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宁◎

论对外直接投资与发展援助的互动发展*

黄 宁**◎

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发展援助规模大和增速快的背景下，分析我国对外发展援助正外部性对降低对外直接投资沉没成本的效应，有利于加强认识我国对外发展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互动发展中的利益所在。论文基于对外发展援助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发展援助发展互动关系，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时间纵向和地区横向互动关系的实证以及对外发展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混合体”——替代种植案例分析，验证了对外发展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互动发展关系的存在，提出我国加快“走出去”步伐的政策含义。

替代种植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发展援助

一、问题的提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从建国初期直接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和物资援助，到现在越来越多地提供发展项目性的资助，我国向这些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步伐从未停止。对外发展援助是服务于援助国的国家利益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对外发展援助有不同的动机(刁莉和何帆，2009)*刁莉、何帆：《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战略反思》，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6期，第120页。。在60多年对外发展援助中，我国对外援助的目的和方式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援助的目的从做贡献和尽义务的对外援助转变成为基于经济和政治角度的对外发展援助，对外援助方式逐步从单纯的外援，逐步向与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外贸相结合过渡(王迎新，2012)*王迎新：《中国对外援助与外贸、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载《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56期，第56页。。我国经济领域的改革对我国对外援助的目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周弘，2009)*周弘：《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3页。，经济因素在我国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不断增大(黄梅波，2007)*黄梅波：《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现状和趋势》，载《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6期，第4页。，经济利益是我国对外发展援助谋求的目标之一(沈丹阳，2005)*沈丹阳：《官方发展援助:作用、意义与目标》，载《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第9期，第30页。。经济因素在我国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不断加大,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越来越注重援外的经济效益(黄梅波和刘爱兰，2013)*黄梅波、刘爱兰：《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经济动机和经济利益》，载《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4期，第62页。。周宝根(2010)*周宝根：《援外带动互利合作的六大效应》，载《国际经济合作》，2010年第9期，第51页。、刁莉和何帆(2009)*刁莉、何帆：《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战略反思》，第122页。、沈丹阳(2005)*沈丹阳：《官方发展援助:作用、意义与目标》，第30页。、Sanjeev and Shyam(2007)*K.Sanjeev，N.Shyam，“Aid Motivation and Donor Behavior”, Americ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1， June 2007，pp.1-13.等分析认为通过对外发展援助，援助国可获得的经济利益包括扩大商品服务和技术出口、保障稳定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以及促进对受援国的投资等。同时，对外援助项目的特点决定了项目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属性，即对外援助项目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对外援助项目的正外部效应程度主要是通过对外援助项目的有效性来说明的。对外援助项目对受援国有效性的研究结论虽然有分歧，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还是支持有效。研究结论认为无效的学者主要有Boone(1996)*Boone，“Politic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0，No. 2， February1996， pp. 1289-329.、David&Easterly(1999)*D.David and W.Easterly， “The Search for the Key: Aid， Investment， and Polic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No.8， August1999， pp. 546-577.和Martinussen&Pedersen(2001)*J.Martinussen，P.Pedersen，Aid：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ew York： Zed Books， 2003，p.143.等；认为有效的学者主要有Levy(1988)*Levy，“Aid and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recent experienc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 32， No.9， November1988， pp.1777-1795.、Morrissey(2004)*Morrissey，“Recipient Governments’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Meet Aid Conditionality: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Finance and Conditions”，Working Paper Series UNU-WIDER Research Paper ，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2002，p.2.、Irandoust et al.(2005)*Irandoust，Ericsson，“Foreign aid， domestic savings， and growth in LDCs: An application of likelihood-based panel cointegration”， Economic Modelling， vol. 22，No. 4， July2005， pp. 616-627.、Gomanee et al(2005)*Gomanee， Morrissey，Mosley，Verschoor，“Ai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Aggregate Welfare”， World Development， vol. 33，No. 3， March 2005， pp.355-370.等；另外还有一类结论是条件有效或无效的，如Burnside and Dollar(2004)*Burnside， C.，Dollar，David.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revisiting the evidence”，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3251 .April 2004， p.37.、Karakaplan and Sayek(2005)*M. Karakaplan and S.Sayek， “Aid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Departmental Working Papers 0505，Bilken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2005，p.7.、Selaya and Sunesen(2008)*Selaya P.，Sunesen E.R.， “Does Foreign Aid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scussion Papers No.08，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September 2008，p.1.等。对外发展援助的有效意味着对外援助项目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外部效应较大。

