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亮

重新凝结我们的善念
——人文精神再讨论管见

李有亮

善念是人文精神的灵魂所在。在这2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作为“善”之主体的人文知识分子，从内在心态到外在姿态都全然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及彼此相互关系的巨大变化。1993年的讨论，在近似一体化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相对容易确立，其启蒙民众的内在意愿及文化姿态均容易彰显。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三大领域冲突，四种文明交织，两种“冲动”失衡，在这样的普遍状态下讨论人文精神的重构、善念的重铸问题，势必要从人文精神与善念的文化承载体系，特别是文学艺术创造中寻求某种突破，在“多元善变”的文化趋势与“一念安居”的人文精神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重新凝结起我们的善念。

人文精神;善念;知识分子;“冲动”失衡

20多年前的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传统人文理想面对市场经济初期所呈显出的驳杂样貌的首次出击。当然，此后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时的市场及资本力量只是刚现出冰山一角，这20多年来，源自人文学子的抵抗努力、启蒙主张或隐或显并未曾真正中断过，但是，有规模、成气候的文化思潮却并不多见。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些年来学术研究日趋个体化、专业化，不似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般热衷“扎堆儿”，另一方面，人们选择精神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也分散着文化界的注意力。因此，再想人为地掀起这种涉及精神领域的大讨论，客观上就有了很大难度。因此，当年的那场讨论的象征意义其实远大于它的实际价值。也因此，在今天这样的现实语境中，想要承接和传递当年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良苦用心，也就显得愈发可贵，或曰这种努力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

一、人文精神的灵魂:善念

什么是人文?“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贲·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古人通过观察天地自然之象了解时序变化，通过体认人间生命之象来把握、构建人伦常序。天象之核在于“天意”，亦即宇宙自然的内在律动;人象之核在于“人心”，亦即人类精神的感知活动。就人心而言，其本身即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人之初其实无所谓性善或性恶，真善美与假恶丑从来就是人类心性的正反两面，须臾不可分割，且会因适应环境而不断变化，如古代思想家王充所言:“人之性，善可以变恶，恶可以变善……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2〕由此才使它的所谓“正面”成为人类孜孜追求的目标。而真善美中，“善”无疑是理想人心的灵魂:它既是“真”的伦理限阈，又是“美”的道德基础。关于前者，记得上个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讲演时就提出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3〕“关心人本身”正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体现。也就是说，真必须以善为导向。关于后者，亚里士多德早就有个观点:“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4〕如此看来，善念正是人文精神的灵魂所在。今天重提人文精神之构建，也正是因为人们日渐深感善念之于当下人心的匮乏，欲求重新予以凝结和铸造。

二、人文精神缺失的本质:善之殇

今天将这场讨论称之为“人文精神再讨论”，自然会与1993年的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形成一种比较。时隔20多年，昨日与今天讨论这一话题的文化语境的“人是物非”，也可进一步印证这段历史的变迁之巨。

1993年的那场人文精神讨论发生时，正值中国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虽然当时一个新的时代才初露端倪，然而，其中所挟带的商品化、物质化的强劲冲击力，还是被一贯具有启蒙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们敏锐地感觉到了。尤其是迅疾涌现的享乐思想、消费潮流以及相应派生的“物欲合法化”理念，让许多秉持传统人文道德信念的知识分子感到了巨大的威胁。“现代化”这个为国人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景，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混杂形态直逼人们的期待视野。而于今，回过头再看那时的情境，我们是否发现，人文精神在这2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作为“善”之主体的人文知识分子，从内在心态到外在姿态都全然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及彼此相互关系的巨大变化。

2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由于刚刚进入由传统经济模式向市场化发展的转型初期，经济市场的内部活力还远未释放出来，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还相当程度地滞留于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所造成的封闭性、一统性状态。政治领域所投射出的主导信息，依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有的对现代化愿景的整体自信，那些在后来日益增多的源自经济领域的不明确、不确定因子，在当时还难以看清。这样的经济、政治讯号传递到文化艺术领域，自然在整体上还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澜。所以说，这个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依然处于丹尼尔·贝尔所说的那种“由单一的决定性原则约束成型”〔5〕的社会结构状态。在这样的近似一体化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十分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其启蒙民众的内在意愿及文化姿态均相对容易确立和彰显。而2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世界形势的快速发展，经济市场化、资本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产业化……，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起来，可以简称为:三大领域冲突，四种文明交织，两种“冲动”失衡。

