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制度政策与事件—过程:边疆政治研究的分析范式

2015-02-12朱金春

天府新论 2015年6期

朱金春

朱金春

边疆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边疆政治的特殊形态与运行机制，这也对边疆政治研究提出了特殊要求，除了进行多学科角度研究之外，还应该注重多范式的分析。结构分析、制度政策分析与事件—过程分析是边疆政治的主要分析范式，各范式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价值取向、动态与静态等方面存在区别，但是在研究层次特别是时间维度上相互补充。讨论边疆政治研究的分析范式，将有利于促进边疆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与理论化。

边疆政治;分析范式;结构范式;制度政策范式;事件—过程范式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辽阔边疆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丰富政治实践，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但是，这些研究整体上对于具体的实践关注较多，而进一步的抽象却显得不足。在边疆政治的研究领域内也是如此。本文将从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出发，从政治活动的主体、事件—过程、制度政策以及政治互动结构等方面的着眼，并借鉴当前已经较为成熟的政治学研究范式，通过对中国边疆政治实践的相关表现的总结，试图呈现边疆政治的主要研究范式，以求教于方家。

一、边疆政治的特殊性与边疆政治研究的特殊要求

何为边疆政治?虽然关于这一研究主题学术界已经涌现出不少相关成果，但是，对边疆政治这一核心概念却没有形成一个高度概括的明确定义。学者们往往在一般意义上将边疆与政治结合起来，认为所谓边疆政治，就是指发生在边疆地区或者是与边疆有关的政治形态。吴楚克教授指出“边疆政治是泛指边疆区域政治生活，包括政治沿革、理论形态、现行制度、区域法律、行政体制、战略策略、边疆防御、边防部队等所有政治范畴研究的领域。”〔1〕从他的界定来看，是在广义上将边疆政治的结构、制度、政策、活动等都纳入这一概念之中，涵盖了边疆政治的基本内容。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对边疆政治进行定义，但在研究中将边疆政治主要界定为围绕边疆事件而进行的各主体之间的权力互动。〔2〕上述定义在广义或者狭义上界定了边疆政治，而且也指出了边疆政治所要探讨的相关主题，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边疆政治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只有厘定边疆政治的特殊性，才能与一般性特别是内地的政治区别开来，并形成一个具有独特研究对象的领域。周平教授指出在边疆社会这一特定环境中形成和运行的政治，“与国家核心区的政治具有明显区别，因而可以界定为“边疆政治””〔3〕，并认为在政治权威、政治文化、政权体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治理方式上都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别。

边疆政治的特殊性根植于边疆社会的特殊性。边疆不仅仅是指一国的边缘区域，而且还是不同政治体之间的交接地带，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区域国家权力网络密度较低、影响力也较弱，与此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挑战。边疆的区域特征就决定了边疆社会的特殊性，诸如在社会结构、社会权威、政治文化等方面与内地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由此也就决定了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就政治形态与运行机制而言，边疆政治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主体与利益的多元性

由于边疆处于一国地理与权力控制的边缘，并且与另一政治体之间有着混杂的交接地带，因此，相对于内地的政治运行，更多的政治主体被纳入了边疆政治的互动过程，表现出政治主体的多元性。

具体而言，在边疆政治中，多元主体基本上可以分为上下、内外两种类型。所谓上下，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边疆政治的主体可以简化为作为代表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与具有特殊利益的地方势力。诸如，近代康藏政治中就涉及到诸多政治主体，诸如“中央与康区关系、中央与西藏关系、西藏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康区与其它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藏传佛教与洋教的关系、国家权力与土司(寺院)等社会政治力量的关系，地方社会政治势力之间关系，汉藏民族之间的关系等”〔4〕，由此形成了康藏复杂的政治体系与变幻莫测的政治过程。所谓内外，主要是围绕边疆政治的国内外势力。边疆政治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体之内的政治活动，而总是有着来自外部的参与者。诸如在近代围绕西藏问题所形成的内外关系之中，边疆政治的外部主体主要有俄国、英国等侵略势力，内部主体主要有中央政府(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地方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川边、西康政府)、各种军阀势力、宗教势力等等。在现实的边疆政治过程中，上下、内外各个主体都表现出自身独特的利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使边疆政治呈现出复杂且充满变数的进程。