《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10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2.8%，已连续多年进入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我国在境外设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达到了2.54万家。而同时，2011年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我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9.4%。2014年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我国2010年至2012年的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人民币，平均每年将近300亿。可见，我国对外发展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展都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并且，随着我国“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临的所在国政局变动、外部因素干扰、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等风险和挑战也在同步上升。这种风险和挑战的同步上升增加了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环境不确定性。再加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资源寻求的特征明显。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采矿业上的投资额为135亿美元，高于全部制造业的87亿美元。2005年世界银行对我国到海外投资的132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有52家是为了寻求资源。李磊和郑昭阳(2012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特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资源开发项目对基础设施等专用性资产的投资量较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这种突出的资源寻求特征扩大了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李磊、郑昭阳：《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为资源寻求型》，载《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2期，第146-157页。。专用性资产投资的扩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势必增加投资决策中的预期沉没成本，这将直接制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分有必要分析对外发展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即需要分析对外发展援助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正外部性效应与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预期沉没成本是否能形成互补，也需要分析对外发展援助的正外部性效应能否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预期沉没成本，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又能否提高对外发展援助的有效性？显然，对这些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对外发展援助在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根据不同性质，李慎明(2002)把对外援助分为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等类别*李慎明:《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载《人民日报》，2002年6月17日，国际周刊。。李育良(1999)认为对外发展援助是国际经济合作和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方式之一，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起构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三大领域*李育良：《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国对外援助》，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91页。。2002年联合国发表的“蒙特雷共识”指出对外发展援助对国际投资的补充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张汉林等(2010)*张汉林、袁佳、孔洋：《中国对非洲ODA与FDI关联度研究》，载《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第69页。、Selaya and Sunesen(2008)*Selaya P.，Sunesen E.R.， “Does Foreign Aid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2008，p.1.、Harms and Lutz (2006)、Karakaplan et al. (2005)*M. Karakaplan and S.Sayek， “Aid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p.2.等认为对外援助有条件地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并且，张汉林等(2010)*张汉林、袁佳、孔洋：《中国对非洲ODA与FDI关联度研究》，第69页。和Karakaplan et al. (2005)*M. Karakaplan and S.Sayek， “Aid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p.2.认为对外发展援助与受援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是互补的。Kimura and Todo(2010)*H. Kimura and Y.Todo，“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DI?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World Development， Elsevier，vol. 38，No.4， April2010， pp.482-497.直接总结了发展援助促进施援国向受援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两大效应：“基础设施效应”和 “先锋效应”。“基础设施效应”是指官方发展援助可以改善受援国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创造良好的基础。“先锋效应”则是指施援国通过向某受援国提供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从而得到了该受援国相关的投资环境和政府行为的信息,并且利用援助,将自身企业特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式输入受援国,从而促进该施援国对受援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Harms and Lutz(2004)*Philipp Harms，MatthiasLutz，“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oreign Aid: A Survey”，University of St. Galle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4，No.11，p. 1.、Kimura and Todo(2009)*H. Kimura and Y.Todo，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World Development Vol.38， No.4， April 2009， pp. 482-497.和巴文(2011)*巴文：《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援助的有效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 2011年博士论文，第2页。的研究也证实了对外发展援助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基础设施效应”的存在。Harms and Lutz(2004)研究认为对外援助投入到受援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其他基础补充要素上将会有助于受援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Philipp Harms，MatthiasLutz，“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Foreign Aid: A Survey”，p. 27.。Kimura and Todo(2009)分析了1990-2002年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英国进行的对外发展援助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发现了日本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对外援助能够显著地带动日本对受援国的直接投资*Kimura H and Todo Y.，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pp. 482-497.。巴文(2011)在把对外发展援助明确分为基础设施对外援助和非基础设施对外援助的基础上，对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南亚4国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了基础设施对外发展援助有效地促进受援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而非基础设施对外发展援助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较弱*巴文：《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援助的有效性分析》，第22页。。Asieduet al.(2009)*Asiedu，Jin，Nandwa，“Does Foreign Aid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 of Expropriation Risk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king Papers Series i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Kansa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May 2009，p. 12.、Kimura and Todo(2009)*H. Kimura and Y.Todo，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pp. 482-497.等的研究也证实了对外援助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先锋效应”的存在。Asieduet al.(2009)*Asiedu，Jin，Nandwa，“Does Foreign Aid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 of Expropriation Risk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54的研究认为通过对外发展援助的先期进入，可降低国际直接投资进入的风险，对外援助可以通过降低风险来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Kimura and Todo(2009)实证分析认为日本的对外援助有助于了解受援国的相关信息，从而决定国际直接投资是否流入*H. Kimura and Y.Todo，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pp. 482-497.。

