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攻研 刘洪钟 范琳琳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援助规模不断增长，通过援助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成为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共同愿望。然而长期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持续的贫困和冲突让不少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援助的意义产生了强烈质疑，甚至认为正是国际援助直接导致了萨赫勒地区马里游牧民族图阿雷格的武装叛乱。国际援助对受援国国内武装冲突的影响日渐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议题，至今仍未达成共识。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崛起正在推动全球援助体系的深刻变革，新兴援助在受援国产生的影响日渐凸显。2007年停火协议破裂之后，西方国家对斯里兰卡的援助规模骤降。面对斯里兰卡急剧恶化的国内局势，中国和印度伸出援助之手，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落地助推了斯里兰卡经济的复苏，也为政府军重新夺回东部和南部地区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随后持续数十年的内乱得以终结。这昭示着中国对外援助正在成为影响受援国经济和安全形势的重要力量。

由于显著异于传统的援助模式以及逐渐显现的影响力，中国的对外援助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学者围绕中国对外援助的动机、对受援国经济增长和制度环境的冲击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但对于中国援助与受援国武装冲突的因果关联以及其中影响机制的讨论仍然较为稀缺。本文试图利用以微观项目为基础的中国全球援助数据库，采用工具变量法精确识别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武装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援助的独特性，从经济效应和国内政治效应的双重视角寻找中国援助影响受援国武装冲突的内在机制，打开援助与受援国武装冲突联结中的黑箱。在回应国外学者对中国援助质疑的同时，实现对传统“援助—冲突”理论的反思。

援助与武装冲突的研究脉络

国际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伴随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后发国家的成长，国际援助逐渐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援助和受援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展开。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国际援助的影响可能远超经济维度。自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暴力和冲突再次被视为全球面临的主要威胁。国际援助能否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有力工具，为地区和平与稳定提供重要支撑，成为众多学者关心的话题。

已有文献主要从“财政收买”和“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了援助为何能够减少受援国的冲突。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的研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国际援助导致资源的重新配置，国内民众对于援助资源的争夺可能产生更多冲突。此外，援助的波动性也可能成为冲突来源。受援国每年接受的国际援助规模可能发生较大变化，诸多学者发现援助规模的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导致极端贫困和族群矛盾的出现，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国际援助规模的突然下降也会降低政府军的军事威慑能力，导致国内权力平衡的变化，增加受援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

综合已有研究可知，首先，围绕国际援助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文献，但就援助与冲突这一议题至今仍未达成共识。由于数据的限制，当前大多数文献仍然是基于传统援助进行研究，其对于新兴援助的解释力大打折扣，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其次，中国对外援助理念和行为模式与欧美传统援助的巨大差异使其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中国的援助战略、中国援助是否有助于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对中国援助在受援国产生的国内政治效应、与武装冲突的相关性等重要议题关注不足。对中国援助在受援国发挥影响的微观作用机制更是缺乏深入探讨。全面、准确地评估中国援助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回应西方学者的众多质疑，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最后，在进行国际援助对武装冲突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内生性问题成为所有文献无法回避的难题，援助与冲突之间相互影响，极容易导致实证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仅仅是两个变量的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如何有效地处理内生性问题成为精确识别国际援助与武装冲突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关键。这一难题有待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加以克服，以确保相关结论的准确性。

中国援助与武装冲突：理论分析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典型特征

中国对外援助自2000年以来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援助总额由2000年的24.59亿美元激增至2014年的3476.1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8.59%，其中发展型援助和混合型援助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援助区域分布来看，贫困和战乱频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中国援助力度最大的区域，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33.44%。欧洲和中亚地区位列第二，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亚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援助规模相对较小，中东和北非地区在过去十多年间累计接受中国援助总额仅为54.89亿美元。就援助目标而言，中国对外援助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发展型援助为主导，援助额达1607.14亿美元，累计占比为46.2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发展型援助比例更是高达71.74%和94.47%。在欧洲和中亚地区则以商业援助为主。