(二)国家对边疆实施特殊治理方式与政策

边疆在空间上的边缘性与文化上的异质性，促使国家采取一种有别于内地的治理方式。边疆是边远之地，国家权力的延伸与渗透受制于空间距离而成为强弩之末，难以实现强有力的直接控制。边疆同时又是一个与内地在民族文化上存在差异的异质社会，在社会权威、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使社会运行呈现与内地不同的逻辑。如果采取类似于内地的治理方式与政策，不但要花费巨大成本而难以取得治理成效，而且还可能会引起激烈的反抗。所以，无论是从治理技术还是从治理的成本——收益考虑，国家倾向于在边疆实行与内地有差异的、具有弹性的间接治理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因俗而治”成为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基本原则，“羁縻之治”是边疆治理的整体表现。秦汉时期设置“边郡”或“属国”，隋唐设立羁縻州县，元明清实施土司制度，这些制度或者政策允许边疆少数民族首领根据原有的方式治理本民族，“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并不追求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同质化。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实也是差异化治理的一种表现。这种特殊的具有弹性的、差异性的治理方式体现了多民族国家对普遍性理想与现实差异的调和，这必然会对边疆政治的形态与运行机制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使得边疆政治呈现出特殊的实践逻辑。

(三)边疆政治呈现了政治体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边疆除了是一国的边缘区域之外，往往还是两国或者其他政治体之间的过渡地带，因此，边疆社会往往受到两侧政治力量的双重影响。边疆虽然同时处在两个政治体地理上的边缘，但是，由于双方在这一区域的竞争性影响，就使其成为政治上事实的中心。拉铁摩尔将农牧交接的过渡地带视为“贮存地”，并将之视为理解“草原部落的分裂及统一的循环，和中国朝代的建立与衰亡的循环”〔5〕这一互有差异却相互影响的历史循环的关键，其原因在于“贮存地”人群不但在两个社会都获取利益，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且还具备对两者丰富的知识与打交道的策略，所以，历史上实现了农牧统一的政权往往起源于“贮存地”。拉铁摩尔亚洲内陆边疆研究的典范意义就在于以边疆这一中间过渡地带为中心，呈现了中原王朝与游牧帝国之间结构性互动，这也给我们展示了边疆社会的特殊性以及边疆政治的独特复杂性。边疆社会在两侧力量交叉影响之下，其利益倾向与行为逻辑就有着与一般政治力量不同的表现。由此，边疆政治也就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复杂、多变的形态，其运行机制也是难以以内地的政治过程所比拟。两侧政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在其交界的边疆地带得到最为敏感的反映，而且，这种反映不仅仅是某些特定事件细节的呈现，其中还隐含着双方关系的结构性特征。边疆政治不仅仅是特定区域的政治活动，还呈现着更大范围的结构性关系。

边疆政治呈现出诸多特殊性，这也决定了在进行边疆政治研究时，要跳出一般性政治分析框架，基于边疆政治的特征而采取具有针对性的研究路径。在边疆研究上，学者们已经强调了多学科视角的重要性，主张要从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角度来研究边疆，特别是近代以来所强调要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与视野来研究边疆社会。多学科的边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推进了人们对于边疆的认识。可以说，由于边疆社会整体性与特殊性，多学科交叉是边疆研究的必然要求。而且，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传统边疆研究的“历史/政治”〔6〕叙述模式在整体解释上存在局限性，也认识到实施边疆治理的前提是要对边疆社会的构成、运行机制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也预示着以更为多元的角度、更为丰富的层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总之，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决定了只有运用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才能真实地呈现边疆政治的整体与细节、过程与机制、系统与结构，而其中的关键是我们所采取的分析范式。

二、结构、制度政策、事件—过程:边疆政治的分析范式

政治研究有着不同的面向与旨趣，也就存在着不同的分析层次，这也深刻地体现在边疆政治研究上。上文所述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其实也是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所体现的独特性。在政治活动的基本构成中，人作为最为能动的因素，其利益以及由利益所驱动的行为是政治活动最为丰富具体的表现，这些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呈现出来;人们的政治行为依据一定的规则并且也形塑这些规则，这就是制度政策的形成及其变迁过程;而在更为宏观的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事件、政策与制度都是内在于一定的结构之中，并同时也对结构发挥着作用。综合现有边疆政治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所采取的研究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边疆政治研究也主要是从结构、制度政策、行为等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角度可以提升为基本的分析范式，也就代表了边疆政治研究的三个层次。

(一)边疆政治的结构分析

结构往往是表现了人们对某一事实或者现象的整体性认识，所以，其分析必然是整体性的。在结构分析范式之下，中原中心观视野下所构建的中心—边缘结构，农牧互竞的二元结构，拉铁摩尔所阐释的内外边疆的结构，以及新清史对于满族在清王朝帝国构造中的重要性的强调，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等，都是边疆政治结构分析具有突出代表性的观点。

