰”“守”，实际上已经是郡制的萌芽。到好太王时期，逐步走向成熟的城邑制度，应该已经包含着大城统辖小城，大城城主为中央派出的“守”等郡制的核心要素。《翰苑·蕃夷部·高丽》所载：“又其诸大城置耨萨，比都督。诸城置处闾，比刺史，亦谓之道使。道使治所名之曰备。诸小城置可逻达，比长史，又城置娄肖，比县令。”正是高句丽实行“郡制”的反映，而其行文已经告诉我们：高句丽地方统治制度的内核与中原的郡县制有可类比处，但是其名称并非“郡”与“县”。

其三，鲜卑、汉民集团问题。在好太王及其前后，大量汉、鲜卑等族人口涌入高句丽，成为高句丽统治体系建设必须要思虑的问题。关于上述汉、鲜卑人口的构成，大体应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原乐浪、带方郡的汉人；其二是新近东来的汉人、鲜卑人。关于第一部分，有学者已经指出：“乐浪、带方灭亡后，流亡的汉人集团曾以黄海道为中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领’……这一‘自治领’是为了抵御外族攻击，以亲缘与地缘关系为基础，氏族大家为中坚力量，加上其他诸姓汉人集团而构成的共同利益联合体，称其为‘聚居区’可能更为恰当。该汉人聚居区的核心区域为黄海南道信川郡及周边，青山里土城可能是其中心城市，而分布在青山里土城周围的遗迹点则可能代表了一个个类似于坞壁的汉人据点。”［26］123至于第二部分，目前看主要是两批：一批是336年在前燕的辽东司马佟寿率领下投奔高句丽的［27］；另一批则是前燕灭亡（370年）时投奔高句丽的，例如幽州刺史镇所率领的部属［28］。尽管这两批人口均来自前燕，但是前燕人口构成本就复杂，有鲜卑、高句丽、夫余、匈奴，也有大量汉人，而一个共同的特征是，经过前燕的统治，这些人口都已经一定程度上汉化了［29］。从相关考古发现看，不论是佟寿墓还是镇墓，都体现了汉晋文化的显著特征。此外，在西晋永嘉之乱中，也有不少汉人流入高句丽，如《魏书》卷78《高崇传》所载：“四世祖抚。晋永嘉中，与兄顾避难奔于高丽。”

对于分散流入高句丽的汉、鲜卑人口，具体情况尚不明了，值得将来进一步讨论。武田幸男先生根据“好太王碑碑文”中出现的“民”字，如“卖句余民”“敦城民”“平壤城民”，认为指的就是“中国人集团”［2］83-92。但是这样的判断，恐怕很难确证。至于以群体面貌出现的，目前看来主要聚集在旧带方故地的今朝鲜黄海道地区。从“冬寿墓志”和“镇墓志”看，他们从最初使用东晋年号、用魏晋官称，展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到使用高句丽年号，接受高句丽爵号“小大兄”，逐步接受高句丽的统治。好太王时代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1］〔日〕武田幸男.高句丽史与东亚——“广开土王碑”研究序说——［M］.东京：岩波书店，1989.

［2］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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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池内宏.夫余考［G］//王建译，刘凤翥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13集.

［14］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一［M］.

［15］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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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18］晋书·宣帝纪［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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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星华）

Research of Gaogouli Local Ruling System during Gwanggaeto-king Period

FAN En-shi
（Chinese Frontier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Since the age in which Gwanggaeto-king reigned was a turning period in Gaogouli history，his local ruling system had accordingly showed an abrupt turn in the history of the ruling system of Gaogouli. The local ruling system was like this:In those relatively stable conquered regions，there was a central city as a ruling center，whose governor was called"Shoushi".And the large-scale area surrounding the central city，there lived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 named"Gumin".Only in the areas newly conquered from the hands of Hanhui，it formed"Cheng-cun"pattern due to the Baekje's ruling.In those areas conquer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such as Liaodong，Lelang and Xuantu，through building mountain cities and keeping some old cities built by Han and Wei Dynasty，it had basically shaped the pattern of governance that important military towns dominated the nearby plain cities and small cities.In the former core land of five tribes of Gwanggaeto，once tried to restore the joint management of the five tribes，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Cheng-gu"system in those conquered or military confronting regions，the direct governance of the king to the cities had been gradually becoming the dominating pattern.Meanwhile，the tribal organizations were destroyed along with the people of the five tribes being garrisoned to those newly conquered areas.Of course，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basic"Cheng-gu"organization，still was the residence management system of"Qian（Xiaoxiong）-Bai（Baitou）-Shi"，which was semi-tribe and semi-administrative.

Gaogouli；Gwanggaeto；local ruling system

K289

A

1008—7974（2015）01—0001—11

2014-11-09

范恩实，吉林梨树人，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