中国对外援助遍布能源供应、运输、采矿、通信、供水、金融、贸易、旅游、教育、卫生等各领域，其中与基础设施（如水利工程、公路铁路）相关的援助项目达到70%左右。截至2014年，能源供应、运输、采矿是中国对外援助最为集中的领域，援助金额分别达到1328.41亿美元、867.75亿美元和291.51亿美元。通信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位列其后，累计援助金额达到166.82亿美元和159.48亿美元。分析显示，中国在运输、通信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这三个领域的援助集中流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比例高达42.78%、37.64%和46.28%。欧洲和中亚国家则在能源供应、采矿和商业合作领域接受了较多的中国援助。与债务减免相关的援助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多个极端贫困国家。

（二）中国援助影响受援国武装冲突的机制分析

作为新兴援助国，中国的对外援助属于“南南援助”的范畴。就援助理念而言，中国秉承不干涉原则，在援助过程中不附加任何政治性条款；传统援助者则通常会加入附加条款以保证援助资金的有效使用。中国与传统援助国在对自身角色的设定上同样存在差异。庞珣指出，中国采取的“水平范式”是在“团结和合作”的群体内部的资源流动，是资源在水平方向上的双向或循环流动。援助国扮演的角色是“发展伙伴”而不是捐助者，其认为两者都需要帮助并且都正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对方帮助，即相互帮助、互利互惠。传统援助国的“垂直范式”本质上是援助国给受援国的金钱、物质和智力捐赠，传统援助国对援助关系中的行为体存在“援助者—受援者”的明显角色划分。

不同的援助理念和角色定位很可能给受援国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多年的实践证明，传统援助国通过附加条款推动受援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援助理念往往会产生逆向激励，受援国会进行“之字形”改革，不断地改革但最终又回到起点。同时，“垂直模式”希望通过直接的资源转移来消除受援国的贫困和战乱问题，但往往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过度干预受援国局势而激化国内矛盾并成为冲突的源头。相对而言，“水平范式”更可能通过激发受援国的经济内生动力、加强受援国与援助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的援助以水利、交通运输等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为主，向低收入国家提供此类公共产品能够消除国内限制经济增长和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瓶颈，有效打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国家的贸易能力，同时进一步增强受援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因此，相比意识形态先行的传统援助，在理论上中国务实的“水平范式”更能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伴随中国援助对受援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国内政治效应也将随之显现。一方面，中国援助通过促进受援国的经济繁荣显著提高了受援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增加了个人参与叛乱的机会成本，提升了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支持率，进而降低国内武装冲突的风险。另一方面，伴随受援国经济的回暖，其财政能力将显著增强，中央政府能够更加迅速和更大力度地针对偏远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减少外部冲击（如自然灾害）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增强中央政府对国内武装叛乱的威慑能力，稳定国内局势。

中国以水利水电、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援助除了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之外，还可能重塑受援国的经济格局。西方传统援助由于长期殖民历史形成的援助路径依赖，援助项目往往集中于少数和前宗主国有更紧密联系的特定区域；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更愿意利用援助资金去改善受援国国内不均衡发展的问题。西方传统援助通常重点关注受援国内陆的公路和铁路项目；相比之下，中国则更倾向于构建内陆至沿海的交通网络。此类交通网络被研究证实能够显著改善国内区域经济失衡的问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关研究揭示，国家内部的不均衡发展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各国冲突的根源。地区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严重阻碍代际流动，侵蚀国家的凝聚力，损害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容易导致暴力和冲突。因此，当中国的援助显著提升受援国内部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时，也同样能够带来巨大的和平红利。一方面，更加均衡的区域经济增长会显著降低偏远地区的离心力，增强它们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减少地区分裂倾向，提升国家整体的稳定性，使武装冲突的概率显著下降；另一方面，针对偏远地区构建更加便利的交通网络也将增强中央政府的影响和对地方的控制，减少武装冲突的发生。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论假设：