结构研究范式往往与功能分析结合在一起，强调社会整体层次与其内部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探讨，集中考察结构、功能、分化、同质性和异质性、功能相互依存等一系列的核心内容。诸如农牧互动，就强调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如何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强调多民族如何在历史互动中构建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认为各个民族在这一过程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边疆政治的结构分析范式的意义在于，“避免了单纯‘历史/政治’化的传统研究范式……将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作为彼此互动关联的部分加以分析，以揭示汉地社会和中国各边疆地区社会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7〕。边疆政治的结构分析往往是研究范式突破与创新的结果，是大量基础研究的提炼以及反思的结果，因此，结构分析范式往往成为其他研究范式的参考框架，规定着相关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边疆政治的制度政策分析

政策与制度是边疆政治研究的又一重要途径。可以说，大部分的边疆政治研究都是以政策与制度作为重点的，诸如对边疆机构、行政设置、治理政策的研究等。典范如马大正等编著的《中国边疆经略史》以及作为分论的《西藏通史》、《北疆通史》、《东北通史》、《西域通史》、《西南通史》莫不是以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制度与政策为研究重心。其中，《中国边疆经略史》将自先秦至晚清分设九编，每编着重阐述三个问题:一是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二是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是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是边疆制度与政策研究的典范。〔8〕对制度与政策分析范式的主要批评有两点:其一，认为这一分析范式忽视了政治活动主体能动性，局限于对政治机构内部活动和制度政策规定的探讨，不能描述边疆政治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更没有展示各个主体基于利益倾向而互动的实践行为，难以揭示边疆政治的真实面貌;其二，认为这一分析范式具有鲜明的立场与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国家(中央政府)的视角是这一分析的基本出发点，着重研究边疆治理制度与政策的成效、利弊以及经验教训，忽视边疆社会的观点与反应。批评者认为这一分析范式的价值预设与实用倾向遮蔽了对边疆社会现实的清晰认识。即使如此，对边疆政治的制度政策分析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边疆社会的反应被纳入视野，并成为政策调整的重要参照。

(三)边疆政治的事件—过程分析

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具备能动性的多主体互动的表现，而这些基于自身利益的主体间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事件—过程的方式所呈现的。边疆政治的事件—过程分析意味着将边疆政治参与主体的政治行为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主张对政治事件的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并揭示其中的权力与利益关系。相对于结构与制度分析，事件—过程分析的情境是具体的、动态的、鲜活的，往往能够展现或者还原边疆政治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呈现那些在平常状态中潜在的、隐藏的甚至不会展现出来的特征。与此同时，事件—过程分析还能发现边疆政治发展中的偶然因素的作用。在边疆政治事件发展过程中，各主体的利益处在变动之中，而形势又变幻莫测，因此，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因素都有可能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边疆政治的事件—过程分析范式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其中，学者们用力最多的是近代康藏政治。围绕康藏关系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勾连的事件而形成的一段曲折动荡的边疆政治过程，以及康藏政治过程中的各主体之间互动所呈现出来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是关注的重点。①参见林孝庭:《战争、权力与边疆政治:对1930年代青康藏战事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第45期;王海兵:《康藏地区的纷争与角逐1912－193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黄天华:《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三、边疆政治分析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任何范式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预设，从特定的角度出发，因此，任何一种范式在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的同时，也表现出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同时，各个范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这就需要我们统观各个范式，从特定角度出发的同时，也要参照其他分析范式可能的批评与助益。而这需要我们对边疆政治的各个分析范式进行比较。

(一)研究对象。事件—过程分析所关注的中心是事件及其发展过程，一切参与其中的主体与客体都在考虑之中，着眼于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并试图对其中的利益与权力关系进行分析。这一分析范式突显出了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人的主动性、意愿与利益，集中于边疆政治微观层次的研究。制度政策分析范式集中研究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以及政府所实施的政策，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以探讨制度与政策的实施过程与成效。而结构分析则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之内审视边疆政治，它着眼于整体，并试图发现长时段内存在的规律性特征，致力于将整个围绕边疆政治的时空、力量统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内。

(二)研究视角。制度政策分析一般是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自上而下研究机构设置、制度创建与政策实施等，往往表现为由单一中心出发的单方向延伸而非上下互动的双向过程。结构分析采取一种鸟瞰视野，考察一个长时段内各个政治体之间的整体性互动。而事件—过程分析的研究角度则较为灵活，既可以从特定主体的角度出发，也往往采取一种鸟瞰式的视野，特别是后者将参与边疆政治的各主体及其互动纳入其中，追求对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全面客观描述，在叙述结构上是去中心化的。