王翚等(2013)把我国作为对外援助的受援国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分析对外发展援助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关系，认为在短期中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发展援助挤出了这些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但在中期和长期这些国家对我国的发展援助促进了这些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并且时间越长，促进效应越强*王翚、雷鹏飞、甘小军：《官方发展援助对FDI的影响效果研究》，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3页。。黄梅波(2007)*黄梅波：《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现状和趋势》，第4页。、肖宗志和张德容(2002)*肖宗志、张德容：《中国五十多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评析》，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80页。和徐建平(1996)*徐建平：《论对外经济援助与互利合作相结合》，载《国际经济合作》，1996年第3期，第14页。等学者的文献中也定性论述了我国对外援助对我国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周弘(2010)的研究指出：在投资实践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在海外发展自身实力的需要日益增强,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长期的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对象,与我国政府有长期且稳定的外交关系,且贸易往来也越来越密切,是我国企业向外发展,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国家*周弘：《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第7页。。黄梅波和刘爱兰(2013)研究认为对外援助成为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多机会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对外援助对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梅波、刘爱兰：《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经济动机和经济利益》，第62页。。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关于对外发展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的结论存在不确定性，但支持对外发展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存在积极影响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了对外发展援助投入方向。如果对外发展援助投入到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领域，即对外发展援助是较为有效的，那么对外发展援助就能有效降低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扩大直接投资的流入；反之，影响就会较小，甚至是消极的。在目前对外发展援助与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研究的文献中，主要集中在对外发展援助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方面，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援助影响的文献较少。假设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援助有效性的影响也是同样存在，那么就会形成“对外发展援助有效→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对外发展援助更有效→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更多”的对外发展援助与直接投资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本文试图论述对外发展援助与直接投资互动发展关系，通过我国对外发展援助与直接投资的实践，验证这一关系，以期得到对外发展援助与直接投资之间更加客观和全面的结论。

三、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的互动发展关系

对外发展援助又称国际发展援助或官方发展援助(ODA)，是指相对发达国家和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有关主体(包括其所属机构、国际有关部门组织、社会团体)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一种对外经济活动，是资本(有时候也会是其他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一种方式之一。把对外发展援助双方分别称为施援国和受援国，施援国是指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的国家或地区，受援国指接受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的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国私人投资，是资本国际流动的最主要方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双方分别称为母国和东道国，母国为资本流出国，东道国为资本流入国。

根据对外发展援助的经济学理论，对外发展援助有补充、减贫和杠杆三大作用。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双缺口模型”影响下，对外发展援助的基本作用是填补受援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缺口。一般认为资本要素的积累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发展援助的这一补充作用就是通过向受援国提供用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投资从而提高受援国的储蓄率，进而达到促进受援国资本形成，最终达到加快经济增长的目的。然而，经济增长的实践证明，有了经济增长未必会自然地实现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并不会“自然降临”到贫穷人民的身上。这样，对外援助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减贫，使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真正结合来。最后，从多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适当的经济政策是导致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在扭曲严重的经济环境下，对外发展援助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经济活动带来的追加资源都不可能较好地发挥应有的效益。因此，发展援助的重要职能就是要起到杠杆的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

根据对外发展援助的功能和作用，施援国通过援助目的和方式的调整，利用援助主体实施对外发展援助项目，援助项目在受援国是有效的，引起生产能力和经济需求等变化产生直接经济效应，公用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人力资源得到培训，相关技术得到一定开发和发展，相关制度得到完善，从而形成对外发展援助的正外部性效应。对外发展援助的正外部性效应将会明显减少专用性资产投资和降低投资环境不确定性，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沉没成本，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对受援国的投资信心，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

母国通过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鼓励投资主体“走出去”，形成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带来直接投资效应，弥补缺口，促进普惠，带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提升经济能力，降低东道国患“援助依赖症”的风险，增强对外发展援助的补充、减贫和杠杆效应，从而提高对外援助的有效性。如果一国只是单纯地进行对外发展援助，而没有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那么这种对外发展援助是不会持续下去的，也不会取得施援国与受援国在经济上的更大发展。因为只依靠对外发展援助，不仅不可能使一个后进国家真正从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而且也不利于施援国与受援国的长远经济发展。当施援国给受援国带来发展资金援助时，还得同时带来适用的新技术、新管理和新就业，受援国才会有更大的就业和贸易，才会有新的增长，才会有可持续发展。