假设1：中国援助将降低受援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

假设2：中国援助能降低受援国武装冲突的原因在于受援国将因此产生经济增长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在提高真实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促进国内资源更加公平地配置。

假设3：中国援助将增强受援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降低偏远地区和边缘群体的离心力，显著提升受援国政治凝聚力和国家稳定性，最终抑制国内武装冲突的发生。

实证研究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第一，伴随中国援助规模的不断增加，国内武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中国援助对受援国国内武装冲突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显著降低了武装冲突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中国援助为受援国带来“和平效应”。无论是对于武装冲突的发生还是冲突等级，传统援助总体上并没有像中国援助一样发挥抑制作用。中国援助不仅缓解了受援国的武装冲突风险，同时这一和平效应也外溢至整个区域，改善了区域安全局势。究其原因，当受援国因中国援助而赢得更加平稳的国内局势时，势必减少对周边国家的战争输出以及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进而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助推器。假设1得以验证。在全球范围内没有找到统计学上的证据证明欧盟和世界银行的援助能够有效降低受援国武装冲突爆发的概率。美国援助与受援国武装冲突之间可能正相关，但是这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特别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来自中国的援助在化解受援国武装冲突风险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角色，成为实现国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推动力。伴随美国援助规模的增加，受援国武装冲突的风险随之提升。

第二，伴随中国援助项目的落地，受援国的真实经济增长率得以显著提升。这是因为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落后的基础设施往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中国大型援建项目能够快速改善受援国的基础设施质量，降低国内交易成本，打破经济增长瓶颈，经济繁荣也随之显现。政府的财政能力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中国援助也显著增强了政府的财政能力。总体而言，中国援助在受援国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中国援助也产生了显著的资源配置效应。一方面，伴随中国援助规模的扩大，受援国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资产比例不断提高，对本国经济的调控能力显著增强，为政府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援助对于受援国的资源配置起到了显著影响，促进了受援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推动了受援国经济包容性的提升。假设2得以证明。

第三，国内政治效应的讨论主要围绕政治凝聚力和国家稳定性两方面展开。我们从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府的支持率两方面衡量受援国的政治凝聚力。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援助规模与受援国民众政治参与热情显著正相关。原因在于不断改善的国内经济形势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政府信誉和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中国援助显著扩大了受援国政府支持群体的规模，这意味着中国援助及其经济效应增强了民众对执政当局的支持和认可。对于受援国的国家稳定性，我们主要在政府对领土的有效控制和国家脆弱性两个层面刻画。一方面，中国援助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受援国的国家脆弱性指数，受援国发生动乱的风险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中国援助显著提高了受援国中央政府对本国领土的控制力，减少了地区分裂的风险。国家脆弱性的降低和对领土的有效控制必然降低受援国陷入内战或族群冲突的风险。假设3得到证明。

结论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中国援助与受援国国内武装冲突之间的因果关联和内在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伴随中国援助规模的扩大，受援国国内爆发武装冲突的风险及武装冲突的等级均会显著下降。对于不同类型的冲突该结论均成立，并且中国援助还会对受援国所在区域产生和平溢出效应。中国实施的新型援助已经成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股重要力量。与传统援助国（或国际机构）对比可知，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欧盟和美国主导下的传统援助均未能对受援国的武装冲突产生显著影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美国援助的增加甚至伴随着受援国更多、更加激烈的冲突。

对于中国援助降低受援国武装冲突的原因，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开展的“新型援助”显著提升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率，改善了受援国的国家财政能力，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中国援助也改善了受援国国内的区域经济格局，推动了受援国经济资源更加公平的配置，提升了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中国援助的国内政治效应也随之显现，不仅提升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和政府支持率，增强了受援国的政治凝聚力，而且降低了国家的整体脆弱性并增加了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国土面积，提高了国家稳定性。因此，中国援助显著降低了受援国武装冲突的风险。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中国对外援助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的贡献，回应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多种质疑。同时也基于“中国故事”对传统的援助—冲突理论进行反思，为提升全球援助体系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启示。