(三)静态与动态分析。事件—过程分析着眼于由多主体行动所推动的边疆政治事件起源、过渡、高潮、衰退、结束的过程，所以，它是对边疆政治的历时性动态研究。不仅边疆政治事件的发展构成一个动态过程，各主体及其利益也是处于变化之中，各自的行为逻辑也是多变的，所以，边疆政治事件的走向就易于受到诸多偶然与随机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一种难以预测的前景。制度政策分析集中于制度与政策的出台、实施等，虽然也有自身发展变迁的过程，但在短时期内来看是静态的。而结构分析则是在一个长时段过程中可以发现其动态特征，但是这种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一般在短期之内将之视为一个静态的结构。总体而言，静态分析着眼于稳定因素，而动态分析则是关注变化，当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程度上的。

(四)价值取向。事件—过程分析强调客观全面的描述，不刻意追求发掘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进行决定论或者目的论的推断，而是承认甚至强调事件之间偶然或随机的复杂联系。这样在价值预设上是中立的，更加接近边疆政治实践的真实面目，能够展示结构分析与制度政策分析无法发现的因素与过程。结构分析也表现出中立的价值取向，只是其视野更为宏大。而制度政策分析则往往表现出一定的价值判断，集中体现在边疆政治的制度与政策要维护国家统一与边疆安全，表现出国家主义取向的价值判断。

虽然边疆政治的三种分析范式在以上四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作为认识边疆政治的不同角度与分析路径，三者之间存在差异也相互批评，但同时也是相互补充的。

有研究者将结构、制度政策分析范式总和为结构—制度分析，以此与事件—过程分析形成对比。“结构—制度”分析方式是“从宏观的结构和制度方面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分析方法”〔9〕，对其的主要批评在于“结构上的不可见性”〔10〕，也就是在静态的结构之中事物的诸多特征与相互关联难以表现出来。而“事件—过程分析则试图摆脱传统的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从社会的正式结构、组织和制度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特别是“在过程描述中展现结构和策略的融合，或者说甚至超越了像结构与行动那样的诸如此类的二分法而达到“辩证”与“综合”的分析。〔11〕对其主要的批评是，“最大的问题并非是研究方法的不足，而是在对社会的理解上过于片面，即严重忽视了社会抽象性的一面”〔12〕，从而大大限制了该范式的解释力。两者的差异也体现在对偶然因素的态度上，如果说结构—制度分析是极力排除偶然因素提取一般关系进行抽象化，那么，事件—过程分析则是重视甚至放大了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事实上，任何角度的分析范式都在参照其他范式所关注的维度，而且也只有将三种范式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边疆政治全面且客观的认识。但问题是，应该如何将之统合起来?笔者认为，边疆政治的三种分析范式除了在宏微层次上的区分之外，还存在着时间上的重要差异。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学是时段的辩证法，通过时段，也因为有了时段，历史学才能研究社会，研究社会整体”〔13〕。他将历史的时间区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进而表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虽然布氏钟情于长时段的历史研究，认为短时段内错综复杂过程往往使得人们陷入表象，但是，在边疆政治的分析范式中，应该将三个时段结合起来，在历史进程与总体结构也就是长时段中把握边疆政治事件的基本性质，然后才是对政治主体、利益争夺与权力斗争互动过程描述，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当时的边疆政治过程以及事件细节的地位以利益，同样地，也就可以形成对边疆政策与制度的客观认识。特别是边疆政治的事件—过程分析绝不能仅仅关注事件或者短时段内所发生的事实，对此进行孤立分析，而是将其放置于整体结构与历史脉络中，阐释其地位并发掘其意义，也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边疆政治所呈现的不同政治体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四、结语

中国边疆政治有着丰富的实践，边疆史地研究也有长时间的历史，但是，在理论方面并没有取得长足进展，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在于研究角度与层次的单一。正如姚大力先生的评判:“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14〕。理论发展总是伴随着研究角度与方法的创新，只有从宏观与微观、动态与静态、中心与边缘、功能与结构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才能获得对边疆政治的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从而推动边疆研究的科学化与理论化。

〔1〕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53．

〔2〕王海兵．康藏地区的纷争与角逐(1912－1939)〔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周平．论中国的边疆政治及边疆政治研究〔J〕．思想战线，2014，(1)．

〔4〕孙明明．近代康区政治权力体系演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2．

〔5〕〔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28．

〔6〕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J〕．读书，2009，(4)．

〔7〕朱金春．游牧帝国的历史循环——兼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与《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J〕．中国图书评论，2012，(5)．

〔8〕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9〕〔10〕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11〕〔12〕李化斗．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与抽象兼论“过程－事件分析”〔J〕．社会，2011，(2)．

〔1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M〕．刘北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6．

〔14〕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N〕．文汇报，2001－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