对外发展援助理论的受援国效应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东道国效应都直指受援国(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且对外直接投资和发展援助互动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受援国(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从而在受援国(东道国)层面形成对外发展援助与直接投资互动发展关系。对外发展援助实现了部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部分解决了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外部性问题，而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提高东道国的各种效率，部分解决了对外发展援助的有效性问题，在母国(施援方)层面形成对外直接投资和发展援助互动发展关系。最终，通过对外发展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受援方(东道国)与施援方(母国)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如图1所示)。

其实，发展援助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一种互利行为。一方面，对外援助的注入，可以提升受援国的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社会能力，总体上改善受援国对外部资源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施援国也可以通过援助实现其三个方面的经济目标：一是通过援助帮助受援国增加援助国所需原料的生产，以获取受援国安全稳定的原料资源，或者用援助直接换取受援国的原料供应。二是建立和维持与受援国良好的经贸关系，扩大本国商品出口市场，促进就业。施援国借助援助他国之便为本国企业的商品扩大销路，甚至包含占领对方国家特定商品市场的企图，对开拓受援国出口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当受援国市场还比较封闭的时候，作用更加明显。三是援助可以用来改善受援国的投资环境，以达到直接投资的目标。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数都是从发展援助开始的。对外发展援助的外部溢出效应，客观上会对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产生节约外部性成本。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的互动发展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时间纵向互动情况、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地区横向互动情况以及替代种植案例，验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的互动发展关系。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时间纵向关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发展迅速，规模都不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2002年的27.0亿美元持续增长到了2011年的746.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44.60%；同期，我国对外援助金额由5.9亿美元持续增长到了26.2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7.95%。

资料来源:2003年至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002年至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对外援助金额的Pearson相关系数高达0.9833。进一步进行因果检验。

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看，在对外发展援助不是对外直接投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下，因果检验结果是F=78.2911Sig.F=0.001171，拒绝原假设，说明我国对外发展援助是对外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在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对外发展援助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下，因果检验结果是F=55.0257 Sig.F=0.002192，同样也是拒绝原假设，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发展援助的Granger原因。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互为Granger原因。这样，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在时间纵向上是互动发展的。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地区横向关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十分不均，各地区发展速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009年至2012年在亚洲、非洲、欧洲、拉美和大洋洲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04%、20.49%、13.18%、7.69%和-0.88%；同样，我国对外发展援助的地区分布也不均，各地区分布变化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对外发展援助2009年至2012年分布变化是亚洲和非洲分别提高了11.9和20.1个百分点，欧洲、拉美和大洋洲分别下降了5.8、2.8和3.3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2010年和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和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

2009年至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各地区平均增长速度与对外援助各地区分布变化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7546(Sig.=0.0379)，相关系数虽然比时间纵向的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进行因果检验。

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看，在对外发展援助地区分布变化不是对外直接投各地区增长速度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下，因果检验结果是F=8.3152Sig.F=0.027053，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对外发展援助地区分布变化是对外直接投各地区增长速度Granger原因。在对外直接投资各地区增长速度不是对外发展援助地区分布变化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下，因果检验结果是F=5.7345Sig.F=0.032847，同样，在5%的显著水平下也是拒绝原假设，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各地区增长速度是对外发展援助地区分布变化Granger原因。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各地区增长速度与对外援助地区分布变化之间互为Granger原因。这样，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在地区横向上也是互动发展的。