三大领域冲突。丹尼尔·贝尔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时，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和震撼性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已形成它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这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这种价值观念和品格构造方面的冲突将更加突出，难以扼制。”〔6〕尽管中国社会与成熟的资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近十几年来，资本的力量、市场的机制对于整个社会结构乃至民众心理的深刻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力量、机制作用于政治领域，已经促使其发生了从执政理念到施政行为的深度变化;作用于文化领域，则因其娱乐化、消费化趋势而迅速占据了大众的生活及精神空间。但这种力量、机制天然地不是整合性的，而是分裂性的，它使三大领域在这种强大的推动力作用下不是趋向传统的一体化，而是趋向彼此分化与相对独立，由此也必然导致相互间矛盾冲突的加剧。今天我们的这场讨论，就明显折射着文化领域对于经济强力主导下的精神环境急剧恶化的焦虑，以及对于政治领域对此缺少充分作为的一种隐性不满。

四种文明交织。从文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当下中国正处于不同阶段文明汇聚、重叠、交互作用、彼此消长的复杂状态中:现代工业文明尚在国家布阵图中的主力位置，后工业文明却早已漫延、渗透到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而前工业文明甚至古老的农耕文明并未自动退场，在广大的内地、农村、边疆地带依然广泛存在。这种混杂情形给中国的政治设计、经济发展均带来很大的整合难度。即便是在发达城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交杂、精神混合状态也时常让人们如堕云雾，进退维谷。在都市文人群体中，现代主义思想所引发的信仰危机尚未有任何缓解之相，更加庞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早已不期而至，更加年轻一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盲目自信与盲目崇拜相互交织的矛盾情态，不得不让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们心生担忧。因此，此刻这场讨论的中坚依然是50、60兼部分70后的知识分子。

两种“冲动”失衡。丹尼尔·贝尔在考察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时，将其内部滋生的两种力量定义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二者本属同根，在崇尚自由、追求解放的本质上血肉相连。然而由于二者分工的不同，使它们的精力导向不同领域的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7〕这两种力量在资本主义早期就相互纠缠、相互制约，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精神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8〕如果将丹尼尔·贝尔此“失衡说”对应于中国当下现实，同样具有解释价值。不过需要置换一词:“宗教”易为“道德”。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形，是否“经济冲动力”显示出压倒性优势，而“道德冲动力”则软弱退让到了社会的边角地带?换个说法，眼下我们深感忧虑的，不就是单纯追求效益、攫取最大利润的“经济冲动力”已经到了惟利是图、不惜图财害命的可怕境地，而以“善”为灵魂的“道德冲动力”则频频失守最后底线，成为今天国民心中最大的“殇痛”么?

三、善的文化承载体系及重构可能

面对三大领域的冲突与分裂、四种文明的交织与重叠、两种“冲动”的对峙与失衡，今天作为精神文明倡导主体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却已经普遍丧失了20多年前的那种急迫、焦灼、意气甚至莽撞，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生阅历的积淀共同铸就了今天知识分子的人文姿态，那就是无可避免地浸融、渗入到各个领域、各种力量的交汇漩涡中。这表现在，一方面，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精神纽带不仅未曾松动，反而越系越牢;与经济市场之间的实际关联不仅未曾疏远，反而更加紧密。另一方面，作为传统读书人、文化人，在新媒体时代的文化创造产业化、文化经验多样化趋势下，角色与“人”相互游离，内部人格严重分裂。整体上看，各个领域、各种力量的强大吸附性、支配性、诱导性，致使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进一步丧失了20多年前尚存的那部分独立性，从而陷入一种无中心、无依托的“精神漂移”状态。

在这样的普遍状态下，讨论人文精神的重构、善念的重铸问题，就显得很不轻松。究竟能否找到、找准我们的切入点?笔者觉得还需适当探究一下人文精神与善念的文化承载体系，从中寻求某种可能。

从狭义的文化功能意义上看，以“善”为灵魂的人文精神主要有三种文化承载体系:一是宗教，二是道德，三是文学艺术，这三者均是用来诠释人生意义的，是构建人类精神世界的主要载体。但细辩之下，它们对“意义”的建设作用又居于不同的思想层面:

宗教，是“善”的信仰层面，处于人类思想的最高层，具有突出的形而上特性。无论传统宗教还是现代“新教”，无不是一种彼岸寄托，灵魂的安居寓所，呈显一定的神秘性。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并无西方那样独立的宗教历史文化体系，所以，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只能借助西方的宗教理论。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宗教学家马克斯·韦伯历来高度关注宗教的精神意义和伦理价值，他曾说过:“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9〕而这些影响主要是指向“意义”的，如其所论，“这些超验物的性质和活动为人类生活中那些异常、痛苦而又不可理喻的种种经验赋予了意义……宗教像语言一样，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观念……”〔10〕只不过依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伴随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新教伦理与传统宗教不同，它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内在亲和性，或者说参照中国的传统说法，是一种“入世”的教义。它是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伦理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理性。韦伯这样评价之，“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11〕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片面强调竞争、优胜劣汰的社会中，理性的经济伦理诸如诚实、信任、责任心等确实显得难能可贵，而韦伯所总结的勤奋、忠诚、敬业等新教精神，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冲动力”之外，宗教所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这对于建立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伦理道德，对于重新构建以“善”为灵魂的人文精神颇具启发意义。

道德，是“善”的践行层面，处于人类思想的最底层，具有明显的形而下特性。道德所显示的，是人类活动的底线诫阈，是建立正常公共秩序的基本准则。而在中国，虽然我们的文化体系中缺少独立的宗教，但是却发展出了十分发达的“类宗教”的道德体系，儒家思想构成其价值核心。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怪杰”的辜鸿铭将之称作“良民宗教”，并不无夸耀地解释为:“在中国，每个个体之所以不感到有用物质力量保护自己的必要，是因为他确信，公理和正义被公认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而道德责任感被公认为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12〕言其“夸耀”，是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的道德体系虽然在世界上也堪称独特和实用，但并非十分完善，相反，其中有些思想成分缺乏应有的开放性。譬如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不论此处的“穷”是指生活贫困，还是有人讲的“走投无路”，其意都是让君子安守现状，不恋身外之物。这种态度从孔子赞叹他的第一贤徒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中，也确可得到印证。但是，对于人一旦由穷变富之后的道德自律，却缺少足够的警诫与指引。我们今天遇到的恰恰就是一个“富有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再加上几千年封建威权一直采取思想上“愚民”、经济上“穷民”的统治术，致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由穷变富”的心理准备严重不足，一旦尝到做“有钱人”的甜头，便难以固守昔日的贫穷誓言，有的变得自私、懒惰，有的变得为富不仁。鲁迅先生曾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说过:“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13〕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我们确曾做到过后半句，但对前半句却难以抵御。

由此对比中西方历史不难发现，西方一直有“以宗教代德教”的倾向，其中也曾长期陷于“禁欲苦行主义”的困境中。而中国则历来注重道德教化，试图将其提升之精神信仰的高度，也由此屡屡滑向政教一体的极端。因此，宗教与道德虽然是解决人类精神困惑的重要力量，却往往也会犯“过犹不及”的错误。

文学艺术，是“善”的修为层面，处于人类思想的中间层，具有形上与形下相互交叠的复合特征。在精神意义上，它上触宗教之“天”，下接道德之“地”，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既具价值超越性又有现实及物性的博大精神空间。在理论上，文学艺术与宗教、与道德的亲缘血脉关系也早已被人深入研究揭示过。可以说，就中国目前的现实境况，要想构建人文精神的文化承载体系，文学艺术也许是最靠谱、最切实的选择(而事实上今天人们对文学艺术多有责难，也是因为精神普遍失衡状态下对文艺的过多期望所致)。因为宗教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是没什么指望的，不仅是中国人过去不信上帝，今天也少有韦伯讲得那种“新教”信仰(当然这方面信仰确有发展空间)，而且即便有少数人入教，也多为向上帝或神灵祈求赐福的，而非表示忏悔的。而道德呢，实在又与信仰问题深切相关，当下频现道德“穿底”的现象，其终极根源还是心中无敬畏，善念被屏蔽。如此，要进行道德建设无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中国也只有动用举国体制方可奏效。当然，这绝非表达一种消极态度，而是基于“一切从当下计”的现实策略。抱着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我们今天的人文精神探讨可能就不完全是“就虚论虚”了。

从当下计，文学艺术对人文精神重建的可为价值毋庸置疑，其现实责任也无可推卸。而从文学艺术发展的目标理想来看，笔者觉得以下三点当为要紧:

一是有灵魂。文学艺术创造理应把同情心与正义感作为自己的灵魂，而同情心与正义感也就是“善”。当今文学艺术家重要的不是缺少才能，而是这种善念。它是内在于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态度的。谈到态度，李建军曾经专门写过《文学的态度》一文，他坚定地认为:“态度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化影响力和受尊重的程度。只有那些在写作中态度真诚、善良、勇敢和正直的作家，才能获得人们由衷而持久的尊敬。”〔14〕他文中列举了俄罗斯文学“基于宗教精神的博爱”，以及中国古代司马迁《史记》中“仁义为本”的写作理念和“公听并观”的写作态度。当然，怀着“善”、“爱”之心写作，并非排斥对“恶”与“恨”的书写，恰恰相反，这“恶”的适度刻画或“恨”的健康表达，正可反射“善”的宽责并举及“爱”的深沉明晰。