(三)替代种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发展援助的混合体

替代种植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缅甸和老挝北部开展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的种植，帮助罂粟种植区发展替代经济的一项对外发展援助，是按照平等有偿、互利互惠、互通有无的原则，采取政府支持、企业经营、双方平等协商的办法，从资金、技术、市场、关税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推进境外邻国毒源地区替代种植、替代产业发展的一项对外直接投资。替代种植是对外发展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混合体”，替代种植既是我国对缅甸和老挝北部的对外直接投资，又是我国通过资金、技术、市场、关税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向缅甸和老挝北部提供的发展援助。替代种植虽源于禁毒，但已演变成为我国特别是云南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形式之一。经过近20年的实施，替代种植项目在取得了较好禁毒效果的同时，实现了我国与缅甸老挝“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云南省商务厅(2008、2009)资料显示：替代种植向替代产业和替代经济更高层次转型的趋势明显，我国与缅甸和老挝的双边投资贸易增长迅速，缅甸和老挝北部自生能力不断提高。截至2011年底，我国已有超过180家替代企业在缅甸和老挝北部开展替代种植业务，已累计投资近16亿元，开展替代项目200多个，替代种植面积达300多万亩。其中，中资企业在缅从事替代种植超过了100家，累计投资超过了10亿人民币，累计替代种植面积200多万亩，替代作物涵盖橡胶、玉米、甘蔗、木薯和热带水果等40个品种。

替代种植的受援国(东道国)效应明显。替代种植项目缅甸北部直接受益人群超过13万人，替代项目实施区内的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约200元增加到2009年的1000元左右，其中劳动力的年收入增加到3000元左右。老挝波乔省2009年人均收人达到了425美元。2007年缅甸果敢县财政收入达到了1．97亿元人民币，老挝丰沙里省财政收入达到了0.12亿元人民币。缅甸和老挝对云南的出口分别从2000年的1.65亿美元和0.07亿美元扩大到了2012年的7.43亿美元和1.9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21.76%和33.66%。缅甸对云南贸易逆差虽然在扩大，但逆差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在快速下降，由2000年的61.43%下降到了2012年的34.59%。老挝对云南贸易，由2000年0.07亿美元的逆差转变成了2012年的0.43亿美元的顺差。项目还带动并改善了缅甸和老挝北部的道路、桥梁、房屋、饮水、学校、卫生所等基础设施建设。云南省商务厅(2011)资料显示，2006年-2010年替代种植企业在缅甸、老挝北部修建简易公路逾3000公里、架设桥梁18座、修建水渠逾500公里、修建水池30多座、新建变电站6个、新建学校18所、新建卫生院和卫生室13所。缅甸和老挝北部当地政府对替代种植项目的态度由消极正转向积极，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配合替代种植项目的实施。

替代种植的施援国(母国)效应显著。我国开始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统计之后，2004年云南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不到0.07亿美元。2007年云南对缅甸和老挝的直接投资分别为0.68亿美元和0.14亿美元，2013年分别为1.16亿美元和3.26亿美元，2007年至2013年累计投资分别达到了10.07亿美元和7.49亿美元，分别占到了云南的31.25%和23.26%。云南与缅甸和老挝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从2000年的3.63亿美元和0.19亿美元扩大到了2012年的22.72亿美元和3.4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分别达到了16.51%和27.39%。在替代种植农产品返销国内方面，云南德宏州境外罂粟替代种植2009年返销国内农产品16．96万吨，返销金额3275万美元。云南镇康南华大帮东糖业有限公司2012/2013年榨季替代种植返销国内农产品甘蔗产量41.1万吨。从源头消除毒品方面也起到了明显的效果。缅甸和老挝北部罂粟栽种面积已从历史最高年份的16.53万公顷，下降到2006-2007年度的1.86万公顷，罂粟种植面积占世界总量的份额从1998年的66%下降到2006年的12%。替代种植是对外发展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混合体”的典型。

严格而言，种植替代并不是通过发展援助促进直接投资的典型，其具有特殊性。但是，它展示的事实表明，没有发展援助的先期进入，后来的贸易和连续性投资也不可能发生。替代种植“混合体”效应表明了对外发展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是可以互动发展的。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对外发展援助通过“先锋效应”和“基础设施效应”等手段提供一些国际公共产品，能有效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沉没成本，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反之，对外直接投资效应能够有效降低东道国患“援助依赖症”的风险，增强对外发展援助的补充、减贫和杠杆效应，提高对外援助的有效性。从而形成“对外发展援助有效→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对外发展援助更有效→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更多”的对外发展援助与直接投资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我国对外发展援助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虽然我国对外发展援助与对外投资互动发展关系已有显现，但仍需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上，需要我们更加重视我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做好对外发展援助规划，提高我国对外发展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发展促进的有效性，突出对外发展援助与我国能源资源战略、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紧密联系，以便确保我国对能源资源产品的安全进口需求。

*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我国对外发展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互动——基于正外部性和沉没成本的研究”(项目号YB201402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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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27(2015)01-0096-13

**黄宁：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