二是接地气。现在人们通常把“接地气”理解为深入底层或民间生活现实，这自然没错。但是，其中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思考:一个是“民间”抑或“底层”这些概念的所指模糊不清。一般会将之较多指向破败的乡村、进城打工者、城市下岗职工等显在的“绝对性”弱势群体，然却对于一般知识者、基层官员、普通公职人员、老人儿童、特殊行业从业者、特定女性群体等这些数目更加庞大的“相对性”弱势者少有关注。二是“地气”并非只指底层的外在真实，更涉及普通人的“内心真实”，或者如谢有顺所讲得“内在的人”。他在近期一次演讲中说:“今日的小说，之所以日益陈旧、缺少探索，无法有效解读现代人的内心，更不能引起读者在灵魂上的战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重新做了故事和趣味的囚徒，不再逼视存在的真实境遇，进而远离了那个内在的人。”〔15〕我们寄予人文精神构建厚望的文学艺术，就是应当努力以如椽之笔接通“人心的地气”，用心灵阅读和聆听那些无所不在的“内在的人”。

三是懂大众。于今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如何面对大众的需求。雅文学论者认为，绝不可一味迁就大众流俗与消费市场，俗文学论者则坚持文艺本来就是以大众需求为存在理由，过于求精、求雅只能自断生路。也许区辨二者是非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对于大众心理的认知和需求的判断是否深入、准确。举一个例子，近几年电视剧作品中“后宫戏”相当热闹，但鲜有像《甄嬛传》这样的超长版宫斗剧能获得如此成功。言其成功，首先是它充分占有了市场，赢得了大众的喜欢。我们今天谈人文精神构建，如果不能正视文学艺术大众化这一无可逆转的巨大事实，依然视人文精神为小众精英的“特权”，就根本无法实际推行我们的想法。其次，一个更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是，《甄嬛传》并非靠简单、浅薄的伎俩哗众取宠的，它的成功既有新媒体技术为支撑的传播营销策略，更因其制作质量的精良，与同类作品相比堪属上乘。电视画面中的一饰一物、一举一动均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当然并非尽善尽美，也不可能)，表现出所有参与创作者十分严谨认真的艺术态度。更兼有作品内涵严肃、凝重，貌似言情、说爱，实则大有深意:女人的争斗皆因男性霸权而起，而男人、女人的悲剧又无不指向封建历史专制统治，也许还兼有人们所说的对当下职场严酷竞争的现实映射。笔者历来坚信一点，不要轻易怀疑大众的判断力。大众喜欢的东西一定有它值得喜欢之处，它不仅在外在形式，更在于其提供给人们内心深处具有普适性、共需性的价值期待和意义诉求。当然，大众文化产品总是有很多不足，但这一方向却是无法逆转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觉得今天无论是新媒体技术、文化产业发展，还是大众化需求，并没有真正封堵住我们的文学艺术通向人的精神殿堂或灵魂深入的道路，事实上它一直敞开着。今天可能只是因为打开的“门窗”太多了，我们一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扇，或者不敢从这些新的门窗勇敢地走出去，带着我们的灵魂。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在“多元善变”的文化趋势与“一念安居”的人文精神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让心向内，让脚向外，在内外两个世界的新一轮交融中重新凝结起我们的善念。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88．

〔2〕王充．论衡·率性〔A〕．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C〕．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85．

〔3〕杨东平．中国教育:人文价值的流失和重建〔A〕．侯样祥．我的人文观〔C〕．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45．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A］．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84．

〔5〕〔6〕〔7〕〔8〕〔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M〕．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2，10，13，14．

〔9〕〔1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M〕．李修建，张云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7．

〔10〕〔德〕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前言)〔M〕．伊弗雷姆·弗肖夫译．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3．27－28．

〔12〕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C〕．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22．

〔13〕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C〕．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15．

〔14〕李建军．论文学的态度〔J〕．上海文学，2011，(6)．

〔15〕谢有顺．内在的人〔J〕．小说评论，2013，(2)．

(责任编辑:谢莲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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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0633(2015)06－086－5

2015－08－28

李有亮，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上海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